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追踪非非的创作及理论。
如果说“今天”是对毛话语体系作出的第一次偏离(对所指的偏离),那么非非对毛话语体系作出了第二次偏离(对能指的解放)。杨黎曾告诉我:“诗是能指对所指的独立宣言。”就这样,非非突破了文字的恐惧症,获得了全面的身心自由。放开手脚、颠覆中心,走出文字的禁忌。他们首先集中火力歼灭诗歌中法西斯般的文学独裁——形容词,清除语言的道德含义;他们以最大的可能让名词、动词获得它们的最初存在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出现了杨黎先验的“无意义”声音:下面请跟我念:安。安(多么动听)麻。麻(多么动听)力。力(多么动听)八。八(多么动听)米。米(多么动听)牛。牛(也依然多么动听)或者/这样念:安麻。安麻(多么动听)力八。力八(多么动听)米牛。米牛(也多么动听)一片片长在地上长在天上……这声音出现在《A之三》。他试图在原语言基础上建立一个庞大的能指系统,推翻所指的长期“暴政”,让能指脱颖而出,恣意漫游。纯声音、纯书写、纯发现、纯还原及纯“不在”或纯引领——向高处,没有知觉的高处,本来的高处(这是一次更彻底的虚无主义的不可能胜利的努力)。这里,在“安、麻、力、八、米、牛”的世界里,没有悲观、没有时间、没有意义、也没有形容词带来的等级化或失语症,只有“最初的”极简单的声音的再现和词语的碎片。杨黎曾满怀这种创造了“简单”的奇迹之情告诉我:“1986年非非创刊意味着第三代人的论争结束。第三代人其实质是用一个数词来指三种创作倾向:北岛式、杨炼式、万夏杨黎式,特别以第三种区别北岛的朦胧和杨炼的史诗,并不是断代的意思。所以今后不再会有什么第四代、第五代之类了。”
接着非非主义理论家蓝马在一个10月的黄昏被敬晓东介绍给我。我知道他是“非非”的命名人。他的《前文化导言》试图为人们的头脑打开一扇可怕的窗户,他层出不穷的非非理论被认为是一个超越了德里达的狂想,他最初的诗作《沉沦》就已表现出反文化的坚决倾向。按照他的理论:“先有奔月的艺术,才有登月的技术。”而非非所进行的正是无迹可寻、需要承担最大风险的奔月的艺术。从“知”到“行”还是从“行”到“知”?他也懒得深究,一个率先的迷失者,一个没有坐标的探险者,一个只对非非命题命名有兴趣的人(他在1993年还对我谈起于坚正在对一只乌鸦进行非非式命名),他日继夜以非非的名义对世界命名:“指船/指帆/指鸽/指鸥/指海……/水与水一位一体/手与水二位一体/走船/走水/走鸽子/……/指远/指近/指周围……”在这首他所写的《世的界》中,他实践其“还原”理论,履行其“走向迷失”的诺言,破坏世界的基础形容词、破坏世界的结构动词、破坏世界的元素名词、破坏世界的绵延和场所数词、副词、度量词,总之破坏世界一切的语言制度,破坏所有对语言的记忆制度,从这些制度中把一切解放出来,解放从“世的界”开始,从其中的“的”字开始,世界再不是世界而是“世的界”,这个小小的“的”字在此起到了一个革命性的作用,世界的面貌由此改观。从此地出发,从“的”字出发,蓝马退出了世界!退出了价值!退出了语言!退出了文化!退出了人!同时又把语言、把人、把世界引入对语言的绝望境地,蓝马从不说开始说,“在沉默中坚持一片喧哗”,“能说的,都是不必说的,必须说的,恰恰是无法说的”。(维特根斯坦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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