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同闲梦去玄武湖畔，在“花光如颊，温风如酒”的下午，我吟咏春日得诗《春日》一首。乘着意犹未尽的游兴在清凉的春月朗照下返回学校。

回校后接陈东东寄自上海的一信。展信捧读大为震吓：海子已于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６日下午５点３０分在山海关和龙家营之间的一段慢车道上卧轨自杀，被一辆货车拦腰轧为两截。他身上留有一封遗书说：“我的死与任何人无关！”自杀时身边还带有４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说选》。多么可怕的春夜的寂静，昆虫在盛鸣，我又重读了两遍来信。

一位激越的抒情诗人，我们诗人中的“左派”王子自杀了，这是我读罢陈东东来信后第一个突现的思想。接着我回忆了我与海子仅有的一次通信联系。１９８５年，那时他在中国政法大学，好像当时还没有任教，在校刊工作。一天我下课（我当时在西南农业大学教英语）回家，收到海子寄来的一册自印诗集，读后颇有感触，提笔写了一封短信。此后，再无联系，直到１９８９年１月我在北京时老木告诉我海子是一位天才诗人并约我与他见面，可惜老木终日奔忙，我同海子的见面竟未实现。当时只见到在北京市内的“北大四才子”中的三人：西川、骆一禾、老木。一禾是兄长式的、西川是典型北大高材生式的。他们俩人有一个共同点，一看便知是那种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青年，勇敢但不极端，属于思想和见解都很独立的知识分子诗人类型。老木却是北大传统的青年活动家的形象。他对我谈起选编《新诗潮诗集》的逸事，他开始不想编，整整想了一天，然后决定做这件事。当来自全国的诗稿铺天盖地地冲向他时，他弄得头昏脑胀、食不甘味，最后索­性­把诗稿摊在地下，拿着大剪刀日夜奋战，左冲右突，最后印出书后又亲自用平板车将书运送回北大，“那些时日，我彻底累垮了，还要偿还印书的借款……。”他急躁地述说着，仿佛这事就发生在目前。

不久，老木和西川相继来信告诉我海子自杀的消息。两个月后骆一禾也去世了。接连两位诗人去世给１９８９年的诗坛布下重重­阴­云，仿佛为了这个宿命的“伟大庆典”，历史庄严地遴选出两名堪称“日月同辉”的赤子诗人献出了生命。

迄今为止我读到过大量“诗人之死”的文章，我也不止一次尝试过写一些纪念文章但终因言不及义而暂时放弃，死亡是一件真事情，它使言说变得极为困难。我选择了沉默面对死者，我也期待着某一天（很久以后的某一天）我会对死者发出召唤，在我长久沉默之后，召唤死者重返人间。

就在这一年（１９８９）的冬天，我以毛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为题写出《麦子：纪念海子》一诗，我知道“麦子”犹如一枚闪光的抒情的像章，它是海子歌唱的宠物，这宠物带领他（一位１５岁的少年）从安徽飞往北京，最后这宠物又带领他及浩瀚的饥饿滚滚而来又滚滚而去：请宣告吧！麦子，下一步，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牺牲！

下一步不是宴席！迅速的疯长的麦子，迅速的疯长的像章，不！迅速的疯长的海子，他是中国写作史上少有的赤子。他持续７年在一间孤单的房子里写作，最后两年（如西川所说）“争分夺秒地燃烧”，从每日下午４点到翌日凌晨，他灌注给（他写下的）每一个字光芒四­射­的生命之力，饱满逼人、空前绝后。他为中国文学引入一种从未出现过的闪电速度和血红­色­彩，这速度和­色­彩在他内心翻腾辉映、燃起熊熊火焰，他的一切外部生活都被这火焰焚烧了，心灵升向天空、­肉­体搁浅大地、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在这位“孩子王”般的天才“幼兽”面前俯首称臣（但他也为这个传统付出了无比惨烈的青春，他有时甚至像我们神话中的小英雄哪吒闹海，脚踏烽火轮在“传统”中左冲右撞，杀得“敌人”胆战心惊、丢盔弃甲）。海子作为我们时代的神话最终将显示出他的意义，我们正以无限的耐心等待着这一天，哪怕等上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他所赠予我们的闪电之美、血红之美，甚至斧头之美，最终也将变成我们的形象之美、生活之美及运动之美。歌唱还在继续，倾听早已开始，即便我们“丧失了歌唱和倾听”（陈东东语）；我们的怀念也会随着西川的“怀念”（西川悼海子、骆一禾两篇同名文章《怀念》，是我目前所读怀念“诗人之死”文章中最好的两篇，它已成为我们怀念的基调、路标和灯塔）开阔、丰富、圆满起来。

是的，他们的诗歌将流动在我们的血液里，从这个春日直到永远的春日。

§虹§桥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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