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奉天公布张作霖逝世，由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宣告停止军事，休养生息，万福麟被派为黑龙江督办。

6月24日东三省联合会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兼吉林司令，张学良为奉天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司令。

张作相坚不就东三省保安司令，7月4日东三省联合会乃改举张学良，张即日宣布就职。张作霖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不肯作日本傀儡是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廿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现场，对于张作霖曾经过多年交涉，终未达成所愿。吉敦路虽然修成，而东北本身，亦自修沈海路、四洮路、打虎山路，打通平沈路线（当时叫京奉路），以对付之。至于商租杂居，始终成为悬案。当民国十五六年时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吉田弄得很难堪，于是辞职离开沈阳，日方另派林久治郎继任，同时派政友会­干­事长和鸠山一郎齐名的森恪前往大连，转赴北平，召集会议，面授机宜，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向张交涉，因为此时张已就“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

到了战事不利准备退出关外，张作霖仍不肯屈服于日本军阀的威胁利诱，最后关东军只好途穷匕首见了。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最为失望。田中所进行的外交压迫已经收效，他压迫张作霖签署了铁路协定，而奉军回师关外亦受到日方劝告。田中认为他的分离满蒙策略假以时日必能实现，却不料霹雳一声，张作霖被炸死，这一来田中的整个安排都受到影响，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所以田中深感痛心，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曾告宇垣一成和冈田启介，欲将关东军首要分子及暗杀的策划人交付军法惩办。日本元老政治家西园寺也预感军人野心分子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军纪为之废弛，若不整顿，前途不堪设想，因此也极为赞成。可是参谋本部和陆军部的中级军官则极为反对，他们认为关东军如此做法是为了日本，其本意实可嘉许，何况迫于客观情势，他们的功劳不能明令旌赏，亦当原谅其用心，不予惩罚，坚持勿扬国耻，最多只给以行政处分了事。执政的政友会也怕事情闹大了予反对党以可乘之机，所以亦劝田中首相含糊结案。

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田中有心振作，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并且呈报昭和天皇。昭和对于田中在张案发生时所报告的和一年后的报告完全相反，前者肯定认为关东军主谋，应该把肇事首犯交付军法审判，后者却说关东军没有牵连在内，前后矛盾万分。因此在览读奏章时大为震怒，且竟佛袖离座，予首相极大的难堪，甚至在退席后余怒未息，悻悻然告诉侍从长说此后不愿再见田中，田中受到天皇这样大的斥责，大为羞愤，乃呈请辞职，几个月后竟因此抑郁而死。

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举动虽然没有动摇日本分离满蒙的日本国策，可是田中分离满蒙所选定的对象则因为皇姑屯一炸而需要重新安排。当时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陆军少将松井七夫主张扶植杨宇霆，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则主张拥立张学良，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看上张作相，刺张的主谋凶手河本大作则拟定张景惠。东京方面对张作霖的继任人选没有积极的主张，不过东京方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只要能阻挡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力伸入东北，使东北成为一个特区，为日本势力范围。事实上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在张作霖被关东军谋杀后，东北军民对日本军阀的憎恨更为增加，他们不一定喜欢张作霖，可是却对于日本军阀用此卑劣手段对付张作霖，为之寒心。

17年6月15日至7月16日这一段期间，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日本驻北京武官建川美次均分别向日本陆军省报告，认为东北脱离中国本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有田亦正草拟“对支方策”，方策分为两部分：一为一般方针，强调以和列强协调为手段，以承认国府为归宿；一为防止满洲赤化为理由，以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为目的。日本外务省有此“方策”，显示外务省态度已在转变，原来日本政府对东三省的措置分为两派，军人主张用武力控制，造成既成事实，促成东三省脱离中国；外交人士则主张采取条约一步一步地控制东三省，最后目的亦是使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殊途同归，不过一是积极路线，一是消极路线。如今外务省新的“对支方针”也采取条约以外的方法，显见在张作霖被炸后，日本政府的和缓派已有改变。

事实上，无论外交官和军人，均以各种手段向张学良施压力，压力集中在两点上：一为阻止张学良易帜，不许张学良投向南京的国民政府，以破坏中国的统一。二为满蒙铁路权益的伸张。日本田中首相于6月26日两次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饬其警告张学良勿与南方妥协，又于7月18日重申前饬。林久治郎于6月29日、7月18日两次谒见张学良，7月19日更把田中的意旨面送给张，内容为：

