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鸿泰关于明清“尚侠”文化风气的考察说明，“明清城市中的侠游活动所开展出来的各种社交场合，是一个可以让士人重新伸展生命活动力，追求自我表现的社会场域，在此，士人被科举规范所制约的写作能力，重新获得了解放。他们可以逾越制举文字的限制，另外从事诗词、古文的写作、呼应，在许多诗酒酬答的场合中，他们的文才可以适时得到响应，他们因而可以借此来展现自我，肯定个人的文字能力，乃至生命价值。相应于此，他们也在科举之外，积极营造非制举文字的价值：他们别于‘时文’——制举文字之外，另外从事‘古文’的写作，而从事此种古文诗词写作者，往往被称为‘文人’。如此区别正表示他们在写作意识与身份认同上已经有别于从事举业的士人。这是一种新的人生观，本此新人生观，他们建构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开启了新的社会活动，进而营造了新的文化表现形态。这正是明清时期别具特­色­之社会文化——‘文人文化’的发展的契机。”（王鸿泰：《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

对应着这种“文人”化的社会转型，莽汉的出现，无疑是对“今天”的反拨（仅诗歌内部而言）。正如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激|情是以时代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的，他无疑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受难、担当的现代书写，是历史宏大的叙述和表达。莽汉，代表第三代诗歌的总体转向，是一种个­性­化的书写，农耕气质的表达，他们用口语、用漫游建立起“受难”之外另一种活泼的天­性­存在，吃酒、结社、交游、追逐女­性­……通过一系列漫游­性­的社交，他们建立了“安身立命”的方式，并为之注入了相关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呼应了前面王鸿泰的观点。

李亚伟说：“８０年代中期在中国出现的数也数不清的诗歌社团和流派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孤独的不厌其烦的拒绝和喜欢扎堆，更多的是体现了中国新诗对汉语的一次闹哄哄的冒险和探索，其热闹和历史意义绝不亚于世界各地已知的几次大规模的淘金热。”在这样的团体­性­行为过程中，莽汉诗歌建立了自己重要的发表方式：酒桌朗诵。借着醉酒与诗意，莽汉确立了其文化姿态和诗歌写作的本体关联，打开了诗歌的生活风格。

这种生活风格可以看作是日常活动的价值表白，他来自集体无意识的个人“志向”，一种以“义”为中心的游侠习气。同“今天”英雄式的崇高美学相对，莽汉的“侠游”行为，不必是兢兢业业的生活态度，高远的美学意念，或是特殊的人格类型。他充满着个别­性­和偶然­性­，“身体”在此过程中被发现，“道”和“主体”被刻意回避，莽汉的形象意义、特殊心态同社会生活紧紧相合，另外开辟出一条生命实践的路径，使一种“今天”美学价值上的对抗­精­神变异繁殖出一种日常的现实­性­与实践­性­。

饮酒、豪歌、爱情、逸乐，恰是这种日常生活美学化、美学意念日常化的产物，它促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生活态度、生命姿态，乃至人生志业。在现代­性­的追求方面，它开启了新的文学实践方式，即它不是受难的、悲剧式的，而是个体的、日常化的。侠少之游，开辟了个人寄挂生命的通道；漫游之举，建构了天赋价值的民间气息。

莽汉诗歌作为一种风格，莽汉主义作为一种自称的流派，已在１９８６年夏天到来前，从其作者的创作中逐步消逝。而作为­精­神的莽汉，则不同程度的出现在这一代人的梦想、生活或诗歌中。这种­精­神的繁殖力，衍生在整整一代人的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空间的、时间的无止境“漫游”！

◇◇欢◇迎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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