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台俯舟楫，城郭满干戈。
故吏归心少，遗民出涕多。
鸩居无鹊在，鱼网有鸿过。
使遂睢阳志，安危今若何？
-《指南录·平江府》
文天祥确实很后悔自己没有下决心留下来守城，要是当初能效仿唐张巡许远死守睢阳城一样，今天的平江府也不可能此翻衰败景象了，他黯然落泪，觉得有负黎民。元军见文天祥的到来，居然激起这样大的反应，生怕生出乱子，押送祈请使的船只在平江的河道里停泊了一个时辰就解缆而去。
十天之后的二月二十九日，船队到了镇江。镇江是万里长江和京杭运河的交汇点，隔江又与扬州相望。
在镇江另一位军将领要请伯颜逗留几天，这样祈请使们就有了暂住镇江的机会。文天祥也从中看到了逃脱的可能，在他后来留传后世的十五首“难”诗中，看出了它经历的曲折和危险，真是九死一生。
镇江北临长江，只有渡江走水路才是上策，而且当时扬州还有宋军驻守。杜浒和文天祥的帐前将官余元庆两人一起密谋，研究应该逃往江北，找到守城的宋军，然后再往东南方向逃去，只有逃出了元军的控制，才能希望有朝一日招兵扩军帮助弱主匡复宋室。余元庆正好是真州人，对那里的情况很熟悉，于是密谋决定先渡江去真州。
杜浒也征求文天祥的意见，说万一谋泄，都会死，大家会不会后悔。文天祥早已抱了一死的决心，拿出一把匕首，表示万一事情不成，就自杀殉节。杜浒听文臣相这么说，更坚定了斗志，也誓死相随。
狡猾的元军对文天祥看管得自然很严，因为他们也知道，在这群祈请使中最难对付的，就只有文天祥一人了，其余除那位家铉翁外，恨不得能马上跪到忽必烈的膝下求得一官半职呢。不过元军疏忽的是，只顾着看管文天祥，忘了监视和防范他这位精干的随从。杜浒利用这一点，每天都到街上去酗酒，喝完酒装着疯癫的样子，看守的元军见这人邋遢无形更是懒得看管，不再多理会他了。也就是趁这个时机，杜浒就结实了一批心系南宋朝廷的忠义之士，并给他们一些银两，其中若谈得投机的，就暗示对方能否帮着逃脱虎口，杜浒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但好在这些当地百姓都恨透了烧杀抢掠的元军，没人愿意去告密。一前一后，他找了不下十个人谈这事，对方多半都答应愿意出力，可就是一时找不到船。
镇江城里没有船只，只好先到江边找，可是镇江城到长江边要十几里路程。元军在每一个主要的路口都设置了关卡，没有通行的凭证很难通过，杜浒找到了一个养马的南宋老兵。这个老兵听说是为文臣相效力，义无反顾，领着杜浒穿过了几条极其隐蔽的小巷，最后来到一片荒凉的旷野，旷野的不远处就看到了长江。
长江里有的是船，远帆连亘，可是全被元军控制了，南宋百姓的手中没有一艘船。几人正在为无船而犯愁的时候。余元庆遇到了自己以前的一位老朋友，这人现在正在元军中管理船只，余元庆请他一定要帮忙，答应事成之后，一定为他向宋廷请封官职，并赠了银两。不料这位极够交情的朋友说：“我为宋朝救得一个丞相，建了大的功业，还要钱做什么呢？”只要文天祥给他写个批帖，作为以后见面时的凭证。余元庆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家，全都喜出望外，文天祥写完批帖后，心绪激动，后来在诗中回忆到：
南方的叹息（3）
经营十日苦无舟，惨惨椎心泪血流。
渔父疑为神物谴，相逢扬子大江头。
到了二十九日这天，大家正在为找到了船而高兴时，元军传来了一道军令，要祈请使以及文天祥等人立即渡江去瓜州。贾庆余和一刘姓的降臣乐颠颠地过江去了，文天祥得到命令正好较晚，推脱说时间已经很晚了，愿等到天明和吴老臣相一起过江。元军没有多加怀疑，就准许文天祥明天再过江，而他们这几天都住在镇江一个叫沈颐的乡绅家里，负责监视他们的是一个叫王千户的人，此人几乎每步都跟着文天祥。
杜浒下定决心，一定要在今晚行动，否则良机就会错失。分析了一下情势，要是十二人一起出逃，肯定若人耳目，商议后决定分批行动。杜浒先派两人到江边弄船，约定晚上把船停泊在甘露寺旁等候，又派三人到带路的那位老兵家等候。可是这个老头没了那天的勇气，变得胆小怕事起来，也许他知道，要是事情败露，一家子肯定会被元军杀害。这老兵在家喝起酒来，借酒消愁，以酒壮胆，他妻子问他何事，他就是不说，正要去叫邻居来时被杜浒制止了。杜浒果断地以三百两银子相赠，老兵终于答应了他们，他妻子也默而不作声。
晚上，文天祥要出沈家的门，首先要摆脱那个可恶的王千户，终于以明天就要渡江北去为借口宴请他们。席间，尽量让王千户多喝，最后他竟然烂醉，文天祥终于可以挣脱出元军的看守。
镇江实行宵禁，街上时不时有元军巡逻，不过精干的杜浒早料到这点。上次一个替元军管夜禁的刘百户到沈家做客，闲谈之中透露夜间出门，只要有官灯提照就能畅行无阻。杜浒乘机和他混熟，让他派一个小兵提着官灯来带路，说晚上一起去妓舍过夜。这天晚上，那位刘百户到也遵守诺言，派了一个提灯的少年，不过少年只知为杜浒提灯并不知去何处。杜浒见万事具备，就让老兵带路，到了地荒舍尽之处，杜浒给了这少年一些银子，让他明天在一处等候。少年不知何事，答应明天一定到那地方相侯，杜浒这样就有了官灯。走到城北市井的尽头，遇到了最后一个小关卡，元军把十几匹马拴在路口阻挡行人。文天祥和随从踮着脚步，从马群旁边轻轻穿过，那马到也乖巧地很，并没被惊醒，在元军的鼾声中他们侥幸地闯过这关。
三
出了镇江城，他们按照约定的地点，来到了甘露寺下，可是等了好久还是见不到船只。随行的都觉得余元庆的朋友已失约，如果这个时候元军发现他们的行迹追来，那又该怎么办，肯定只有以死殉国。文天祥已经拿出匕首，要是元军赶来就准备自杀，或者他还想好了死的办法，万不得已之时也可以跃入寒流。
余元庆从来不相信自己的朋友会失信，他在飕飕冷风中把衣服脱下，跳入水中寻找船只，终于在一两里外的地方找到了小船，文天祥和杜浒等人皆喜出望外，稽首相庆。
远处只听得几声隐约的狗吠，再无它声。
他们纷纷上了船，这时大家才舒了口气，但是当船驶到江面时，见江边布满了元军的船只，连亘数十里之远，船上都隐约透着橙色的灯火，一定是元军在上面守船。文天祥他们的船到了七里江的地方，突然遇上了元军的一艘巡逻船，船上的元军冲着他们大喊：“你们是什么船？”艄公机警地回答他们说是捕鱼的船，元军当然不信，大声说这船里肯定装了奸细。文天祥等人身上直冒冷汗，担心会不会功亏一篑，这时真是天助他们，江水正好落潮，元军的巡逻船搁浅在泥滩上，根本不能出航，艄公赶紧将船划入江心，文天祥这才得以脱险。
江上一夜长风，正好顺帆而刮，很快船只就到了真州水域。真州城的护城河与长江相通，潮水涨起时，小船只可以直接到护城河边上岸，可这时潮水正好是落着的，所以只能在离真州五里远的地方上岸。真州城外和镇江城外一样，苍茫荒凉，阒寂无人。这五里路中都是平野，丝毫没有遮掩，文天祥他们一直担心元军会不会出现，听路上走过的当地行人说昨天还有一批元军骑兵在这一带巡逻。终于，披着冷冷地星辉，他们来到了真州城下，守城的宋军盘问到杜浒这一行是什么人？当告知是南宋文天祥臣相时，宋军欣喜若狂，几乎全城都出来迎接他。真州守将苗再成也出来迎接，由于真州一直与外界隔绝，消息闭塞多日，并不知临安沦陷朝廷投降的事，文天祥一一陈诉，州中的百姓听闻南宋朝廷已到如此地步无不垂泪低泣。
南方的叹息（4）
可是三月三日，也就是文天祥到真州的第三天。早上，苗再成约文天祥一起去视察城防，先是一个陆姓的都统陪同文天祥一行登上了小西门城楼远眺。过了一会，又换成了一个王姓的都统带他们走出城去视察，可是刚一出门，王都统就对文天祥沉下脸来：“有人在扬州说你文臣相是受了元军的命令来赚城的！”，说着就拿出扬州守将李庭芝的文书把内容宣读了一遍，但又不将文书递给文天祥一行看，随即就转入城内，将城门紧闭，文天祥等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关在了城门外面。
苗再成不知扬州守将也是中了元军的奸计，那李庭芝听元军中俘虏回来的兵士说有一南宋臣相会去真州赚城，其实这是江南的元军发现文天祥逃走后故意设下的计策，他们知道文天祥已抓不到，到不如来个反间计，宣布谣言说那文天祥是授命出去招抚降将的。李信以为真，苗再成自然也跟着相信，把他们真当成了元军的奸细。
看来让扬州和真州守将联合起来抗元的计划只能落空了，文天祥只能决定往通州方向走去，然后入海南下至浙江福建，重新招幕兵士，为南宋做最后一搏。
路上遇到一个砍柴人，这个好心的砍柴人看文天祥一行困顿饥寒，就请他们到自己家休整一下。半路一直忠心耿耿的余元庆和李茂等人实在受不了这种颠沛流离的苦楚，带着银两弃文天祥而走了，他们最终没禁得住苦难的考验。到砍柴人家的路走了一半，天已渐渐亮了，他们担心元军天明就纵马出来巡逻，恰好路边不远处的一个山坡上，有一座土围子，文天祥决定就在此处躲避一下。砍柴人对大家说要去扬州城内办事，得黄昏才回来，文天祥等人就在这半塌的土围子里睡着了，他们只要熬过中午就成，元军巡逻的大队人马，必定在中午出现。
苦熬到中午后，不见动静，大家以为又逃过了一劫，突然听得阵阵马蹄传来，是元骑兵的行军队伍，由东向西而来，渐渐地靠近了土围子。他们的心悬到了嗓子眼，只要元军走过来肯定会发现他们，可是这时突然下起了雨，元军纷纷加紧赶路到前面有人烟的地方避雨，谁也没进土围子看一看。那长长的马蹄声终于离大家越来越远，后来打听到，这队元军骑兵就是押解南宋祈请使的队伍。由于在镇江逃脱了文臣相，元军更加地加强戒备，增派了不少的兵士，二月二十九日离开镇江，三月初四才经过这土围子边。这这支队伍晚上就在距扬州40里的甘泉西面宿营。
这时那个砍柴人还没回来，他们饥饿难耐，而且在土围子中不能生火，要是烟火升起，必定被人发现，最后打听到附近不远处还有一座庙宇。文天祥八人一起来到了庙宇中，庙宇里还有一位讨饭的老妇人，她一直住在这里面。众人刚坐下，外面就走进来三四个男子，手里全拿着棍棒，文天祥一行以为是劫匪之类的人，一交谈，才知道对方是本地的樵夫。他们白天出去砍柴，晚上夜宿庙宇。樵夫还告诉他们，今天有几百名元军骑兵闯到了扬州城门下，午后扬州城门禁闭，文天祥这才知道那砍柴人，准是被关在城里出不来了。这几个樵夫走了一天的路，早已饿了，生起火煮起菜粥来，见文天祥等人也必是好久没吃饭，就分了些给他们。大家被饿过了头，觉得这粥分外的香，樵夫又在煮粥的篝火中加了些柴，那火更旺了，大家觉得浑身发热，才缓过劲来。
五更时分他们上路了，到了下午才到板桥，晚上误入了一片稻田，东西南北已分辨不清，只能在田埂间又熬了一夜，天刚明，夜雾未消，不一会又隐约地看见一队元军骑兵从远处过来，一行二十多人。杜浒等人警觉地注意到他们，赶紧和文天祥一起躲到了近处的竹林中，元军早已看到了他们，大嚷大叫地往一边奔过来。元军见这竹林范围不小，先是绕着它转了圈，然后全都进入竹林搜寻。随行中的张庆右眼被射中了一箭，脖子上挨了一刀。王青被元军俘虏走了，连杜浒和金应两人都被抓住，最后幸好他们身边还带着些金银，分散给元军才得以放行。文天祥躲在了距离杜浒不远的乱草丛中，元军几次都没发现他，真是老天长眼，直到躲在别处的吕武来到文天祥身边说元军已经走远，大家才放了心。后来文天祥回忆起这次经历还有些心有余悸，这是离死亡边缘最近的一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南方的叹息（5）
此地已不能久留，他们赶紧上路，路上遇到了当地几位热心的百姓，愿意帮助他们。其中有人给文天祥一行出主意，找来箩筐，让文天祥坐到里面，六个人轮流地抬着走，当天晚上就到了高邮城。此时高邮城还在南宋军队的手中，宋军见文天祥被人抬着，那个随从的张庆脸上也流着血，知道肯定不是元军的奸细了，可是守将听说李庭芝在捉拿文天祥，又没敢让他们进城。
现在他们只能寄希望从泰州走了，这次很顺利，路上并无巡逻的元军，很快就到了泰州。泰州南临长江，有水路直接到通州，文天祥一行看到了希望。
又回到了长江，不过在江上一路顺风，扬帆直下，没有见到任何元军，二十四日到达通州。通州的守将杨师亮曾接到李庭芝的文书，说文天祥是元军派来赚城的，但这个杨守将还不算胡涂，他也听说江对岸的许浦，也就是今天的常熟一带，有元军在捉拿逃脱的文天祥。他果断地让文天祥入城，并盛情款待他们。在通州，跟随文天祥二十多年的老部下金应去世，让他伤心不已。
三月十七日，文天祥辞别了杨师亮，同杜浒等人一起扬帆南下。
当时长江口的崇明岛南边的江中小岛已被元军占领，他们要通过长江口入海，必须走崇明岛北面的水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看着茫茫扬子江的文天祥，身感家国之痛，临风长吟这首千古名诗：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万里长江已在身后，此时要入海了。
四
到达福州时，已是五月二十六日。朝廷被文天祥的忠心所感动，诏书下来，授予文天祥通议大夫、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各路军马，可是他并没有受命。文天祥并不是为官而来，他的拳拳报国之心遇到的却是周围人的不合作，首先让他气愤的是左丞相陈宜中，其次是枢密副使张世杰。文天祥见到陈宜中就诘问他为什么没让恭帝和两宫出迁，遇到张世杰时，就责问他：“你的军队到安全地躲在临安，朝廷的大军在哪？”，这样一来直率地文天祥就得罪了两位实权派，朝廷自然也容不下他。他自己也知道留在朝中的话左牵右绊，肯定难有作为，所以主动要求到浙江永嘉去募兵买马，并且写信给台州守将张哲斋写信，让他率领海上的义兵收复明州，也就是现在的宁波。这个计划又被那个怯弱而自私的陈宜中知道，心想两浙都被你文天祥收复了，那我这个左丞相还有什么颜面和功劳，在国家存亡的危急关头，陈宜中首先想到的只是自己的名声。
收复两浙的计划只能流产，广州也已被元军占领，文天祥南行招兵的部署只能作罢。他们往北行进，进入南剑州，这里地势险要，文天祥打算在这里建立反元的“同督府”。同都府建立之后，文天祥委派杜浒到浙东招兵，派吕武到江淮去联络，反元的队伍渐渐壮大起来。到了十月，朝廷命令文天祥进攻闽西的汀州，让他的队伍再向南发展，而此时他以前的好友刘沐等人也从江西起兵抗元，前来与文天祥会师。
在汀州，文天祥虽然做了很全面的军事部署，但仍是寡不敌众，整个抗元的局势都在恶化。而此时端宗的小朝廷已象秋后的落叶一样飘零在东南的海上。本来端宗的行朝想在潮州上岸，但是守将已经降元，无奈船队只能又回海去惠州，一个王朝如今却狼狈地漂浮在海上，每一个浪头都会让它沉没。
景炎二年正月，元军逼近汀州。汀州的知州黄去疾见大势已去，一看南宋朝廷已落败到这样的地步，到不如早早降了元军。而文天祥的主力部队全在外面出击，汀州城一时可以指挥的队伍很少，文天祥无奈只能退往漳州。
元将中有个叫李恒的人，从小生长在蒙古军中，稍长就参加对宋的征战，军功累累，是文天祥的劲敌。这时他就派文手下的降将吴浚去说服文天祥归降，文天祥为稳军心，当时就把吴浚给军法处置了。
这个时候元将唆都也由浙入闽，他曾在看管文天祥时彼此认识，这时也写信相劝文天祥能否归降北朝，文天祥自然不同意。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看清了情势，聪明的人都纷纷顺大势降了元军，要是不降也只有死路一条，文天祥知道南宋大势已去，但绝不言降。他似乎要做有宋以来三百年第一个殉国死节者。他时常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宋朝对这些官员臣子都不错，可当关乎社稷存亡时怎么没人挺出身来呢？从这一点来说，文天祥显然已在为精神而战，为气节而战。
南方的叹息（6）
五月，文天祥督府军出梅州越过梅岭进入江西，驻在会昌，占领兴国，取得了一些小战役的胜利，挫了元军的锐气。可是到了七月，元军重新部署反攻，文天祥兵力有限，更没料到会派出这么多元军包围自己，只能从兴国撤离，八月十七日在庐陵东固的方石岭附近，元将李恒追上了文天祥的军队。正好一随从舍命掩护，文天祥才没被抓住，他逃到了一个叫空坑的地方。督府军已经大部分溃散，军士们也一路奔走，文天祥住在一农户家中，一会又有人告诉大家，元军正向空坑这边逼近。他们是找文天祥来的，可是文天祥早已转移到附近的山中，元军无奈只能血洗空坑，死伤无数，而文天祥的妻子儿女都不幸地被元军所俘。空坑之役，文天祥的都府军受了致命的重创。不过文天祥还没有灰心，仍收集残兵义士，又退至汀州附近，做短暂的休整。
此时的端宗行朝一直遭受着元军的追击，在海上迁徙不定，颠沛流离。端宗在浅弯时，曾将广州辟为自己的行宫，所谓的端宗也只是个十岁的孩子。元将刘深派水军从海路攻取浅湾，南宋张世杰出海迎战失利，行朝只能又退守到现在广州的南珠江口一带。而陈宜中见大势不妙，再也不顾南宋行朝，赶紧往越南的中南部溜走了。十二月端宗的行朝在珠江口外的大横琴岛与小横琴岛间漂浮，又受了飓风，兵士船员死伤无数，损失惨重，真是天也不助南宋。景炎三年，张世杰想攻打雷州，然后带着端宗远走越南，可是琼州海峡已被元军彻底封锁，可怜的南宋行朝队伍只能迁移到雷州湾外的一个小岛附近，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端宗一直体虚病重，死在了船上，时年十岁。随后立端宗的弟弟赵昺为帝，改年号为祥兴，而这位皇帝更小，才六岁。文天祥一直在打听着南宋行朝的消息和皇室的安危，他必须突围，然后进军海丰和惠州。他知道只有这样离海近了，才能和行朝取得联系。当行朝知道文天祥仍在为南宋忠心耿耿地效力时，作为左丞相的陆秀夫替六岁大的皇帝写了封表扬文天祥的诏书：
才非盘错，不足以别利器；时非板荡，不足以识忱臣。昔闻斯言，乃见今日。卿早以魁彦，受知穆陵，历事四朝，始终一节。虏氛正恶，鞠旅勤王；皇路已倾，捐躯殉国。脱危机于虎口，涉远道于鲸波。……虽成败利钝，非能逆睹；而险阻艰难，亦既备尝。如精钢之金，百炼而弥劲；如朝宗之水，万折而必东。
——邓光荐《文臣相传》
精钢之金、朝宗之水，如此说文天祥并不是过誉，南宋到了这样的危急关头，已没有几个人站在行朝朝廷一边了，那些人早衡量利弊分清轻重，不是投奔元朝就是袖手旁观。只有文天祥，尽管他知道行朝中兴的可能性已微乎极微，但他还是要为宋朝战斗到底，他始终记得他作为南宋臣相的职责。
五
随后，文天祥又有好几次上奏，请求行朝朝廷能允许自己的移军入朝，因为既然是勤王，就得名副其实地入朝，可这时候行朝的皇帝幼小无知，朝政全由张世杰把持。张世杰小算盘算得很清楚，你文天祥那点军队，在战场上是无济于事的。要是一旦入朝，你文天祥名气那么大声誉那么高，自己还怎么能做事，所以他们总是找理由推辞。这样文天祥就打算去广州，再建立个根据地然后以那为基础收复两湖。南宋将军凌震、王道夫已收复广州，听说文天祥要来，也是死活不同意，他们担心丢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样文天祥是进也不能退也不得，一时间似乎很少人能理解他这种理想主义似的报国热忱。看，同样是抗元的南宋将领，他们在关键时候总是想着怎么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文天祥没有，他甚至有一些书生气，总是对自己各怀鬼胎的同僚不加防范。好在还有许多人支持文天祥，比如曾经的老部下刘子俊等人从江西带兵来投，这样队伍又渐渐壮大起来。
潮州一带有一个叫做陈懿的大盗，他有兄弟五人，趁宋乱之际占据潮州，文天祥招安了他们。可是他们心里一直不服，从不愿受都督府派遣，见元军南下又叛逃到那边。文天祥勃然大怒，要###陈懿，这家伙知道自己军队势单力薄就躲进了山中，等待时机。这时忽必烈已决定彻底清除东南沿海的残宋势力，让张弘范率领水陆大军齐头南下，文天祥担心的是北人的水军，在海上航行地话，很快会到潮州，于是他把都督府的军队移入山中。
南方的叹息（7）
那个陈懿当然也知道张弘范的弟弟张弘正，作为先锋已先来到了南方，就去投奔了他，并告诉张弘正只要带些骑兵走一些快捷方式和小路，就可以捉拿文天祥。果然，中午时分，文天祥率领军队走到五坡岭，正准备安营吃饭，元军骑兵突然出现在眼前了，都督府根本没时间备战，纷纷溃散。文天祥已来不及逃走，元军千户王惟义上前将他捉住。文天祥的故友门生刘子俊也被元军捉住，这位极有气节的将领也在另一处被元军捉住，被捕后大义凛然，自称就是文天祥，元军信以为真押解到营房报功，等到后来知道被刘子俊骗了，元军将领恼羞成怒，烹杀了刘子俊。
张弘正不会杀文天祥，他也没胆量杀文天祥。这位忠心耿耿的南宋重臣，让他的对手都敬佩不已，忽必烈的心思他的下属也多少有些明白。文天祥肯定是留有重用的，于是将他囚禁在一艘海船中，派了许多军士看管，而此时潮惠一带的督府军也已全军溃散。
此时的行朝政权，在张世杰的带领下移到了厓山，这个地方现在在广东新会市以南百里外的海中，是个小岛，而张世杰一行还有二十万人，他派人在这小岛上建行宫，与元军做最后一搏。
