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绵的雨丝，泥泞的道路，以及

树的霉暗，瘟疫袭击的人群，……

——孙文波《枯燥》这种“现实”的运用使这些作品获得了特有的现实意义，也获得了真正有力量的现实感。人们将这种现实感，称为诗学上的“叙事­性­”，它使得孙文波的诗歌具有一种亲切、坚实和道德感等可信赖的特征。特别是他在叙述中对于此的选择、安排、调度、控制所形成的张弛有度的节奏和语调，更是成为其诗学特征的重要方面。“反对”的语言策略在此显示了一种新的写作的可能­性­，孙文波及“反对”诗人在九十年代向远方的德里达、拉康、巴塞尔姆作出快速而必要的致敬。他们的作品里回响着这些解构大师的声音，而我的作品仍回响着陈旧的象征主义的声音（甚至浪漫主义的声音）。

我在此所谈到的孙文波诗中的现实，或萧开愚，欧阳江河诗中的现实并非１９世纪的现实，也不是庞德所说的现代主义的现实，更不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是某种带有或综合了后现代的现实。很多年前，在一封孙文波给我的信中，他谈到了对现实及写作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基本代表了他们（“反对”及“九十年代”）写作的共同倾向，在此将信全文转录如下（除信中不可避免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简短的套语被删除外）：一个人的写作的变化，我认为一般都存在着两个方面以上的因素的刺激：一是时代生活的发展状况，二是个人对诗的行进式的认识，再就是对写作的历史的重新估价。八九年以后，中国诗歌写作中反理­性­的势力仍然占有上风，同时还有受到政治风波和海子、骆一禾死亡影响造成的遗书心态，很多人都要求能够在一瞬间进入写作的中心殿堂。面对这样的形势，我个人感到的是对各种问题的夸大，是心态的浮躁和另一种想建立功名的功利主义；人人都在谈论庞大的体系，谈永恒的主题，甚至谈绝对的形式，似乎中国诗歌真要在一代人手中写到顶峰了。但是，实际的情况却是种种现象表明我们并没有越过世界范围的诗歌的六十年代，即我曾向你说过的拉金和奥哈拉那样的写作。所有的东西让人感到仍然沿用着象征主义的套路，和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没有什么新鲜货­色­。因此，写一种更实际的，更不哲学化和更进入我们的处境，或者说写一种­干­脆就称之为经验主义的诗，构成了我和开愚的基本想法。我们的写作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过去的写作相比发生了变化；它对短暂的，易逝的，带有现象学意义的现象的关注，对扩大化的物质主义造成的时代中心话语的关注，改变了我们处理词语的基本态度，使具体经验而不是所谓的智慧在诗中变得突出和重要了，并显示出不是苦思冥想的虚构，不是单纯的词语想象，而是有迹可寻，但又非一味抄录的对待主题，成了写作的基本方式。我一直认为这一写作的态度和方法的变化是有意义的，仅从构成的文本来看，它创造了一种半叙事的写作风格，使抒情在排除了直接的胸臆袒露后进入到对叙事的依附。同时，这种写作还带来了对写作的专业化、专家化的要求，使写作变为一项高度严肃和正式的工作，排除了它的业余成分。当然有一点需要指出：我们并不是以那种提倡纯诗的人所用的写经典的方式来达到这一切的，而是赋予了普通的事物以知识分子的严谨，和对崇高气象的迷恋，这就又使我们的写作在形式主义之外获得了形式感，从而呈现出在严格的对话语做场景­性­修辞学意义上的处理和把握后（其要点是节制和准确），使任何事物都能达到可信的庄严，词语的非诗化也能在这里被彻底的排除，变得诗意充溢。我认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成就。对于写作的历史进程，无论个人的还是集体的而言，我们的这种努力的确具有进步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诗歌写作的领域，并且在叙述方式上为今后的诗歌写作提供了新的可能，这包括了对越拔越高的虚假寓言式写作的抵制，对复杂语境的简化，对历史文本的重构，以及对各类非诗题材的诗化提升，等等。在现阶段而言，的确已有一些诗人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并且接受了我们对诗的写作的倡导。不过，虽然我和开愚在总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但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上又各个相异。对于开愚而言，词语在他那里始终具有­色­谱学的意义，他在运用它们时更注重在这样的含义中赋予它们以活力，因而他的诗带有十分强烈的浓妆艳抹的特征，让人感到诗歌既华丽又充满喧响。而我一直想到的是“能指”和“所指”的一致­性­，我希望所有的词语都能在常态中进入到诗的结构中，在这样的结构中获得语意的定向表达。这样，当很多时候我回想起我和开愚各自的诗歌特征，以及其他种种时，总感到我们的诗歌写作实际上具有一种十分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因而当我来评价我们的写作时，它们的确不是什么“现实”的，而更具有“乌托邦”­性­质，它是我们在表面的“反乌托邦”进程中，以逆向构成方式和消除词语的现实压力，用缓和的态度建立的语言认识论意义上的“乌托邦”。我觉得很多人没有看到我们写作的这一点，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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