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非非主义的终结

杨黎至今仍给我留下最初的印象：个子不高、身体很胖、有一张看上去像孩子一样的圆脸，但当他爽快的大笑起来时又有一种夸大了的成年人的感觉；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快乐消除了权势），不轻意流露他的敏感，我仿佛对这个形象一见如故，的确后来证明如此。他在生活中有一种魏尔伦式的反抗天­性­，完全游离于这个制度之外（他６岁时玩结婚游戏；９岁时对女­性­完全入迷；１２岁时尝试文字创作；１５岁时与同学魏国安等成立“草堂”诗社并沉入课外阅读，学业荒废而主攻小说；１８岁时恋爱、同居、写诗轮番不停，在银行­干­部学校印地下诗刊《鼠疫》；２１岁时向往“走”，失望笼罩一切——哲学、诗、人生，摇晃在神、仙、巫术、气功和宗教之中，在一个冬天学习太极拳；２２岁写出《怪客》，无端端出走重庆朝天门码头，又在彻底绝望中返家；开始结识万夏、周伦佑，辞去银行的工作，放纵于酒、­色­、诗；２２岁时从糊涂生活中苏醒，深入川西、川南乡下，心境渐趋明朗，进入诗创作第一个高峰，写出《街景》等作品，并通过万夏了解到“他们”“海上”诗人；２４岁时围绕“非非”从事大型诗歌活动，想办宗教­性­组织诗歌教，并继续非非之行，写出《高处》；２５岁时同蓝马、吉木狼格深交并和李亚伟去海南；同年与小安结婚；２６岁流浪全国，为生活而生活；19９２年与蓝马、吉木狼格、何小竹创办成都广达软工程公司，涉入广告、策划及信息等经济领域，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公司解体，非非消失。而这个“魏尔伦”并未写过一行感伤的诗，他曾告诉一位诗人：“如果你要写好诗，首先不要写痛苦。”就这样，这个快乐的诗人在１９８６年９月的某个向晚时分来到了四川大学我那建筑工地式的研究生学生宿舍，他系着一条狭长而晦涩的丝巾，这丝巾确立了一个标新立异的诗人形象（丝巾与他矮胖的身体构成一个特殊的诗人才有的不协感），生活中可能伤痛的唯一证据。那丝巾在暮­色­中零乱地捆（不是系！）在脖子上，似乎要像魏尔伦一样绞死雄辩；他的诗正在绞死雄辩，但不像魏尔伦用歌，而是用一长串矛盾、更替、中断、任意、短路的带有非非式“还原”论的名词。

他当时正以非非第一诗人的身份登上诗坛，继漂浮不定的《怪客》之后，写出扑朔迷离的《冷风景》。就像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窥视者》或《橡皮》，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是有意送给读者的一个悬在半空的安慰的虚构，“物”在“冷风景”中排列着，全然不顾意义的摆布（他妄图在此收回诗丧失给小说的地盘，为《怪客》或《冷风景》向小说索赔，一个有待分析的诗歌案例）。我们永远无法弄清贝克特的《莫洛伊》中莫兰碰见的那个穿厚大衣、戴厚帽子、拿着根粗重的手杖的男人究竟是什么人，无法弄清格里耶《去年在马里安巴》那些静止不动的画面中让人费解的男人或女人，我们也无法弄清杨黎《高处》中的“A或是B，看猫、火山、一条路、还是夜晚、还是陌生人、仿佛B或是A”，这些A或B的口感和调子把中国诗歌的试验从某个方面推向极端。无论A或B或怪客，以及杨黎在其诗中所写的所有角­色­都给人一种神秘隐藏之感，不知为什么，他笔下人物老使我想起戴笠的形象，“戴笠这个名字还指一个人的脸被一顶尖顶帽半盖住的意思，即含有隐藏的意思。就像中国画里河流上的老人，头戴一顶斗笠坐在一叶轻舟里钓鱼，背对着看画人。从这个意义上讲，‘戴笠’是指一个衣着平常的孤行者，一个你不会注意到的消失在景­色­里的人。”（魏斐德：《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这些诗行不仅在当时，即便在现在，在无数学者和诗人热衷于西方后现代理论研究、引进、传播、实践的今天也属惊世骇俗的了。这种远离现实的四大皆空的语言还原论、这种完全彻底的乌托邦式的价值观在诗歌界内部引起了一阵震惊、愤怒、­骚­乱和蔑视。非非写作是不可理喻的，正如德国学者顾彬在《今天》１９９３年第２期《预言家的终结》一文中指出的一样：“因为非非派更属一种国际现象，对普通中国读者来说，它只能是阳春白雪。”顾彬：《预言家的终结》，《今天》，１９９３年第２期。非非对于当时的我同样也是阳春白雪。我很长一段时间困惑于他们为什么这么写，为什么要消解现实、抒情、经验，甚至一首诗的基本点——感受，我第一次真正目睹了什么是彻底反传统的诗歌。我保持着沉默，仅对孙文波、欧阳江河说：“非非诗的语言很有特­色­。”他们诗歌中（主要是杨黎的诗）的实验­性­、先锋­性­、拒绝­性­引起了我抒情般的好奇，就像１９６６年夏天傍晚我曾对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好奇一样，童年的第一次“先锋”体验又来到今天的“非非”体验。“莽汉”、“他们”、“非非”、红卫兵、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我在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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