祥兴二年的正月初六，张弘范的水师从潮阳入海西行，南宋丞相文天祥已被囚禁于船中。经过了六天的航行，他们的船经过了珠江口外的零丁洋。这时的文天祥百感交集，南宋的山河已经破碎，自己的督府军也已溃散，中兴复国的愿望只能落空，眼前只有沧海茫茫，他眼里含着泪水，写下了这首传诵千古的《过零丁洋》：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
皇恐滩头说皇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张弘范第二天也来到了文天祥的船上看望他，张弘范是想让文天祥给张世杰写信，让他投降自己。文天祥厉声回答他们，自己救父母不得，怎还能叫别人背叛父母？他只把这首诗递给张弘范，这个张弘范见了此诗心里顿生敬意，便不再做无谓的劝说。
张弘范的水军要到厓山了，他们已发现南宋行朝的水师，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战船如云，南宋王朝与元军最后一次海战就要展开。
文天祥观察到行朝的张世杰用的仍是长蛇阵的水战方法，将船一线排开，在以前的水战中张世杰屡试不爽，可现在元军已经有了经验，知道采取火攻，虽然在战船外抹了厚厚的泥。其实行朝的水师并不比元军的少，而且元军多是北方人，不谙水性，在船上纷纷呕吐不止，弓矢根本用不上。这时元军的援军从广州赶到，切断了行朝饮水的来源，十来天张世杰的军队困守厓山，口渴时只能喝海水，这样下来，军士疲敝，而海战在张弘范的一声令下中开始了。行朝的海船节节败退，文天祥如针锥心看着自己的军队覆灭于水火之中。
皇帝赵昺坐的是艘大船，在其它船中特别显眼，突围已不可能。陆秀夫见大势已去，又不忍心让他和哥哥一样，决定和赵昺一起殉难，没等元军登上此船，就报着赵昺一起跃入茫茫沧海。
这惨切悲壮的一跃结束了三百多年的宋朝历史。文天祥想就此投海而死，可元军的防范森严，根本出不了船舱，他唯一能做的只能向赵昺溺海的地方叹息痛哭，那里，淹没了一个王朝。
六
文天祥被押送到元大都时先住在一个小客馆的偏房里，平时滞留南宋降臣的会同馆，不愿意接受他，理由是文天祥不是降臣是囚犯。照理囚犯应该要严厉的惩治他，但元丞相博罗却给他换了个好房间，名菜佳肴奉上。文天祥知道，元朝很明显又是想感化自己，让自己做降臣了。他不接受元人的这一套，不吃不喝，也不睡觉，每夜都坐到早晨，以此反抗。
忽必烈和博罗都不会轻易放弃努力，他们第一个派出的劝降的说客是留梦炎。
这个留梦炎本也不得不提，他的经历其实和文天祥很相近，南宋理宗时代考取状元，官也至左丞相，可是在气节和操守上与文天祥简直有着天壤之别。当时临安混乱之时，他见南宋大势已去就投降了元军。这样没气节的人来说服文天祥，那么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被痛骂。留梦炎无地自容，只能灰溜溜地走了。
南方的叹息（8）
接下来博罗丞相派出了北降的德佑皇帝，九岁的赵显，这时他已被忽必烈削去了帝号，封为瀛国公。这个九岁的小孩子还什么都不懂，成天还只知玩耍，哪明白什么劝降不劝降的，元朝让他去见文天祥也只是想让昔日的君臣之恩，将之感化。文天祥见到小皇帝时就百感交集，大呼皇帝名号，希望皇帝能回到南方，不作虏隶。小皇帝好久没见着这位文丞相了，哪知一见到就是痛哭流涕，当然什么话也说不下去，只要怏怏而去。
南宋降元的高官皇帝都出场了，还是劝不动文天祥，那么只有再派他人了，这回是元廷的平章政事阿合马。这位阿合马善于理财，是忽必烈的宠臣，权倾朝野，他来劝文天祥自然派头十足。一进文天祥的住处就坐在厅堂，命人传文天祥上来问话，盛气凌人。文天祥出来时不卑不亢，阿合马见这个降臣还如此狷狂，决定为难一下他。阿合马问文天祥知道我是谁么，文天祥回答刚才不是有人说你是宰相？阿合马继续刁难，既然知道本人是宰相为什么不下跪？文天祥的回答更让人敬佩：“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何跪？”，阿合马突然语塞，随即只能发狠说现在你生死都由我，为什么还不服软。文天祥更是大义凛然，只说亡国之人，要杀便杀！阿合马也碰了一鼻子灰，在忽必烈没彻底放弃希望前，其实阿合马也没半点杀文天祥的权力。
劝降不成，只能用刑了。这时张弘范已凯旋回到了元大都，他听说文天祥几次三番劝降都不可能屈服，想出了一个办法，派人用木枷锁缚住文天祥的双手，然后押解到一间土牢里，将他囚禁起来，牢中暗淡无光，阴冷潮湿。每天元军只供给少量的饮食，在那样的条件下文天祥只能以诗抒恨，但是湿冷的环境摧跨了他的身体，一个多月之后，他终于病倒了。博罗当然不想让文天祥病死，赶紧又让狱卒把他的枷锁去掉，每天允许他出土牢晒晒阳光，这样他的病情稍微得以好转。让他养病其实还是为“劝降”服务的，元廷不到最后一刻不放弃对文天祥的争取。
之后是庭问，博罗终于提出要正式地见文天祥了。有司的官员把文天祥押到枢密院，可是始终不见博罗，一连三四天都这样。很明显博罗要挫一挫他的锐气，直到第四天，博罗出现了，他端坐在堂中间，旁边全是元廷高官作陪，威风凛凛，博罗以为文天祥会畏惧这样的场面，哪知他更加地不卑不亢，只象征性地作了个揖。旁边的官员问他为什么不下跪，他说：“我们南方人的作揖就相当于你们北方人的下跪，南方人当行南方的礼节，下跪不是很多余么。”博罗辩不过他，怒火中烧，派人把文天祥按倒在地，迫使他做下跪的姿势，文天祥干脆坐在了大堂间，偏不下跪。
博罗起先组织了一套言辞，本以为现在说出来能感化他一下，只问了：“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时，文天祥就把博罗所有的准备都堵了回去：“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以及将相，灭亡诛戮，哪个朝代没有，天祥今日忠于宋朝江山社稷，已到今天，你们还是乘早杀了我吧！”博罗恼羞成怒，辩来辩去哪是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的对手，只能又把他又押送回土牢。
在南宋的降将里，有一个人是真知文天祥者，他就是王积翁。王曾是南剑州的知州，当时元军势如破竹攻下了南剑州时，他只能无奈地降元。他在元世祖面前总是褒举文天祥，说“南人无如文天祥者”，因为他很钦佩文天祥的气节。他对忽必烈恳请，能否释文天祥让他出家做道士，然后回南方去，而且不杀文天祥仍旧礼遇之，也可以给天下的人臣做个好榜样，忽必烈一想也是。但留梦炎等人就鸡犬不宁了，心想要是文天祥回南方，重新号召江南旧宋势力，那么将置我们于何地？结果忽必烈吩咐下面还是好茶好饭对待他，不放弃感化他的最后可能。
元朝想到了最卑鄙的一招，他们用文天祥的亲人来威逼他投降。这天文天祥收到了一封来信，是他三年多来都杳无音讯的女儿柳娘写的，看完信之后才知道自己的女儿和夫人都被囚禁在大都的宫中，她们已经出家入道，但过的也是囚徒般的日子。他没有给他的女儿回信，他和女儿说什么好呢，他不想让女儿对自己存什么希望，到是和自己的妹妹通信中曾有这样的流露：
南方的叹息（9）
收柳女信，痛割肠胃。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这里，于义当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途中有三诗，今录至。言之于此，泪下如雨……
——明·朱存理《铁网珊瑚》卷四
送给他妹妹的三首诗也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元军见这文天祥真是铁石心肠，自己妻子女儿的信也不回，更不为所动。其实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文天祥只是迈过了常人都无法逾越的亲情一关，很多英雄豪杰不畏生死，但却顾念亲情而最终坚持不住立场和操守，文天祥做到了，所有的办法都想过，元军已无可奈何。
现在该元世祖忽必烈出场了。
忽必烈是个爱才之人，他一直想让这位南宋的状元丞相能为己所用，这天，文天祥被召入宫。元廷众高官纷纷要文天祥下跪，文天祥只作揖而不拜，甚至有人强行让他屈膝，他仍挺立不移。忽必烈见他性情如此刚烈，也就没再追究，唯一破例地让他站着，然后派人传话说你文天祥在元大都也已三年之久了，若你能象事南宋一样对待本朝，一定让你高官后禄。
文天祥的回答干脆而明了：“天祥受宋朝三帝厚恩，号称状元宰相。今事二姓，非所愿也。”
忽必烈再问：“汝何所愿。”，他已觉察到已经不可能说服。
文天祥其实说得很明白了：“愿与一死，足矣。”
忽必烈的这次召见，是文天祥最后一次选择的机会，但是文天祥还是毅然地选择舍生取义。正当忽必烈还犹豫要不要杀文天祥时，一些臣僚纷纷提议说既然文天祥不肯降附，就满足他吧。
死，对文天祥来说何尝不是种满足，现在他唯求一死。
七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大都戒备森严，天空黯然，风吹沙飞。
文天祥已被押到了刑场，他看到了周围数以万计的大都百姓，这些善良的人都知道眼前被押的就是名扬天下的南宋状元宰相文天祥。他们都为他的气节所感动，无不流涕。刀斧手已经围成一圈，等着文天祥的到来，文天祥神态自若，没有一点惧意，先面南跪拜，南方始终是他朝夕想念的地方。
拜完后，文天祥站起身来，劲项高昂，大义凛然，长叹一声，说出了八个字：“吾事已毕，心无怍矣。”，下面哭声一片。
……
第二天，忽必烈允许文天祥的妻子欧阳夫人从东宫出来殓尸，在刑场上，很多江南义士不顾杀头的危险帮文天祥处理后事。在文天祥的衣带间，他的妻子发现了一篇附有序言的赞，赞文上滴透了一代忠臣的斑斑血迹：
吾位居相位，不能救社稷，正天下，军败国辱，为囚虏，其当死久矣。顷被执以来，欲引决而无间，今天与之机，谨南向百拜以死。其赞曰：孔子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
其时离宋朝灭国已六载，文天祥时年四十七岁。
东林名士（1）
无锡城东最值得去的地方，我觉得就是东林书院的旧迹了。东林书院在明代历史上的意义已不仅是一个讲学谈论道的书院，这个书院中的学生几乎个个都心忧天下讽议朝政；从这里走出的人几乎每一个都力挽狂澜地影响了晚明的政治。也许江南本不该有东林党这样硬气十足的音符，民风的柔婉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心灵的正直。当然东林党也因为他们的直抒己言纵论天下而得罪了朝廷，可事实证明，从这里走出的人，才是那个天崩地裂时代真正的脊梁，我先想到的是顾宪成和高攀龙，他们两位都是东林书院的创建者，也都是无锡人。
东林书院其实早有其名，宋代政和年间一位著名的理学家杨龟山从洛阳南下时，就在这个地方讲学，自那时就有了这个书院。因为这位杨姓理学家的名字，所以又叫龟山书院。经历了南宋元代明三代，在元朝时也被周围的百姓改为寺庙，倾废已久，至于为什么后来顾宪成和高攀龙怎么会想到重修东林书院的，那还得从头说起。
一
万历八年，顾宪成已三十一岁了，二十七岁中举人以来也已四年之久，这年他下决心北上参加会试，凭他的才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进士。中进士的人一般都要被授予官职，可刚当官不久的顾宪成就与几个同榜进士，志同道合的朋友议论朝政评点时事，措辞往往非常激昂锐利。顾宪成是个书生气很浓的人，过于正直的他会得罪很多朝中的权贵，最有意思的一次是万历九年，时任首辅的张居正患重病，满朝的官吏都凑钱要给张居正在东岳泰山祈祝。只有顾宪成一人认为不可，一位和顾关系不错的朝中的官吏生怕自己的朋友得罪了张居正而代他签上了“顾宪成”的大名，顾宪成知道这事后，骑着马赶到那里，亲手抹去朋友给他代签的名字，刚正耿直如此。明神宗宠爱郑妃，不务朝政，顾宪成就上疏说神宗“内宠将盛，群小将逞。以私掩公，以一己掩天下。”，这样说皇帝还得了，一怒之下皇帝削去了他的进士籍，不过朝廷中许多有识之士都说顾宪成此举，让正气为之一吐。万历十五年时，顾宪成又不顾自己的安危，上书神宗皇帝，要他“分别君子与小人”。皇帝也是你说的么，好，又被贬湖广。顾宪成到也不怕，听到这个惩处的决定释然一笑，他知道那个方向柳宗元甚至苏东坡都在那呆过，于是他第一次被贬谪到这蛮荒之地。外放做官的经历很快又结束了，朝廷看来还是离不开顾宪成，他又回到了京城，这回担任的是吏部文选郎中。万历二十一年时，立储君的事又提上了日程，神宗仍旧骄宠着他的郑贵妃，那么自然就想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可是之前已经下旨立了太子。这回要改，只能推脱说要等皇后生子后，再向吏部提出册立的事，同时又将皇长子三子五子一并封王，说以后可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当三王被封的旨意传扬出去后，朝廷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哪有立三个太子的先例。顾宪成这时又冲在了前面，力持异议，他代表了大部份朝臣的意见，上疏神宗皇帝，提出了九条不可行的理由，为了让神宗采纳他的意见，同时顾宪成还写信给首辅王锡爵，希望他能从中解释和劝说神宗皇帝，使太子的事早日定下。神宗虽然后来接受了顾宪成的意见，但对这个多事的江南人也渐渐反感起来。到了万历二十二年五月，首辅王锡爵因为年龄太大，要谢政致仕，退休前还得先为朝廷推荐一些内阁臣子，顾宪成也在被推荐之列，其中还有大学士王家屏等人，王家屏曾因为立太子的事为神宗厌弃。皇帝让吏部重新提交名单，名单传到神宗眼前时，发现这王家屏怎么还在里面，怒火中烧，将管理官员升迁的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降为杂职，过了段时间干脆将他革职为民，顾宪成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仕途，此时他已四十五岁。革职之后的顾宪成虽然仍心忧天下，但已使不上劲，在北京附近一个叫张家湾的地方住了下来休养，当然平时还是忘不了给朝廷推荐合格的官员。顾宪成虽然被革职，可他心里从没有过后悔和歉疚，因为作为吏部的官员，本来职责就是给朝廷举荐选拔合格官员的，做事自然要讲原则求公平，必须要选到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来为朝廷服务，可是朝廷对这个赋闲官员的建议爱理不理，失落的顾宪成打算回南方无锡去。京城与无锡相隔千里，一路奔波，让顾宪成精疲力尽，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可是回家后就大病一场，一来是因为往日在朝廷过于投入的工作和旅途的劳顿，一来更因为胸中的郁郁不平之气。
东林名士（2）
在家休息了两年，整日与书为伴，累了就坐上一叶小舟在江南的河道里畅游，比起京城的烦累，无锡这个江南故乡给自己带来的完全是惬意。当然，作为士大夫，顾宪成不可能没有那种忧国忧民的天下意识，万历二十四年的年底，吏部文选司以前的同事唐仁卿，回江南老家探亲，路过了无锡张泾，他也好久没见着这位刚正不阿的顾先生了。顾宪成见到他的第一件事，就是问近日国家的局面怎样，朝廷又发生了哪些事？弄得唐仁卿钦佩不已，原本以为一个赋闲之人早已归隐恬淡，不想顾先生仍是这番执着。顾宪成大概也知道朋友们会不理解他这种心态，所以在给别人的信中他这样说：“生平颇怀热肠，何能耕闲钓寂。”，是啊，大半生这样忙忙碌碌了，一下子闲下来去耕作垂钓，这种寂寞肯定是耐不住的。当然到不如说他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他心里还有很多话要说，他还想为大明王朝做些实在的事，可是现在他知道神宗不会给他机会了。那怎么办，退而求其次也可以，顾宪成首先想到的是读书讲学，他想通过讲学来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而今而后，惟应收拾精神，并归一路，只以讲学一事为日用饮食。学非讲可了，而切磨淘洗，实赖于此。”，收拾精神，顾宪成是不愿意这样终老在温婉的江南水乡间的，他要发出热量，作为一个读书人，他这极有眼光的选择，令人尊敬。
二
顾宪成出生后的十二年，高攀龙也在无锡出生了，他们的家离得并不远，似乎也注定他们的人生轨迹应该会很相近。万历十七年时，高攀龙已二十八岁，这一年二月他一个人独自去了京城参加会试和殿试，当然也进士及第，吏部决定让他担任行人司行人这个官职。这个官职品级不是太高，但执掌着传圣旨和行册封的一些事，清闲却也很重要。在行人司，这个高攀龙似乎和他的同乡顾宪成一样不安分，吏部给他那个官职就是让他少说话闲着的时候多看看书的，这到好，他偏偏有很多话要说。当时四川有个沽名钓誉的提学佥事叫张世则，他几次上疏给神宗皇帝，要求他能崇正学辟异学，原因是什么呢，张世则自己写了本《大学古本初义》，说只有自己的这本书才恢复了《大学》的原义，朱熹的那套是贻误后人的歪学，建议明神宗将之废除而用自己写的教科书。高攀龙自小就研习程朱理学，虽然也承认理学中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还不至于要象你张世则说的得废除掉，于是就也给明神宗上书。上书也就罢了，高攀龙在奏文中建议神宗要多用谏臣，多听意见，这意思分明是说自己不善纳谏，神宗一听到这些话自然对他没好印象。但高攀龙不会罢休，这一年的十一月，内阁首辅打击一些直言敢谏的朝臣，弄得人心惶惶，高攀龙又上了篇奏疏，措辞严厉地要神宗爱惜朝廷人才远离不忠小人，一个帝王只有做到这样才能使国泰民安。这份奏疏首先激怒的是首辅王锡爵，而后固执的神宗皇帝也非常生气，王锡爵问神宗皇帝象高攀龙这样目无尊长而狂妄的的人该怎么处置，明神宗给他一道旨意，一下子把他从京城贬到广东揭阳县去。到广东这个小县做什么呢，去管理文书出纳，显然王锡爵和神宗皇帝是拿他玩呢，不是善谏么，到了音书不通的万里之外还谏给谁听去。
京城到广东也是万里之遥，一路千山万壑，艰辛跋涉，在路上高攀龙并没因自己遭贬谪而灰心，他其实早做好了被贬的心理准备，不然也用不着冒死谏讽神宗皇帝了。这一路他走了两个多月，到广东时已是早秋，真正为国家社稷着想的人是并不在乎官职卑微与否的。高攀龙在工作之余仍不忘在县里举办一些考试，选拔有学识的少年加以培养，他觉得朝廷的希望总在这些年轻的人身上，甚至在此之余他还惩治了当地的一些地痞恶霸，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他们觉得这个京城来的官员与平时见的很不一样，办了一件又一件的实事。过了一段时间，高攀龙请假北上回无锡时，揭阳县的许多听他讲学跟他读书的生员都舍不得他。这到好，神宗的给他的贬谪半点没影响到他的情绪，反使他的心境更平和了，他知道要将自己所学为国家做些事，就必须做到宠辱不惊。他想好了，回到故乡无锡后，好好地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读读书，他选择了漆湖，在这湖中央建了一个水居，四面环水，荷叶滴露，每天在这里饱览群书。当然平时也出门访友讲学，与他往来最多的就是此时也赋闲在家的顾宪成，他们两似乎天生注定会是一对挚友。书包 网 想看书来
东林名士（3）
一天，顾宪成和高攀龙谈到了同一个话题，说江南很多地方都有了一些讲学论道的场所，比如说武进的钱一本、常州的刘元珍等人，都办了学校。顾宪成的意思是能不能将这些讲学团体联合起来，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既可以谈学论经也可以广交天下朋友。高攀龙当然赞成，两人一排即合，决定创建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他们首先想到了东林书院，只要重修一下绝对可以，但最关键的是需要朝廷的批准。顾宪成和高攀龙，还有自己的弟弟顾允成三人一起活动起来，游说周边的父母官，到了万历三十二年，终于获得了官府的批准。
于是，这一大批的江南名士找到了谈学论经的场所，更找到了纵议国事的气氛。东林书院，明代最自由的学术风气和议政言辞都将从这里播洒到神州大地。
三
正在顾宪成给书院的学生讲学时，听说江南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让顾宪成气愤不已。这事和盐税有关，当时无锡有一个叫赵焕的商人，因为告发了名叫俞愚和金阳两位税使虐民的不法之事，而被这两人以逃税为由，活活打死，这还不算，两个税官还将赵焕的尸体仍到河道中。赵焕的儿子赵希贤见父亲遭此残害，控告两个税使横行乡间以及杀人的罪行，俞愚和金阳这两人又用惩治逃税这借口将赵希贤关押起来，并打算在适当的时候用木杖打死他。顾宪成知道后，几次三番地致书给当地的官员。迫于压力，当地的官员硬着头皮惩治了俞愚金阳两位税官，释放了赵希贤。为什么说硬着头皮呢，当时的矿盐税使是极有地位的，这些人往往都不受地方政府管辖，直接向神宗任命的税官负责，是荒怠朝政的神宗赋予他们不可一世的权力。当时的神宗只顾自己享受和挥霍，弄得国库亏空，那怎么办，他想到了民间，从民间大量收税，这样才能维持自己奢靡的耗费，而这些全国各地的矿盐税官是神宗独立设立的机构，并不向户部负责。有了皇帝的支持，这些税使在全国各地就广收亡命之徒，大肆盘剥百姓，江南的俞愚金阳这些人就是典型的代表。当然眼光敏锐的顾宪成看到的远不是这些，他真正担心到不是几个恶税吏的影响，他担心神宗这样的盘剥必然会引起全国百姓的反感，甚至会激起民变。
