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生吞活剥也要有本领，杨先生似乎还差一点。例如《毁灭》的译本，开头是——“在阶石上锵锵地响着有了损伤的日本指挥刀，莱奋生走到后院去了，……”

而《鸭绿江畔》的开头是——“当金蕴声走进庭园的时候，他那损伤了的日本式的指挥刀在阶石上噼啪地响着。……”

人名不同了，那是当然的；响声不同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最特别的是他在“日本”之下，加了一个“式”字。这或者也难怪，不是日本人，怎么会挂“日本指挥刀”呢？一定是照日本式样，自己打造的了。

但是，我们再来想一想：莱奋生所带的是袭击队，自然是袭击敌人，但也夺取武器。自己的军器是不完备的，一有所得，便用起来。所以他所挂的正是“日本的指挥刀”，并不是“日本式”。

文学家看小说，并且豫备抄袭的，可谓关系密切的了，而尚且如此粗心，岂不可叹也夫！

五月七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中华日报·动向》。（２）阿芷即叶紫（１９１０—１９３９），湖南益阳人，作家。他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的文章是《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３）杨昌溪“民族主义文学”的追随者，他的中篇小说《鸭绿江畔》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八月《汗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４）法捷耶夫（Ａ．Ａ．_]IXXY，１９０１—１９５６）苏联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由鲁迅译成中文，一九三一年先由大江书铺出版，译者署名隋洛文，继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重版，译者改署鲁迅。

倒提

公汗

西洋的慈善家是怕看虐待动物的，倒提着­鸡­鸭走过租界就要办。（２）所谓办，虽然也不过是罚钱，只要舍得出钱，也还可以倒提一下，然而究竟是办了。于是有几位华人便大鸣不平，以为西洋人优待动物，虐待华人，至于比不上­鸡­鸭。

这其实是误解了西洋人。他们鄙夷我们，是的确的，但并未放在动物之下。自然，­鸡­鸭这东西，无论如何，总不过送进厨房，做成大菜而已，即顺提也何补于归根结蒂的运命。然而它不能言语，不会抵抗，又何必加以无益的虐待呢？西洋人是什么都讲有益的。我们的古人，人民的“倒悬”（３）之苦是想到的了，而且也实在形容得切帖，不过还没有察出­鸡­鸭的倒提之灾来，然而对于什么“生刲驴­肉­”“活烤鹅掌”（４）这些无聊的残虐，却早经在文章里加以攻击了。这种心思，是东西之所同具的。

但对于人的心思，却似乎有些不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台（５），自由解放，便能够获得彼此的平等，那运命是并不一定终于送进厨房，做成大菜的。愈下劣者，愈得主人的爱怜，所以西崽（６）打叭儿，则西崽被斥，平人忤西崽，则平人获咎，租界上并无禁止苛待华人的规律，正因为我们该自有力量，自有本领，和­鸡­鸭绝不相同的缘故。

然而我们从古典里，听熟了仁人义士，来解倒悬的胡说了，直到现在，还不免总在想从天上或什么高处远处掉下一点恩典来，其甚者竟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的­鸡­鸭者，也正有这气味。