（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连系。

（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出兵相助。

（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他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见少帅如此质问，为之哑然，避不作答。因为从纯外交上而言，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张学良第二天拜访关东军的村冈司令官[奇`书`网`整.理'提.供]，再把他对林久治郎的话对村冈复述一遍，村冈亦未作答。

当张学良出掌东北军政大权后，阎锡山、李烈钧等均以父执身份用函电或派专人劝告张学良以政治方法达成中国统一。张学良一方面受到日本的压力，又以父仇不共戴天，其内心是亟望投向中央，不过迫于形势，不敢轻举妄动。

民国17年六七月间，中国全国均心向统一，除了山东济南和即墨两县因受日军­干­涉，不准易帜，东北情况特殊，尚未正式表示外，均是一片青天白日旗飘扬，即远在国外之各使领馆以及僻在西陲的新疆均无例外。

张作霖死讯正式公布后，日本政府特派驻法大使林权助为特使，赴沈阳吊丧，并且向张学良游说。林权助和张作霖是好朋友，因此就私人的关系来说，他是以父执的身份来探望张学良的。日本政府曾给林权助一个秘密训令，内容为：

“自日本观点言，在目下情形中，东三省与南方讲求妥协实甚不利。幸张学良已自动不与南方续洽，则东三省当成为中国最进步之省份。此不特中国一省或日本一己之利益，中国全部人民之利益亦即在此。深信张大元帅如尚在世，必愿见此成就。张学良循此路线，亦足以完成其先人之遗志。

万一南军侵入东三省，则日本决尽其牺牲以执行其现时之政策，维持东三省之和平与秩序。”

林权助于8月3日抵沈阳，4日起至12日连续与张学良

密谈四次，其中最露骨之一次是8月9日，在坐除张、林两人外，还有张学良的助手王家祯，林权助的助手佐藤少将。双方谈话颇尖锐。

林说：“国民政府内部有纠纷，共产党在幕后­操­纵，假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将受到极大损害。因此，日本政府希望东三省的军政当局采取观望态度，不要和国民政府携手。如果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而率行易帜，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这一点日本政府是有决心的，希望贵总司令能够了解，同时能下决心镇压不良分子，如有需日本之处，日本政府愿全力相助。”

张答：“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我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而愿中国走向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贵国之劝告，我当然予以考虑，不过必需以东三省人民的利益和志愿为依归。如果东三省人民公意要求统一，我唯有依照人民公意。贵使提到日本要采取自由行动，我相信基于国际公法上，日本当不至甘冒­干­涉中国内政的大不韪。我今天深感遗憾的，是日本方面一再以强硬态度对我威胁。”

林说：“事实上日本政府已有决心，在东三省采取自由行动，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亦所不避，希望贵总司令速作决定。”

张答：“我的决定不会受日本的压力，而是以东三省民意为定，在任何情况下，我不能违反东三省的民意。”

至是佐藤Сhā嘴说：“现在不是讲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定就是是非之抉择。贵总司令如拒绝田中首相的抉择，东三省将生重大事体。”

林说：“我和令尊是好朋友，敝国政府派遣我来吊丧，就是因为我和贵总司令有这种渊源。在私谊上说，我把贵总司令当作自己子侄，有危险我不能不奉告。”

张学良听到林权助倚老卖老的无理言辞，立刻还以颜­色­，他岸然告诉林说：“我和贵国天皇同岁，阁下知道不知道，对于阁下刚才的话，我所能奉答的就是这些。”

于是张学良乃端茶送客，双方不欢而散。

二五八、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

18年1月10日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于奉天旧帅府。

在当时，这是震惊中外的一件政治事件。

少帅张学良，在中国现代史中，其重要­性­不小于乃父张作霖。他一生多采多姿，少年得志，名满天下，权倾东北。他出生于民国前十一年（1900年），19岁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20岁任奉军第三混成旅旅长、任镇威军东路第二梯队司令（第一次直奉战争），24岁任镇威军第二军军长（第二次直奉战争），战后任奉军第廿七师师长，东三省航空处长。25岁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27岁任奉军南路总指挥与阎锡山的晋军作战。28岁指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张作霖炸死后，出关统领奉军。