高攀龙也遇到了同样的事，当时在无锡和苏州之间有一个水陆要道叫浒墅关，是江南地区的一处重要的税卡，浒墅关的主政官员施重光在督理税务期间横行霸道欺诈勒索，曾经有这么件事让高攀龙气愤不已，一个乡间的船民，船上全载了灯草，满船的灯草也仅值二两银子，这些税官却要收二两的税，不交不让船过，这位乡民气得无可奈何，只能当着这些税官的面把船上的灯草给烧了。因为他知道，就是船过去了把灯草全买了也抵不过税银。在重税之下民不聊生，高攀龙首先就将这事写信告诉了上级，并要求严加惩办这些不法的税官，当然官府对这些人的处置也是表面文章，朝廷对于这些税官更是姑息养奸，或者说明神宗就靠着这些税官活着，但高攀龙和顾宪成的这种行为赢来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
顾宪成和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名士，作为书院讲学的先生来说，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科举，因为那时科举是士人参政的唯一途径。既然这是唯一的途径，再加上当时朝政如此腐败，那这种风气必然也会在考场上蔓延，科举舞弊屡见不鲜，当然影响最大的一次可能就是万历三十八年的韩敬科场案。这韩敬是浙江归安人，也就是现在的吴兴人，他参加当年的会试时试卷本来已经被点落了，可是中间他给考官汤宾尹行贿后，居然将被录取为第一名。其它考生也纷纷行动起来，找门路想办法，最后朝廷查出越房录取的考生就有十八人之多。作为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钱一本把这事告诉了顾宪成和高攀龙，他们就纷纷上书朝廷说内阁隐瞒了这场科场舞弊，要求革除那些舞弊而中进士的宦官商贾子弟，并对改革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他们认为象这些会试舞弊案可以看出官员的腐败已很深，治病要治根，首先必须整肃吏治。他们认为天下之害就是因为朝廷各个机关受贿之后乱用无才无德之人，提出取士的标准首先是“正”和“大节”，这又不得不让人想起他们举荐李三才入朝的事。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东林名士（4）
也是万历三十八年，因为内阁缺人，大学士叶向高提议要推补阁臣。有人建议阁臣不应该专用翰林院的那帮官员，可以从外官中选拔人才，经群臣品议后推荐充任。当时大家想到的就是李三才，这个李三才刚正敢言，确实给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所以在官场和民间都极有口碑。比如神宗派到凤阳府的几个矿盐监税中有一个最蛮横凶恶的人叫陈增，尤其是陈增的一些爪牙，成天压榨欺负百姓，由于他们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税官，地方官员无人敢管，李三才严惩了陈增的一些手下，一些罪名比较大的甚至将之捉拿捕杀，老百姓纷纷拍手称快。陈增还有一个帮凶叫程守训贪污赃款数十万两之多，没人敢管，又是李三才站了出来，向朝廷参劾他们，终于这个程姓的贪官只能伏法，再一次大快人心。两淮地区地区发生水灾，李三才也积极请命，对灾民增加赈济，连连上书直至免除数十州的税收，这样的官员怎能不得民心。这回江南水灾，民不堪命，顾宪成也给时任漕抚的李三才写了信，希望他能向朝廷通报，而对百姓有所接济。李三才本就非常了解这位正直的顾宪成，他写来的信自然很重视，江南的灾情时时浮现在他心头，几次三番地上书，朝廷终于也发放了救济，及时地为江南百姓解决了许多困难。就因为这一系列的事，朝廷的百官都看在眼里，对李三才的人品有了很深的了解，正当选拔官员之时，李三才自然被很多人推荐。知李三才最深的，举荐最出力的当然是东林领袖顾宪成了，可是朝廷内许多齐、楚、宣、浙等派系的宦官都怕李三才入内阁而影响他们的利益，纷纷上疏攻击李三才，说他如何贪赃枉法，说他如何玩忽职守如何蛮横奸诈，所有污蔑的词都用上了，唯一的目的是搞臭他。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名士都看在眼里，也纷纷上书与那些居心叵测的宦官展开辩驳，此外，顾宪成还写信给当时的辅臣叶向高以及吏部尚书孙丕阳，力证李三才是清廉正直之官，而且勤学力行，不入内阁是朝廷的损失。人家开始怀疑你顾宪成，这么举荐李三才是不是也是结党，顾宪成说，哪只是结党，君子之间的党光明正大以天下为公，有何不可，只怕是祸国殃民的小人营私结党。针对宦官无谓无理的攻击，他这样说明他的用人原则：
凡论人，当观其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即小节出入，不失为君子趋向；苟差，即小节可观，终归于小人。又闻为国家者，莫要于扶阳抑阴。君子即不幸有诖误，当保护爱惜成就之；小人即小过，当早排绝，无令为后患。
这样的观点其实是很科学的用人观，可是朝廷未必听你顾宪成的一家之言，李三才入阁与否的分歧和争论，其实是真正的爱国士大夫阶层和腐朽的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在那样的时代，又总是恶势力得势，比如这些掌握话语权的小人，在朝廷中都如日中天。那李三才怎么办，他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和避开这些纷争，连续十五次上疏辞职，这让他的反对者们高兴了一阵，而难过的是顾宪成等人，他们觉得失去这些人才是朝廷的损失，万历皇帝才顾不得这些损失，他依旧悠闲地在后宫修养着，少几个李三才算什么。
四
东林书院最初创办的初衷就是读书讲学和救国，顾宪成和高攀龙为此也为书院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旨和院规以及具体的会约仪式，与白鹿洞书院相比，东林书院的规范就显得更加细致。东林书院的建立实际上也适应了吴中地区学人商榷新知的需要，会约规定，每年开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除了酷暑严寒，书院会定期会讲，会讲的期限是三天。顾宪成和高攀龙在本地的声望很高影响极大，远近的学子纷至沓来，每次三天会讲的期限，张泾镇上除客栈外连祠堂庙宇，甚至周围的农户人家都被人租满了，为的就是听到顾宪成他们讲授的课。顾宪成高攀龙与东林诸名士集资在附近靠河的地方造了数十间公舍，让来自江南各地的学子们住宿，后来东林书院名气渐大，各地的学者也多有耳闻，有的从京城、湖广、闽浙甚至云贵赶到无锡参加会讲，也有的学者不远千里泛舟问学。在这种自由的学术风气中，由于东林名士都有着几乎统一的学术主张，自然也就形成了一个学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东林名士（5）
程朱理学到了这个时候，渐渐也走向衰微。而王学也逐渐显露他的弊端，东林学派最反对的就是以那些尊崇王学而以“学术杀天下”的人。王阳###学思想的来源，除了受到传统儒学的影响外，更受到了佛学和禅宗的影响，顾宪成他们看到了这点，所以对王阳明的一些观点十分反对，比如说“致良知”学说。王阳明强调的是用意念去指导人的行为，目的是要人们去掉物欲的蒙蔽，而存良知的本体，就这些到和理学无甚差别。关键是在实现“致良知”的具体内容和途径上，王阳明认为包括体认良知的静的工夫和实现良知的动的工夫。问题就出在静的工夫上面，反身而诚的内省工夫实际就是“不假于外求”的“自明本心”的体悟，王阳明强调道德修养应以发自内心的真诚为前提，可是内省体悟在理论上势必就与佛教禅宗靠到了一起，走向玄虚。最后王阳明把事物的变化发展都说成是“良知之发用流行”，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互相矛盾的。到了晚明，很多的学人都没继承王学中的有利部分，全都走入末流，将本就靠近禅悟的王学继续禅化，空谈说玄之风弥漫于学术思想界，而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这是万万要不得的。顾宪成和高攀龙痛斥的学术杀天下也绝非夸大之词，那群王学末流不闻国事，置国危民艰不顾，空谈心性，不务实学。连学风都不正的时代，那么世风肯定日下，这对于明代后期处于危机深重的国家来说，无疑会是雪上加霜。尤其是王学中的“无善无恶”之说，更是让有现实感的东林名士们深恶痛绝。
什么叫无善无恶，顾宪成他们看得清清楚楚，它分明宣扬的是一种可是可非模糊善恶标准的理论，就这理论来说到无妨，可是为虎作伥，成了为朝廷中的庸碌腐败官员张目的工具。人家王阳明不是说了么，人是无善无恶的，那么就是有再多的丑陋行径也称不上恶了。相反那些勤恳塌实为朝廷做实事的人就遭了殃，你做得再好也等于零，善和恶是没界限的。这还得了，在王学末流的曲解宣扬下，简直连是非善恶的道德标准都被取消了，怪不得那帮人只能“空则一切解脱、无所挂碍”去了，顾宪成把王学的无善无恶归结为两个字，一是空，一是混，说他这种学问就是混淆是非的，势必会为那些胡作非为的人提供理论依据，势必会混恶为善。以善为恶，将仁义礼法等一切善的东西都归结为恶的结果。高攀龙也不放过王阳明的这个学说，抨击说无善无恶崇尚的“无”，其实这是大乱之道，这样的学说只能成就恶的发展，而真正摈弃了善。他引用方本庵的那句话说：“见为善，色色皆善，故能善天下国家；见为空，色色皆空，不免空天下国家。”，一言中的，高攀龙所提倡的士大夫应该有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精神，而不是需要那群食朝廷俸禄的士大夫，无所事事不分善恶地大谈心性。顾宪成更是具体分析了无善无恶的流弊，它不但助长了乡愿恶习，也出脱了小人埋藏了君子：
无善无恶四字最险、最巧。君子一生兢兢业业、择善固执，只着此四字，便枉为了君子，小人一剩猖狂放肆，纵意妄行，只着此四字，便乐得做小人。《论语》云：“埋藏君子，出脱小人”，此八字乃“无善无恶”四字膏肓之病也。
——《还经录》
很明显，顾宪成所谈的君子不是道貌岸然的无用之徒，他几乎所有的观点都从天下出发，从国事出发，他所谓的君子一般都是同情百姓对腐败的朝政直言敢谏的官吏和文人。当然，那些小人主要也是指在朝廷中只追求己身的功名利禄而甘于依附腐败势力的官员。我们也可以隐约看见，其实东林学派与当时务虚的学风之间的争论也不是偶然的。它这必然是当时社会危机深重的产物，顾宪成的眼光清醒而独到，所以他必须把这些时代病指正出来，为的是什么，显然是为朝廷为天下。顾宪成心里其实有极深的儒家情节，这种情结也逼着他对程朱理学进行批判和继承。他反对王学是众所周知的，但他也反对程朱理学中的不合理成分，比如程朱理学中讲的训诂词章之学以及一些脱离实际的抽象教条，与社会无益，顾宪成就极其反对。当然理学中的经世致用的理性精神，顾宪成和他的东林学派还是一脉相承的。
东林名士（6）
万历三十五年时，不知道朝廷怎么又想起了这个在江南讲学的顾宪成，准备启用他，第二年他就被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其实他已不怎么想当官了，在东林书院，他见着一批批的有识之士走向全国各地，心里已很满足，但任命来了，自然还得去，走到丹阳，头痛的旧病复发，干脆回到无锡讲学。回来讲学的一两年中，由于东林书院的影响太大，因为一次纵议国事的事还引起朝廷官员对东林讲学的非议，攻击象潮水一样涌到顾宪成和高攀龙的耳边。有的人建议时局纷乱，不如东林书院规定的会讲不要再举行了，但顾宪成认为越是时局纷乱，越需要这样的讲学，让士子们在国家危急关头讨论政事本身就是东林书院开办的宗旨之一。书院的会讲风雨无阻，一切依旧。
万历四十年的五月初夏，顾宪成病倒在了东林书院讲席上。同月二十三日，这位一生心忧黎民苍生的思想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所幸他有个书院，虽然生前官做得不是太大，可现在学生也不少，这些意气奋发的学生定会把老师的思想传下去，他心里虽然仍充满了忧患，但嘴角应该也挂着些许笑容。
至于东林书院的主持工作，也只能落到了高攀龙身上。
五
万历帝死后，光宗即位。哪知道他更是个短命的皇帝，即位一个月就一命乎乎，这样皇长子朱由校就上台了，东林党在扶立这位熹宗皇帝时立了功，自然受到器重。高攀龙也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光禄大寺丞。对于有济世情怀的东林党人来说，他们无疑看到了希望，有一展宏图的机会了。这位熹宗也接受了朝中大臣的建议，将神宗时代遗留在全国各地的矿监税使招回京城，不再到民间横征暴敛。另外东林书院出生的这帮官员，还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兴修水利，推广种植水稻，还建议国家加强东北的军事力量抵御满族的入侵。尤其是高攀龙，在光禄大寺丞的位置上，连连上奏熹宗，要求朝廷裁减和革除各种靡费，甚至他大胆地提出要重新追论“梃击”“红丸”“移宫”这三宗光宗时代的宫廷大案。
这几起案子都与皇权有关系，当时天下都不敢议论，只有东林书院的正直之士敢说实话。现在神宗光宗皇帝都死了，新皇帝上台，有必要追究与这三大案有关的一些人的责任。这是东林学人的要求，其实也是天下百姓和正直官员的要求。先说梃击案，那还是万历年间的事，前文已说过，朱常洛是神宗和一宫女王氏所生，而神宗疼爱的是郑贵妃，郑贵妃要立儿子朱常洵为太子，自然对朱常洛嫉恨在心，一次让人找来一个壮汉，拿个木棍闯到了朱常洛的宫中要谋害他，结果此人被当场擒拿，有司查出是郑贵妃指使所为，碍于神宗对她的垂幸，此案只能不了了之。接下来就是红丸案了，当时朱常洛已即位，郑贵妃梃击案的意图被朱常洛看穿，对于这个新皇帝，她只能拉拢，拉拢的办法就是献美女，朱常洛是个好色之徒，纵欲过度后本来需要进食补药的，郑贵妃暗中指使亲信太监崔文升给太子献药，这药却是泻药之类的剧毒之药，弄得朱常洛卧病不起。最后内阁大臣方从哲又不知从哪弄来了“仙丹妙药”让光宗皇帝吃下，说是进补，第二天这位新帝就一命归天。接下就是郑贵妃的移宫案，试想郑贵妃本是神宗的宠妃，明代只有皇帝皇后才能住在干清宫内，现在神宗都死了，郑贵妃仍霸着干清宫不肯走，而天生懦弱的新帝朱常洛登基了仍住在当初做皇太子的慈庆宫里。她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给朱常洛的一个侍选是郑贵妃的人，现在这个李侍选也已得宠，郑贵妃想让朱常洛册封李侍选为皇后，那么自己也就可以成为皇太后而长住干清宫了。郑贵妃的想法被朝中的正直之士看了出来，纷纷上书要赶走她，最后无奈之下郑贵妃才移到了仁寿殿。这个郑贵妃真有她一套，将明王朝弄得元气大伤。
就这三件事牵扯了无数的人，当时碍于情势不能一一追究，现在熹宗上台，东林党人觉得可以拿出来重审了，象一些太监和朝中依附郑贵妃的人就更应该追究他的责任。可是一腔热忱的东林党人，高估了这位平时爱好做木工活的熹宗皇帝的眼光，他除了将国事交付给一位宠幸的太监以外，平时就做木工活。当然东林党人的那些忧国忧民的言论自然不入这位新帝的耳朵，他把所有的事都交给那位太监去做，这下好了，明朝的灾难也将降临，东林党人眼前更是一片漆黑，这位太监是谁？
东林名士（7）
还能有谁呢，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魏忠贤。
魏忠贤是个文盲，原不姓魏，叫李进忠，河北肃宁的一个市井无赖，娶过一个妻子，有一个女儿。后来在老家吃喝嫖赌荡尽家产，活不下去了才自宫做了太监。一个天生的文盲木匠当了皇帝，另一个文盲又做了皇帝的秉笔太监，这并不是某个小说家的杜撰，他两就是大名鼎鼎的熹宗皇帝和魏忠贤。在熹宗朱由校的眼里，这个同样没读过书的魏忠贤似乎没那么多心眼，比起那些狷介大臣们要好对付多了。当然魏忠贤受宠还有别的原因，一是因为朱由校小时候就是魏忠贤侍奉大的，二来是魏忠贤和熹宗的|乳母关系非常近，三是魏忠贤天生善于奉承阿谀，城府极深。当时宫中很多太监都看不起由宫女出生的王氏，都不愿去伺候他们，可是魏忠贤就更有远见，他费尽心机成为了王氏宫中的办事太监。他以前赌博一直输，现在终于押对了宝，谁也没料到光宗暴毙，朱由校作为长子真地被推上了历史舞台，这下魏忠贤得志了。还有那位熹宗的|乳母客氏，和魏忠贤勾结，两人处心积虑地除掉宫中的异己。这还不算，魏忠贤真正的危害还不在后宫，在朝廷中他形成了自己的阉党，比如文臣崔呈秀、魏广微等人都依附于他，他势力最盛的时候，朝廷内外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这些人几乎每个都是高官，比如总督巡抚之类。
天启四年，终于有人愤怒地站出来控诉祸国殃民的魏忠贤了。这个人也是东林党人，高攀龙的朋友，时任左副都御使的杨涟。他也真够胆量，一口气罗列了这不可一世的魏忠贤24条罪状。这下朝廷炸开了锅，见有人敢冒天下先来告魏忠贤的状。那奏折也纷纷从各个角落里递呈上来，冲着魏忠贤而去，几日之内就有一百多余疏。而这些正直敢言的人中，多半都是与东林书院有关系的人。那个任淮阳巡抚的崔呈秀，众所周知他是魏的嫡系，在任上贪赃枉法，时任左都御使的高攀龙就上疏揭发他的罪行。迫于朝廷内外的压力，熹宗只能将崔呈秀撤职。这下好了，崔连夜向魏忠贤哭诉求救，大肆污蔑东林人士，说若是不想办法除去高攀龙、杨涟这些人，咱们也许以后就不知怎么死的呢。魏忠贤终于决定，要给这些东林党人颜色看看了。
魏忠贤第一个想到的办法是伪造圣旨，他怎么有这样的胆量？其实这是熹宗给予他的胆量，平时魏忠贤每次要惩处朝廷官员时，就拿着奏疏，等皇帝在投入地做木工活时向他汇报，熹宗头也不抬，对他恨不得象亲爹一样信任，经常说“你们用心去行，我已知道了。”可见魏忠贤在这样“宽松”的条件下，假冒几个圣旨也没什么难度。果然，圣旨一下，杨涟左光斗等人第一批遭逮捕，这两位都是东林党人，罪名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就是受贿。魏忠贤惩治人真是有一套，他觉得杨涟左光斗等人身为朝廷的命官，肯定都会象他自己一样搜刮了不少财物，可是锦衣卫初去两府查验时并没发现什么值钱的东西，魏忠贤想出个办法，先贬他们回老家，半路上再突然来个拦截，路上总能发现大箱小箱的珠宝吧，这样以“受贿”就名正言顺了罢。可是到后来发现这两个嘴硬心直的高官，走出京城时两袖清风，寒酸地只有一些衣物，这下真是气死了魏忠贤，他绝对不会放过杨涟左光斗等人的，先让他们回家，来年处置他们。
天启五年，刚回到家里的杨涟左光斗又被押解到京城，这下魏忠贤要审他们了。
名义上是审，其实魏忠贤的意图狱官们也知道，审问是假，置他们死地是真。进诏狱迎接他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打，这些读书人哪里吃得消那些雨点般的棍棒，狱卒们只要他们交代受贿的事实，可实际上杨涟等人根本没有受贿，交代什么？不交代的话可能被打死得更快，杨涟只能和左光斗暂时给自己编了个胡乱的罪名，以为这样阉党会罢休。既然你们已经供认了“罪行”，那就更该打了。这是明代末期最黑暗的时代，正直的臣子在牢狱中成了小人泄愤的工具，杨涟被打死了，打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接着左光斗也被打死了，又时值夏日，这些臣子的尸体全都溃烂，惨不忍睹。
东林名士（8）
当初逮捕杨涟时，当地的民众数万人自发地奋起救援，那些缇骑被打得纷纷逃散。最终还是杨涟站了出来，他觉得这样下去会引起民变，会危及到大明的统治，他是朝廷的重臣，自然不能这样坐视百姓因为自己而暴动。是他出来，劝住了当地的民众，然后跟着去了京城。既然杨涟左光斗，这些重点盯防的人物已经被解决了，魏忠贤以为逮捕苏州的东林党人周顺昌会简单顺利一些，哪知道这回真的激起了民变，十几万的市民自发地走上街头声援东林，纷纷追打魏忠贤派来的缇骑。可是结果呢，仍旧是五个带头闹事的苏州市民被官府杀了头，周顺昌自然还是被逮走。高攀龙听说阉党已到了苏州，他已做好了自尽的准备，他不想让自己象好友杨涟左光斗一样落入魏忠贤的手里。缇骑将至，高攀龙来到了后园，这时他也许想到了他已故的好友顾宪成，甚至有些羡慕他，走得那么早，居然没看到明代最黑暗的时候。也罢，高攀龙早已作好了准备，临投河前写下了一封《遗表》：