这类的人物一多，倒是大家要被倒悬的，而且虽在送往厨房的时候，也无人暂时解救。这就因为我们究竟是人，然而是没出息的人的缘故。

六月三日。

点句的难

张沛

看了《袁中郎全集校勘记》（２），想到了几句不关重要的话，是：断句的难。

前清时代，一个塾师能够不查他的秘本，空手点完了“四书”，在乡下就要算一位大学者，这似乎有些可笑，但是很有道理的。常买旧书的人，有时会遇到一部书，开首加过句读，夹些破句，中途却停了笔：他点不下去了。这样的书，价钱可以比­干­净的本子便宜，但看起来也真教人不舒服。标点古书，印了出来，是起于“文学革命”时候的；用标点古文来试验学生，我记得好像是同时开始于北京大学，这真是恶作剧，使“莘莘学子”（３）闹出许多笑话来。这时候，只好一任那些反对白话，或并不反对白话而兼长古文的学者们讲风凉话。然而，学者们也要“技痒”的，有时就自己出手。一出手，可就有些糟了，有几句点不断，还有可原，但竟连极平常的句子也点了破句。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胺，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４）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不过倘使是调子有定的词曲，句子相对的骈文，或并不艰深的明人小品，标点者又是名人学士，还要闹出一些破句，可未免令人不遭蚊子叮，也要起疙瘩了。嘴里是白话怎么坏，古文怎么好，一动手，对古文就点了破句，而这古文又是他正在竭力表扬的古文。破句，不就是看不懂的分明的标记么？说好说坏，又从那里来的？

标点古文真是一种试金石，只消几点几圈，就把真颜­色­显出来了。

但这事还是不要多谈好，再谈下去，我怕不久会有更高的议论，说标点是“随波逐流”的玩意，有损“­性­灵”，（５）应该排斥的。

十月二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中华日报·动向》。（２）《袁中郎全集校勘记》载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袁大郎再校”，内容是指摘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３）“莘莘学子”语出晋代潘尼《释奠颂》：“莘莘胄子，祁祁学生”。

（４）冯­妇­搏虎，见《孟子·尽心》。关于这段文字的断句，宋代刘昌诗《芦浦笔记·冯­妇­》中曾有这样的意见：“《孟子》‘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云云……至今读者，以‘卒为善士’为一句，‘则之野’为一句。以余味其言，则恐合以‘卒为善’为一句，‘士则之’为一句，‘野有众逐虎’为一句。盖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为善，故士以为则；及其不知止，则士以为笑。‘野有众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谓之野外，而后云攘臂也。”

（５）这是对林语堂的讽刺。林在《人间世》第十二期（一九三四年九月）《辜鸿铭特辑·辑者弁言》中，说过：“今日随波逐流之人太多，这班人才不值得研究”的话。“­性­灵”，是当时林语堂提倡的一种文学主张。他在《论语》第十五期（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六日）发表的《论文》一文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

读几本书

邓当世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厨，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２）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但为了与其探究，不如跳舞，或者空暴躁，瞎牢­骚­的天才起见，却也是一句值得绍介的金言。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胡涂了。

现在是批评家在发牢­骚­，因为没有较好的作品；创作家也在发牢­骚­，因为没有正确的批评。张二说李四的作品是象征主义（３），于是李四也自以为是象征主义，读者当然更以为是象征主义。然而怎样是象征主义呢？向来就没有弄分明，只好就用李四的作品为证。所以中国之所谓象征主义，和别国之所谓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ｍ是不一样的，虽然前者其实是后者的译语，然而听说梅特林（４）是象征派的作家，于是李四就成为中国的梅特林了。此外中国的法朗士（５），中国的白璧德（６），中国的吉尔波丁（７），中国的高尔基（８）……还多得很。然而真的法朗士他们的作品的译本，在中国却少得很。莫非因为都有了“国货”的缘故吗？

在中国的文坛上，有几个国货文人的寿命也真太长；而洋货文人的可也真太短，姓名刚刚记熟，据说是已经过去了。易卜生（９）大有出全集之意，但至今不见第三本；柴霍甫（１０）和莫泊桑（１１）的选集，也似乎走了虎头蛇尾运。但在我们所深恶痛疾的日本，《吉诃德先生》和《一千一夜》是有全译的；沙士比亚，歌德，……都有全集；托尔斯泰的有三种，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有两种。

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至少，譬如要批评托尔斯泰，则他的作品是必得看几本的。自然，现在是国难时期，那有工夫译这些书，看这些书呢，但我所提议的是向着只在暴躁和牢­骚­的大人物，并非对于正在赴难或“卧薪尝胆”的英雄。因为有些人物，是即使不读书，也不过玩着，并不去赴难的。

