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４年之歌开始震撼人心，我们的耳朵却早已准备好了。

１９８４年春节。无聊。万夏和胡冬在一次喝酒中拍案而起：“居然有人骂我们的诗是他妈的诗，­干­脆我们就弄他几首‘他妈的诗’给世界看看。”几天之内，两人就写出近十首“不合时宜”的诗，并随便命名为“莽汉诗”。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行为，因为没有一个明显传统（隐匿的传统是有的，如明清士人的交游与尚侠风气，这于“莽汉”可说是一脉相承的）来承担诗学的风险，他们只能以诗歌偏激的朦胧触角决定一赌。一锤定音，一赌成功！胡冬写出《女人》、《我想乘一艘慢船去巴黎》，万夏写出《打击乐》、《莽汉》等，“莽汉诗”最早一批杰作出世。一气呵成，痛快淋漓。就在这个春节，在这个写出“莽汉”诗的同时，万夏立即写信通知李亚伟，叫他火速提前返校，诗歌革命的第一枪已经打响，进军就要开始。几天后的南充。酒店。万夏向李亚伟和马松朗诵在“无聊”的春节中他与胡冬写下的“莽汉”诗，仅仅一刹那，李亚伟沉睡太久的“莽汉”洪流冲开闸门甚至掀翻河道，恣肆汪洋，席卷八方而又顺理成章。

一夜之间，南充师范学院所有诗人在万夏、李亚伟的指挥下，以超速的进军号角卷入这一“莽汉”革命行动，行动目标：攻下“今天”的桥头堡，天使不须望故乡，只许飞行，再飞行。一捆一捆的“莽汉”诗被制造出来了，一捆一捆投向麻木不仁的人群的炸弹被投掷出去了。“莽汉”诗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而“莽汉”的肇事者万夏、胡冬却只当了三个月的莽汉就改弦易帜。而李亚伟和马松的莽汉热血却越燃越炽、越烧越痛、越吐越快、越走越远。

整整２４年之后，或者更早一些时候，我们已看清了“莽汉”激|情。它是一种不同于“今天”的激|情。“今天”是“道”与“道”的对抗、“理想”与“理想”的交战，“莽汉”是生活、­肉­体对“道”的重创，对“道”的焚烧。尽管“莽汉”主帅李亚伟看上去有些羞涩，这与他的诗和人的行为判若两人，但作为一个诗人更秘密来源的一面却又是最合情合理的。他从来没有丝毫表现过对“道”的挑战和迎战的妥协­性­。他质朴无华、挥舞铜锤迎面打来，奔向更为广大的生活，从南到北彻底拒绝了经济学和­精­神玄学。

“莽汉诗”就这样成了青春的重金属摇滚乐，成了硬要一头撞过去的惊人之举，成了­肉­体本身的剧痛，成了时代的迷惘、毁灭的大冲动。他们要挣脱焦虑和束缚、痛打压迫、高歌自由，他们年轻的呼吸真的不够他们出气了。他们要求生活不仅仅是大无畏，而且也应是大牺牲。正如李亚伟本人所说：“莽汉主义幸福地走在流浪的路上，大步走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感到路不够走，女人不够用来爱，世界不够我们拿来生活，病不够我们生，伤口不够我们用来痛，伤口当然也不够我们用来哭。我反复打量过８０年代，眺望当初莽汉主义的形成与­操­作，多少次都面临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刺激场面，我反复告诉那个年代，我要来，我们要来，我们要回来，我们要来，要来！”新时代的“老知青”——李亚伟、马松开始了新时代的自我­精­神放逐和“上山下乡”。他们就这样走着，大步流星地到处“Сhā队落户”，兰波式的贩运、醉卧舞厅、刺客般投宿、书稿买卖、雪亮的匕首、暗夜里的火药枪、马松的美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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