臣虽削夺，旧系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故北向叩头，从屈平之遗则，君恩未报，结愿来生。臣高攀龙垂绝书，乞使者执此报皇上。
这位忠贞的东林党人，临死还不忘皇上，而皇上在做什么呢，正拉着锯条做木工活，他乌烟瘴气地天下早让魏忠贤给他打点着呢。缇骑看到这份遗书时也只能自讨没趣，回了京城。
六
在高攀龙壮烈地投湖之前，东林书院其实已被毁。这是魏忠贤和熹宗的主意，圣旨上说“苏常等地书院尽行拆毁，刻期回奏。”，显然一向言论自由的东林书院太招他们眼了，你看，朝廷中哪个看敢死谏的不是东林党出生，哪一个敢参魏忠贤的与东林党人无关。魏忠贤早已想毁去这些出了无数个政治对手的书院了。斩草除根，他必须铲平这些书院，不能留半片断瓦残橼，那些毁院者果然按照魏忠贤的吩咐，连书院中的树木都连根拔起，他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解恨。书院刚毁，当时的高攀龙自然心痛，他有些觉得很对不起故友顾宪成，当年建书院是花了很大心血的，不过高攀龙也没灰心，令他欣慰的是如今的东林书院已桃李天下，从这里走出的正直臣子是杀不完灭不光的，他有一诗这样写到：
纵然伐尽林间木
一片平芜也号林
这也许就是东林党人的真正气节所在，读书讲学的东林名士，永远不会忘却他们心中济世的理想。他们想扶起即将倾颓的晚明江山，虽然这只是一相情愿又生不逢时的政治理想，不过那种启蒙的力量和伟大的信念足以让他们光耀千秋、名传史册。
突然耳边又响起那句国人几乎都会诵读的联句，那些风声雨声，似乎也永远启迪着后人，读书应该为了什么。
人迹板桥霜（1）
扬州以北二百里的一个小城，三百年前，这里是画家郑板桥的故乡。在扬州八怪里，我觉得郑板桥的经历是最有传奇色彩，而且才华也是最高的一位。他不但书画技艺精湛，而且通诗词，再加上狷介不羁的性格，让后人不记得他都难。清代的画家不少，比如那些宫廷画师“四王”之类，到了现在，几乎没几个人能象郑板桥一样世人皆知的，可见他确实有一般画家不及的地方，而这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一
一直以为郑板桥祖籍就是扬州兴化，而事实并非这样的，他的先祖是地道的苏州人。这就奇怪了，苏州呆着好好地，怎么过江到扬州来了，原来是明朝初年的移民政策所致。当时元代政权已腐朽不堪，全国各地纷纷揭竿而起，其中有一支队伍是由张士诚领导的，它的崛起地就是扬州兴化。这支军队很快建立了“大周”政权，占据了江南一带的很大一部分地区。这个政权不久就蜕变成封建割据势力，最后定都平江，张士诚号称吴王。这时朱元璋的势力越来越大，要建立自己的政权必须铲除张士诚，张士诚不是他的对手，最后只能将吴地拱手相让。取得天下后，朱元璋觉得兴化这个地方是张士诚的老窝，对之非常不放心，于是想出个主意，命兴化一带的百姓移到天津一带，以绝后患。那兴化城空了怎么办，他又命苏州闾门一带的百姓移往兴化，郑板桥的祖先就是从这个时候由苏州移到兴化的。
郑板桥出生在清康熙三十二年的冬天，出生那天正好是小雪。父亲给他起名为“燮”，取自《尚书·洪范》的“燮友柔克”之句，希望他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委顺谦恭些。至于为什么要叫板桥，这是因为他出生在兴化东城外，东面有条蜿蜒清澈的护城河，老百姓为了通行的方便就在河上架了一座木版桥，郑板桥时常从这桥上经过，每次过桥时都被桥边的风景迷住，所以这座桥在他心中留下了极美好的印象，后来干脆将自己的号叫做板桥。
郑板桥出生时，家境已非常清苦，三四岁时他的母亲汪氏就已病故。从小缺少母爱的温馨，好在|乳母费氏对他十分关爱，可是到了康熙三十八年，这位|乳母费氏因为洪涝灾害的缘故，迫于生活，不得不外出逃难，不得不离开郑家。郑板桥的父亲郑立庵在汪夫人死后，又娶了一位妻子郝氏，这个郝氏善良而贤慧，视板桥如己出，这也多少弥补了他缺少的那份母爱。虽然父亲只是靠教书养活一家，清贫的生活并没影响到郑板桥所受的教育，他除了和父亲攻读诗书以外，亲外祖父汪翊文是个博学之士，淡泊名利隐居不仕，板桥也接受了他的启蒙。他的继母郝氏是康熙三十六年到的郑家，郝氏非常疼爱板桥，每次回婆家也都带着他，郝氏的父亲郝梅岩也经常教板桥吟诗读书。在这样的小氛围下，童年的启蒙显然是很成功的，聪明的板桥小时候学字时就特有意思，别人都以纸笔写字，他却常用长长短短的竹叶在地上摆字，用竹叶来代替撇捺，竹枝代替横竖，可见他小时就已爱竹，后来他曾赠给这位外公一句“其人如碧梧翠竹，其志在流水高山”的诗，少时即已有高洁的志向。当然板桥所处的时代正是康熙中叶，当时的统治阶层对汉族的知识分子正实行着怀柔的政策，但思想上仍有严格的控制，当时追风孔子“大成至圣先师”，极力提倡程朱理学，将朱熹抬到了“十哲之列”，重新将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科举考试命题和作八股文的依据，这种风气对士子文人有很大的导向作用，所以在板桥的启蒙教育中，除了诗歌辞赋的熏陶外，一些枯燥的经书也是他必读的，板桥的长辈尤其是父亲，也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走上仕途。
到了板桥十六岁时，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开始跟随本乡的陆震先生学作词。陆震是当时乡里的大儒，巡抚也敬重他的为人学问，到扬州来时也常拜访他，板桥有这样的老师，自然受益匪浅。陆震觉得板桥天生有灵气，聪颖过人，先教了他柳永秦观婉约词，又教他豪放的苏辛词，在他的教育下，郑板桥的诗词技艺大增。在二十四岁的时候，顺利通过的县考，中了秀才。这是他迈向科举的第一步。
人迹板桥霜（2）
在中秀才的前一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四年，二十三的郑板桥与结发妻子徐氏结了婚，后来又生育了一儿一女。郑家本来不富裕，随着人口的增加，郑家本来就清苦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郑板桥觉得自己也不小了，不能只靠父亲那点教书费来维持家庭生计了，只能挑起家里的大梁，决定谋生养家。那么文弱的书生能做什么呢，只能也子承父业，到教馆教书糊口。康熙五十六年，板桥到真州，也就是现在的仪征一带，一个叫江村的地方开馆授课。江村位于真州东南，山水具佳，园林错落别致，板桥非常喜欢这个教书的环境。江村自然和谐的风景，给了生活重压下的板桥一点安慰。可是这些教馆都是大户人家自己设的私塾，专门为这些人家培养子弟，为了那一份微薄的薪水，自然又不能将这些孩子得罪，教书中遇到的苦恼，总是让他感到寄人篱下的感觉，心里一直充满了苦痛和无人诉说的落寞，而且教书先生这一谋生的职业总是被人看作是不入流的。后来在回忆到这段生活经历时，还自嘲地改写过这首《教馆诗》：
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渡春秋。
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
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
过了几年，板桥想离开江村这地方了，一来他狂放不羁的性格，实在适应不了这死气沉沉而且看人脸色的教馆生活，而且微薄的教馆收入已不足养家。另外年轻时立下的志向还没有改变，他想参加科举考试走向仕途，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在心头一直没有消失，这也和他从小就研习程朱，接受理学熏陶的缘故。而此时，家里的开支实在不小，一对儿女也渐渐长大，迫于生活郑板桥甚至向亲戚好友借钱。好在贤慧的妻子徐氏能持家，给郑板桥安慰的同时还将自己娘家带来的首饰衣物去当卖，然后换些粮食。作为郑板桥，肯定很伤心，不过只要一家过得幸福开心也就罢了，哪知他最疼爱的儿子，没长成|人就夭折了。这对贫寒中的郑板桥无疑是最大的打击，他时常自责自己没能给儿子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在儿子夭折之两年后，郑板桥的父亲立庵先生也离他而去。郑家的生活也愈加困苦，那些亲朋也纷纷上门讨债了。这时郑板桥意识到，一定另找一个可以谋生的出路，教书显然已不行了。当时郑板桥觉得只有到扬州去卖画才可能养家，在他三十一岁的时候，终于开始了在扬州的卖画生活。
二
扬州的繁华在当时是天下皆知的，景色也非常怡人，尤其对文人墨客来说，扬州无异于人间天堂。明末的散文家张岱就说扬州“惟西湖春、秦淮夏、虎丘秋，差足比拟”。沿着扬州城西的小秦淮走，会发现河岸青楼乐户栉比，垂柳外管弦悠扬，正象赞美扬州的诗中所说“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和绮丽的自然景色相比，扬州独特精巧的园林更是别有风味且冠绝一时，这里的园林历史悠久，远在汉代，汉高祖刘邦的侄子刘濞在此做吴王时，就在这建有钓台。到了隋炀帝时代，更是在扬州大兴土木，建了许多离宫别馆，比如江都馆、显福馆、临江馆，这些宫馆往往都有风轩水榭、曲径芳林、复道重楼，到了现在的清代初年，扬州仍有马园、卞园、员园、贺园等八大名园。
最让时人觉得扬州繁盛的，不止风物，更是扬州有许多的盐商。此时虽然是康熙时代，但盐商已经聚集了很多。到了后来的乾隆时代更是盐商如云，富可敌国。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些有消费能力的盐商存在，而且他们又善于附弄风雅，所以全国各地的画家文人才云集此地，可以说扬州是清代当时最大的一个书画市场。
初到扬州的郑板桥根本没有钱去租好的房子，只能住在一座庙宇中。在庙中，郑板桥不但能免费的住宿，还可以在平时帮僧侣们打扫庭院，或者帮他们抄写经卷来换取斋饭，这对于几乎身无分文的郑板桥来说实在是个很好的选择。接下来，他就可以卖画了。可是由于郑板桥画风天生迥异于常人，往往让买画者不接受，而他又不能投时所需投人所好，于是画的销路越来越不好。这对于寄希望卖画能改善家中生活的郑板桥来说，无疑会让他更失落苦闷。在这种心情中，郑板桥想到了通过科举换取功名的这条路，可是现在卖画要勉强维持生活还难，科举之路只能搁在了一边。他现在突然间又觉得“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他觉得在扬州是不是还有些更体面的事可做，比如到官府或者书院去做教授，正在这个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就到山东的一个官府做了幕僚，郑板桥写信去说很羡慕他，可是他要进扬州的官府和书院是非常难的。先说官府，郑板桥是从扬州城外的兴化而来，亲戚朋友中无达官显贵，入官府做幕僚根本是不可能的事。那么进书院讲课呢，虽然当时扬州书院林立，比如光储门外的梅花书院，府东的资政书院、府西有维扬书院等等，这些书院显然都是富裕的盐商所办，都是想让自家的小孩能在其中接受良好的教育。扬州城的书院和当时真州乡下的教馆有很大的不同，能在这些书院任职的都能算得上扬州城的知名学人，比如储麟趾、查祥、储大文等人，都是康熙年间的进士，而郑板桥此时只是个秀才，想入书院更是没可能的。后来一些画家朋友告诉他，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即主动去投靠盐商，在他们园中做个门下客。有些盐商平时就喜欢在园中招揽一批墨客文人，为自己吟诗作画。这些盐商中气量最大最好客的，莫过于东关街小玲珑山馆的主人马曰管兄弟两人，郑板桥也造访过此馆，但很可惜的是，马家并没有接受郑板桥入馆。三条路都无望走通， “落拓扬一敝裘，绿杨萧寺几淹留”，此时的郑板桥陷入了矛盾和痛苦之中。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迹板桥霜（3）
郑板桥终于下了一个决定，离开扬州，到京城去，也许在那他会寻找到发展的机会。雍正三年，这时郑板桥已经三十三岁，这年也是他第一次来京师。这次出行，对郑板桥来说也是换一下心情，同时他觉得北京的机会应该更多一些。虽然京师汇集了天下的英才，但其中多的还是有些利禄庸俗之辈。郑板桥记得来京师前，他的好朋友杭世骏这样告诉过他：
自吾来京都，遍交贤豪长者，得以纵览天下之士，大都稀章绘句，顺以取宠，趾相错关，其肯措意于当世之务，从容而度康济之略者，盖百不得一焉。
——《道古堂文集》卷十五
现在郑板桥眼前见到的景象果然如此，杭世骏当初在京师时虽然看不贯这些世事，但极有城府，能周旋得开，郑板桥就不行了，时时显露出他的狂傲之气，甚至与朋友在酒桌上就开骂起来，不顾在坐人的身份。他到是心直口快，把要说的话说出来象吐鱼刺般舒服，可是在“四王”画风统治的京师画坛，郑板桥只能被人看做是不识时务的另类怪人。再加上郑板桥平时经常交往的人中还有不少是禁卫军官的子弟，这些人的父兄经常出入宫廷士林，喜欢把那些上层人物的腐败事情拿出来讲，这下好了，狷介的郑板桥一听又瞪了眼，开始臧否人物激浊扬清起来。别人闯荡京师都善于“朝扣富人门，暮随肥马尘”，偏偏郑板桥是不愿讨人残羹冷炙的，这样下去郑板桥只能越过日子越拮据，在圈子中也受排挤。在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江水如兰丝雨绵绵的江南，更想念起兴化乡下的妻儿，终于他又在雍正七年回到了扬州。
雍正九年，板桥已三十九岁，就在这时，他的结发妻子徐夫人病逝了。这对板桥来说无疑是很大的一次打击，这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本就拮据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办理后事花了一笔钱后，郑板桥已穷困得身无分文，而且明年就要参加南京的乡试。到了冬天，穷困的郑板桥只能用亡妻生前补过的破裘御寒，除夕前的祭祖辞年，板桥也只能供上一瓶白水。乡试之日渐渐迫近，现在郑板桥根本无出行的盘缠，但他又不愿放弃这个机会，乡试是三年一次，对于三十九岁的郑板桥来说，本身年纪也不小了，不能再拖下去，他必须要在来年的乡试中夺得功名。但盘缠怎么办，卖画维持温饱都难，他只能硬着头皮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想到了当时的兴化县令汪芳藻。汪芳藻在兴化为官的口碑不错，而且很欣赏郑板桥的才华，平时也有交往。郑板桥在这年的除夕前一天，写了首诗给汪芳藻求援：
琐事贫家日万端，破裘虽补不禁寒。
瓶中白水供先祀，窗外梅花当早餐。
结网纵勤河又冱，卖书无主岁偏阑。
明年又值抡才会，愿向东风借羽翰。
——《除夕前一日上中尊汪夫子》
在收到郑板桥的这封信后，汪芳藻就慷慨地赠给板桥足够的银两，并鼓励他好好应试，郑板桥有了县令的帮助自然信心十足。第二年来到了南京，乡试时果然中了举人。
考上举人后，郑板桥又到杭州游历了一段时间，可是身上患了一个疮，只能又回到扬州，随后又客居海陵，也就是现在的江苏泰州。本来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十年准备参加京都会试的，可是他没有去，这一年自己身体不好，而且他的叔父省庵先生去世。板桥只有这一个叔叔，这时他的父母也早已亡故，再加上以前叔父对板桥也不错，为之“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在海陵的这段时间，郑板桥能做的事还是卖画，和扬州一样，他仍然寄居在一处叫弥陀庵的寺庙里。寺庙中的住持是一个叫梅鉴上人的和尚，梅鉴上人不修边幅，其实也是个无形的文人，酷爱诗文，庙里来了个举人，他自然高兴，于是两人相交恨晚，整天作赋吟诗，日子清苦而不乏乐趣。
三
在海陵过了一段时间后，已是雍正十三年了，此时的郑板桥已四十三岁，他没有放弃参加会试的想法，于是又开始了苦读的生活，这一次他打算离开海陵也离开扬州。他想去江对岸的镇江，在镇江有座很有名的山叫做焦山，此山与北固山和金山齐名，位于镇江东北的江中，高七十多米，以前这座山相当荒凉，只有少数的人为了砍柴才到山上来，所以又被叫做樵山，东汉的时候，焦光三次拒焦招出仕，长期隐居在此山，才得名焦山。郑板桥当然喜欢焦山怡人的风景，他由象山搭舟，来到这座四面环水，江滔扑岸的岛上，当然，他寄宿的地方准又是寺庙，不过庙内环境宁谧，耳边江涛阵阵，放眼望去晚霞连天。那句极有名的“山光扑面因新雨，江水回头为晚潮”就是这个时候写下的。
人迹板桥霜（4）
板桥在焦山读的书内容非常广泛，经史子集无不通览，不过他很清楚，自己的重点又必须放在研读《四书》《五经》之上，最重要的是研习八股文，因为第二年就是京城会试了。郑板桥与别人很大的不同是，一般人并不愿意做八股文，而板桥居然还最喜欢八股文，这和他不羁的性格多少有些出入，当然也许他更明白，作八股文考进士是他唯一一条好的出路。读书时他更是经常勉励自己在扬州的堂弟，在信中谈自己的学习制艺心得，让他也要适应这样的科举制度，学习时要善抓重点，书要精读，总之他心里深深地希望郑家的子弟能多出几个读书人，只有这样他们的家境才能有所改变。也许这一点上来说，看不出郑板桥异样的个性，反到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这年的秋天，郑板桥下了焦山，远赴北京参加第二年的会试。而第二年已是乾隆登基，也已改元，板桥在三月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中贡士，五月份又参加了殿试中了二甲第八十八名的进士。熬了大半辈子郑板桥终于熬到了这个进士头衔，想想曾经受过的磨砺和艰辛，他觉得很值，在发榜的那些日子，他兴奋不已，写下这首《秋葵石笋图》：
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祥。
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
这首诗当然很俗气，似乎有点不符合郑板桥在后人心中的形象，狷介的郑板桥怎么也未能免俗，其实这个时候郑板桥的人生观还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儒家平天下的志向还没有磨灭，现在春风得意也是可以理解的。按照进士的惯例，新科进士都要在京城逗留一段时间，因为进士中优于文学书法的人，有可能被选入翰林院所设的庶常馆学习，若被选中就称为翰林院吉士。板桥留在京城，除了拜访当时京城的名流大儒以外，主要还是准备参加庶吉士的选拔。板桥还记得上次来京城时是多么狼狈，那时只是个卖画人的身份，这次滞留京师已截然不同，他等待的是朝廷将授予的官职。但也许是郑板桥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现在机会来了，那些被埋在心里的出仕期望，又强烈起来。可是郑板桥长相并不出众，或者说还十分地丑，又加上圈中人都知道他性格狷介狂放，这些都是进入仕途所忌讳的。郑板桥等了好久，没有什么官职授给他，于是只能学韩愈的“干谒”，给朝廷的要员呈献诗文，希望他们能够引荐自己而谋得职位。可是区区诗文根本帮不了郑板桥什么，再加上当时雍正皇帝刚去世，乾隆才上台，新旧势力正处于变动之中，党派之争也很激烈，对于这个不谙世事又没什么后台的郑板桥来说，“干谒”也是条走不通的路。一年之后，郑板桥只能带着这个空的进士头衔回到了扬州。
中进士前，郑板桥在扬州受尽了困苦，那时连温饱都不能做到，住处也只是破旧的寺庙，这次回到扬州已大不相同，势利的扬州盐商官僚们见新科进士回来，纷纷问他买画、索诗、求文，也还有许多商人挽留他住在自己府上。最后郑板桥选择了扬州城北的勺园，住下来不久，他又遇到了一位美丽贤慧的姑娘饶氏，认识这位饶氏颇有传奇色彩，后来郑板桥在《行书扬州杂记卷》中还甜蜜地回忆起当初相识的情形。那时正是二月，郑板桥一天起得很早，闻着花香散步，由傍花村经过虹桥，直接走到了雷塘。只见树木丛茂，居民渐少，板桥知道已走到了郊野，忽然见到竹树间有个围墙，围墙内种满了鲜花，板桥好奇地叩门径入，徘徊于花前，见到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人坐在茅亭中，而旁边的墙壁上贴了幅板桥的字，板桥觉得好奇，怎么这个老妇人家居然有自己的字，就上前问她认识写这副字的人么？妇人回答郑板桥说闻其名而不识此人，板桥随即说那人就是自己，老妇人又惊又喜，叫出了自己十九岁的女儿，见了这位才华横溢的郑先生，这个女孩就是后来嫁给板桥的饶氏。她倾慕板桥的才华，自那次初遇之后，彼此都深深爱上了对方。连板桥自己也很庆幸一生中能有这场艳遇，他和饶氏的爱情故事也从此传为佳话。可是当时郑板桥家中仍有郭氏，饶氏只是个妾的身份。当然，聪明贤慧的她自然在板桥心中是最重要的。
