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去见梁宗岱

１９８１年５月一个适宜的夜晚，我揣着我早期的一首象征派习作《夜》以及对波德莱尔的一鳞半爪知识去见一位老人——诗人梁宗岱。他是我校法文系教授，我却是英文系３年级学生。我对他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一种想见到他的冲动在催迫我立即作出行动。

为什么要去见他至今想来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首先是卞之琳在《世界文学》上简短地提到他的名字，然后是“梁宗岱”这三个字让我本能地产生了神圣的预兆般的敬畏。或许正在发狂写诗的我需要去亲近一个伟大而隐逸的导师，或许我摇晃不定的诗篇正急切地想寻找一个旧时代的老人的首肯，或许我命运中早已安排好了这一必然的片刻的相遇……

大约是前３个月的一个中午，我和几个同学下课回宿舍，在一条必经的林荫道上看见一位高大结实的老人正在和两位衣冠楚楚的法国人交谈。他站得笔直，拄着拐杖，神态从容、高傲，只穿一件汗衫和一条短裤，这一点令我非常吃惊。广州的２月虽已不寒冷，但他这夏天的装束足以令我们这些还穿着毛衣的年轻人自觉惭愧了。我身边的一个同学悄悄对我说：“他是法文系教授，广州外语学院的名人。”

而这个夜晚我就要去拜见这位我心中神秘莫测的名人了。从少年时代起我就一直崇敬奇异的老年人，而且也亲自深入接触过好几个不同凡响的老人（因这里只说梁宗岱，就不枝蔓了），这是我天生特有的禀­性­，这禀­性­从左出发、兼收并蓄，并非教育的结果。我读小学时就在鲜宅沐浴过旧时代的晚霞，读初中时又在山洞、林园聆听到旧时代的残余正在一天天消逝的挽歌。这一幕幕旧时的图画像一个迷蒙的古都或一个“同此凉热”的导师正在慢慢地模糊或破碎。但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种难以描绘的感觉——新旧时代的血液将毕生在我的体内循环。这也是为什么我的诗歌在走向最极端的时刻仍保持着对歌唱的古典抒情传统，并形成我后来带有总结­性­的诗观，“一首好诗应该只有３０％的独创­性­，７０％的传统。”(或许这是一句反语，谁知道呢)

而这些古老、缥缈的感觉总是让我想到那些能够体现属于那个时代­精­神特征的老人。他们和我们不一样：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兴味，不同的礼仪。这些不同对我一直是一个着魔的谜，也是为什么我总是不自觉地情愿热爱这些老人的原因。

我已来到梁宗岱教授的住所，一幢深深映掩在竹林和花草中的小楼。昏暗的路灯照耀着这小楼古旧的轮廓，几株大树在初夏的晚风中微微向我点头致意。我的大脑因过度紧张而处于一片兴奋的空白。终于在良久地徘徊和踟蹰之后，我轻轻推开了竹篱，循着一个太小的花园，步上台阶。略略镇静了几秒钟，我鼓起勇气悄悄叩门。

教授夫人开了门，让我进去。

我又看见了梁宗岱教授。他恰好面朝我，坐在一张圆桌旁，室内柔和的灯光辉映着他那从容、高傲的神态。整个房间四壁全是书，书架很高，从地面直到天花板，全是些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出版的各种外文版图书，这些昔日的书籍在昏黄的灯光下散发出稳重而陈旧的光辉。家具很少。几个老式的靠背软椅、一张平凡的圆桌，一切都显得简洁、厚重、古老。唯有一个似乎从未打开过的１２寸黑白电视机显得有一点滑稽地突兀和不协的时髦。(后来我才知道这电视机是别人送的)。老人从来不看这东西，只把它随意安放在一个书架旁的角落里，像一小块废弃的黑铁或一个无用的塑料壳。

他注视着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示意我坐下。这一次我看清楚了他的脸，一张老迈、红润、智慧的脸，前额饱满、突出，鼻翼宽阔、肯定，过分自信地力量刻出他嘴­唇­的直线，他的眼睛不大但有一种凌厉、警觉、刺穿的闪光；整个面部表情流露出热烈的霸气和不屑，在这早已化入他血液的日常­性­霸气和不屑里，稍稍带有一点孩子般的倔强。但他微笑的时候，面部就彻底改观了，显得仁慈、安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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