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我避开马星临阅读着巴乌斯托夫斯基，注意到他那不连贯的散文中流露出二流蒲宁式的抒情风采（关于巴乌托夫斯基对蒲宁的模仿，我多年后在柏林还问过一位俄罗斯文学教授，他是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斯塔姆专家，他与我的理解一样，既然有了蒲宁，巴乌托夫斯基就失去意义了）。他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作家，一个从不疲倦地把女人理想化的作家，一个对大自然充满兴趣和对人怀有好奇心的作家。按照他的看法，哪里有女人的爱、有对儿童的关心、有对美的崇拜和对青春的忠诚，哪里的善行、人­性­和团结气氛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价值，新社会就会在哪里出现。他追随普利什文的“大自然的理想化”，并在他的一篇短篇小说中断言：“一个人如果不知道什么样的草生在林间空地和沼地里，不知道天狼星从哪儿升起；不知道白桦树叶和白杨树叶的区别，不知道蓝帽鸟是否在冬天迁徙；不知道黑麦什么时候开花，什么样的风带来雨，什么时候发生­干­旱，他是写不出书来的……一个人如果没有经历过日出前的风或十月露天里漫长的夜，他是写不出书来的。”

他这些浪漫主义观点贯穿一生，明显地吸引了众多读者。他的书在前苏联销售量创下了高纪录，他的新书一出版，人们像过节一样争相购买、欢呼雀跃。而且他对５０年代的苏联年轻作家影响很大，并对中国５０年代以来的青年也产生过极大影响，他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现在并不年轻的终生追随者。譬如当年重庆野草画会创始人之一张奇开，有一次就对我说：“现在已是２１世纪了，但马星临仍然始终认为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文学感受力绝对是顶尖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

《金蔷薇》是一本很有趣的文学ABC一类的书，一本浪漫主义的优秀普及教材，作者在其中阐述了他对小说艺术的看法。而这本书在马临星不遗余力的渲染下却成了我及许多重庆年轻诗人们的艺术圣经。可惜两个月后，这本艺术简易读物就被蒲宁彻底替换了，就像我和彭逸林及其他诗人一样，两个月后我们也彻底抛弃了马星临。但“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却在《金蔷薇》的“变形记”中被我们铭记，一个时代（６０年代及７０年代）最终被浓缩在这句诗中。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我买到第一本蒲宁的短篇小说集，那一年我应该是幸福的。我渐渐发现巴乌斯托夫斯基，包括马星临推崇备至的《雨蒙蒙的黎明》全都是蒲宁的翻版。

马星临的短暂出现搅乱了我的艺术判断力，阅读的阶段­性­错觉延误了我对真正艺术品的认识。但马星临(他有时使我想起萨特笔下那位古怪的自学者)也带给我一个非同小可的好处：我第一次开始警觉传统的重要­性­。从毛泽东时代出发，从俄罗斯出发，我开始“逆流而上”，正本清源。直到１９９３年９月的一天，我在成都王建墓茶园与付维闲谈时才重新认识到“古老的”契诃夫是真正无与伦比的，从总体上说蒲宁遗憾地在他之下，更何况巴乌斯托夫斯基了。

时代为马星临打下了顽强的５０年代的烙印，一本书在他决定­性­的年龄决定了他的一生——他如梦的永恒的“金蔷薇”的一生。现代主义的“毒素”只是为了他爱说话的口胡乱准备的，俄罗斯或《金蔷薇》才为他的心而沉醉。这使我想起１９８５年１０月一件令人感动的往事：１０月３０日是美国诗人庞德的生日，由张枣发起的庞德纪念会在重庆两路口、重庆图书馆二楼举行。一位艳丽的摩登女学生正在潦草地翻阅一本巴乌斯托夫基小说选集，她告诉我是马星临推荐给她看的，尤其要让她看《雨蒙蒙的黎明》这一篇，她一边随意地说着，一边把一张男明星的照片夹在书中，她血红的小­唇­叽叽喳喳，一会儿对我说话，一会儿对我一个肥胖的朋友，希特勒崇拜者大声嚷嚷。她跷起二郎腿不停地打着点子，似乎在当众告诉大家，她在读一本高深莫测的书或不屑于这本高深莫测的书。书已经翻得很旧了，无辜的巴乌斯托斯基不知在多少少女懒散的小手中传来传去。马星临的心也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疼痛、紧缩和无助，但他对巴乌斯托夫斯基的终生不渝的热爱和传播(尤其对少女的传播)的确令人深为感动、肃然起敬。８０年代的西风压倒了俄罗斯的东风，公司报表代替了“金蔷薇”的抒情散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坚硬地塞进了浪漫主义的生活。虽然诗人是不会退休的，金钱更不会退休，金钱的自由颂高于俄罗斯的夜莺颂，梦中的“白夜”被逼得只好与公司的发票厮杀一番，马星临在８０年代中、后期，在他黑暗年龄的尾声也创办了只属于“青春”的公司。而在我与“马星临”交往的那个阶段，我游出了曾令我心醉神迷的现代派的海洋，我感到一个人的思想只停留在当代，停留在新的、时髦的书中，对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有欠缺的，会使人患贫血症，只有和过去的事、历史的以及原始的事维持联系才可能存在真正的­精­神生活。于是我在最初的“先锋”文学满足之后，又游回到了昨日的传统（注意：这里的传统不是指中国古典传统，这一点对于马星临那一代老人来说是完全无知的，但他们那代人有他们那代人特有的传统，即俄罗斯文学与中国底层或地下生活的一种复杂而奇怪的混合之传统）。这是“马星临”馈赠于我的苦口婆心的良药，这些“药”在我身上也还起了一点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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