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路过涞滩码头，他们在大江两岸迷蒙的月光下悄然而至。清澈的流水中，荡漾着他们如豆的倒影。这是我从老一辈口中听来的故事。其实，真实的情况，和我后来沿着红­色­­精­品旅游线路采风写生得到的结果，颇有出入。深山猎户驼背老人，围着他们祖祖辈辈守惯了的火塘，吃着萝卜炖蹄膀，喝着乌溪牌老烧酒，青脸微红，两眼幽幽地告诉我，红军的队伍出现在狮子岭城堡对面老君山山垭口的那丛青­色­岩石前面，不是早上，不是月夜，而是黄昏。农历，阳春三月。一个金­色­的黄昏。半片通红的太阳，嵌入女儿峡背后高耸而青翠的山峰。乌溪小镇、涞滩码头、乌溪河两岸十里竹海，如云的喜鹊欢快地鸣叫着。老人说，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间，这片山水间，好像随时都隐约溅起那阵阵喜鹊的欢叫声。可是，当乌溪小镇上的农人渔人，第一次看到红军的身影，都吓得往深山里奔逃。他们都以为是廖佐煌又从外地招来一批新的土匪。他们先遣部队的几个疲惫的战士，出现在山垭口，并不如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红军战士，英勇顽强，一个个像下山的猛虎。而是，他们疲惫而畏缩的身影，不知该不该继续下山。他们肩上背着长枪，穿着粗布军装，但都不整齐，显得破旧。扛机枪的老班长，手肘上的军装被子弹划破了一条长口子，还没有来得及缝补。他们也没有在山头上呼口号，或者唱歌。他们匆匆摆开架势，把枪口炮筒对准涞滩码头和狮子岭城堡。看到这些红军战士的镇上农人渔人，那时都没有看到亲人的感觉。他们都以为是廖佐煌的部队来到山头，要趁黑夜奔下山来抢劫码头上的船队，掠取船上的山货和稻米，抢劫乌溪小镇吊脚楼上的腊­肉­、生猪、­鸡­犬和女人。所以，真正看到红军战士，来和狮子岭城堡里廖佐煌的部队接洽关系的人，我们小镇上并不多。史书上没有记载，红军先头部队，并没有从老君山山垭口很快下山，因为他们还没有等到廖佐煌部队的回话，究竟同不同意借这条路下山，渡过涞滩码头。后来，经考证，路过涞滩码头的红军，仅仅是红军的一个分队。而红军大部队，则从另一片山水间，正在偷偷穿越彝汉杂居的少数民族地区，向那条决定他们生死命运的大渡河进发。虽然是一个分队，虽然红军战士很疲惫，虽然他们和廖佐煌达成了某种交易或默契，但红军确实在我们这片山水中走过。而且，那个分队，是红军首脑机关，一般首脑机关，都和后勤部队编在一起。因而，后勤部队才有医院和征集军马粮草的先行官。廖佐煌老家万年台阅兵场旁边的那两株古老的洋槐树上，才有可能拴过刘伯承，或者朱德的战马。红军的首脑机关，设在廖佐煌的老家万年台。廖佐煌把他老家廖家大院让给红军总部的首长们开会讨论。黑压压的一屋子红军高级将领，在挂着金灿灿的玉米­棒­子的房梁下面开会。他们闷着头不说话，狠狠抽烟。因为他们打了败仗，后来，又打了胜仗。而打了胜仗的指挥官，正在清算那些打了败仗的指挥官。他们过来的路，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他们经过开会，经过清算整顿，虽然装备很差，虽然很疲惫，但他们对夺取下一场战斗的胜利，都­精­神振奋，充满了信心。廖佐煌给了红军不少粮食弹药，红军也给了廖佐煌不少数目的银圆。那些银圆，是红军在通往云南首府昆明郊区的山道上截获来的，足足有一军用大卡车。我想，这可能就是所谓红军和廖佐煌部队的私下交易。无论采访，还是翻阅历史档案，我都没有找到这笔交易的全过程。现在廖佐煌已经不知逃到哪里去了。他究竟死了，还是活着？我们不能再去找他对证。红军终于成长壮大，那支队伍掌握着我们的国家政权，他们未必愿意真实地讲述当年和廖佐煌之间的交易，而且知道的人，也寥寥无几。他们那笔交易做成后，那两个政权之间，还展开过多少生死搏杀？他们都想拼命消灭对方。几十年后，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正在硝烟炮火中随历史烟云渐渐飘去。他们之中某些人已经开始有了良心发现，或者，本来他们就没有泯灭良心。政治的目光、感激的目光、寻找的目光，都不能寻找到不知飘向何处的军阀土匪头子廖佐煌。既然这样，那么，廖佐煌家族现在能够摆在我们面前的，也许就不仅仅是万年台背后青松林里的那一座巍峨的祖坟。那座气派的孤坟，“文革”的时候，早被造反的群众把坟墓掀开，把他们老祖宗的油亮的棺材和白白的骨头，乱扔在青松林里，用砖头石块把它们砸得粉碎。好在，现在为了搞红­色­旅游开发，又把廖家的祖坟修起来。当时掀开他们祖坟的红某兵小将，发现廖家祖宗居然也和十多个女人葬在一起。当时青松林里激起的仇恨，想来应该有多么巨大。唉！廖家祖坟里的那群辉煌的男人女人，正做着多美的一场黄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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