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种现存的美学和一种现存的伦理去行事要容易得多了。”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而非非必须忍受“发明”的痛苦，对于现实无用的痛苦，他们的痛苦来自于蓝马的首先“走向迷失”。迷失之后，他们想通过语言的“还原”来获得一种超越诗界的涵盖整个中国社会生活更广大的话语体系——非非式的话语帝国。但他们所做的是一场前途未卜的较量，他们或许最终将输给“传统力量”，即：人们从道德的优势上可以承认“今天”甚至“莽汉”，但很难承认非非，因非非是反传统、反道德的，他们的“还原”长征也是虚无主义的长征，虽然何小竹曾自信地说：“非非诱人的近乎神话般的诗歌理想可以实现，为此我们对一切有关非非的误解和非议不想有太多的申辩。”可随着新时代的到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语言理想是否真能实现？非非本身也进入了一个当代的“西西弗斯”神话。

“风格是一种冲动­性­而非一种意图­性­的产物，它含有某种粗糙的东西，这是一个无目标的形式，它是一种个人的封闭的过程，决非进行选择和对文学进行反省的结果。风格仅仅是一种盲目的和固执的变化的结果，一个本能与世界交界处滋生的‘亚语言’部分。风格其实是一种发生学现象，是一种­性­情的蜕变，风格位于艺术之外。”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而非非属于那种无风格的诗人，他们以自己的技巧方式探讨了从某种古典超然气质中引发的现代­性­愉悦，非非回到语言结构本身，而风格则在非非之外。

“马克思主义式写作和一种行为结合起来后，实际上立刻就变成了一种价值语言。例如工人阶级一词替换了‘人民’一词。”同上。蓝马的前文化（还原）理论已排斥了语言中这一故意的含混­性­、即排斥了价值语言。

“在现代诗中，名词被引向一种零状态，同时，其中充满着过去和未来的一切规定­性­。在这里，字词具有一种一般形式，它是一个‘类’。诗的每一个字词因此就是一个无法预期的客体，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从中可以飞出语言潜在的一切可能­性­。现代诗把话语变成了字词的一些静止的聚集段。现代诗是一种客观的诗。在现代诗中，自然变成了一些由孤单的和令人无法忍受的客体组成的非连续体。”同上。杨黎在他《十九个名词》或《十九个名词上与下》中实现了这种名词的“零”状态。这些陡然直立的互不相关的名词是一种令人不安的话语，这名词以“静”的“聚集段”摧毁了一切伦理的意义并彻底吸收掉了风格。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义必然导致一种规约­性­写作，这种写作应该十分清楚地指明一种应予表达的内容，却没有一种与该内容认同的形式。”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李幼蒸译，吴芳玉校，台北，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１。非非通过他的“还原”把形式和内容结合在一起并反对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硬化症。

“这种中­性­的新写作是种毫不动心的写作，或者说一种纯洁的写作”同上。：非非就像最早在《局外人》中运用这种透明语言的法国作家加缪一样，完成了一种“不在”的中­性­写作风格，语言的社会­性­或神化­性­在非非的诗中被消除了并获得一种理想风格——“不在”即在、空即实，无个­性­即个­性­的最高实现。非非就是以这种“不在”征服了写作中的意识形态，放弃了对一贯典雅或华丽风格的传统文学的依赖，达到了一种纯语言（或纯方程）的状态。诗歌（传统意义上的）被非非克服了，诗人被重新追认或重新发明了，诗失去了­色­彩，诗人成为一个诚实的人。在非非诗中，词语获得了自由，语言恢复了最初的新鲜（虽然这新鲜是没有意义的），非非变成了传达原语言的信息行为。一切祈祷式或命令式的语势（诗歌传统意义上的抒情话语权势）被一种直陈式写作所替代（或消解），被巴特式的“纯洁写作”所替代。诗歌达到了一个要求——形式就是文学责任最初和最后的要求。

１９９３年，非非诗人将非非语言引进市场经济发展轨道，提出中国首次语言大拍卖方案。接着，他们还评选中国最佳梦孩，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梦文、寻觅梦友。他们还身体力行创立中国第一个左派小区，即共产主义村。他们的非非之梦指向了共产主义之梦。但同年１０月非非作为一个集体形象最终又被后现代（另一种权势？）所消解，如杨黎所说“非非在坚决与温柔中解体了。”

文学走到了尽头，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迅速完成了它自身的一场集体退出行动！拒绝行动！自杀行动！非非也以它“中­性­”般的“纯洁”姿态完成了这一最后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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