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山庄——我心中最后一个田园，在１９９２年暮春全面消散了。一个更早的春天，一个我称之为“左边”的春天，我曾满怀幸福的痛苦经历了它，但又莫名其妙地离开了它。一个更强大的春天来临了，它吹灭了毛泽东时代最后一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春天。山庄主人彻底放弃了对“肾脏”的偏爱、沉思和研究，紧急投身春天的“市场”，念经的老­妇­人也去老君洞赶制面条，叫卖于游人；戴眼镜要钱的少年身穿牛仔裤问我要不要打火机……生意兴隆、山庄荒芜，布店、酒店、­肉­店、鞋店喧闹于黄桷垭昔日冷清的街面，悠闲了几代的山民也放下茶壶直奔大城而去。我也告别了皂角树，带着刚做完的一场春梦下山重找事做。

在这一年（１９９２），一个新的时代以它开始成熟的、定型的面貌出现在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以及每一寸广大的空间里。确是一切都变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时光在这里除了物质的热，就只剩下“在血盆里抓饭吃”（重庆人的口头禅，形象地描绘出中国人为生存拼命的样子，那可是六亲都不认的样子呀）。最终某种必然­性­征服了我们反复无常的冲动，冲动暂时服从了“物”的流通规律。如果文学不能天天革命，那么我们可以试一试触手可及的生活，我们已来到生活的路上，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以长期习惯了的左边形象从右边出发了。

但一切已不可挽回，我早已被那“神秘的下午”注定，成为了一名诗人（这在最初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回想过去我经历了各种可怕的风暴，而多少次我险些毁灭，如今我仍安好，值得庆幸），因此生活的危险亦是常情之事，毋需多说，就让它埋伏在前面，无声或大声地等着吧。此外，我亦切身地感受到谁选择了当诗人谁就选择了生活的边缘而不是生活的中心，写作的英雄时代已经作古了，写作似乎成了一件自我折磨的工作……虽非多余而令人难堪。属于诗人呼吸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犹如这已无人居住的皂角山庄，犹如一口幽单的­干­枯的水井……而公社（我曾同戴定南、郑单衣、萧开愚详谈过），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山乡生活却永远悬在空中，成为告慰我们灵魂的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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