五月十四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２）上海《人言》周刊第一卷第十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载有胡雁的《谈读书》一文，先引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的话，然后说“看过一本书，是让人跑过一次马，看的书越多，脑子便变成跑马场，处处是别人的马的跑道，……我想，书大可不必读。”按叔本华在《读书和书籍》等文中，反对读书，认为“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主张“由自己思想得来真理”。

（３）象征主义十九世纪末叶在法国兴起的颓废主义文艺思潮中的一个流派。它认为现实世界是虚幻的、痛苦的，而“另一世界”是真的、美的。要求用晦涩难解的语言和形象刺激感官，产生恍惚迷离的神秘联想，形成某种“意象”，即所谓“象征”，借以暗示这种虚幻的“另一世界”。

（４）梅特林（Ｍ．Ｍａｅｔｅｒｌｉｎｃｋ，１８６２—１９４９）通译梅特林克，比利时剧作家，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剧本《青鸟》等。（５）法朗士（Ａ．Ｆｒａｎｃｅ，１８４４—１９２４）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及《企鹅岛》等。（６）白璧德（Ｉ．Ｂａｂｂｉｔｔ，１８６５—１９３３）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和领导》等。

（７）吉尔波丁（Ｂ．Z．cJHdGRJ）苏联文艺批评家。著有《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先驱》等。

（８）高尔基（Ｍ．eGHY\JS，１８６８—１９３６）苏联无产阶级作家≈饕作品有*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９）易卜生（Ｈ．Ｉｂｓｅｎ，１８２８—１９０６）挪威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群鬼》等。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出版潘家洵译的《易卜生集》，只出两册。

（１０）柴霍甫（Ａ．f．gXhGY，１８６０—１９０４）通译契诃夫，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三姊妹》、《樱桃园》等剧本和《变­色­龙》、《套中人》等大量的短篇小说。当时开明书店曾出版赵景深译的《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八册。

（１１）莫泊桑（Ｇ．ｄｅ．Ｍａｕｐａｓｓａｎｔ，１８５０—１８９３）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生》、《漂亮的朋友》以及短篇小说《羊脂球》等。当时商务印书馆曾出版李青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三册。

读书忌

焉于

记得中国的医书中，常常记载着“食忌”，就是说，某两种食物同食，是于人有害，或者足以杀人的，例如葱与蜜，蟹与柿子，落花生与王瓜之类。但是否真实，却无从知道，因为我从未听见有人实验过。

读书也有“忌”，不过与“食忌”稍不同。这就是某一类书决不能和某一类书同看，否则两者中之一必被克杀，或者至少使读者反而发生愤怒。例如现在正在盛行提倡的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２），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憎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这几天偶然看见一部屈大均（３）的《翁山文外》，其中有一篇戊申（即清康熙七年）八月做的《自代北（４）入京记》。他的文笔，岂在中郎之下呢？可是很有些地方是极有重量的，抄几句在这里——

“……沿河行，或渡或否。往往见西夷毡帐，高低不一，所谓穹庐连属，如冈如阜者。男­妇­皆蒙古语；有卖­干­湿酪者，羊马者，牦皮者，卧两骆驼中者，坐奚车者，不鞍而骑者，三两而行，被戒衣，或红或黄，持小铁轮，念《金刚秽咒》者。其首顶一柳筐，以盛马粪及木炭者，则皆中华女子。皆盘头跣足，垢面，反被毛袄。人与牛羊相枕藉，腥臊之气，百余里不绝。……”

我想，如果看过这样的文章，想像过这样的情景，又没有完全忘记，那么，虽是中郎的《广庄》或《瓶史》（５），也断不能洗清积愤的，而且还要增加愤怒。因为这实在比中郎时代的他们互相标榜还要坏，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

