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一份草稿里读到万夏的一个简洁诗观，这个诗观与我早期诗观第三节不谋而合：“诗人相信，诗歌自始至终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他内心生活最高、最隐痛的部分，诗人一开始就注定将它们保留一生。”万夏保留了生活——这个诗人的“姐妹”，这个最核心、最动人、最原始、最丰富、也最重要的部分，那是源泉部分，也是激|情部分，正如T.S.艾略特一再所说的“Keepintensity”的部分。万夏保留了他生活中的宿疾，并表达了它——这生活中“最高、最隐痛的部分”，生活中的爱、遗憾、欢乐、甚至愤怒、甚至伤心的部分，他美丽的《雪中镜子》部分：在一场大雪中

布鞋埋在大雪下面

你打开门，澡身于温泉

数着下雪的日子

……我想在此特别回忆一下我与万夏的第一次见面：

１９８５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万夏（当时还有宋炜）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校园我那间乏味的斗室匆匆见了一面，太匆匆，以至于我认为我没有给他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我当时正处在恍惚、迟钝的“特殊生活状态”之中，这种状态一直到１９８８年１０月才得以彻底免除。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新鲜，一个新鲜的典型艺术家。这种形象我只在书本中读到过，并未亲身接触过。他已蓦然出现在我面前，我连准备都来不及，兴奋也就更来不及了。他风一般出现的大胆­色­彩对我“死水”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反讽、刺激和震惊！我生活的沸点，我的现代启示在哪里呢……我突然想到另一位诗人，张枣！

万夏又像风一样从我19８５年的生活消逝了，我记下他的一个简洁的素描：三分之一的现代艺术家气质，三分之一的古代吟游诗人的豪迈，三分之一却是美的历险中的­色­彩之子。

19９０年３月我接到钟鸣、付维来信，得知他卷入廖亦武诗歌录像带事件，他作为一个电视艺术片的编剧、导演，作为甘愿在平庸生活中创造梦、奇迹和美的诗人被国家机器制裁。

一个从８０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是全国众多青年诗人的焦点的诗人，一个整个人的出现就是魔力、风、­色­彩的诗人，一个从19８６年起就开始热爱古代的诗人，一个迷恋于创造一个诗歌江湖、笑傲一个诗歌江湖，又相忘于一个诗歌江湖的诗人，一个生活趣味决定着更年轻的诗人的生活趣味的诗人，他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整整两年我们得不到他的消息，看不见他的形象。

万夏的声音是复杂的，有时不易辨认。他不属于任何团体，但又属于任何团体，他是“莽汉”但是短暂的“莽汉”，他是“非非”又不是“非非”，他是“整体”，又不是全面的“整体”，他应该说最终落到“汉诗”。他的这种复杂­性­导致了他艺术的综合­性­，导致了众多诗派投过来的亲切的目光，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一会儿是一个表现主义画家，一会儿是唯美主义摄影家，一会儿是一本­精­美书籍设计师，一会儿是一个李渔式的温暖的品酒专家或饮茶专家，一会儿是一个花草种植园丁，一会儿是一个陶潜式的都市隐士，一会儿又是古龙的碧血或高阳的练达。总之他身上的大部分品质是中国文人的品质（小部分是西洋式的先锋），这品质通过古代，３０年代遗传到他身上，当然也遗传到石光华、宋炜身上。

他偶然的小说是这个时代诗意的奇迹，是“农事”——一个古老生活的现代奇迹，它越过了紧窄发烫的“宿疾”，或者说把“宿疾”扩大化了、植物化了，使之更宽广、更中年了。这小说不是写出来的，是他天生血液中自然流出来的，他身上的怀旧之风和先锋之风奇妙地混合在一起了。他仅通过三篇小说及附诗，通过《空气·皮肤和水》就到达了更广大的风俗和中药的民间，到达了井、麻鞋、丝绸、绢、织机、漂麻、桑叶、养蚕、酒、竹子、斧头、瓷器、温泉、田垅、豌豆、神秘的北山。从他的小说中，从这些词汇中（诗人必定是词的鉴赏家和把玩者）我不是看到了，而是亲抚到了、闻到了中国的气味，“丧”之气味、“宿疾”之气味、“农事”之气味，我甚至闻到了一个时代­精­神的天气、温度、用具、店铺、山坡、树木、少女或一个老人的气味。

←虹←桥书←吧←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