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我在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永远离开了这个单位。就在这一年盛夏的一个夜晚，一场偶然的大火，真像“震颤”之火，把科技情报所这幢灰­色­办公室烧为灰烬。那一夜我亲眼目睹了照亮天空的壮丽大火，并没有像所里其他人那样端着一小盆水去奋力抢救。机关之“美”终于毁灭。

在我动身去北碚西南农业大学教书前一周的一个­阴­雨天，我专程到四川外语学院见我的朋友，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当时在川外日语系读研究生的武继平(他后来成了著名的日本文学专家、日本现代诗歌翻译家、日文教授)，他那时正在翻译我的《震颤》。他告诉我，黄瀛教授，他的导师很赞赏我写的《震颤》，特别惊叹其中一句“明年冬夜用手枪杀死一只野兽”。我觉得很奇怪，一个８０岁高龄的老人为什么会喜欢这样的诗，这样的句子。“黄老师年轻时在日本用日语写诗曾轰动日本诗坛。他是日本大诗人白原北秋、草野心平、川端康成的朋友，他整个人就是日本文坛的一员，对有关日本文坛当年的内幕、秘闻、诗人的怪癖、隐私了如指掌，说起来如数家珍。他还在上海见过鲁迅，送给鲁迅两条三五牌香烟，并亲聆过鲁迅的教导。”听完武继平的介绍，我才豁然明白。仍然在武继平的介绍下，在这天中午我第一次见到了张枣，这位刚从长沙考来川外的英语系研究生。他从他零乱的枕边或“多年布衾冷似铁”（杜甫）的被窝里掏出几页诗稿念给我听，听着听着我心里吃了一惊，“这人怎么写得与我有些相像！”我现在已无法记得他当时对我念的是些什么诗了，而他的稿纸有几页又找不到了，潦潦草草就结束了朗诵。我很矜持地赞扬了几句，但对于他和我的诗风接近这一点，我还不太情愿立即承认。他的出现，我感到太突然了，潜藏着某种说不清的神秘意味，“得迅速离开。”我的内心在催迫。这次见面不到一小时，我就走了。他给我留下这样一个匆忙的最初印象：梦幻般漆黑的大眼睛闪烁着惊恐、警觉和极其强烈的敏感，复杂的眼神流露难以形容的复杂(它包含的不只是惊恐、警觉和敏感，似乎有一股近乎璀璨的疯狂)；他的嘴和下巴是典型的大诗人才具有的——自信、雄浑、有力、傲慢而优雅，但当时他太年轻了，这一特点才初显端倪，他不能像日后那样自如地运用这一魅力。

我很快地把张枣的情况告诉了彭逸林，要他对这位年轻诗人给予注意。但我们三人一起第一次碰面(也是我和张枣第二次见面)一直推迟到第二年四月。在这期间我处理了一些纯粹个人琐事：调动、适应、安顿以及无聊。

１９８４年４月我和张枣正式结下难忘的诗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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