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现在也正到了标点，翻印的时候了：给大家来清醒一下。

十一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明季稗史》即《明季稗史汇编》，清代留云居士辑，共二十七卷，汇刊稗史十六种，所记都是明末遗事，如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记福王弘光朝事；黄宗羲《赐姓始末》，记郑成功收复台湾事；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朱子素《嘉定屠城记略》，记清兵杀戮的残酷。《痛史》，乐天居士编，共三集，汇印明末清初野史二十余种，总题为《痛史》。民国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３）屈大均（１６３０—１６９６）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剃发为僧，名今种。后又回俗，北游关中、山西。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清雍正、乾隆间，他的著作都遭禁毁，直至一九一○年（宣统二年），上海国学扶轮社才翻印《翁山文外》十六卷、《翁山诗外》十九卷。（４）代北古地区名，指现在的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一带。

（５）《广庄》袁中郎模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著作，共七篇。《瓶史》，袁中郎研究花瓶与Сhā花的小品，共十二章。这两种都收入《袁中郎全集》。

法会和歌剧

孟弧

《时轮金刚法会募捐缘起》（２）中有这样的句子：“古人一遇灾祲，上者罪己，下者修身……今则人心浸以衰矣，非仗佛力之加被，末由消除此浩劫。”恐怕现在也还有人记得的罢。这真说得令人觉得自己和别人都半文不值，治水除蝗，完全无益，倘要“或消自业，或淡他灾”（３），只好请班禅大师来求佛菩萨保佑了。

坚信的人们一定是有的，要不然，怎么能募集一笔巨款。

然而究竟好像是“人心浸以衰矣”了，中央社十七日杭州电云：“时轮金刚法会将于本月二十八日在杭州启建，并决定邀梅兰芳，徐来，胡蝶，在会期内表演歌剧五天。”（４）梵呗圆音，竟将为轻歌曼舞所“加被”，岂不出于意表也哉！盖闻昔者我佛说法，曾有天女散花（５），现在杭州启会，我佛大概未必亲临，则恭请梅郎权扮天女，自然尚无不可。但与摩登女郎们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电影明星与标准美人（６）唱起歌来，也可以“消除此浩劫”的么？

大约，人心快要“浸衰”之前，拜佛的人，就已经喜欢兼看玩艺的了，款项有限，法会不大的时候，和尚们便自己来飞钹，唱歌，给善男子，善女人们满足，但也很使道学先生们摇头。班禅大师只“印可”（７）开会而不唱《毛毛雨》（８），原是很合佛旨的，可不料同时也唱起歌剧来了。

原人和现代人的心，也许很有些不同，倘相去不过几百年，那恐怕即使有些差异，也微乎其微的。赛会做戏文，香市看娇娇，正是“古已有之”的把戏。既积无量之福，又极视听之娱，现在未来，都有好处，这是向来兴行佛事的号召的力量。否则，黄胖和尚念经，参加者就未必踊跃，浩劫一定没有消除的希望了。

但这种安排，虽然出于婆心，却仍是“人心浸以衰矣”的征候。这能够令人怀疑：我们自己是不配“消除此浩劫”的了，但此后该靠班禅大师呢，还是梅兰芳博士，或是密斯（９）徐来，密斯胡蝶呢？

四月二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时轮金刚法会佛教密宗的一种仪式。一九三四年四月由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及下野军阀段祺瑞等发起，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该会《募捐缘起》曾在《论语》半月刊第三十八期（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古香斋”栏转载。

（３）“或消自业，或淡他灾”这是一九三四年三、四月间上海各报载《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中的话，它劝人捐助“法资”，以“为已故宗亲拔苦，或为现存父母祈福，或消自业，或淡他灾”。（４）中央社这一电讯与事实有出入。徐来、胡蝶当时在杭州浙江大舞台为公益警卫募捐义务演出，她们和梅兰芳都未为法会表演。徐来（１９０９—１９７３），浙江绍兴人。胡蝶，原名胡瑞华，广东鹤山（今高鹤）人。她们都是三十年代电影女演员。中央社，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简称。

（５）天女散花见《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天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据后秦鸠摩罗什汉文译本）梅兰芳曾据此演出京剧《天女散花》。

（６）标准美人当时上海一些报纸上所称的徐来的诨名。（７）“印可”佛家语，承认、许可。《维摩诘经·弟子品》：“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８）《毛毛雨》黎锦晖作的歌曲，曾流行于一九三○年前后。

