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痛的地位

医生带来了一些陈述

他教育我们

并指出我们道德上的过错“红旗”诗人直抒胸怀，发而为歌。这种诗风在北京诗圈很有好感，因为北京自“今天”开始就有一个抒情诗的传统，“今天”已成为最早抒情的榜样。北京——一个大喊疼痛的城市，它给予诗人的唯一任务就是歌唱。而四川诗坛最早的局面是这样展开的：重庆作为一个悲剧城市是抒情的，成都作为一个喜剧城市是反抒情的。红旗派的诗人大部分来自重庆这个“悲剧”的故乡，他们把沉重的抒情血泪洒向成都这个喜剧之都（重庆的悲剧来源于它的生产和辛劳，成都的喜剧来源于它的商业和悠闲）。情感生活的体验在进行、在结晶并出自抒情诗这一古老传统。在这个抒情的传统上，“红旗”诗人留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叶一代中国诗人在西南边陲所走过的心路历程和美之历险。他们从自身的疾病出发激昂地表现了一个时代的痛苦、焦虑、愤怒和悲哀，他们面对生活的真相首先从自身撕下一道惨烈伤口，他们的诗之利剑正对准自己的心猛刺。

一年之后，“红旗”三剑客向三个方向分散出去：潘家柱汇入石光华、宋炜、万夏的“汉诗”；付维和钟山、郑单衣在19８９年后进入超现实主义的抒情劳动，创办《写作间》；孙文波与肖开愚、欧阳江河一道也在19８９年之后从事知识分子式的理­性­“反对”和提倡中年写作的“９０年代”。熄灭了青春的烈焰，“红旗”的任务业已完成。

２．汉诗

“汉诗”（它的前身是整体主义，其实质同出一辙）这个美丽的名字本身就蕴含着诗意和一个诱人的中国神话。19８９年之后，由芒克、唐晓渡主编的《现代汉诗》又再一次体现这个名字（虽然加上“现代”二字）经久的魅力。

１９８６年三个诗人（石光华、宋炜、万夏）凭借成都的古风，本着孔子“吾从周”的­精­神正致力于为古老的汉诗注入新鲜的活力。这一年，《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一九八六》创刊，开篇是石光华写的《汉诗自序》，序言结尾这样写道：“诗人是人类对宇宙的最完美的显示。中国诗人体味到了这种幸福。禀赋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生命­精­神，超越、更新、创造，将自身投入整体的生命循环之中，以中国人的综合­性­直觉和明澈的领悟力，揭示着人类新的存在和意义，那么，这一代诗人是人类可以期待和信任的”。这时“汉诗”已给了我们一个清澈的外貌和内心。文如其人，石光华在更详细的“整体原则”中为我们坦开了他关于汉诗的意见：一个当代汉语诗人，无论怎样标新立异，都需要一个无法抛弃的广大的传统背景。这个背景在中国古代被称之为“气”（语言之气）或天人合一（语言和谐），而今天这种“气”或“天人合一”被称之为诗应来之汉语、焕发于汉语、创造于这个“整体”的汉语，所有当代的汉语诗歌的实验都应在这个“整体原则”下展开。汉诗的方向或“整体”诗歌方向是一个包容­性­很大的方向，它的视野包括从古代生活一直到当代生活，唯一的限定是一切大胆尝试只在“汉族文化和场景”这一特定范围内进行。这是一个正确的限制，符合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心理（诗人首先应该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只有遵守这个限制才能使我们同西方强权文化（即所谓强加于我们的“世界诗歌”）保持相对的距离，即给予敬意又不一味盲从。

←虹←桥书←吧←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