人迹板桥霜（5）
到了乾隆六年，板桥又从扬州来到京师，这次他是奉吏部之召，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去京城的路上异常轻松而兴奋。到了京城，他结识了慎郡王允禧，慎郡王是乾隆皇帝的叔父。他平时也喜好绘画诗词，人品学问和板桥极相似，对这位南方来的才子郑板桥自然非常赏识。赏识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郑板桥到慎王府拜谢，亲王亲自下厨为板桥做饭，甚至后来还曾将自己写的《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送给板桥指正并要求作序，他可是康熙帝的儿子，能做到这一点已实在不易。不久，经过慎郡王的斡旋，郑板桥被授于山东范县的知县。而这一年他已五十岁。
四
范县所在地，当时隶属于山东曹州府，这个地方虽然穷困，但也宁谧而安静。郑板桥带着他年轻貌美的饶氏骑着毛驴来到了这里。既然做了官，郑板桥就想做一个好官，他从小出生贫寒，半辈子过着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生活，对穷苦有深刻的体会，所以他同情下层的老百姓，这次他到范县做官，就打算好好地做一番事业，为老百姓做些实事。在清代的官场，地方官其实都很贪婪，因为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交通不发达，天高皇帝远，一般的七品县令在地方就跟皇帝一样，所以胡作非为的事数不胜数。郑板桥最讨厌的就是这些人，自己也不愿意成为这样的官员，他在范县时经常到百姓中去，亲自询桑问麻，关心农业生产，他知道要想让百姓温饱必先以农为本。郑板桥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绝不学一般的县太爷出门坐轿子、更不喜欢前面敲锣后面打鼓，他一反常态，除非迎接上司没办法以外，一般都是自己徒步。弄得他的同僚下属很不解，这个南方来的县令真怪，奋斗了半辈子获得了功名就是为了享福的，做官的人根本没有象他这样的。也许是因为郑板桥是受过苦的人，或者是受当初淳朴乡风的熏染，他对穷苦的农民总是抱以同情心，鼓励他们多耕作生产，才能改善生活。在观察了当地的春耕夏耘、植桑养蚕、婚丧嫁娶，应差服役之后，对农民的生活状态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在给自己的堂弟的一封信中，完全可以看出对农民百姓的态度：
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是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其次七八十亩，其次无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
——《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范县有这样理解百姓和体察民情的县令，这是他们的幸运。
郑板桥为政最大的特点应该还是“无为而治”，他觉得作为朝廷和官府，应立足于“清净无为”，尽可能做到不扰民，让他们安居乐业，所以也特别痛恨那些经常打着“关心”的幌子去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员。板桥提倡无为而治，并且也真正做到了这一点，他曾和朋友信中说范县的情况，这里风俗淳厚，老百姓不喜欢干涉别人的事，因此诉讼之类的事比较少，闲来也就饮酒看花。最有意思的是一次醉后，击桌高歌，声达户外，一些下属觉得好奇而纷纷在身后议论，说历来只听过有狂生狂士，怎么从没听过还有狂官的，可见板桥做官亦不改起率真。
当郑板桥沉浸在范县宁静的生活中时，官场官场尔虞我诈的现实击碎了他的“无为而治”之梦。官场太大太黑，而他的官太小，鸡蛋碰不了石头。腐败的官员太多，唯他清廉，那么只能做不入流的异类。渐渐的，他以前儒家济世思想的锐气被消磨了大半，甚至在范县任期的后一段时间，郑板桥都想离开官场。好在当时的巡抚大人慧眼识才，硬是要郑板桥留在官场，并且调任他到潍县做县令，这个县要比范县大许多，而且更富裕一些，应该更好管理。
第二年，已经五十四岁的郑板桥，又骑着他那头随他从江南走来的驴子，到了潍县。潍县地处山东腹地，北临渤海，这里也是盐商云集，交通非常发达，比起范县要富庶许多。巡抚调板桥到这里，也是想让他为官轻松些，哪知这年遇到了罕见的大饥荒。板桥上任的首要任务就是着手解决这一难题，他想到了一系列措施，他劝说感化了许多富户，让他们轮流开设粥厂，煮粥给一直处于饥谨状态的百姓喝。对于当地一些趁机囤积粮食发财的黑心富户，郑板桥也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一些顽固不化的，他就查封这些人家的粮仓，强迫按照合理的价格卖给百姓度日。由于郑板桥措施得力，稍微缓解了饥民的生存状态。除此之外，郑板桥还想到了另一种“以工代赈”的方法，他规划了许多比如修城凿池等兴建和复旧的工程，由县衙和富户出钱，让远近的饥民来做工并给一定的工钱，这样也就免于一些人被饿死，可谓用心良苦。哪知这次旱灾非常重，接连两年不得缓解，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乾隆十年，朝廷决定免去山东的赋税，并派遣官员到山东放赈，板桥被列在这些官员中间。那些饥民可怜的眼神让郑板桥陷入深深的痛苦，他怜悯这些淳朴的百姓，在这期间，他还写下了《逃荒行》《还家行》等诗篇，这些长诗凄婉哀怨，极有杜少陵“三吏三别”之风。
人迹板桥霜（6）
待旱灾过去之后，郑板桥在潍县采取了一系列的施政措施。首先是推行文教，选拔人才，潍县这地方的由于盐商云集，重利轻义，郑板桥竭力提倡文事奖掖后进，比如说在著名的理学家韩梦周小时候家境非常贫困，酷爱看书又读不起书。郑板桥知道后就慷慨资助，韩梦周苦读多年终于中进士，象这样得到板桥热心帮助的潍县书生还有很多，比如韩镐等。本地还有一个叫胥伦彝的贡生，才华横溢，就是好赌，赌到最后连御寒的衣服都输掉了，还舍不得离开赌场。郑板桥不忍心人才埋没，得知后就极力地说服开导他，并推荐他担任一个县的书院院长。其次对于那些被富商排挤欺压的小商贩，郑板桥也非常关心，在法令上尽力维护他们的利益，不过这样也得罪了那些有钱有势的富商受到许多反对和责难。而在处理一些民事纠纷上，板桥更是执法公允，极有口碑，最有意思的是他提倡男女的自由恋爱和尊重妇女的权利，比如有这么一件案子，原告说儿媳私自回娘家，久留不归，让县令板桥动用官府的力量去强迫这位妇人的儿媳回家。板桥觉得如果这位儿媳在婆家的生活美满幸福，肯定不会私自跑回娘家不回来的，一定是婆家待她不好。最后这个妇人再来催促，郑板桥的判决是：“妇必恋夫，尔子相待果好，尔肯私自归家？应着尔儿以礼去唤，不必控。”，对待其它的案情郑板桥更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所以潍县几年下来民风大易，个个都觉得这位南方来的县令不一般。
要是一般的政客，能将政绩打点到这样，就会千方百计顺着势将官下去，可是天生有著书生气文人气的郑板桥，做了近十年知县后，却有渐渐产生了归隐的想法，他也渐渐官场就象一张充斥着险恶、自私、谀谄、卑鄙的大网，一个官员要在这张网上生存，必须要八面玲珑、心智圆滑，郑板桥天生正直，肯定不能象那些人格都不要的官员一样低声下气，也得罪了很多上司。正如他在信中这样说的：“宦途有夷有险，运来则加官进爵，运去则身败名裂。惟久羁政海，精力日衰，不仕又无善退之法，自寻烦恼，未知何日始克遂我初服也”，除此之在，他在一首《青玉案·宦况》的词中，也这样表露想离开官场的心迹：
十年盖破黄绸被，尽历遍、官滋味。雨过槐厅天似水，正宜泼茗，正宜开酿，又是文书累。
坐曹一片吆呼碎，衙子催人妆傀儡，束吏平情然也未？酒阑烛跋，漏寒风起，多少雄心退。
五
性好山水的郑板桥处理芜杂的政务之余，经常出去郊游。乾隆十六年的一天，他来到了莱州的云峰山。云峰山位于山东莱州城的东南，郑板桥早闻这座山上有许多的石碑，他来登山一者是为了饱览山川秀色，一者就是为了来看石碑的。由于在山上看得过于投入，不知觉中已经天黑了，下山已来不及，郑板桥发现山间正好有座草庐，于是径直走了进去。草庐中住着一位老者，郑板桥觉得这位老者举止文雅谈吐不凡，而这位长者在和他交谈中得知眼前的就是大名远播的郑板桥，自是欣喜。而让板桥不解和惊喜的是，云峰山上的草庐中，居然有一方桌面大小的砚台，砚台雕刻精细，质地上层。这位老者自号胡涂老人，和板桥谈得正投机时，突然让他即兴留下墨宝，以便刻在那方大砚台的背面。郑板桥慷然应允，在提笔时想到这位老者自号“胡涂老人”，突然间对这“胡涂”两字若有所悟，想起在自己在官场上的不得意和无奈，写下了“难得胡涂”四字，然后盖上了随身携带的印章，章上刻的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印”。那四个字，用的是被世人称为“六分半书”的郑氏字体写成，遒劲有力。题字之后，郑板桥谦虚地请老者附上一段跋语，老者冥思片刻，执笔蘸墨，这样写到：
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尤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
老者写完之后也加印了自己的闲章：“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郑板桥见此闲章大为惊奇，心想这位老者也定是为归隐的官员。这个闲章和自己的那枚真是天生一对，惺惺相惜之情油然而生，激动中的郑板桥于是又接过了笔，在老者的跋语后写到：
人迹板桥霜（7）
聪明难，胡涂尤难，由聪明转入胡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
写完掷笔，两人相视，会心大笑。难得胡涂，是啊，郑板桥感觉到以前追逐名利，怀着济世的情怀入了官场，可是到头来却身心疲惫，也许以前是太聪明太清醒了。今天遇到了这位老者，才让他恍然所悟，以前什么都不缺，惟一缺的就是胡涂，他甚至有些羡慕起老者来，与青山绿野作伴，在草庐里吟诗作画，闲度人生，这是多么惬意。
这种想法的产生与传统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念有着间接的关系，当然道家的归隐思想更是影响了郑板桥。在他的诗歌中也用道家的遁世出世的思想来批判现实，比如“扯碎状元袍，脱却乌纱帽”一句，现实的进取已完全被他这逍遥安适的心态代替，现在的郑板桥已理解了人生，终于，他告别了十年的知县生涯，收拾起行囊作别官场，回到江南。
回到扬州的郑板桥自然重操旧业，做起画来，诗画是他唯一的寄托，尤其是绘画，看，他到扬州的第一副画就是翠烟葱笼的墨竹：
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
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
——《题画·初返扬州画竹第一幅》
二十年前，一切都是未知，那时落拓的板桥愁于窘困的生活，整日卖画沽酒，饱尝辛酸。而今遍览世间百态，又回到了扬州这个当初的起点，百感焦急，也只有笔下那些古色班驳、滴沥迷蒙的雨竹才能给他心灵无限的安慰。
郑板桥在后人的印象中其实一直以狂怪著称，除了天生的性格因素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比如说就可以具体到某个人，曾给过板桥许多的启发。例如徐渭，郑板桥在没做官前和做官后，用现在的词汇说就是一直崇拜着徐渭。这位徐渭字文长，号青藤道人，出生贫寒，考中秀才后八次应考均遭到挫折，功名进身之路一直坎坷不通。中年惧祸得了狂病，在病中误杀妻子，坐牢七年自杀九次，就是这么个狂怪的人物，诗书画独称一绝。比如绘画中，郑板桥就非常佩服他对瘦笔、破笔、燥笔、断笔的应用，甚至徐渭在剧本创作上也是独步千古的。徐渭的一生，可以说是怀才不遇，落拓感伤的一生。可是郑板桥非常钦佩和同情他，曾刻有闲章自称是：“青藤门下牛马走”“徐青藤门下走狗郑燮”。很多人甚至觉得郑板桥这样抬举徐渭显得非常不雅观，但郑板桥不这么认为，他解释说为什么世上很多人见到印章中有个狗字就奇怪呢，这个世界人情幻忽，多是利欲熏心之辈，狗好于人的例子数不胜数，他还自称说要是早生一百多年，能够投身于徐渭门下，看他的豪言壮举，长吟狂饮，即使真成为狗也是值得高兴的事，凭郑板桥狂傲的性格一般不会推崇别人，而对于真值得敬佩的人郑板桥就五体投地去佩服，可谓真性情。
当然他崇拜徐渭其实也是种移情，与当时的政治背景也有关系，郑板桥生活的时代正值文网森严的康乾盛世，根本容不下文人去激扬文字大提意见，他的好友杭世骏等人就因随便提意见而被罢了官，陆骖甚至因文字狱而被戮尸，这种政治高压，自然也会让敏感而狷介的郑板桥有所思考，而崇拜徐渭可以说是一种寄托。
六
板桥的晚年寂寞苍凉的，扬州八怪中许多老朋友早早离他而去，他整日以诗竹兰石编织老境，不过每当见到自己笔下那些还充满生命和骨气的绿竹，心情自然又舒爽开来。直到乾隆三十年，郑板桥走完了他的不平凡的人生、艺术之旅，享年七十三岁。而这之前，在扬州和兴化之间曲折水道中的小舟上，人们常能看到船里，一位大师自在逍遥、畅饮低吟的背影。
人生若只如初见（1）
在清代的词人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纳兰性德。这位出生名门的贵公子，本应该象大多数八旗子弟一样，乐此不疲地满足于裘马轻肥钟鸣鼎食的生活，可是纳兰性德没有，尽管他的父亲是当朝权相明珠。纳兰性德短暂的一生中总是充满了怨恨和忧愤，充满了焦虑和辛酸，他反到是非常厌弃那种锦衣玉食的生活，他胸中似乎有太多的不平之气要抒发，这一点都最后从他的诗词中流露了出来。
有人曾说纳兰有着南唐有后主的遗风，他们的词都不事铅华超逸真纯。不过两者又有区别，后主词多绝望哀吟，有颓靡之美；纳兰其词则惆怅低徊，幽怨凄美，是一个伤心人的悲歌。王国维说纳兰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可谓才华绝代。 可正是这位有清第一词人，三十一岁时就匆匆离开人世，世间也因此少了许多凄美哀怨的词章，不过他留下的那些好词已足以让后人共享千年。
至于纳兰的一生，本身也正是首永恒凄美的词。
一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后海之滨的明珠府上纳兰性德出生了。当时清朝刚建立也不久，满汉矛盾突出，当初满族强悍的八旗武力由东北进入关内，取得了统治权，不过老百姓的汉族正统观念仍根深蒂固。又加上顺治年间的战事频繁，忙于军事的征伐而疏忽了思想文化上的统治。朝廷为了强化汉族百姓对中央集权的向心力，必须想出一些对付措施，他们首先想到了文化教育，满族的统治者看在眼里，对于比自己文化先进的汉族，要想使其中的百姓心悦诚服地服从自己的政权，关键在于提高本民族的文化水平，甚至要赶超上汉族，到了康熙时代，皇帝就提倡满洲的贵族要主动学习汉族文化，改变一介武夫的形象。康熙首先想到的是程朱理学，他提倡这种以儒家思想为本的学说，认为对于汉族人只有以儒家思想来感化他们，消除心理上的隔阂。八旗官员们知道皇帝的想法后也纷纷上行下效，让他们的子弟去刻苦攻读儒家的经典，积极地去参加科举考试，纳兰性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启蒙教育的。纳兰的父亲明珠本身受汉文化影响很深，又兼通满汉语言，平时好书画，极有涵养。作为这样的满族贵族，他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的儿子养尊处优，希望他能精通诗书而又能进入仕途，作为满人，他也希望从自己儿子身上证明给世人看，在文化上也是可以超过汉人的，因此纳兰从小接受的便是那样的教育。
不过作为满人，纳兰不可能只读经书，他还要接受严格的骑射训练，满族提倡的是“文事不妨武备”，从这点来说，他们似乎是比汉族的一些书生多了分英勇之气。不过清初和明代一样，没有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初级学校，只是那些有钱和做官的人家自行延请老师在家讲课，或者设个私塾让亲戚朋友的和孩子同自己的孩子一起读书。明珠为满足贵族，纳兰的母亲还是爱新觉罗氏的皇亲，这样的家庭自然直接在家就读了。他的启蒙老师是丁腹松，这位丁腹松是通州人，博学能文而性格狷介，不入俗也不善变通，三十岁时才考中举人，而后又屡试不中，只能赋闲在家，爱才的明珠就延请他在家为纳兰讲课。这位丁腹松也真是不随时俗，他知道纳兰是贵公子，但学业上仍十分严格的要求，时时督促训责。纳兰的父亲见丁腹松对自己的孩子这么负责，也就更加敬重他，朝中事务忙完后常常去看望儿子的启蒙老师丁先生，并嘱咐他对纳兰要求一定要严格，不可骄纵，这样才能早日成为栋梁之材。纳兰小时候就显示出过人的才华，读书过目即不忘，悟性极高。丁腹松以程朱阐释的《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教授于纳兰，稍长纳兰“补诸生”。所谓补诸生，就是补选入顺天府学汉族生员额数内，这一规则在纳兰出生前的顺治八年就已有，当时吏部规定八旗中有愿读汉书应考者，可以开送礼部，移送顺天学院，然后经过考试文章优秀者就可以补入顺天府汉生员额数内，其间考试严格手续繁复，纳兰性德一下子就通过了考试成为了顺天府的新生。由于纳兰天资聪颖很快又升入国子监学习，明代时北京和南京都设有国子监，但是纳兰出生前南京国子监已改为江宁府学，这就使得当时北京的国子监成为当时全国的最高学府。纳兰在国子监学习的主要课程除了《四书》《五经》，《性理》《通鉴》外，还有二十一史等著作。此外还需每天临摹晋唐大家的书法数百字。纳兰天生一枝健笔，书法行云流水，学褚遂良临王羲之，并能善于化用，故书艺又大进且自成一格。纳兰在国子监时，祭酒是徐元文，这位徐元文是顺治十六年的状元，他当上国子监祭酒时遴选学员非常严格，当时有权势的人家常出钱捐买学员的名额，徐元文上任就极力抵制这种风气，而对于纳兰这样优秀的学生，则是另眼相看。国子监经常要举行考试，每次纳兰的成绩都很优异，这与他熟读经书以及优美文采和遒劲书法有关，国子监的老师一致好评。祭酒徐元文更是重视，他将纳兰介绍给了自己的兄长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徐干学，并对兄长说：“司马公贤子，非常人也。”，当时纳兰的父亲只是兵部尚书，在朝中算不上过于显赫，徐元文对纳兰的关爱并非出自对明珠的迎奉，而是觉得这个纳兰实在是国子监中出类拔萃、文采风流的人物。
人生若只如初见（2）
康熙十一年，十八岁的纳兰去应顺天乡试。按照清朝的规定，八旗子弟要以骑射为本，学文不能忘武，所以考试前先得比比大家的骑射能力。纳兰在试前弓马娴熟，驰骋平野，射无不中，顺利通过了考试。在文场考试时也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前后顺利通过了三场考试，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举人头衔。这家他的父亲明珠高兴极了，但并没有表露出来，仍旧督促纳兰要继续熟读经书，争取获得更高的功名。作为满族贵族纳兰向仕途有先天的优势，根本无须向一些汉族知识分子一样，为了博取功名不得不学好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章，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纳兰完全可以坐享其成，一切等他的父亲安排好，可是他没有。他的勤奋用功，一来是为了证明给满族亲朋看，为了光宗耀祖，而实际是纳兰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大清朝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也是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