（９）密斯英语Ｍｉｓｓ的音译，即小姐。

古人并不纯厚

翁隼

老辈往往说：古人比今人纯厚，心好，寿长。我先前也有些相信，现在这信仰可是动摇了。达赖啦嘛总该比平常人心好，虽然“不幸短命死矣”，（２）但广州开的耆英会（３），却明明收集过一大批寿翁寿媪，活了一百零六岁的老太太还能穿针，有照片为证。

古今的心的好坏，较为难以比较，只好求教于诗文。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４）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的是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５）哩，好像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

还有现存的最通行的《文选》（６），听说如果青年作家要丰富语汇，或描写建筑，是总得看它的，但我们倘一调查里面的作家，却至少有一半不得好死，当然，就因为心不好。经昭明太子一挑选，固然好像变成语汇祖师了，但在那时，恐怕还有个人的主张，偏激的文字。否则，这人是不传的，试翻唐以前的史上的文苑传，大抵是禀承意旨，草檄作颂的人，然而那些作者的文章，流传至今者偏偏少得很。

由此看来，翻印整部的古书，也就不无危险了。近来偶尔看见一部石印的《平斋文集》（１），作者，宋人也，不可谓之不古，但其诗就不可为训。如咏《狐鼠》云：“狐鼠擅一窟，虎蛇行九逵，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又咏《荆公（８）》云：“养就祸胎身始去，依然钟阜向人青”。那指斥当路的口气，就为今人所看不惯。“八大家”（９）中的欧阳修（１０），是不能算作偏激的文学家的罢，然而那《读李翱文》中却有云：“呜呼，在位而不肯自忧，又禁它人使皆不得忧，可叹也夫！”也就悻悻得很。

但是，经后人一番选择，却就纯厚起来了。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的《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１１），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１２）的。四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

（２）达赖啦嘛这里指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去世的达赖喇嘛第十三世阿旺罗桑土丹嘉措（１８７６—１９３３）。“不幸短命死矣”，语见《论语·雍也》，是孔丘惋惜门徒颜渊早死的话。（３）广州开的耆英会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刘纪文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举行耆英会；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余人，其中有据说一百○六岁的张苏氏，尚能穿针，她表演穿针的照片曾刊在三月十九日《申报·图画特刊》第二号。（４）“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语见《尚书·汤誓》。时日，原指夏桀。

（５）“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丘的话，语见《论语·为政》。

（６）《文选》参看本卷第３２６页注（９）。一九三三年九月，施蛰存曾向青年推荐《文选》，说读了“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可以从中采用描写“宫室建筑”等的词语。

（７）《平斋文集》宋代洪咨夔著，共三十二卷。洪字舜俞，浙江於潜（今并入临安）人，嘉定二年（１２０９）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石印的本子指一九三四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续编》本。

（８）荆公即王安石。他官至宰相，封荆国公，故称王荆公。祸胎，指王安石曾经重用后来转而排斥王安石的吕惠卿等人。钟阜，指南京钟山，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半山堂。

（９）“八大家”即唐宋八大家，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１０）欧阳修（１００７—１０７２）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有《欧阳文忠集》。《读李翱文》，见《欧阳文忠集》卷七十三。李翱（７７２—８４１），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唐代文学家。

（１１）《唐宋文醇》清代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御定”，五十八卷，包括唐宋八大家及李翱、孙樵等十人的文章。《唐宋诗醇》，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御定”，四十七卷，包括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代苏轼、陆游等六人的诗作。

（１２）“挽狂澜于既倒”语出唐代韩愈《进学解》：“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过年

张承禄

今年上海的过旧年，比去年热闹。

文字上和口头上的称呼，往往有些不同：或者谓之“废历”（２），轻之也；或者谓之“古历”，爱之也。但对于这“历”的待遇是一样的：结账，祀神，祭祖，放鞭炮，打马将，拜年，“恭喜发财”！