在张学良的自述中，他承认幼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11岁丧母，父亲忙于军政 ，又宠爱有加，自己则未及弱冠出掌军旅，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大任。因此处事待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敏和良心直觉，虽然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可是忿事急躁，有勇无谋。他这番检讨，是在他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世变，和多年来与世隔绝的淡泊生涯中所体会和反省。其实他聪明、侠义，待人宽厚，有很多过人的长处，因此才能在皇姑屯事变后稳住了奉军的军心。

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恩怨说来话长，在郭松龄兵谏时到了顶点，事实上张学良是张作霖的继承人，而杨宇霆受张作霖特别的倚重，两人之间利害冲突日积月累，杨宇霆既不能善处，张学良也不能容忍这样一位尾大不掉的父执。

张作霖遇害时，杨宇霆在滦州视察部队，6月6日张学良微服到了滦州，两人曾作一次密谈，据张学良事后告诉人说，他们两人密谈时，张曾表示愿意把奉天交给杨宇霆，可是杨却傲慢地说：我可以跟你的父亲，但不能跟你作事，我们之间看法做法都不一致。

17年6月下旬，沈阳酝酿推选东北军政领袖时，杨宇霆曾有通电表示个人立场，内有云：

“今后更当秉其（指张作霖）遗志，以东三省大局为重，宇霆忠不出位，只知奉公守法。汉帅（张学良字汉卿）为大帅之令嗣，继承父志，名正言顺，吾从汉帅，如骖之随靳也。

愿我袍泽勿再齿及宇霆，则幸甚。”

杨这道通电显示杨没有反张的野心，事实上当时奉系主张推杨宇霆继张作霖的只是少数，还没有主张拥张作相的多，而张作相则坚决推让给张学良。

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后，杨宇霆没有新职务，但杨在张作霖时代有两个职务是长时期的。一个是总参议，一个是奉天兵工厂督办。无论杨发表任何新职，总参议和督办两职仍旧担任，所以东北军政人士都称杨宇霆为杨督办。东北兵工厂一直是杨宇霆掌握，他可以任意花钱，任意要钱，杨督办要钱在张老帅时代是优先的，到了张少帅时代，杨仍故态不改。当时奉天财政厅长是张振鹫，时常因杨宇霆要钱付不出而受杨的责骂。张宗昌在滦州被国民革命军击溃后，即率残军要退去关外，奉方一致反对，因为东北情势需要休生养息，而且正酝酿易帜，加上张宗昌平素作为，奉方多不满意，因此决定拒绝张宗昌入关。张学良乃派杨宇霆率兵去迎击张宗昌。杨出兵前曾问张说：“如果捉住了张宗昌怎么办？”杨的意思如果捉了张押回来，你张学良把他放了做人情，岂不陷我于不义之地，因此要先问个明白。张学良和张宗昌曾磕过头、拜过把，杨这一问，张很难作答。当时袁金铠在旁，极力主张“杀”。杨乃问张是不是照袁金铠的意思，张点头答应。杨宇霆出兵后果然活捉了张宗昌。因张没有想到奉方会真的打他。杨对张说：“汉卿叫我杀你，你赶快跑吧，关外不是你的庇护所了。”张宗昌听了大为恚愤，逃至大连写了一封长信痛骂张学良，张学良接到张宗昌的信才发现杨宇霆有意挑拨的­阴­谋。

张学良酝酿易帜时，关内各方均派代表前往沈阳争取奉系，唐生智派刘兴、白崇禧派叶琪先后到了沈阳，他们都先去见杨宇霆，杨也公然向他们表示，关外的事我杨宇霆可以作主，汉卿是个小孩子，不必理他。刘兴和叶琪都信以为真，也就没有忙着去见少帅。后来在一个公开集会上，张学良见到了刘兴，大为惊讶，因刘兴说他是唐生智派他来的，张学良便问刘兴“为何不来见我？”刘说：“已见到杨督办，面陈一切。”张学良听了自然颇不高兴，第二天在某项会议席上便问杨宇霆是否已和刘兴、叶琪见面。杨岸然答道：“是的，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系联络。”张学良说：“如果中央失败怎么办？”杨无以为答。有人告诉张说，杨宇霆这些做法都是常荫槐的策划。