考中举人后，按照习俗要举行鹿鸣宴。而宴会之前，作为举人要去谒见主考官徐干学。纳兰从小就读徐干学的文章，受了极深的影响，见到他时纳兰就直呼老师，回到家中也兴奋地对亲朋好友说自己“幸得师矣”。那么这位徐干学怎么如此让纳兰尊敬呢，原来他和二弟秉义以及国子监祭酒徐元文都是顾炎武的外甥，三人从小受顾炎武的教育，分别中状元探花，号称“昆山三徐”。康熙九年徐干学中探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使他名满天下，是名副其实的文章泰斗学界领袖，王渔洋，孔尚任朱彝尊洪升等著名作家学者都经常在徐府唱和盘桓。洪升后来在写给徐干学的《上徐健庵先生》诗中说：“二十余年朝宁上，九洲谁不仰龙门？三千宾客皆推食，八百孤寒尽感恩。”，可想而知当时徐干学的学问以及地位都是无可替代的，这样的老师，纳兰有何理由拒绝呢。纳兰性德崇拜他，一者是倾心于徐干学的渊博学问文章超绝，一者更是对儒家为核心的汉族精英文化的倾慕向往。徐干学也早从其弟徐元文那里听说了纳兰的文名，不过在纳兰拜见他时，徐干学装做很冷淡，故意要考考他，要他谈谈“经史原委和文体正变”，纳兰虽然稚气未脱，但胸有成竹，在一代宗师徐干学面前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徐干学暗自惊叹。不过作为长者，徐干学还针对不久前发生的辅政大臣鳌拜专擅弄权的事，告诫他要忠于皇帝，为了防止纳兰少年得意，骄矜傲慢，把他还带到自己的书房，让他观看自家所藏的宋元诸家的经解著作。纳兰当时并不理解，觉得自己尚是个十八岁的少年，未有官守，没有和朝廷发生任何关系，对皇帝还谈不上忠于不忠，后来熟读徐干学推荐的宋元经书，纳兰有了新的感悟，自是更加佩服起徐干学来。当然反过来说，徐干学对纳兰关爱有佳和他所在朝廷显贵家庭不无关系，纳兰的目的当然是要从老师这里学到汉族的传统文化知识，徐干学也多少有些想同过给纳兰授业解惑交结朝廷权贵，但这些都不足以否定徐干学对纳兰思想上甚至人生观上的影响。
二
康熙十二年，纳兰性德要参加这年礼部主持的会试了，他兴奋而充满信心。试卷顺利地通过了阅卷的各个环节，被考官加圈加点，皆认为是奇文，最后作为优秀的试卷推荐给内阁保和殿大学士杜立德，礼部尚书龚鼎孳等主考官，结果被录取为贡士。成为贡士，这让纳兰性德非常欣喜，可是正当大家争取参加最后一关的殿试时，纳兰性德患上了寒疾，不能参加殿试了。此时纳兰性德心如刀绞，再加上之后他的贡士朋友韩菼廷试时中了状元、王鸿绪中了榜眼、徐秉义成为了探花，这对一心想博得功名甚至夺魁的纳兰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本来朝廷规定，贡士如果因丁忧或别的原因而不能参加本科殿试的，可以声明事由告假，称为“告殿”，告殿者可以于下一、二科参加殿试进行弥补。纳兰性德病情这时却越发严重，而且有功亏一篑的感觉，情绪十分低落，也就没有再参加殿试，这件事之后他为自己写了首七律聊以自蔚：
晓榻茶烟揽鬓丝，万春园里误春期。
谁知江上题名日，虚拟兰成射策时。
人生若只如初见（3）
紫陌无游非隔面，玉阶有梦镇愁眉。
漳滨强对新红杏，一夜东风感旧知。
——《通志堂集》卷四《幸举礼闱以病未与廷试》
他心里觉得未能参与殿试，为失去了扬名显声光宗耀祖的机会而苦闷遗憾。当然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自己未能获进士并非是自己学识不如他人，不懂得皇帝提出的经史时务之策，而是由于生病错过了机会，同时也向老师徐干学表明了自己的心迹，希望继续得到老师的指点，对下科殿试充满了信心，经过自己的努力一定能获得功名。明珠在得知自己的儿子受挫后，一边安慰他养好身体，一边劝他不要消沉气馁，要更加的自律刻苦，更加地努力钻研汉族的经籍，纳兰得到父亲的支持自然更多了份低气。
徐干学是顾炎武的外甥，自幼就受到舅舅的指拨，而且顾炎武很多学术著作都存放在徐家，比如那本大名鼎鼎的《日知录》就曾有很大一部分手稿是存在外甥家的。徐干学是不可能不看舅舅那些花心血写的手稿的，也势必受到舅舅治学观念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现在又传到了纳兰性德身上，顾炎武提倡“笃志经史”，纳兰性德在徐干学的教导下也“晚乃笃意经史”。纳兰性德逢三六九日黎明即到徐干学府上和老师讲论书史，披星而归，徐干学必然向他讲述过舅舅《日知录》的写作方法。这本书是顾炎武的读书札记，由不连贯的条目组成，写作形式相当地灵活，字数多少也由内容来定，可长可短。纳兰寒疾好后就投入了《渌水亭杂识》的写作之中，这本书中就有很多顾炎武写《日知录》的影子，更可以窥见亭林先生的思想轨迹。在《渌水亭杂识》中的一些内容表明了纳兰先进的治学思想，一是主张博览群书，不囿于一家；二是对一些历史人物和时间进行品评，提倡忠君尽节；最为先进和难能可贵的是，纳兰还在著作中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比如纳兰对西方的龙尾车和恒升车等农业机械的研究，他认为这些机械比国内的故有之器要“便易”许多，更有益于农事。作为一个满族的贵公子，一般来说享受还来不及，哪会去关心民间的农业生产，纳兰性德居然有此心，可见他是相当关心百姓疾苦，而且有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社会责任感，非常难能可贵。这本《渌水亭杂识》更是满族笔记类作品的扛鼎之作，更是他们学习汉族文化的一个历史记录，可以说纳兰性德是学习汉族文化中最勤奋用功最深，也是悟性最高的人。我们也可以从这本书中看出当时的纳兰性德有着远大的抱负和卓越见识，在一首《金缕曲》词中，他这样信心十足地说到“未得长无谓！竟须将银河亲挽，普天一洗。麟阁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归矣。”分明在说要将银河水引下来，要将天地冲洗一遍，气势如虹，满是少年壮志书生豪气，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仕子，为大清朝建立一翻功业。
在告殿的三年后，也就是康熙十五年，纳兰性德补行了殿试。殿试的考试内容不外经史时务策，每道策题又对三四件国家大事进行策问，纳兰的试卷书法遒劲，条对凯切，读卷的考官看过之后都赞叹不已，最终试卷被定为佳卷。殿试的录取者分三甲，第一甲赐进士及第，有大家所熟知的状元榜眼探花三位，纳兰被录取为二甲第七名。当年这一科所录取的进士人数是一百九十五名，纳兰排在第十名，这个成绩对满族出生的读书人来说，已经排得相当前了。按照清朝的惯例，在举行完传胪典礼之后，状元即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其余的新进士还需要赴保和殿参加朝考，按照朝考的成绩结合殿试的名次年龄以及阅历等情况，由皇帝决定分别授予官职。纳兰在廷对时累累数千言，析理之谙熟甚至在一些朝廷中的宿儒之上，最后被定为难得的优秀试卷。可是康熙这个时候发话了，他知道眼前这位纳兰性德是明珠的儿子，他心里不想授予纳兰外放的官职，要“天子嘉用”，康熙帝要留着纳兰，让他在身边充当自己的侍卫。
按照当时纳兰的考试成绩和年纪，以及才能，本应该选为庶吉士，在翰林院继续深造。可是康熙帝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许仅仅是凭了自己的兴致，根本不顾纳兰的想法就让他做了自己的三等侍卫。侍卫在满语里称为“虾”“辖”。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初，这些侍卫主要由其家丁充任，负责保卫等事务。到后来增加了归附部落首领和宗室、勋戚子弟担任此职，但家丁和奴仆的地位实质上仍没有改变，他们完全没有自己的自由，任凭皇帝驱使。清初规定一等侍卫六十名，正三品衔；二等侍卫一百五十名，正四品衔；三等侍卫二百七十名，正五品衔。到了康熙年间，随着皇权的加强，又将侍卫分为御前侍卫、干清侍卫和大门侍卫。御前侍卫和干清门侍卫都由皇帝亲自来授选，没有名额上的限制，纳兰被选上侍卫就属于这种情况。作为侍卫，皇帝在京时必须随时听从差遣；皇帝出巡时则随扈保驾；皇帝驻跸行宫也要戒备守卫；皇帝行围狩猎，更要执弓执矢，一边要射击猎物取乐皇帝，一边还要保护皇帝不受野兽侵袭；皇帝要检阅八旗官兵操练时，还需上场给他们表演示范，甚至与各营将领比武演练，来激发兵士的热情；有时侍卫还要担当皇帝的特使，被委派去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比如到军前探询敌情，由于侍卫多，一般的人还不一定能摊到这些稍可自由的特殊任务，平时的工作只能围在皇帝周围宿卫扈从执事当差。纳兰在这些侍卫中是五品衔，比状元榜眼所授的翰林院修撰、编修还要高一级，每年的俸禄自然很多，而且和王公大臣一样，有园田分，要是在一般读书人眼中，这是个巴不得的差职。可是纳兰性德出生满洲贵族，视金钱如土，把物质看得根本不重，至于那点侍卫的俸禄更是对他丝毫没有吸引力。可是作为侍卫得处处体察皇帝的意图行事，一言一行必须惟皇帝意旨是从，有些事还不能让皇帝明言需要侍卫体会，即使这样一意奉承还是难免疏忽，稍有闪失就被降黜，重者流放充军，甚至头颅落地。纳兰觉得这侍卫的头衔像是给他套上了金枷玉锁，让他痛苦万分，在给好友的一封信中这样流露到：“鄙Xing爱闲，近苦鹿鹿。东华软红尘，只应埋没慧男子锦心绣肠。仆本疏庸，那能堪此。”，对于才华横溢的纳兰性德来说，那副锦绣心肠自被庸碌的侍卫生活所埋没。可是要是世俗之人，还巴不得能亲近皇帝，又有脸面又实惠，只要把皇帝哄开心了自己肯定飞黄腾达，可是纳兰不是俗人。人各有志，纳兰现在希望做的事是留在翰林院攻读经史，著书立说。对于有创造性思维的词人纳兰来说，侍卫简单乏味的工作占去了他绝大部分的精力时间，这无异于将超凡脱俗的宛马置于“凡材”之中。对于有着宏远抱负，不愿枉活一世默默无闻的大才子来说，低声下气的侍卫工作非常容易让他产生屈辱和厌恶的感觉，他觉得一身才华学识无处施展，象囿于笼中的飞鸟，根本没有自身的价值可言。
人生若只如初见（4）
三
纳兰虽是贵族子弟，却相当勤奋，凭借他的才能，去当个侍卫自然是绰绰有余的，在闲暇的时候，纳兰不甘浪费时间，总是挤出一些时间读书写作。侍卫的活动范围虽然受到限制，总还是有一点点时间让纳兰来支配，所以开始时这段侍卫生活他还可以忍受，可是随着时间的增长，伴君如伴虎的忧虑，以及自己的上司还是父亲政敌的双重压力，让纳兰性德郁郁寡欢。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几个君主之一，几千年的那种王权专制的体制不可能改变，皇帝仍旧有着至高无上主宰一切的权利，处理问题多凭自己的喜好，不顾臣属的意见，随意而善变。
清朝的侍卫一般是从荫生中挑出，纳兰性德作为新科进士而去充任侍卫，这在清代历史上也是个特殊的例子。用非所长，高名低就，纳兰性德怎能不失落彷徨，忧郁颓丧。而且伴君如伴虎，提心吊胆的感觉让他如坐针毡，比如纳兰的同学和同年徐元梦本来非常受康熙的赏识，让他教皇子们读书，可是就因为不能拉硬弓受到了康熙帝的斥责，徐元梦当面解释了几句，就被康熙帝命人拖出去痛打，并要抄他家，可是到了晚上，康熙帝觉得怒火平息了，反令御医去给他治伤，第二天还是让他教皇子门读书。在帝王的眼中，一切权利都有他独揽，同样一件小事，愤怒时和高兴时处理的方式却完全相反。臣属在他面前完全没有独立人格可言，言行稍不慎，就可能获罪，被冤枉了还不能辩解，更不能怨恨，只能以诚释疑，这样动则得咎的日子，让纳兰惶恐不安，几乎时时都处于紧张的状态中，郁郁寡欢。才子皆善怨，纳兰自然不在例外，当然作为康熙身边的人，纳兰不可能把怨恨的矛头直接指向康熙帝，不过诗文中透露的情绪则是说明他对康熙抱有怨气的，纳兰借嵇康言志说：
予生实懒慢
傲物性使然
涉世违世用
矫俗迕俗欢
——《嵇叔夜言志》
诗中“涉世违世用”说的就是不为世所用，实际上是抱怨康熙帝不给他发挥才能的机会。在给他的朋友严绳孙的信里面，纳兰也这样抱怨到：“发已种种，而执殳如昔，从前壮志，都已毁尽。”，从前的豪情壮志，已经毁灭了，那么谁让纳兰如此失落颓靡的呢，只有康熙帝。纳兰觉得，只要康熙帝真正赏识信任自己，完全可以委以重任，甚至康熙也是他最可靠的后台，那样就可以为国家出力办事了，总不至于今日一事无成，想到这里纳兰时常抑郁不平：
世无伯乐谁相识，跸骝日暮空长嘶。我亦忧时人，志欲吞鲸鲵。请君勿复言，此道弃如遗。
——《长安行》
没有一个伯乐能给予纳兰自由，除了康熙，可是康熙又怎么样呢，他不仅用人完全凭自己的喜好兴致，丝毫不注意纳兰的个性以及爱好，根本就没想过让他施展才华，反到处处控制钳制着他的命运。而对纳兰来说，康熙作为帝王，生杀予夺的权利在他手中，他的命令差遣又只能绝对服从、无条件地服从。这个时候只有好朋友严绳孙等人能给纳兰安慰，后来严绳孙在回忆纳兰时说每次叙谈时都“语有所及，怆然伤怀。久之别去”，在送严绳孙回家的路上“亦终无所复语。然观其意，若有所甚不释者”，这才是真正的隐痛。一般的难过伤心只要说出来也许就消除了，可是纳兰的痛是发自心里的，别人无法深刻地理解，也无法拯救他，象一只被囚禁在金丝笼中的鸟，“空将云路翼，缄恨在雕笼”，无法逃离，也无法反抗，只有默默忍受。
让纳兰时时忧虑的还有自己在朝中身居高位的父亲。纳兰的父亲明珠已是武英殿大学士，位尊权重，一般人觉得有这样的父亲做靠山一定能在官场上畅通无阻。可是物极必反，明珠在朝中权势越大，觊觎的人就越多，处境也就更加危险，父亲的高官没有给纳兰带来多少便利，反给本就敏感的纳兰徒增了不少烦恼。在平定三藩中，明珠立下了很大的功劳，是康熙得力的重臣，可康熙是历史上少有的，具有雄才大略的君王之一，他非常善于驾驭臣属僚佐，非常懂得平衡之术。这种政治平衡术是当某一重臣及其派系势力渐渐强大时，他就去扶植与之对立的派系，这样来保持朝臣权利的均衡，便于自己王权的集中，而且也利于操纵控制。当年螯拜飞扬跋扈，专横暴戾，康熙就扶植索额图。索额图是四朝功臣索尼的儿子，康熙帝孝诚皇后的叔父，清除螯拜集团之后担任大学士多年，后来权倾朝野，持功骄纵，周围集结了大批满族贵族和汉族文人。康熙这时又支持起明珠，现在明珠权势大增，朝臣纷纷向他靠拢时，康熙又去扶植台下的僚属予以牵制。这一平衡术的运用，康熙已相当娴熟。作为皇帝，他要求臣下对他绝对地服从和忠诚，却常常不表露自己的好恶，让臣属猜测不透他的心思，比如他虽然罢免了索额图的大学士之职，但并没完全信任明珠，仍利用索额图的残余势力来牵制明珠，让明珠不得不处处小心，时时探听康熙内心对自己的看法。供奉内廷的高士奇当年就是由明珠推荐入南书房的，高士奇每次从宫中回家，明珠都和他交谈良久，打探康熙的情绪变化，尽管明珠这样绞尽脑汁地猜度康熙帝的意旨，仍不能完全让康熙满意，而外围的人见明珠每有疏漏，就起来挑拨。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在平定三藩之乱后，明珠对康熙帝的辅佐作用已经渐渐失去，这也预示着他的处境非常危险。朝堂中的明枪暗箭一直没有停过，他们中有些人对明珠接替自己的后台索额图甚为不满，十分忌恨，常常无事生非。一次大旱，索额图集团的德格勒说那是因为有小人作怪，所以天故意不下雨，要是把小人去掉，天马上就会下雨。康熙随即问他小人是谁，德格勒毫不讳饰地回答说是明珠，无事也这样倾轧，不要说遇到一些实际矛盾了。朝廷中，###的矛头都对向了明珠，那么作为他的儿子，纳兰自然为父亲险象环生的处境担心，敏感的心灵也越发为之愁苦。
人生若只如初见（5）
纳兰性德作为侍卫，归侍卫衙门管，长官为领侍卫内大臣和内大臣。索额图的胞兄噶布喇，自从康熙元年起，直至康熙二十年去世，一直担任领侍卫内大臣，任久权重，党徒盘根错节。他的女儿赫舍里氏是康熙帝的第一位皇后，赫舍里氏所生的保成，康熙非常宠爱，后来曾被立为太子。就凭这一点，无论从爵位还是从皇亲上来说，噶布喇在侍卫衙门都无人可以和他相比，自然成为核心，纳兰性德入仕前也就最畏惧这位上司。另外索额图还有一位弟弟叫法宝，他直袭父亲辅政大臣索尼的一等公爵，担任内大臣的时间虽然不长，同僚们没有不敬畏他的，这对纳兰性德是很大的威胁。纳兰在他父亲的这些政敌手下做事，如芒在背，那些索额图集团的人必定要对纳兰吹毛求疵，这也就使他时常感到莫名的恐惧，让他痛苦难耐。明枪暗箭对于一个俗人来说，说不定还能周旋开来，但他是纳兰性德，纯粹的一个多愁善感的词人，他自然缺少一些应变的能力，这也更让他越发地忧虑起来。纳兰有他的难言之隐，对康熙帝的畏惧是其一，父亲政敌的嫉妒和明枪暗箭是其二。他感于这种困境，在诗中表露了自己对闲云野鹤般生活的向往，不愿意和这些人争名夺利，想超脱这个环境，但是身不由己，他父亲的地位太特殊也太显赫了，必然地要党同伐异，纳兰想逃脱干系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庇护他的地方，也没有人能给他自由，这也是他忧虑而转为无奈的原因。
四
纳兰的会客室叫做渌水亭，这是唯一能让他得到快乐的地方。因为这里是文人墨客雅集的场所，文酒诗会经常在这举行。渌水亭位于京师重地，有宜人的环境和氛围，亭台楼阁春柳夏荷，让许多文人墨客慕名而来，当然这些原因还不是最重要的，全国很多的名士能到这里来，主要是因为渌水亭的主人纳兰性德，是一人之下的首辅，明珠的长子。纳兰在许多文人眼中不仅文采风流，而且好客薄财，是个对朋友很真的才子。而且作为贵胄，他从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看这些汉族的文人。相反，反而时常推心置腹地把心里话告诉这些汉族文友。他们的友谊纯洁美好，纳兰也能理解这些性格经历都不同的汉族才俊，往往在他们最需要帮忙的时候竭力相助，这些文人名士来到这里不但可以饮酒赋诗，筵席不断，心灵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找到了寄托和抚慰。渌水亭对他们来说是一方满汉交谊的乐土，当然这些远道而来的文人名士中，大多数并不是为了纯粹的享乐，他们往往醉翁之意不在酒。明末清初###了好多年，许多跨朝代的文人都经历了战火和颠沛流离，到了康熙朝的这个时候，清朝的羽翼已渐丰，统治也正式地确立，明朝的汉族统治也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人们也不再固执不化地恪守那份孤傲的伦常操守，那份亡国失家的隐痛已渐渐地消除，变得着眼未来积极入世。当然大多数的汉族文人对满洲贵族还不太了解，他们想入这些人的圈子而不得门径，所以希望通过纳兰性德的引荐步入仕途，渌水亭的文人雅集正好给这些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不过单单纳兰一人的努力这个###是不可能长久的，尤其对平时做事需要谨慎的侍卫来说，绝不敢招集这么多的汉族文人。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康熙帝也提倡满汉一家，纳兰的所作所为正好符合了当时的气氛。
在这帮文士中，有浙江朱彝尊、广东梁佩兰、常熟翁叔元 、无锡顾贞观、慈溪姜宸英、宜兴陈维崧等等。纳兰性德对这些名士十分尊敬，他们中几乎每个人都比纳兰大许多，可是没有一个不佩服纳兰的才华。纳兰也真诚地对待这些文友，比如说姜宸英在纳兰家居住时，其母病故，纳兰和父亲明珠都进行了慰唁，派人送去了办丧事所需要的财物金钱，这让姜宸英万分感动。还有顾贞观，纳兰早知道他是东林领袖顾宪成的曾孙，在结实纳兰性德前，曾做过中书舍人，但受到排挤被迫离职回家，可他并不愿意就此罢休，他也来到纳兰的渌水亭，想求助于纳兰和他的父亲明珠，纳兰虽然未能帮他出仕，可也让他从“世人皆欲杀”的困境中挣脱出来，没有被政敌和仇家的造谣所击倒。顾贞观母去世，纳兰也出资相助让他得以三千里奔讣成行。纳兰帮这些文人朋友都是没有任何代价的，完全是出于真诚的友谊，出于对知心好友的无私关心。而平时聚会，纳兰更与这些性情率真的文人一起把酒言欢，每次酒过三巡都诗意大发，这种气氛连旁边侍立的婢女也身受感染，看到那种欢乐的景象情不自禁地吟到：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生若只如初见（6）
一杯一杯又一杯
主人醉倒玉山颓
主人大醉卷帘去
招入青山把客陪
胜友如云、高朋满座的情形俨然在目。后来参加渌水亭的文人们几乎都参与了《明史》、《大清一统志》等书的编纂工作，可见纳兰性德为清廷拉拢了不少杰出的汉族文人士子，促进了满汉关系的改善。
在这些朋友中纳兰和顾贞观的关系应该是最好的，他们结实在康熙十五年，一位是去职的小官，一位是新科的进士，两人相见恨晚。纳兰在相识几天后就送给顾贞观一首《金缕曲·赠梁汾》：