虽过年而不停刊的报章上，也已经有了感慨；（３）但是，感慨而已，到底胜不过事实。有些英雄的作家，也曾经叫人终年奋发，悲愤，纪念。但是，叫而已矣，到底也胜不过事实。中国的可哀的纪念太多了，这照例至少应该沉默；可喜的纪念也不算少，然而又怕有“反动分子乘机捣乱”（４），所以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于是就觉得只有这仅存残喘的“废历”或“古历”还是自家的东西，更加可爱了。那就格外的庆贺——这是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叫人整年的悲愤，劳作的英雄们，一定是自己毫不知道悲愤，劳作的人物。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和高兴的。·古·埃·及·的·奴·隶·们，·有·时·也·会·冷·然·一·笑。·这·是·蔑·视·一·切·的·笑。·不·懂·得·这·笑·的·意·义·者，·只·有·主·子·和·自·安·于·奴·才·生·活，·而·劳·作·较·少，·并·且·失·了·悲·愤·的·奴·才。我不过旧历年已经二十三年了，这回却连放了三夜的花爆（５），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这却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仅有的高兴。

二月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２）“废历”指­阴­历（或称夏历）。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一月二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通令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再三下过这样的通令。

（３）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三日（夏历除夕），《申报号外·本埠增刊》临时增加的副刊《不自由谈》上有署名非人的《开场白》说：“编辑先生们辛苦了一年，在这几天寒假里头，本想可以还我自由自在的身，写写意意，享几天难得享到的幸福。不料突然地接到一道命令：说不但要出号外，并且要ρi股两排，没有办法，只得再来放几个屁。”（４）“反动分子乘机捣乱”参看《伪自由书·“多难之月”》及其注（４）。

（５）花爆即花炮、爆竹。

汉字和拉丁化

仲度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２）一面也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３），胡绳（４）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５），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６）。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Ｕｗａｏ－ｌｉ，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Ｕｗａｏ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拿出货­色­来看！”是当时一些反对大众语的人所说的话。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本埠增刊《谈言》发表的垢佛《文言和白话论战宣言》一文中说：“可否请几位提倡‘大众语’的作家，发表几篇‘大众语’的标准作品，使记者和读者，大家来欣赏欣赏，研究研究。”

（３）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指《中华日报·动向》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所载何连的《狭路相逢》，十六、十九日载高而的《一封上海话的信》和《吃官司格人个日记》等三篇文章。（４）胡绳江苏苏州人，哲学家。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发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自然，何连高而二先生都是用汉字来写出土音的。然而单音的方块头汉字要拼出复杂的方言来，实是不可能的。我曾看见过一本苏州土语的圣经，读起来实在比读白话更难，因为单照字面的读音，你一定还得加一点推测工夫才能懂得。”（５）《海上花列传》长篇小说，题云间花也怜侬著。是一部叙述上海妓汝生活的作品，书中叙事用语体文，对话用苏州方言。按花也怜侬是韩邦庆（１８５６—１８９４）的笔名；韩字子云，江苏松江人。（６）胡绳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并且倘然一个人已经懂得这些汉字了，老实说他更必须读这种用汉字写出的土话文。譬如：‘回到窝里向罢，车（按应作身）浪向，又一点力气都没……’这一句话，让一个识字的工人看麻烦实在不小。他也许真会当作这人是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实际上，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身上，又一点力气都没’来得清楚明白了。”

化名新法

白道

杜衡和苏汶（２）先生在今年揭破了文坛上的两种秘密，也是坏风气：一种是批评家的圈子，一种是文人的化名。但他还保留着没有说出的秘密——圈子中还有一种书店编辑用的橡皮圈子，能大能小，能方能圆，只要是这一家书店出版的书籍，这边一套，“行”，那边一套，也“行”。