常荫槐当时被目为杨宇霆的亲信，因为他担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中东铁路督办和黑龙江省长，这些职务都是杨宇霆所保的。常荫槐在黑龙江省长任内和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积不相容，万曾报告张学良说常荫槐故意积压黑龙江的军费。而省政府又扩充山林队，有替杨宇霆培养势力的企图。山林队本是前清时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因辖境大青山匪患猖獗，乃创办山林队。又追查前任吴俊升兼省长时的枪支，并且向奉天兵工厂洽领枪械，又有向捷克斯克达厂购买军火的传闻，但据说向捷克订货确有其事，却不是军火，而是火车头33辆和轮船16艘，拖船若­干­艘。

杨宇霆字邻葛，辽宁法库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八期，受张作霖特识，因此权倾一切。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杨为奉军参谋长，战后出任江苏军务督办，被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所逐，仓促退出苏皖，其后郭松龄兵谏倒戈，以清君侧为号召，即是针对杨宇霆，而杨受张作霖的宠爱始终不衰。

常荫槐字翰勷，奉天梨树县人，奉天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毕业，一直在黑龙江省任事，后为许兰洲之参谋长。第一次奉直之战，奉军败退山海关，常代表许兰洲向总部办理事务，为杨宇霆所赏识。民国14年任京奉路局长，16年潘复组阁时代理交通部长并兼京奉路局长，日本迫张作霖签五路条约时，扬言此约不签张作霖及奉军不能出关，甚至不能过天津，常不主签订，避往天津。张作霖遇害时，常荫槐亦乘一辆专车随行，遇炸时常本在张车厢中，至皇姑屯乃离车后行，闻炸声车停，常恰在两车厢接头处，致跌倒受轻伤。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他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他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他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

据说张学良在杀杨宇霆前数日，某日本人曾以《日本外史》一册寄赠张学良，并用红笔把丰巨秀吉与德川家康一段史事勾出来，暗示杨宇霆是德川家康，而以张学良影­射­丰臣秀吉。德川是丰臣的家将，又是权臣。日本人不是对张学良有所爱护而是故意制造离间，希望张、杨互相争权，互相火拼，替日本人造机会。事实上杨宇霆也好，张学良也好，他们都是反日的，都不会和日本勾结。

张学良既有杀杨宇霆的动机，可是促成这个最后决定并不很容易，传说张每次受杨的气之后，就增加了杀杨的决心，可是仍然不敢下手，最后掷一块大洋作决定，张学良默祷说，如果三次都是“龙面”，就要杀杨，结果三掷都是“龙面”，这样才决定了杨宇霆的命运。可是1968年据张学良告诉亲近的朋友说那不是真的，他并没有掷过洋钱，不过有块银元藏在他办公室保险箱中则是事实。

是什么原故促成他一定要杀杨宇霆，据说是这样的。18年元旦的后两天，杨宇霆母亲作寿，张学良和他元配夫人于凤至都亲往道贺。杨督办的公馆群集东北显要，张少帅进入杨公馆时，杨宇霆不在家，可是客厅已挤满了人，大家对少帅的驾临并不以为意，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张学良于是也参加了牌局，隔了一会外边喊督办到，于是整个客厅都静了下来，杨宇霆昂然进了客厅，大家全都起立，和对待张学良的随便完全两样，张学良心里当然有点不痛快，而最不痛快的是于凤至。这天晚上回到帅府，于凤至便对张学良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看看他那副德­性­，他眼睛里面还有你吗？杨宇霆之死，远因当然很多，近因却是杨母作寿这一天种下的。

18年1月10日午后杨宇霆和常荫槐联袂来见少帅，杨、常两人见张是要挟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任督办。并且写好人事命令请张签字。张稍作敷衍，推说晚饭后再决定。杨、常遂告辞回家。张于杨、常去后，即部署一切，晚饭后杨、常再来，张接见后，命副官取哈密瓜，副官去而复返，称瓜在冰箱，因夫人正在洗澡，不便上楼。张乃云：“待我去取！”遂出老虎厅，约一分钟，卫队六人，由万纪毅率领持枪步入，大声说：“奉长官命：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予处死，即刻执行。”于是枪声大作，杨、常未及反抗即被击毙。随后以地毡包裹两人尸体。张随即命外交处长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告知已处决杨、常两人。此事不影响对日外交。并向南京报告，杨、常两人妨碍统一，阻挠新政，已予正法。