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留京国，乌衣门第。有酒惟浇赵州士，谁会成生此意？不通道，遂成知己。青眼高歌俱未老，向尊前，拭尽英雄泪。君不见，月如水。共君此夜须沉醉，且由他，蛾眉谣诼，古今同忌。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寻思起，从头翻悔。一日心期千劫在，后生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
梁汾是顾贞观的号，在词中他向顾贞观敞开心怀，说自己虽然出生在权贵的家庭，在京城过的却是庸俗的生活，但是他不会与世俗同流合污。他愿意象战国时赵国的平原君一样结交天下才士，顾贞观读过之后也即以侯赢自居，愿意生死相随。在这首词里，可以看出纳兰追求的是一种生死不渝的至诚友情，以及纳兰对蝇营狗苟的社会生活的不满和感慨，他们要用纯洁的友谊来对抗周遭的流俗。
说到顾贞观，其实另外一个人也不得不说的，那就是顾的好友江南吴江的名士吴兆骞。他们和纳兰之间有一段非常让人感动的佳话，这一切还得从顺治十四年的事谈起，那年江南乡试，权贵子弟贿赂主考官翰林院侍讲方犹，副主考官翰林院检讨钱开宗等人，方和钱也借机结交权贵以谋求升迁，营私舞弊对他们来说是互惠互利的事。可是最后因为名额有限，通关系的人太多，难以人人满足，最终引起了内哄。朝廷得知这个科场丑闻后，为了打击江南地主文人兴起了大狱，命两江总督将人犯捉拿到刑部。那年乡试，吴兆骞凭自己的实力考中了举人，可是也被人诬告科场作弊，同样被捕下狱，一同押解京师。其它的人到北京后，顺治皇帝在太和殿亲自主持复试，可是吴兆骞等八人因被告“显有情弊”，没有复试就被流放到宁古塔。宁古塔地处东北，天寒地冻，无屋栖身，无法耕种，吴兆骞初到宁古塔时还被编入官庄和行伍，有一次前往乌喇（今吉林市）充军，途中雪深四尺，要不是被爱惜人才的镇守黑龙江将军巴海得知后追回，这个苏州人吴兆骞也许早已冻死了。不过后来吴兆骞慢慢适应了这个地狱似的流放地，在苦难和困境中他仍笔耕不辍，还将写东北边疆壮丽景色的诗歌编成《秋茄集》，他也以苏武自比，并说生了儿子就叫苏还，意是苏武早日还乡和自己早回苏州之意。可是希望只是希望，吴兆骞周围很多流放的朋友都死在了宁古塔，他有生之年回家乡的想法似乎已有点渺茫。故旧好友为他奔走融通也不见成效，直到朋友顾贞观结实纳兰性德后，才有了希望。
纳兰对吴兆骞的遭遇其实也早已耳闻，非常同情他，可是当时的情况要救出吴兆骞来也并不是简单的事。也许大家不解，纳兰的父亲是权倾朝野的明珠，营救一个被冤枉的中式举人难道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其实不然，顺治江南科考案并非是一般的案子，它涉及到满汉关系和南北汉官之间的复杂矛盾，更牵扯到清朝统治者如何对待江南的汉族地主官员和文人的一系列敏感的问题，说不定牵一发而动全身，营救了一个人会引起一系列政治反应，纳兰必然地考虑到这些情况。卤莽地去营救，不但达不到救人的目的，说不定反而会坏事，纳兰觉得必须等到一个适当的时机。所以他并没有马上答应顾贞观，这是纳兰办事的谨慎。他必须等到适当的政治气候才能行动，他不是在推卸责任，这是真正地对朋友负责。
顾贞观救友心切，担心吴兆骞是不是还能撑到回家乡的那一日，于是给他写了两首问候的词，词写得深沉凄婉，顾也将词送给纳兰看了一遍。纳兰也为之所动，忍不住泣下数行，性德这时对顾贞观慨然发誓，营救的事以十年为期，最后一定要将吴兆骞救回来，虽然他知道这事困难重重。他必须依靠自己的父亲明珠，明珠也听说过吴兆骞此人，甚爱其才，第二天就叫顾贞观到自己府上来，要当面问清情况。顾贞观来后，明珠和他说：“吴素负才名，又与先生莫逆，老夫愿意一效绵薄。但先生素不饮酒，今日能为君友饮乎？”顾贞观从来不喝酒，见明珠这样许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明珠又笑着说：“先生南人，不肯效吾旗俗请安。今日更能为君友请安者，老夫必有以报命。”顾贞观丝毫没有犹豫屈膝请安。明珠也为顾贞观对朋友的一片忠诚所感动，让他放怀以待，一定可以将吴兆骞救出。
人生若只如初见（7）
经过明珠和纳兰的努力，康熙终于同意将吴兆骞赦还。吴兆骞回到北京之后，明珠和纳兰的贤明大着。纳兰和顾贞观以及吴兆骞三人更是抱头痛哭，在酒席间掩饰不住欣喜，纳兰随即作词一首：
才人今喜入榆关，回首秋笳冰雪间。玄菟漫闻多白雁，黄尘空自老朱颜。星沉渤海无人见，枫落吴江有梦还。不信归来真半百，虎头每语泪潺湲。
真是悲喜交集，情真意切。词中纳兰不说自己为营救吴兆骞付出了多少，可见他也不图任何回报，词中只是一片真挚的友谊，一时这段事在京城传为佳话。当然吴兆骞只是个书生，不谙世事，他只知道纳兰和明珠为营救他付出了不少，却不太知道顾贞观为了救他也是竭尽全力，后来为了一点小事就和顾贞观翻脸，不相往来，吴兆骞甚至还极力诋毁污蔑顾贞观。纳兰性德将这些情况告诉明珠后，在顾贞观曾为吴兆骞向父亲求情的地方，重设宴席招待吴兆骞。然后在左边的柱子上写到：顾贞观为吴兆骞饮酒处；右边的柱子上写到：顾贞观为吴兆骞屈膝处。吴兆骞看过之后甚为惊愕，问纳兰和明珠这是怎么回事。明珠仔细说明原委，并请出顾贞观相见，吴兆骞知道情况后长跪于贞观面前不起，泪如泉涌，说到：“生死骨肉之恩，而以口舌之争辜之，兆骞非人类矣。”，两人相拥合好，大哭不止。
吴兆骞在北京了，总要有个住处，纳兰不但让他们住在自己府上，还把他的妻子儿女也接到家中，吴兆骞感激不已。纳兰与吴兆骞常常“侵晨弄墨，笔彩潜飞；半夜弹棋，灯花碎落。”，胜过亲兄弟。吴兆骞觉得自己不能白吃白主，为了报答纳兰的深情厚意，在府上执教，性德的弟弟揆叙还小，正好拜吴为老师。在纳兰府上教书时期，纳兰知道吴兆骞有些思念家乡的亲友，遂让他回江南省亲，并在经济上给以资助。吴兆骞在故乡染病，纳兰得知后非常焦急，让他赶快来北京治病养生。可是吴兆骞体质非常虚弱，不能成行，前后在家修养了一年，才回到纳兰家继续教书。
作为侍卫，纳兰的职责还是扈从皇帝。皇帝要出塞，纳兰也只能作陪，受过儒家思想熏陶的纳兰，胸中也有不可磨灭的济世思想，他理解那些守卫在边关的将士。纳兰随从康熙皇帝到永陵、福陵、昭陵告祭，二十三日出山海关，纳兰看到的是一眼的边塞风光，千帐营灯，灯下是边关那些不能回家的将士，他也想到了自己的遭遇，除了渌水亭的聚会有一些乐趣外，整日守在康熙的周围，没有半点自由可言：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长相思》
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搅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味。
——《如梦令》
纳兰在塞外写的好词不计其数，都悲怆凄凉。古代写边塞词的多是些武将谪臣，纳兰以明珠长子的身份，随康熙出巡，本是风光极了，可在善感多愁的纳兰眼中，满目悲凉，看到的只是天寒风紧，以及将士门的思乡之心。难怪清末学者王国维也说过：千古壮观，求之于词，唯有纳兰性德的塞上之作。
五
纳兰的首任妻子卢氏是在康熙十六年死去的，这让他悲痛欲绝，柔肠寸断。卢氏是个少有的才女，而且还是两广总督卢兴祖的女儿，和纳兰结婚时都说他们门当户对郎才女貌。卢兴祖在朝中曾是苏克萨哈的人，鳌拜集团将苏克萨哈绞死后，卢兴祖也遭到了罢黜，被革职后他按照八旗的规定回到了北京。他的女儿当然也跟着父亲来到了京城。纳兰见到卢氏时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觉得“南国素婵娟，春深别瘴烟”，简直和纳兰的朋友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林黛玉一样，从南方回到了北方。纳兰常把卢氏比作东晋时的才女谢道韫，这也确实很有可能，卢兴祖的在两广总督的任上非常注意对当地聪慧小孩的教育，估计对自己的女儿也一定花了不少心血。妻子卢氏生于北京，长于广州，十来岁的时候又从广州回到了北京，受到南北文化的熏陶，见过不小的世面，才华胜于一般的女孩子也是可以想象的，而且长得花容月貌、楚楚动人，可现在却已离自己而去，怎能不让他伤心欲绝、悲歌惋唱：
人生若只如初见（8）
青衫湿遍，凭伊慰我，忍便相忘。半月前头扶病，剪刀声、犹在银釭。忆生来、小胆怯空房。到而今、独伴梨花影，冷冥冥、尽意凄凉。愿指魂兮识路，教寻梦也回廊。咫尺玉钩斜路，一般消受，蔓草残阳。判把长眠滴醒，和清泪、搅入椒浆。怕幽泉、还为我神伤。道书生薄命宜将息，再休耽、怨粉愁香。料得重圆密誓，难禁寸裂柔肠。
——《青衫湿遍》
到了康熙十九年时，她的妻子已经死去三年，和妻子甜蜜生活的一幕幕却还常在眼前萦绕，到了这年的祭奠日，纳兰又忍不住触景伤情，又写下这首给亡妻卢氏的词，此时纳兰觉得也只有词才能倾吐他心里的无限思念和哀伤：
此恨何时已。滴空阶、寒更雨歇，葬花天气。三载悠悠魂梦杳，是梦久应醒矣。料也觉、人间无味。不及夜台尘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钗钿约，竟抛弃。重泉若有双鱼寄。好知他、年来苦乐，与谁相倚。我自中宵成转侧，忍听湘弦重理。待结个、他生知己。还怕两人俱薄命，再缘悭、剩月零风里。清泪尽，纸灰起。
——《金缕曲》
葬花天气，似叶凋零，时隔三年，存亡各方。纳兰的吟唱里是说不出的苦痛，句句皆痴情卷裹、字字都是杜鹃啼血，无任何雕琢之意，全从肺腑流出，还有这两首：
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斜阳。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
——《浣溪沙》
飞絮飞花何处是，层冰积雪摧残。疏疏一树五更寒，爱他明月好，憔悴也相关。最是繁丝摇落后，转教人忆春山。湔裙梦断续应难，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湾。
——《临江仙·寒柳》
西风独自凉，凝眉不消愁怨。字字泣血，低徊缠绵，哀婉凄切，让人不忍卒读。纳兰毕竟是纳兰，也只有他能将清词开拓到如此的境界。
纳兰的第二任妻子是官氏，其实就是内大臣和侍卫内大臣颇尔喷的女儿。这个官氏从小娇生惯养，自然没有卢氏娴淑，很难和纳兰相敬如宾，纳兰和他结婚完全是长辈的意思。颇尔喷不但成了纳兰的丈人，而且更是顶头上司，纳兰的一切行动都在他们的监督之下，这样也让他万分地苦恼。更让纳兰感到痛苦的是，后来被明珠排挤出内阁的政敌索额图也在康熙十九年担任内大臣，后又升为领侍卫内大臣，也成了纳兰的上司，而且索额图做过大学士，在侍卫衙门俨然是第一把手，什么事都要听他的。纳兰在这些纷乱的权势夹缝和旋涡里总是觉得力不从心，不得不处处提防，甚至感到生不如死。
到了康熙二十三年，纳兰要和皇帝一起南巡了。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在这年的夏天，纳兰已经去过江南。在去江南之前，纳兰就听好友顾贞观说起过一位江南才女，她的名字叫沈宛。沈宛的父亲是位商人，经常在乌程、吴兴、琴川一带做生意，沈宛也跟着在江南这三个地方旅居。在顾贞观的引荐下，纳兰终于在江南结识了沈宛。纳兰在京师早闻沈宛的才名，也见过她婉约细腻的词作，现在眼前见到更觉名不虚传。而沈宛更是早就听说过这位明珠的长子，名满天下的词人纳兰性德，也读过他的《饮水词》，而今一见，更觉得他温文儒雅气宇轩昂。好象两人前世已相遇，今生又重逢似的。两人一见倾心，深深相爱。四月的江南，绿树成荫、竹林漾风，纳兰和沈宛携手走在春色中，幸福无比，此时的纳兰也少了京城时整日的忧虑，觉得时光是那么短暂而幸福。纳兰也随沈宛到了她的故乡浙江，并在那里同居了，那段日子临窗听雨、吟诗作画，陶醉在江南的风景中，多么美好。
纳兰和沈宛两人心心相印，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爱好，要是一般的男人娶几房妻妾也不足为奇，但是纳兰是满族人，而沈宛是汉族人，当时满汉是不允许通婚的，尤其在纳兰那种显赫的家庭，要是娶个汉族女子回家，必定会引起大的波澜。也许这就注定了纳兰和沈宛的爱情，从开始就是个悲剧。纳兰不能将沈宛带回北京，但他又那么地深爱着她，这使他万分矛盾和为难。他无以寄托，曾在词中表露出一种不想回京师的情绪，“索性不还家，落残红杏花”，可是怎么能不会京师呢，皇帝派他来南方是有事情要办的，办完了事情当然不能长久滞留。两人在过了一段甜蜜和谐的生活之后，纳兰不得不与沈宛作别了，沈宛当然伤心，但他能理解纳兰的苦衷，并不责备他，而是隐忍着泪水。纳兰与沈宛分手后，也时常想念这位江南才女，每当看到天上的孤雁南飞就不禁触景伤怀，他也在想象中慰藉远方的沈宛“莫对明月思往事，也知消减年年”。
康熙二十三年的九月，这是多么让纳兰兴奋的九月，康熙决定南巡，这就意味着自己可以见到沈宛了，纳兰刚接到通知，就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给顾贞观写信说要见沈宛：
吾哥所识天海风涛之人，未审可以晤对否？弟胸中块垒，非酒可浇，庶几得慧心人以晤言消之而已。沦落之遇，方欲葬身柔乡，不知得如鄙人之愿否耳？
纳兰所说的“天海风涛”，是把沈宛比作李商隐的红颜知己柳枝。心中的思念之情随着临行之日的到来变得更加强烈，他甚至已打算“葬身柔乡”，可是随着和康熙帝一起到江南后，顾贞观并没有找到纳兰的这位情人。这让纳兰心伤不已，责备着自己，正是自己许诺不久就会来江南，而没有在约定的时候践约吧，沈宛也许真的再也不想见自己了。那她又到了哪里去呢，纳兰性德不知道。这次江南之行真已物是人非，伤心的纳兰借沈宛的口吻写了首自责负心的拟古词，情真意切，堪称清词中的一首绝唱：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心人易变。
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零铃终不怨。
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木兰花令·拟古决绝词》
人生若只如初见，要是一切如初见时那么美好，人间又会少却多少忧伤。纳兰没有见到沈宛，只能以词抒恨，从此在他心中也积下了不可抚平的情感块垒，成了纳兰心中永恒的哀伤。
六
康熙二十四年的五月三十日，在疾病中纳兰性德离开了他的好友们，他在人间度过了短暂的三十一年，在这三十一年里，他饱尝了辛酸和忧伤。他可以离开那纷杂的朝廷纠纷和斗争了，可以离开俗世周遭的尔虞我诈了，可是他舍不得，渌水亭的###还要他来主持，那些落拓而真诚的汉族文人还需要他帮助，他还有很多事要做，他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目标还没有实现，还有很多绝佳的词没有写。可是来不及了，这位一生郁郁的清代第一才子纳兰性德，在本该大展宏图的年纪离开了大家，天下与之结交的名士无不为之伤怀，他们深深知道：斯人已去，再无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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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过樱花第几桥（1）
这已是清代末年，一艘穿过日本海峡的客船，终于在上海港靠岸了，一个六岁的孩童第一次来到他的故乡中国。就是这位稚气未脱而眉角总显出忧郁的孩子，在几十年后成为了名扬天下的才子、高僧、革命家，而现在还只是一八###年的春天。带这个孩子回中国的是他的舅父，他们的家乡还远在广东香山县，那个地方距离澳门也只有二十多里。而他的老家前枕青山后临小溪，有的是松柏苍翠、飞鸟幽鸣，景色非常怡人。这个六岁的孩子名叫苏曼殊，他才回到故乡就喜欢上了那里的一切。
一
这次回国是父亲苏贾森的意思，他父亲自十八岁时就在日本横滨经商，这几年一直在英国人经营的万隆茶行里做事，收入还比较可观。苏贾森在家乡广东时就娶了妻子，生有一子一女，可儿子却在六岁时夭折了。到了日本横滨后，苏贾森又娶了一位日本女子名叫河合仙。他与河合仙也曾生过一个男孩，苏贾森为了吸取了以前的教训，觉得一个男孩子不太可靠，还想生一个，可此时河合仙却无法生育了，他的愿望难以实现。当河合仙嫁到苏家时，她有一位开朗而美丽的妹妹河合若，也从几十里开外的农村老家来到横滨和姐姐姐夫同住，在家中照顾姐姐并做些家务。河合若体态袅娜，妩媚温柔，日久生情，苏贾森喜欢上了这位妻妹。而河合若也对苏贾森怀有好感，在河合若眼中，一个有钱和身份地位的男人能喜欢自己这样一个农村女子，已经感到非常幸福，时间一长，就和这位姐夫同居了。河合仙是善良的，见妹妹要临盆时常守在身旁照顾她，对苏贾森和妹妹都毫无怨言。一八八四年的九月二十八日，苏贾森和河合若的孩子终于出生了，这就是苏曼殊。河合仙视苏曼殊如己出，关怀备至，可是苏贾森和河合若并没有婚约，河合氏知道自己的小女儿做了这样的事，羞愧难当，赶紧催河合若回家乡神奈川逗子樱山村。苏贾森在河合若走后，决定将孩子交由河合仙抚养，自己又不负责任地到另外一个地方居住去了。没有多久，乡下的河合仙双亲到横滨与女儿同住了，苏家又没有公开承认苏曼殊，河合仙的父母就给初生的孩子起了个叫宗之助的日本名字，还决定让孩子将来认河合仙为生母。河合若回逗子乡下后不久，就嫁给了一位海军军人，后来随丈夫回东京去了。毕竟是亲生骨肉，河合若怎能将儿子苏曼殊从记忆中抹去，在他三岁的时候，河合若向姐姐允许苏曼殊到东京住一段时间。
一晃半年过去了，苏贾森作出了一个决定，让远在中国的父母以及妻室认自己这位异国他乡的儿子，并打算来年将他送回国。苏贾森将这个事挑明后，家中的妻妾并没有反对，尤其是大房黄氏，居然还让苏贾森尽早把孩子带回广东老家。河合仙听到这个消息后对苏贾森非常感激，觉得苏曼殊不再是无人照顾的弃儿了。临别之时，河合仙帮苏曼殊买了身崭新的和服和一双皮鞋，含着泪水帮苏曼殊穿上，还到照相馆拍了张离别照，以作纪念。
在广东香山的老家，祖父祖母对苏曼殊关怀备至，尤其是祖母，对这个聪明的小孙子更是疼爱，两位老人将苏曼殊送到了离家只有百米远的私塾中读书，并给他起了一个叫子谷的学名。每天清早，祖母就让一名女仆送小曼殊上学，回来时不放心还让私塾中的本家兄妹们带回家来。虽然当时小曼殊的生活算衣食无忧，祖父母也非常照顾，比同龄的孩子成熟的他，心里总是有些说不出的哀伤，他发现别的孩子都能见着母亲，而自己却没有母亲的疼爱。在私塾的那段时间，他时常想起万里之外的母亲河合仙和那位小姨。没多久，苏贾森在日本横滨生意做破产，携着一大堆妻妾和儿女返回了老家，苏家也从此败落了。小曼殊满以为父亲会带母亲河合仙一起回来，可他并没有盼到。
父亲一大班人的回来，让白鹤港的苏家变得非常地拥挤。而这里的孩子都有自己的母亲照顾，惟独苏曼殊缺少母爱，曼殊在父亲回来前和家里的孩子相处得都不错，可自从父亲带回这个陈氏之后，经常在背后说小曼殊的坏话，鄙视他是混血儿，从此小孩子也疏远了他。这位陈氏对苏曼殊有着根深蒂固的仇视，本身在横滨时，陈氏就对早于自己嫁给苏贾森的河合仙充满嫉恨，就是大陈氏逼迫苏贾森将河合仙迁居别处的。而这次回广东不让河合仙跟过来也是她的主意，此时必然地又把满腔的嫉妒和愤恨，发泄在苏曼殊的身上。在家中，大陈氏依仗着苏贾森对自己的娇纵，大发淫威，经常欺负苏曼殊，让孩子们都要视他为异类才开心。疼爱自己的祖父母已年迈，父亲对此又不管不问，小曼殊的心境始终处于压抑之中，性格也更加孤僻起来，变得不爱说话。在苏曼殊十二岁的时候，父亲撇下自己带着大陈氏和三个女儿一起去上海经商去了，这次让苏曼殊又伤心不已，他觉得父亲为什么总不愿管自己，没疼过自己呢？父亲一走后，小曼殊的处境更加不行，那些欺负他的孩子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加上当时甲午海战的爆发，有着一半日本血统的苏曼殊受到了更多人的排斥，很多人明着暗着欺负他，小曼殊终于承受不住这种压力，病倒了。这时苏家正闹分家，她们居然把病重的小曼殊扔进了柴房，任他发高烧。曼殊已病得无力反抗，这时长兄苏煦亭刚结婚，他又是河合仙所生，见弟弟被虐待成这样，便让新婚的妻子照顾小曼殊。在嫂子的悉心照料下，曼殊的身体恢复了起来，这个时候小曼殊才觉得世界上还有温情，还有好心人的存在。不过病好之后苏曼殊也渐渐地为自己的将来打算起来。虽然他还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不过已打算离开苏家这让他伤透心的地方。而对于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小曼殊又能到哪里去呢，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他时常来到小河边，看着缓缓流淌的溪水，它将小纸船轻轻地放入水中，自言自语而天真地说要乘小船顺水东去，寻找远方的母亲。有一次，他在河边遇到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和尚，这位和尚神气清朗，见曼殊眉宇间像是有着慧根，便询问起他的身世，当曼殊将遭遇告诉他时，这位老和尚听得也不禁潸然泪下。老和尚是广东一带颇有名气的赞初法师，他是新会慧龙寺的住持，他鼓励苏曼殊出家，希望佛光能帮助这位孩子脱离苦海，而苏曼殊也有出家的意思，就认了这位师傅，两人一路化缘而行。
