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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在“帕西舞园”的晚餐延长得尽可能晚。将近十点时，老板娘和她的朋友们都坐在尽头一张桌子旁，就在离吧台和贝贝儿的黄笼子不远处。他们开始打牌。一天夜晚，她甚至向我提议跟他们一起玩儿。但是，这正是我继续寻找的时候。湖绿­色­的“菲亚特”。

我曾想到，将近午夜时分，当我在这一带踯躅时，也许会有幸偶尔发现这辆车正停在那儿。这个时候，雅克琳娜·博塞尔让应该回家了。我觉得，我最终找到湖绿­色­的“菲亚特”，是在夜里，而不是在白天。

街头巷尾已夜阑人静，严寒砭骨。当然，我也不时地害怕一辆巡逻的警车会停在我面前，然后，要我出示证件。毫无疑问，我那带有血迹的上衣，有裂缝的便鞋使之显而易见的绷带，都使我看上去像个无赖。再说，我还没到二十一岁，大约还相差几个月左右。但是，幸而，那几天夜里，没有一辆囚车停下来，把我带到最近的警察分局，或甚至带到位于塞纳河畔的那幢少年犯罪刑侦队的黑幽幽的大楼里。

我从阿尔博尼花园广场开始。那里，沿着人行道停放的车辆中，并没有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我心想，她在她家对面永远也找不到一个空车位，于是，在那一带久久地转来转去，设法泊车。这样，可能把她带到相当远的地方。除非她把车放在汽车库里。在她家附近，德莱塞尔大街那儿有一座车库。一天夜里，我走进这家车库。尽头，一个男子正待在一个四面玻璃的类似办公室的房间里。他远远地瞅着我走来。当我推开门时，他站起身，我感觉到他正严阵以待。这一瞬间，我真后悔没有穿一件新的大衣。我一开始说话，他便有所戒备。一天夜里，一辆汽车把我撞倒了，我差不多可以肯定，那位司机就住在这一带。直到现在，我没有他的任何音讯，然而，我很想同他联系。另外，那是位女司机。是的，阿尔博尼花园广场。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这位女子的脸部可能已经受伤，而“菲亚特”车也有些损坏。

他查阅办公桌上一本已然打开的登记簿。他把食指放在下­唇­，慢慢地一页页地翻阅，当我的父亲在“科罗娜”和“鲁克世界”研究那些神秘的案卷时，也常常作出这个动作。

“您说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

他把食指按在一页的中间，指着某个东西，我的心怦怦地跳。确实，有一辆湖绿­色­的“菲亚特”，登记号??他抬起头，仿佛医生在看病似的，神情严肃地注视着我。

“那是某位叫做索里耶尔的车，”他告诉我，“我有他的地址。”

“他住在阿尔博尼花园广场吗?”

“不，根本不是。”他皱起眉头，仿佛在犹豫是否把地址给我。“您跟我说是个女人。您肯定那是同一辆车吗?”

于是，我把那天夜里发生的事件和盘托出，诸如这个索里耶尔和我们一起坐在警事应急队的车，市立医院，米拉波诊所，以及我离开诊所时，索里耶尔又在大厅等着我，所有这一切，我都一一向他描述一番。但我不愿意同他提及我最近曾在咖啡馆同这个男子相遇，而他却装作不认识我。

“他住在阿尔贝一德慕大街4号。”他对我说，“不过，他并不是我们的顾客。他第一次上我们这儿。”

我问他阿尔贝一德慕大街在哪里。就在那儿，沿着特罗卡代罗公园走。在水族馆附近吗?稍微远些。

是一条呈斜坡向着沿河街道南下的大街。那辆车已经换了挡风玻璃和一盏头灯，但是，有人在维修还没有全部结束就来把车取走了。是索里耶尔本人吗?他无法告诉我，因为那天他不在，他会去问他的合伙人。他时不时地看一眼我那裂开的便鞋和绷带。“您不是起诉了吗?”他以一种几乎亲切的指责的口气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就像那天药房里的药剂师那样。控告谁呢?我惟一应该控告的是我自己。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生活得一塌糊涂。而这次撞车事故把这些年的?昆乱和不确定划上了句号。是时候了。

“那么，没有索里耶尔夫人的迹象吗?”我问他道，“或者说，一位叫做雅克琳娜·博塞尔让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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