张学良于杀杨、常之次日并亲笔函杨宇霆夫人云：

“杨大嫂鉴：弟与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请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揽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过之心……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安心，弟必尽私情，父呣子弟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已令潘桂庭、蒋建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相商可也。

弟良手启。”

张学良此一亲笔函，对杨家遽遭横逆，稍有抚慰作用。当杨、常死讯传出时，震骇万分，杨家不知尚会有何严重事件发生，一门莫知所措，迨张学良亲笔函致杨宇霆夫人，才让杨、常两家稍感缓和。

张学良挽杨宇霆联云：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涕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又有挽常荫槐联云：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国家事罪淮­阴­！

上二联均系杨云史代拟，名家手笔自是不凡。

挽联中，有袁金铠一联最为传神，袁是张作霖的秘书长，张称之为二哥而不名，在奉系中地位崇高。袁联云：

顿使­精­神增剧痛；

欲伸哀挽措辞难。

此联写出东北当局领导人群的震撼，以及不知如何哀挽的情景，传神之至！

在这场震惊全国的政治血案中，曾任五省联帅的孙传芳突然成为各方注目人物。这位五省联帅兵败丧地后即北上依附奉系，奉军撤至关外，孙亦随同到了奉天。张学良对孙颇为礼遇，特别在帅府内设有“孙联帅办公室”，位列上宾，随时与少帅会谈。既似贵宾，又似高等顾问。而这位联帅白天在帅府办公，晚间则在杨宇霆家中打牌。杨、常伏诛后，孙被邀至帅府，甫与张见面，张即说：“馨远，我又放了一炮。”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乃问“是什么事？”张说：“我把邻葛和翰香都处决了。”孙即时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杀几个人行么？杀得好，杀得好！”他虽然这样说，内心则极为震动，自己置身于险境，这位年不到卅的少帅竟然不动声­色­就处决了东北两个重要人物，手段之狠，较乃父犹有过之。所以他虚以委蛇，随着帅府人员忙碌了一整天，满肚子盘算自己的处境，卅六计走为上计，因此孙于1月11日不告而别，乘早车赴大连，到了大连才写信给张学良称家中有事不及走辞。张学良闻孙传芳不告而别，笑对部下说：“馨远为什么这样胆小？”

杨宇霆、常荫槐被杀后，对少帅来说，“立威”是做到了，因为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对于少帅不再有“阿斗”的看法。不过对于他杀杨宇霆的对不对则各有各的看法。

二五九、东北易帜全国统一

东北易帜酝酿了很久，事实上自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东北内向和易帜的时机就已经逐渐成熟了。

日本军阀最大的错误是他们想阻止东北内向，破坏中国统一，可是使用的方法却迫使东北内向，促成中国统一。尤其是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对整个奉系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刺激。奉系统治东北十六七年，根深蒂固，现在日本军阀炸死了他们的最高领袖，因此联日就是奉系之敌，对奉系来说，日本军阀是他们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私仇公义，奉系都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17年7月1日，张学良就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致电北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的诚意，同时派遣专使邢士廉由海道专程赶至北平面见蒋中正，陈述愿意输款归降，请商统一办法。蒋因此指派方本仁偕邢士廉赴奉天作具体的协商。方、邢等抵沈阳曾秘密和张学良交换意见，当时由于日本关东军的监视，所以几经洽谈，议定于17年7月22日东三省及热河一致易帜，易帜的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权力。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热河划归东北范围。不料7月18、19两日，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全力出而阻止，张学良迫于客观形势，只好暂时中止。

此后8月9月间日本不断增加压力，威胁利诱，张学良虽然年轻毫无经验，但却不为所动。

10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蒋并有密电给张，电云：“奉天张总司令汉卿兄勋鉴：密，昨电谅达，委员既经发表，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盼复。弟中正。佳。”可是当时日本压力尚未减轻，而东北内部亦不稳定，张学良易帜有心而无力。

直到17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正式实行易帜，通电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亦明令发表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副司令官，成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省政府。翟文选主奉，张作相主吉，常荫槐主黑，汤玉麟主热。17年1月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张学良为主席，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为副。沈鸿烈领导的东北舰队随后亦纳入中华民国海军建制。

