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海行

１９８８年深冬，我同诗人郑单衣去了一趟上海（他当时刚从北京参加完“今天”诗歌奖为多多颁奖的活动后来南京看我）。一下火车，我们就赶到上海音乐学院找到陈东东，在他的安排下我们住在诗人胡冈处，接连见到众多上海诗人不在话下。而我对上海的向往（并非城市而是几位诗人的向往）是从１９８５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开始的（当时我住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校园内），一个政教系学生李康送给我一本上海的油印诗集。那时我正准备研究生考试，很少关心外界，除复习功课外，只偶尔留心于自己的诗艺，生活乏味而平淡。可就在那个下午我感到生活好像出现了什么新鲜的东西，这新鲜的东西就在这本诗集里。

也许，所有的诗歌运动都将不可避免地要与一本油印诗集或者若­干­地下杂志牵连在一起，上海的诗歌活动也循此而作，没有例外。陈东东关于《杂志八十年代》的描述使我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说：正有一场也许如火如荼展开的青年诗歌运动，是孟浪传达给我的看法。８０年代中期，诗人们的运动方式和存在形态，是一连串的联络、串通、聚会，是假想和实际的诗歌江湖，是一些小恩怨和几次小狂欢，是相互交换着读来读去的诗歌，还有，就是那些自编自印的诗歌“地下”杂志，它们在青年诗人间已颇为流行。诗人和诗人见面，常有交换自印诗刊的礼仪；诗人和诗人通信，从大信封里也常常滑出些自印诗刊出来。《实验》、《中国当代青年诗３８首》、《中国当代青年诗７５首》、《大学生诗报》、《他们》、《现代诗交流资料》、《二十世纪现代诗编年史》、《莽汉》、《广场》、《诗经》、《海上》、《大陆》、《南方》、《喂》、《红土》、《非非》、《十种感觉》、《液体江南》、《撒娇》、《北回归线》、《汉诗》、《组成》……我曾过目和收藏的这些８０年代的诗歌“地下”杂志，大多是经由孟浪传递的，他那个双肩背包，在我看来，差不多成了个诗歌“地下”杂志的流动博览会。

孟浪常常写来明信片，或由弄堂口公用电话间的阿姨传呼，通知我参加一些明显是属于运动中的聚会。１９８５年２月１６日，由海客（他后来用了另一个笔名张远山）发起，《海上》杂志的成立聚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丽娃茶室进行。茶室里还布置了一个谁的画展。我到的时候，整个茶室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人们分成了若­干­桌，每一桌都有诗人在热烈地说着什么。主桌前有一个穿皮衣、拿烟斗的画家打扮的人站那儿演讲，慷慨激昂，然而几乎没有人听他的。尽管没人听，可是当他停下来时，还是立即就有许多叫好和鼓掌声。那天晚上我并没有搞清楚《海上》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月不到，第一期《海上》杂志就由孟浪寄给我了，打字油印，封面上有一副绿­色­的木刻画。《海上》主要刊发上海青年诗人的作品，我们先前那本油印小杂志的四个作者，也都成了《海上》的作者。这份开始得热热闹闹的“地下”杂志，跟８０年代的许多“地下”杂志一样，进展得十分艰难，它在后来的六年时间里只出刊三四次，１９９０年以《保卫诗歌·海上终刊号》结束。陈东东：《杂志八十年代》，《诗林》，２００８年第２期。尽管说８０年代的地下杂志宛如过眼烟云，只是昙花一现，但它们却也在短暂的燃烧中坚定地传达出一种诗歌信仰，而且正是借这些杂志，我们的诗人得以初试啼声，他们被发现、被评论，乃至接受肯定。而我也正是在李康带来的这本诗集中读到了陆忆敏，读到了一首《对了，吉特力治》。在这之前我读过她发表在老木所编的《新诗潮诗集》中另外几首诗。当时我在这些诗上停留了好长一段时间，认为这几首诗写得不错，­干­净、利落、技巧娴熟；但仍觉得还存有一点小毛病，我用心挑了几处，其实是几个字（诗中所用），这几个字很抢眼，使我立即联想到美国女诗人西尔维亚·普拉斯（这位诗人后来我不太喜欢，而最初她的“高烧”和自我毁灭式激|情却让我迷狂；她诗中剧烈的破坏力也可以说是张力几乎要崩断我的神经，我承受不了她的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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