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一年前的１０月，我度过了最令人不安的一夜。那一夜在宿舍的白炽灯光下，我以一朵枯萎的“恶之花”­干­脆利落的地结束了我的茫然若失。我吟诵《露台》，它契合了我童年的隐痛：“情人中的情人，母亲中的母亲”，唯有这种女人才能与我那来自左边的热切相吻合；他——波德莱尔——一个莫测的幽灵，我那白得炫目的父亲，把我从广州的秋天带往巴黎郊外的秋天，夕阳在森林上空燃烧、舞蹈，我的意识在那里扩大、回响、发出纯粹的痉挛，我多想获得一位“母亲”(那也是我写诗的原因，为《露台》而颤栗的原因)。但书消失了，我在背诵中激动而苍凉地对某个慢腾腾的人生气，从此整整一年我那儿童般的急速造成了有限的词语无限的悬念、踉跄、疯狂、凶猛、眩晕、不祥和危险。我刻苦学习波德莱尔的愤怒和他“秘教”般的诗歌法令。并非厌倦而需综合，接下来一声魏尔伦的叹息和一点瓦雷里的憔悴挽救了我的狂躁，象征主义巨大的记忆黄光把马拉美和里尔克幽凉的侧影轮流送上。我持续了一年的写作狂热终于在瓦雷里式的“软弱”中写下了属于自己的哀歌。它在夜空下发出神秘而悠长的呼唤，它要求世界甚至茫茫宇宙给予我一个位置，“表达”这时是一个诗人的核心。爱但更重的是失去，“我和她为什么在这时相爱?你为什么在这时死去?”表达即言说(无论多么困难)，即抒情(无论多么迷离)，即向前(无论多么险峻)，即返回(无论多么古老)。

我在“表达”的“热恋”中不忍这“情绪”离去，但意犹未尽的欢乐在寻找一个分享者。我抄写一份寄给远在成都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的彭逸林，我同他从少年时代就结下文学的友谊，他理应成为“表达”欢乐的见证。他的回信令我兴奋，他喜欢这首诗并建议我寄给北岛。而我那时更执着于厮守而不是发­射­，我保护得良好的内省并未因“表达”而中途夭折。一首诗应该软弱而美，像一个人或光­阴­，悄然触动又悄然流逝……

１２年后，一位德国汉学生告诉我这是一首她或德国人喜欢的诗，同时还向我提出１９个有关诗歌写作的问题；张枣通过这首诗认识了我，“它是有关言说和寻求自我位置的宇宙真理，它的激|情是面对世界而不是祖国”；在肯尼亚内罗毕一所大学的夏日晚会上，一个黑人在我的朋友李冰的引导下朗诵了这首诗；我后来甚至看到了一个奇特的日语书写的《表达》版本，在日本它被译成《表现》，日本人会怎样想呢?当他们读到：“千千万万的人在广岛死去了，日本人曾哭泣过”这两行时；在荷兰，第２１届国际诗歌节，柯雷(MaghielVanCrevel)——一位年轻而有活力的汉学家将我“表达”的白日梦译成了荷兰文；接着我还读到了英文和法文的《表达》，在美丽而甜腻的法文中，《表达》将在法语的能指上发出奢侈的小舌弹音。变幻多端的语言把《表达》编织在各自缥缈的幻想或幻觉中，在异域他乡的风景和气息里流动；在１０月的晚上，或８月银白的夜空下，《表达》有着它自身的更多的快乐，它早已同我告别，我２５年由来已久的激|情经过它圆满的出口倾泻而去，它白­色­的翅膀已经飞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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