国民革命北伐统一大功告成。

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后，17年6月20日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旧京兆区各县即并入该省，将北京改名为北平，北平和天津订为特别市。7月11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王揖唐、吴光新、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汤漪、汤芗铭、姚震、章士钊、曾毓隽等，罪状为劣迹昭著。9月10日下令通缉张宗昌。

17年10月国民政府五院组织法由蒋中正、孙科、胡汉民、戴传贤、李煜瀛、张静江、蔡元培、王宠惠、吴敬恒、谭延闿为起草委员，10月8日国民党中委会决议，任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传贤、王宠惠、冯玉祥、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琛、林森、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任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10月10日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南京举行国庆阅兵典礼。10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任张继为国民政府委员，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林森为立法院副院长，张继为司法院副院长，孙科为考试院副院长，陈果夫为监察院副院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会会长，李济琛为参谋部部长，何应钦为训练总监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王正廷为外交部部长，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部长，孙科为铁道部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部长，易培基为农矿部部长，蒋孟麟为教育部部长，薛笃弼为卫生部部长，魏道明为司法行政部部长，林翔为最高法院院长，古应芬为文官长，刘纪文为南京特别市长，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南桂馨为天津特别市市长（其后2月以崔廷献继任），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其后由杨爱源继任），徐永昌为绥远省政府主席，门致中为宁夏省政府主席，改组湖南省政府，原任主席程潜撤职查办，令鲁涤平继任，纽永建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河南省政府主席。

民国成立17个年头，军阀割据，无日无战争，直到17年底，全国统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寿终正寝，全国终于呈现了一片新气象。

民国元年至17年北京政府名单

1．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历任元首

2．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历任国务院国务总理

3．北洋政府历任国务院及阁员姓名表

北洋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年3月13日至民国1年6月27日

北洋政府第二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年6月29日至民国1年9月22日

北洋政府第三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年9月25日至民国2年7月16日

北洋政府第四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2年7月31日至民国3年2月12日

北洋政府第五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3年5月1日至民国4年10月26日

北洋政府第六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4年12月21日至民国5年3月22日

北洋政府第八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5年4月22日至民国5年6月29日

北洋政府第九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5年6月29日至民国6年5月22日

北洋政府第十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6年6月24日至民国6年7月1日

北洋政府第11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6年7月14日至民国6年11月22日

北洋政府第12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6年11月30日至民国7年2月20日

北洋政府第13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7年3月23日至民国7年10月10日

北洋政府第14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7年12月20日至民国8年6月12日

北洋政府第15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8年11月5日至民国9年5月14日

北洋政府第16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9年8月9日至民国10年5月10日

北洋政府第17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0年5月10日至民国10年12月18日

北洋政府第18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0年12月24日至民国11年5月5日

北洋政府第19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1年6月11日至民国11年7月31日

北洋政府第20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1年8月5日至民国11年9月19日

北洋政府第21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1年9月19日至民国11年11月29日

北洋政府第22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1年11月29日至民国11年12月11日

北洋政府第23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2年1月4日至民国12年6月6日

北洋政府第24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3年1月10日至民国13年7月2日

北洋政府第26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3年10月30日至民国13年11月23日

北洋政府第27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3年11月24日至民国14年12月31日

北洋政府第28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4年12月26日至民国15年3月4日

北洋政府第29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5年3月4日至民国15年4月20日

北洋政府第30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5年5月13日至民国15年6月22日

北洋政府第31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6年1月11日至民国16年6月16日

北洋政府第32任内阁总理及阁员姓名表

自民国16年6月20日至民国17年6月3日

（一）本表系录自李剑农着《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册第６５４页。惟阁员多未到任。

（二）据民国４８．９．２６香港《天文台报》刊载，伊思曼先生作《黄郛内阁与“首

都革命”》一文云：“黄郛内阁的阁员名单如下：国务总理兼交通总长黄郛，外交总长

兼财政总长王正廷，陆军总长李书城，海军总长杜锡珪，司法总长张耀曾，内务总长王

永江，农商总长王乃斌，教育总长易培基。

（三）复据高荫祖编着《中华民国大事记》第１５６页云：“民国１３年１１月８日，

黄郛摄阁外交总长王正廷访俄大使加拉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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