化名则不但可以变成别一个人，还可以化为一个“社”。这个“社”还能够选文，作论，说道只有某人的作品，“行”，某人的创作，也“行”。

例如“中国文艺年鉴社”所编的《中国文艺年鉴》（３）前面的“鸟瞰”。据它的“瞰”法，是：苏汶先生的议论，“行”，杜衡先生的创作，也“行”。

但我们在实际上再也寻不着这一个“社”。

查查这“年鉴”的总发行所：现代书局；看看《现代》（４）杂志末一页上的编辑者：施蛰存，杜衡。

Ｏｈｏ！

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户，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５）但那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的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我希望”一个文人也不要化为“社”，倘使只为了自吹自捧，那真是“就近又有点卑劣了”。（６）五月十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杜衡即苏汶。他所说“批评家的圈子”，参看本卷第４２９页注（２）。他所说“文人的化名”，见一九三四年五月《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他所发表的《谈文人的假名》。

（３）《中国文艺年鉴》指一九三二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杜衡、施蛰存编辑。年鉴卷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一文，为苏汶鼓吹的“文艺自由论”辩护，同时吹捧杜衡在创作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给了最大的供献”。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一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曾说：“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在那篇《鸟瞰》中，只要与现代书局刊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文章来吹捧自己。”（４）《现代》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上海现代书局出版，一九三二年五月创刊，一九三五年三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五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５）孙行者和二郎神斗法，尾巴变成旗竿的故事，见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回。

（６）苏汶在《谈文人的假名》中曾说：“用笔名无可反对，但我希望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笔名为妥……”又说：“有一种是为的逃避文责，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考场三丑

黄棘

古时候，考试八股的时候，有三样卷子，考生是很失面子的，后来改考策论（２）了，恐怕也还是这样子。第一样是“缴白卷”，只写上题目，做不出文章，或者简直连题目也不写。然而这最­干­净，因为别的再没有什么枝节了。第二样是“钞刊文”（３），他先已有了侥幸之心，读熟或带进些刊本的八股去，倘或题目相合，便即照钞，想瞒过考官的眼。品行当然比“缴白卷”的差了，但文章大抵是好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另外的枝节。第三样，最坏的是瞎写，不及格不必说，还要从瞎写的文章里，给人寻出许多笑话来。人们在茶余酒后作为谈资的，大概是这一种。

“不通”还不在其内，因为即使不通，他究竟是在看题目做文章了；况且做文章做到不通的境地也就不容易，我们对于中国古今文学家，敢保证谁决没有一句不通的文章呢？有些人自以为“通”，那是因为他连“通”“不通”都不了然的缘故。

今年的考官之流，颇在讲些中学生的考卷的笑柄。其实这病源就在于瞎写。那些题目，是只要能够钞刊文（４），就都及格的。例如问“十三经”是什么，文天祥是那朝人，全用不着自己来挖空心思做，一做，倒糟糕。于是使文人学士大叹国学之衰落，青年之不行，好像惟有他们是文林中的硕果似的，像煞有介事了。

但是，钞刊文可也不容易。假使将那些考官们锁在考场里，骤然问他几条较为陌生的古典，大约即使不瞎写，也未必不缴白卷的。我说这话，意思并不在轻议已成的文人学士，只以为古典多，记不清不足奇，都记得倒古怪。古书不是很有些曾经后人加过注解的么？那都是坐在自己的书斋里，查群籍，翻类书，穷年累月，这才脱稿的，然而仍然有“未详”，有错误。现在的青年当然竭无力指摘它了，但作证的却有别人的什么“补正”在；而且补而又补，正而又正者，也时或有之。

由此看来，如果能钞刊文，而又敷衍得过去，这人便是现在的大人物；青年学生有一些错，不过是常人的本分而已，但竟为世诟病，我很诧异他们竟没有人呼冤。

九月二十五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策论封建时代考试的一种文体。即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为题，命应试者书面各陈己见。清光绪末年，曾两次下令废除八股，改用策论。

（３）“钞刊文”科举时代，刊印中试前列者的八股文章，以供应试人作揣摩之用，如《三场闱墨》之类，称为刊文。“钞刊文”就是在考试时直接钞袭刊文上的文章。

（４）这里所说的刊文，指当时《会考升学指导》一类投机书籍。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