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上说，税收制度应该有的各种­性­质，已被亚当·斯密概括在四条原则中。这四条原则已被后来的著作家普遍接受，可以说已成为经典­性­原则，因而在本章的开头最好是引述一下这四条原则。

“每个国家的国民，都应尽量按照各自能力的比例，即按照各自在国家保护下享有的收入的比例，缴纳赋税，以维持政府。所谓税收制度的平等或不平等，便取决于是遵守还是忽视这条原则。

“每个人必须缴纳的赋税应该是确定的，不得随意变动。缴纳的日期、缴纳的方法、缴纳的数额，都应该让一切纳税者及其他所有人了解得十分清楚明白。如果不然，每个纳税者就不免或多或少为稳交的权力所左右；税交会借端加重赋税，或利用加重赋税的恐吓，勒索赠物或贿赂赋税。如不确定，哪怕是不专横不腐化的税吏，也会由此变得专横腐化，何况他们这类人本来就是不得人心的。据一切国家的经验，我相信，赋税再不平等，其有害程度也不及赋税的微小不确定。确定每个人应纳的税额，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每种赋税应该在纳税人感到最方便的时候，应该以纳税人感到最方便的方式征收。地租税或房租税，应在人们通常缴纳地租或房租的时候征收，因为这时对纳税人来说最为便利，这时他最容易拿出钱来。对象奢侈品一类消费品征收的赋税，最终是要由消费者支付的，因而一般是用以下对消费者很便利的方式征收的。消费者是一点一点地缴纳这种赋税的，哪时购货哪时缴纳。买不买东西全在消费者自己，如果这种税使他感到很大不便，那就要怪他自己了。

“每种赋税的征收应设计得使人民所拿出的尽量等于国库所得到的。如果某种赋税使人民所拿出的大大多于国库所得到的，那是由于以下四个原因：第一，要由大批税吏征收这种赋税，他们的薪俸吞掉了所征得的很大一部分税款，而且在正税之外，苛索人民，增加负担。”第二，由于征收这种税，社会上的一部分劳动和资本由生产­性­较高的用途转入生产­性­较低的用途。“第三，对于不幸的逃税未遂者所使用的充公及其他惩罪方法，往往会倾其家产，因而社会便失去由使用这部分资本所能获得的利益。不适当的赋税，实为逃税的大诱因。第四，税交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常使纳税者遭受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困恼与压迫”；对此我要加上一句，为防止工商业逃税漏税而制定的种种限制­性­法规，不仅本身很招人讨厌，要花很多钱来执行它们，而且还常常会给工商业的改良设立不可逾越的障碍。

上述四条原则中的后三条，引文所作的解释或说明已足够了，毋庸另外再加以解释。某种赋税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或违背这些原则，将在讨论各种赋税时予以考察。但这四条原则中的第一条即赋税的平等，却需要作更为充分的考察。人们对这条原则理解得往往还不够全面，普通人的头脑中尚没有明确的判断的原则，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已对它抱有许多错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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