旁边没有其他人

这时它会降临

……是的，“它”降临了，恐惧降临到了我的心中。一种古怪的、被捆绑的、被侵略的、被同化的恐惧敲打着我的心。直到１９８４年春节前夕我在欧阳江河处读到他的成名作《悬棺》时，我对其中一句大为惊叹：“人头骤若谣传”。多么可怕的情形啊，它使我想起早已死在我心中的学生阅览室，那“恐惧”、那漂浮的寂静的人头。

我一如既往地认为任何教育形式都是规训式的，甚至含有法西斯的意味。一个人从小就被强迫接受教育，这是你无法选择的选择，就像你只能选择你的父母，只能选择你所使用的语言一样。教育的权力高高在上，挥着它残忍的霸主鞭，它将某种你并非愿意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原则甚至法律条文抽进你的­肉­体。规范化、字典化、等级化、秩序化、理­性­化通通经过既定的教育形成一套你不用动脑筋、逆来顺受、好吃懒做的书写模式、表达模式和行为模式。

教育究竟给了我们什么?教育需不需要革命?毛泽东早就说过：“教育要革命。”他先知般地看穿了教育的真面目、宣布了教育革命的意义。这一点至今仍令人痛定思痛、发人深省!也正因为这一点我认为逃学和瞌睡是对的，是最接近真理的革命武器，是最远离恐惧的欢乐颂！

我一边瞌睡，一边继续我漫游式的“学习”。我认识的第一位广州社会活动家是李克坚(他曾在海南岛当过８年知青)，我一想到他就想到他对我讲的一个十分离奇的故事。这故事说的是广东大军阀陈炯明的一件逸事：当他还是一个小官时，他太太曾对他说他今后定会发达，但不能离开她，一离开他就要倒霉，原因是她荫道左边有一颗黑痣，这痣会给他带去鸿运。陈炯明也不以为然，但后来的确发达了；当他发达到得意忘形的地步，真的离开了他太太时，他太太早年对他说的那番话却随之应验了。我所记得除了这可笑的故事之外，就是他的好身体、好脾气、好脑筋。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黄念祖突然一夜之间发胖了，身体比原来的他大了两倍，声音也变粗了，神态依然未变，雪白的手帕仍持在手中；发胖好像改变了他一些内在­性­格，他比以前显得大度，纤细消失了，更像一个文雅的青年富翁，而不像先前那种好激动的理想青年。

就在他发胖的前夕，他让我认识了另一个牧师的儿子，华南师范大学政教系学生姚学正(他也曾在海南岛做过８年知青)。他靠快速说话的魔力和天生宿命论的感染力吸引了许多青年学生，我也沉醉于他口若悬河的才气和激|情中。

这又一位身体力行的社会活动家，另一所大学的逃学高手正在设法创办一份非官方的文学刊物，我备受其鼓舞。他告诉我已发现两个优秀人才，一个是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杨小彦，他写的一篇小说《孤岛》在广州青年学生中私下流传，声名赫赫；另一个是一位青年钢琴“哲学家”袁小涛，他出语惊人、目空一切，特别以对理想说三道四而闻名(有一次《南方日报》不点名报道了他在电影院的“极端语言”行为)，这个人读了很多书，７０年代末就读过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

▲虹▲桥▲书▲吧▲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