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是“诗人谈事件专集”、钟鸣随笔记、陆忆敏专集、王寅专集、赵野专集、张枣专集。每一期都不重复，而整个却是《象罔》在向一个有限的空间要求无穷的美的各个侧面。《象罔》敞开它对每一位严肃诗人的亲切关注，没有耸人听闻、故弄玄虚的教规，也没有吞吞吐吐、含糊其词，只有唯美是它的一个普遍认同的标准，一个古老而常青的暗中默契。唯有不美的诗歌被排斥在《象罔》之外。而美又在肖全的照片、戴光郁的画、中国古代版画这些材料中相映成趣，《象罔》是地下诗刊中一个美学上的例外。

80年代末之后，钟鸣一直以一个中国知识分了的眼光关注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一直认为新的历史时期要求于诗人的是对整体文化、思想的高度把握，要求诗篇能对历史作出整体评价。因为一个已经到来的新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新的标准。许多早年流于生活表面的诗人纷纷倒下了或转向了，而钟鸣这个从不喜欢呼啸成群只乐于书斋生活的纯语言诗人已做好了博大­精­深的准备。他从早年的万里路来到近２０年的万卷书。他正确的直觉早已告诉他，他必须从牺牲中获救（由于毛泽东时代为抒情所做出的牺牲），他必须以一种一贯的文本的永恒感拒绝即兴的斗争感（即抒情的出尔反尔）。突围不在生活（常识）中而在书本（智慧）中，为此­精­神来到他装满各种书籍与秘典的房间。他以文本的复杂­性­消解毛时代的简洁­性­，以目前的科学时代结束过去的狂热时代。他一直感叹，完成这一伟业只有他孤独一人和他亲爱的浩瀚的书籍。他开始陷入丹麦孤独的牧羊人（克尔凯郭尔）式的孤独（西洋式孤独）或阮籍的大悲愤之中（中国式孤独），两种孤独把他逼上生活的绝境，他日复一日在闲散的成都滔滔不绝地雄辩或胡乱地教训有可能面对的所有人，他在慷慨的赠予（说话）中感到­精­疲力竭或怒火中烧。他苦于找不到一个同等级的对话人，他有时甚至只能在挑剔、埋怨、急躁、高傲、得罪中恶­性­循环，而这循环的核心是他对文学的极端真诚。这使我想起１９８７年深冬有关他一个真诚的故事：那一年冬天，张枣从德国返回成都，我们（我、张枣、钟鸣、欧阳江河、何多苓）在翟永明家小聚，在欢乐的中途张枣提议大家来玩抽签游戏——看谁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结果钟鸣中笺。朦胧的灯光映出他欣然严肃的表情和其他人若有所失的样子。

即便他后来创办了一份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民间刊物《象罔》，但实际上也只是一个人在­操­作。他对集体有一种天生的厌恶感。一个疑虑重重且悬在半空的人，一个孤独的文本主义者，一个自垒的城堡中的英雄，他痛惜于自己的才能只用了３０％，其中一些被浪费在日常琐屑中，另一些被别人占有。他甚至悲愤于常常只能用康德哲学阐释蔬菜之类，仅沦为一个活生生的市场上的斯宾诺莎，他常以一夜千金散尽的胸怀打发他空前的落寞，他曾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偶尔染指畅销书生意嫌了３万多块钱，又用不到半年时间花得分文不剩。但最终现实对他没有伤害­性­，他的冷漠对他起到了保护作用。他虽然也在这种冷漠中同诗界保持了应有的距离，但他的内心却潜伏着一种火热的抒情、大气和坦然。他就这样在心灵和­肉­体的含而不露的激荡下进行默默的中­性­语言写作，唯有夜深人静之时，他才悄悄对自己打开抒情的心扉，发出“我为什么如此优秀！”这一壮怀激烈又愤世嫉俗的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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