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观的第二节是对象征主义诗歌技艺庄严、纯粹的呼应，对马拉美式的彼岸世界和诗歌命令法的肃然谛听——氛围、罗马末期苦闷的诗歌、神秘的“骰子一投”、偶然、遗憾、高洁倦倦的幻美、守旧的天鹅的远举。试下去、再试下去，可能穷其一生徒劳的努力，我们或许会抵达象征的纯粹、自然的纯粹，哪怕只有两行悦耳而无意义、清楚而无用处、模糊而令人愉快、­精­妙而富于智­性­的纯粹。正如瓦雷里所说：“纯诗的概念是一个达不到的类型，是诗人的愿望、努力和力量的一个理想的边界。”

诗观的第三节是我最初也是一贯的对诗人的认识：诗人比诗更复杂、更有魅力、也更重要。诗人的一生是他的诗篇最丰富、最可靠、最有意思的注脚，这个注脚当然要比诗更能让人怀有浓烈的兴味。如果说《恶之花》是一本让你在１小时内活得比２０年还充实的书，那么波德莱尔生命中的１小时就等于你生命的全部。

这个佩带狭条印度绸巾，遵守最严格的社交礼仪的诗人坐在著名的白维纳斯、“被蛇缠住的女人”身边，发着癫狂的刺人心肠的宏论。吸食大麻、鸦片后的波德莱尔因他那人造天堂转瞬即逝的欢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那过早磨损的夕阳西下的青春、突发的歇斯底里悔恨以及狰狞可怕的波德莱尔之夜，他的一生、他的全部生活细节以及他本身都让人(尤其是青春探险者)着迷，甚至超过对他诗篇的着迷。我揣摸着这近乎“神”的形象——人­性­中绝不可能的基因。除了但丁和更远更稀薄的古代狮身人面大师们，他是唯一超越了人类灵魂的现象。

我们的注意力再继续从诗歌转移到诗人：一颗一闪即逝的年仅１９岁的诗歌慧星，被放逐的不安的浅蓝­色­天使，地狱和天堂的通灵者，唯一的儿童炼金术士，黑夜里“夜莺”般的行刺者，老超现实主义者们的小先知，兰波就这样从１５岁到１９岁愤然加速结束了他诗的生命。四年出发的狂热与烦躁的冲锋已足够激起他对自身天才的无比厌恶和蔑视以及对世界疯狂的叛逆——向左、向右、全面出击。一道爆发的闪电、全部感官的错轨反叛了他惨痛的童年。他从１５岁起就逃往巴黎。那时，有大诗人幻觉的雨果领着他——这头发着蓝光的凶猛逼人的幼兽，四处炫耀。这幼兽最后却亲近了魏尔伦——另一个被排斥在法律之外的微胖的革命者，一个现实主义的神经病人，一个爱流泪的自我虐待狂，一个月亮下遍体鳞伤的提琴手，一个用半小时激|情与冗长荒谬的史诗狂作斗争的小职员，一个傲岸独立承受一切痛苦的诗人。他们二人相互诱惑、相互折磨，演出了一场万众瞩目、举世罕见的诗歌悲剧­性­传奇!终于，他（兰波）抽刀断水、痛斩诗情，立刻转向非洲枪战、军火、毒品、地下黑市交易。他用他３６岁的生命(被太短的酷热席卷而去的生命)完成了一个率先投身商海的诗人形象——这一预言般的形象——这一伟大的历史­性­壮举。一个大惊叹!一个大玩笑!

而一个喜爱夏天最后几个憔悴日子的诗人，一个全心倾听着手风琴在夏日的白杨树下漫长的人行道上响起的枯坐者，一个在朦胧的回忆中耽于绝望的梦想家，一个幽暗的瘦削的吸烟人，一个严肃有仪的中学英语教师，他就是巴黎罗马街５号的“上帝”——马拉美。马拉美“星期二”是全世界诗人的“国际歌”，同时也是法国古典诗歌甚至西方古典诗歌的最后绝唱。

许多年后，当我回首往事时，我才看清了这一点：我早期诗观的形成不仅仅是因为突然迷恋上法国早期象征主义诗歌，而更多的是持久地迷恋上诗人们那缭乱瑰异的传奇生活——一个生活中的象征——一个象征中的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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