踏过樱花第几桥（2）
他们来到了广州的六榕寺，六榕寺始建于南朝梁武帝大同三年，曾经是禅宗六祖慧能的道场。赞初法师领着曼殊拜谒了观音殿、六祖堂，看过了高耸的花塔，最后决定让曼殊就此剃度。曼殊受过沙弥戒，赞初就让他在六榕寺中跟法师参禅礼佛，告诫他要严格遵行沙弥十戒，而此时正是一###五年的秋天。在寺庙中，曼殊每天做的事就是清扫落叶，拭拂法器，侍侯师傅。在庙中一晃就住了好几个月，他还是个长身体的孩子，小时候在家中吃惯了鱼肉荤菜，寺庙中的清斋素食，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怎能受得了。而且这个时候出家，还谈不上信仰，只是为了摆脱以前生活的困境。在这里，一经凡俗的诱惑就难以守戒遵规，有一天他来到寺外化缘，路上遇见一群鸽子正在草丛里觅食。鸽子见到远处走来的生人，吓得扬翅飞去，可有一只受伤的灰鸽飞不起来，小曼殊见四周无人就把这只鸽子捉了起来。他虽然也很怜悯这只离群的灰鸽，和自己一样，像是一个失去双亲爱护的孤儿。可是年轻以及食欲的驱使，他将这只鸽子杀死并熏烤起来，那熏烤的过程是在寺庙后院的墙角下进行的，肉香和烟火味顺风飘到了殿堂，很快就被住持和尚发现。曼殊犯了不杀生的戒规，被逐出了寺院，而且这还是住持考虑到他年轻而进行的从轻处罚。临行，住持担心小曼殊的前途，赠了些银两，让他在路上多保重。此时的曼殊无处可归，他想到了去找赞初法师，可是这位法师是个苦行僧，现在还不知在何方云游呢，他也想过回香山老家，但一想到那些蔑视过他的亲戚就后怕起来。无奈之下，苏曼殊找到了出嫁的二姑母苏彩屏，正好这个时候姑母和姑父要移居上海，他们觉得这位侄子非常可怜，就让他一起去上海找做生意的父亲去。曼殊在上海终于和父亲重逢了，苏贾森过意不去把小曼殊送到了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学校中有位教授英文的西班牙老师庄湘，对聪颖的苏曼殊非常喜爱。可是好景不长，苏贾森第二年就因为重病回家乡修养了，大陈氏又开始虐待小曼殊，好在半年后陈氏也带着三个女儿回老家去了。苏曼殊又没了去处，只能在寄居在姑母家，学费则由父亲的好友代付。
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好受，此时苏曼殊得知苏煦亭在横滨做生意，他觉得只要找到这位同父异母的哥哥就可以找到母亲的下落。而上海此时有个叫林紫垣的表哥，是苏贾森栽培成|人的，生意做得不错，现在正想去日本发展。曼殊死磨硬缠，终于让他答应带这位表弟去日本。
这一年苏曼殊已十五岁，从那次离开日本回国到现在已经相隔九年。九年来他遍尝辛酸，也从未曾再见过母亲一面，可想而知他此时的激动心情。
二
到了横滨后，正好华侨们创办大同学校，苏曼殊先寄居在表兄家。期间又找到了哥哥苏煦亭，得到了接济，进入了大同学校学习，这个时候苏曼殊的学名叫的是苏子谷，而字为曼殊。这次来日本的第一件事是探望母亲，不久通过煦亭长兄，他得知母亲河合仙仍住在云绪町这个地方，于是打算去看看。河合仙与苏贾森分开后一直寡居，凭着以往的积蓄度日。当她得知第二天能见到视同己出的曼殊时，兴奋得难以入眠，这一天她也盼了整整九年了。相见时苏曼殊一下子就扑到了母亲的怀中，想起这九年来在家乡的遭遇，痛哭流涕，河合仙抚摸着孩子的头泪流满面。现在儿子回来了，她希望不久可以带着他到逗子樱花村的故乡去看一看，那里风景优美，远离尘嚣，正好让曼殊的心情得以安慰。樱花村背山面海，悠远宁静，宛如人间仙境。这个时候苏曼殊已十六岁了，他非常喜欢樱花村的生活，在这里，他似乎对那位小姨有些淡忘了，而河合仙也不想勾起妹妹对往事的回忆，也就没把苏曼殊回日本的消息告诉她。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正是青春萌动的时候，苏曼殊住在乡间的时候，对面宅中住着一位美丽的女孩子。她听说这个英俊的男孩子是从遥远的中国来的，顿时产生了好感。这位少女有一只信鸽，一天苏曼殊的窗口飞来这只鸽子，他发现鸽足上系着一张纸，打开一看是少女写的情诗。苏曼殊读罢，非常感动，也写了封回信让鸽子带回去，这样两个人经常鸿雁往来，最后终于在河边和林间约会畅谈，这是苏曼殊的初恋，他们是那么甜蜜和温馨。可是不久之后，苏曼殊又回到了大同学校学习，和这位少女的联系也渐渐少了起来。这段纯洁的感情也终成了苏曼殊人生中的一段Сhā曲，由于十二岁那段寺院生活的影响，在学校中他也坐禅念经。可他偏偏对日本佛教的现状又非常不满意，尤其是日本允许僧人成家，允许食肉等等，这也让他产生了重新皈依佛陀的念头，他觉得最适合自己的佛教，还在中国。一###九年的秋天，苏曼殊突然中止了大同学校的学习，只身回到中国。他回国是为了找个寺庙，重新闭关修禅，他选中了广州白云山上的菖蒲寺，这座寺庙建于宋代，苏曼殊幼年做小沙弥的时候也来过这里，这会他决定就在寺中留下来。白云山菖蒲涧前有小楼三楹，朝云推窗，暮雨卷帘，在苏曼殊眼中，环境如此怡人，绝对是最适合修炼的地方。到了深秋，苏曼殊在宁静的山林中走着，发现石亭前有三卷《澹归和尚诗词》的手抄本，澹归法师文采风流，让苏曼殊获益良多。可是渐渐苏曼殊觉得这个寺庙又不适合自己了，他发现庙中的僧人生活并不正规，住持也长期住在羊城，寺中几乎没什么真正的佛事可做，更谈不上象苏曼殊这样研佛了。他似乎已受不了寺中那些僧人懒散的作风，整日只能以诗书打发时日，偶尔也作几幅画。可是时间一久，他也觉得厌烦了，本来是为了与众僧一起研佛的，现在却只消沉地以诗画自谴，那又何必跑到寺庙中来呢。这位不到十七岁的苏曼殊把学佛的环境看得太重，于是，他决定暂时离开寺院。
踏过樱花第几桥（3）
到了一九零零年的春天，苏曼殊从寺院中出来东渡日本，他决定再重返大同学校。这个时候他引起了学校中师生的注意，他着僧衣，剃光头，在他们眼中苏曼殊成了真正的和尚。这个时候梁启超正好到大同学校执教，要挑选五六名优秀学生加课，特行独立的苏曼殊也被选上了。梁启超早就听说苏曼殊的聪颖，还了解到他曾在上海师从西班牙牧师庄湘学过英语，而且诗画皆擅。苏曼殊虽有一半的日本血统，可他从来就认定自己是个中国人，而且当时中国版图遭到列强的瓜分，国势颓荡，苏曼殊就此还说过，“假如需要且必要，我便是当今之荆柯”这样的话来明志。梁启超是个爱才之人，苏曼殊这样年轻的有志之士怎能不收？从此，他也成了革命党人中的一员。
很快两年过去了，苏曼殊也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同学校毕业了。他和张文渭一起进入了东京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学习。曼殊到东京后，生活境况是很糟糕的，他的表兄每月只资助他10元钱，是根本不够用的。他只能到郊区找了一家最下等的旅馆食宿，每月食宿的费用加起来仅六元，这点苏曼殊到不计较，就是晚上点不起油灯。看不成书这让他非常苦恼，也正因为这样白天他非常勤奋，将功课之类早早做完。
经济窘迫之外，伴随苏曼殊的还有孤独。不过困境并没有让他不思进取，在这一年中，他的美术功底又扎实了许多，人物画山水画仿佛出自专业画家之手，这让老师和同学非常惊讶，尤其是哥哥煦亭，还以为弟弟在东京读过美术专门学校呢。而且绘画并没影响他的成绩，每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在大同学校时，苏曼殊有一个叫冯自由的同学，是个活跃的革命分子，是他介绍苏曼殊参加了青年会，由于这个青年会成立比较早，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苏曼殊算起来已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志士了。一九零三年的春天，苏曼殊转入成城学校学习，这个学校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这一年中俄签约，按照约定，俄国应该撤走他们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趁机占领的东三省军队，可俄国并没有守约，反到无理地提更多的要求，此时激愤的苏曼殊就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和“秘密革命组织”。这两个组织的成立，让软弱的清政府坐立不安，下谕说：“于各学生或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迫于这样的压力，义勇队更名为“军国民教育会”。这个会规定，成员必须每月义务捐款四角，苏曼殊生活拮据，可每次都捐一到两圆。期间，他还经常与廖仲恺、黎仲实等人一起到郊外进行步枪射击等训练。苏曼殊的这些举动引起了表兄的不安，他曾答应苏贾森照顾好曼殊的，这时担心无法向他父亲交代，多次劝阻苏曼殊放弃革命的想法，甚至以终止生活学习费用来要挟，可他仍旧信念坚定。恰在这个时候，军国民教育会正需要有人回国宣传革命，苏曼殊决定回国担当此任。他把回国的决定告诉表兄，并没说为了宣传革命，表兄答应了他，心头也像是甩开了一个包袱，以为他回国就安稳了，并帮他买好了船票。
回到国内后，苏曼殊先在苏州吴中公学任了一个月的英文教师，到了十月份，他到上海任《国民日日报》的翻译。他本有一肚子的想法要倾吐，做编辑正好是如鱼得水，文章、翻译，一篇篇地见于报端。《国民日日报》是章士钊主办的，在办此报前，他还曾办过《苏报》，由于报纸以宣传革命为主题，被清廷查封。现在这份报纸依然敢于直言，启迪民智，再加上激进的苏曼殊到来，这份报纸更是引起清廷不满。不过它并没被外界压力击倒，反是最后因为报社的内部不和而最后停刊。苏曼殊只能再另寻出路，他记得离开日本时，好友冯自由曾给自己写过一封介绍信，要他到香港去找《中国日报》社的负责人陈少白。现在上海呆不下去了，他就向章士钊、陈独秀他们透露自己的想法，可是大家都不想让他走。而且好友都了解他，可这苏曼殊是说走就走的，他们就派人轮流监视，让他难以脱身。一次，轮到何梅士值班，章士钊和陈独秀都出去办事了。苏曼殊对何梅士说我们出去看戏怎样，何梅士答应了他，到了戏院，苏曼殊趁着人杂逃脱了。何梅士回到住处，只看见桌上苏曼殊留了张纸条，再也不见人影，才恍然大悟受了他的骗。
踏过樱花第几桥（4）
苏曼殊来到了香港，那位报社编辑陈少白，年纪四十多岁，和孙中山关系甚好。他见苏曼殊远道而来，热情地接待了他，当然这也是处于对介绍人冯自由的信任。陈少白安排苏曼殊住下，可是报社的工作太繁忙，陈少白除了给他提供好的食宿外，很少能时常陪他。不善言词的苏曼殊在报社中也鲜有几个好的朋友，他们觉得这个苏子谷怎么性格孤介，行为怪诞，以为他是个书呆子，稚气未除。在香港的这些时日，苏曼殊感到的仍是孤独，又听说《苏报》案审理做了判决，章太炎邹容罚以永远监禁，虽然后来因为领事团有异议而未能成为事实，不过对苏曼殊也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为朋友章太炎的遭遇感到义愤填膺，对社会也深深地失望。在报社宿舍中，苏曼殊又做出了决定，回到国内去，还是把余生投入到佛教事业中去，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少白。陈少白见他的态度坚决，也就没再挽留，赠给曼殊一些钱物后让他一路保重。
三
离开香港后，苏曼殊来到了广东东南方的番禺县。县内有一座海云寺，这座寺庙在明代时就已很著名。
在佛门里，二十岁前的男子出家，受沙弥戒，二十岁之后受比丘戒，若是要求更高些，可以受菩萨戒。苏曼殊这回已决定毕生投入到佛教事业中去，于是在一九零四年的一月，拜智向铨禅师为师，受了比丘戒和菩萨戒，正式以曼殊为法号。曼殊皈依的是禅宗南派的曹洞宗，这个派别认为佛在人心中，只要认真地去体悟，人人可以成佛，这很符合苏曼殊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性格。在三戒俱足之后，苏曼殊就开始了芒鞋破钵、云游四方的生活。
苏曼殊皈依曹洞宗，衡山的南台寺是云游时不得不去的。南台寺就在衡山的掷钵峰下，唐代天宝年间，一个名叫希迁的和尚在此修禅，他的弟子创立了曹洞宗，后来又传到了日本。苏曼殊算下来是曹洞宗的第四十七世传人，再加上他与日本又有着很深的联系。所以见到南台寺时就感到非常地亲切，在住持的陪同下，他拜谒了庙内的所有殿堂。而后又登上祝融峰，俯瞰湘江，胸中不禁感慨万千。
这天深夜，苏曼殊已在寺庙的客房中休息，一个老僧听说曼殊擅丹青，便来索画。苏曼殊结合自己的感受，画了一个年轻的和尚，执锡杖挑行囊，风尘仆仆，在山间的小路上艰难跋涉。他画的的确是自己，这也是他的心境，生活的清苦并没让苏曼殊退缩，相反在送走这位索画的老僧人后，他突然萌发了一个想法，他要象唐代的玄奘法师一样，白马投荒，去朝拜南亚的佛教圣地。
他选择的这条路，异常地艰险，苏曼殊需要横跨整个中南半岛，途需经过越南、老挝、缅甸最后才能到达泰国。山高路远、河流湍急。他需要渡过红河、湄公河、湄南河、萨尔湿江、伊洛瓦底江，水深浪阔，可见苏曼殊是抱着九死一生的信念走上这条朝圣之路的。
一次，苏曼殊走得很累了在河边洗脸，突然从河对岸的丛林里窜出一只黄虎，它发现了苏曼殊。苏曼殊受了一惊，老虎昂着头，双耳直竖，眼睛盯着苏曼殊一动不动，大约相持了十来分钟，老虎似乎觉得眼前的这个人并没有什么恶意，就继续俯下头到河里饮水，之后不慌不忙地消失在丛林中。苏曼殊见老虎走去，长吁一口气。当天晚上借宿在不远的村寨中，苏曼殊就把白天遇到老虎的事告诉大家，村民听后全都惊诧万分，说他命大，而又听说这位南行的僧人，一路跋涉是为了去朝圣时，村民都被他的精神感动。
终于到了泰国，这里确实是块佛地。上自国王，下至普通百姓，几乎人人都参加相关的佛教仪式。全国每个男子一生中都必须有一次剃度出家的经历。苏曼殊抵达盘古，也就是现在的曼谷时，顿时觉得佛光普照，这里的佛寺林立，佛塔巍峨，全都金碧辉煌。他感到的百姓对佛教是多么虔诚，一群群朝圣者在离金身佛主数里之外就持香跪拜。苏曼殊不畏万里遥途跋涉至此，让盘古的佛教界非常震惊，他随即被邀请至青年会任教，住在锡龙莲寺，被尊称为曼殊大师。
在寺庙中苏曼殊虚心地向乔悉磨长老求教。乔悉磨长老是盘古的著名高僧，精通梵语。苏曼殊本来对梵文就很感兴趣，现在有机会学习更是欣喜万分。在向这位高僧学习之后，苏曼殊认为文词简且丽者，没有哪一门语言能比过梵文，而汉文次之，至于欧洲等国的文字更是相差甚远。所以在学习时，苏曼殊非常刻苦认真。乔悉磨长老此时也已发现苏曼殊的悟性极高，将来一定会在梵语的研究上有大的成就，于是打算把毕生所学都教授给他。苏曼殊也对长老说，打算学会梵文后着一本《梵文典》，以利于沟通汉梵文字。乔悉磨长老得知苏曼殊这个想法时非常支持，说若能着成此书，对佛教界来说也是件盛事。苏曼殊在盘古的两个月中，乔悉磨长老和他一起草拟了《梵文典》的体例和结构。临别，长老还送给苏曼殊梵文经卷数部，可谓负以重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踏过樱花第几桥（5）
苏曼殊下一个朝圣地是锡兰，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佛教南北两支中，南以锡兰为中心传入缅甸泰国等地，甚至印度现在的佛教也是在十九世纪以后由锡兰传入的。所以在苏曼殊看来，要更全面地了解佛教，必须得到锡兰去。
锡兰是印度半岛南端，位于印度洋中的一个岛国，是印度洋东西航运的必经之地。曼殊从盘谷出发，经过缅甸，乘船抵达锡兰。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苏曼殊想起了古代的法显和玄奘和尚，想起他们当年跋山涉水的情形，更加坚定了自己朝圣的决心。一踏上锡兰的国土，苏曼殊就感慨万千，凭吊起颓垣断塔：
恒河落日千山碧
王舍号风万木烟
苏曼殊发现这里的 百姓对佛教也十分地虔诚，对出家人更是尊重。 苏曼殊来到锡兰后住在锡菩提寺，他发现这里的僧侣被推为至尊，受到十方供养。一次苏曼殊随寺主在街上行走，百姓们居然争相敬献饭食并且跪拜迎送，而寺主随从却无须答礼，到了后来才知道那些信徒跪拜的是寺主穿的袈裟，那是佛的标志，而并不是僧人的肉身，苏曼殊看后非常感动。在锡兰小住研佛之后，苏曼殊又去了马来西亚、越南，一路上又长了许多见识。比如说在越南，苏曼殊发现出家人受戒时不燃顶，而是在手臂上烙疤。苏曼殊也入乡随俗地到当地的寺庙中重新受戒，臂上留下了疤痕。在一九零四年的夏天，苏曼殊的朝圣之路终于告了一个段落，回到了岭南。回国后，在大家眼中，年轻的苏曼殊显然已是个高僧。
苏曼殊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赴上海看望旧友，他以前在日本的一些朋友，比如强行剪去中国留学生辫子的张继，以及黄兴等人，都已聚集在长沙新创办的一所实业学校中任教。苏曼殊不久也到了长沙看望他们，在长沙，好友们轮番相劝，让他留在那，正好可以到当地的明德学校和经正学校任教，苏曼殊见盛情难却就答应暂时应聘。在授课时苏曼殊总是尽心尽责，不过作为一个出家的僧人，最习惯的还是独处，他的同事后来回忆说：“ 除授课外，镇日不闭户不出。无垢无净，与人无町蹊。娴文词，工绘事，然亦不常落笔，或绘竟，辄焚之。” 苏曼殊还是这么有个性，当然这也许说明了他并不是太想留在这里，做了两个学期教师后，苏曼殊准备回到上海，然后去杭州。
在杭州，苏曼殊看到了西湖南岸夕照山的雷峰塔，而塔下有一座白云禅院。禅院被山峦簇拥在白云深处，苏曼殊重回到这幽静超尘的寺院倍感亲切，于是写下了这首不错的七言诗：
白云深处拥雷峰，
几树寒梅带雪红。
斋罢垂垂浑入定，
庵前潭影落疏锺。
——《住西湖白云禅院作此》
游完杭州，苏曼殊在入冬时又到了南京。在南京，除了到一些知名的寺院去，他的兴趣还在诗画之上，《登鸡鸣寺图》《为刘三绘纨扇》《终古高云图》都是这个时候的作品。苏曼殊在南京还遇到了好朋友伍仲文，他们一起住在一家由进步知识分子开的江南阅书报社里，在那段时间，他们就佛教和社会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非常广泛的探讨。一九零五年的八月，苏曼殊回到上海，在上海他又结识了高天梅、朱少屏、柳亚子等朋友。尤其是柳亚子，和苏曼殊关系最密切。云游四方的生活让苏曼殊也不会长久地滞留上海，他又想去日本见一见母亲。
一九零六年的九月，苏曼殊和陈独秀一起登上了去日本的客船。本想到了日本就可以见到母亲河合仙，但却没有如愿，那个时候河合仙正好去了乡下，这让万里赶来的苏曼殊非常惆怅。不过这次东行，苏曼殊还是有收获的，他翻译了《拜伦诗选》。对于拜伦的诗，苏曼殊非常地喜欢，拜伦蔑视流俗、特行独立，又风情万般、无限深情，这种真性情真本色也是苏曼殊最向往的，而《哀希腊》《去国行》《赞大海》这些名篇，都是苏曼殊在东渡的轮船上翻译的。
在日本遇母不成，扫兴的他没住几天，又回到了上海，打算过完年再来日本。在上海的寂静小楼中，苏曼殊继续潜心研习梵文，并且着手编撰《梵文典》，这个时候的生活来源全靠朋友刘三接济。过了新年，他就和刘师培夫妇一起再次赴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梵文典》第一部终于定稿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梵文铅字当时只有欧洲才有，要出版的话非常困难。不过好在此书已写成一部，苏曼殊的心情稍微轻松了些，出版只是个时间问题。
踏过樱花第几桥（6）
上次苏曼殊来日探母不成，这回他是一定要见到母亲才肯罢休。而此时的河合仙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她一个人住在西户部乡下的一间茅舍中，生活异常窘迫。她对儿子的思念也是一日未曾停过。当苏曼殊几番周折来到自己跟前时，两人不禁相拥而泣。曼殊上次见到母亲还是1898年的春天，现在相隔已十年之久，到了一九零七年的夏天，发生了件苏曼殊始料未及的事，母亲河合仙再婚了。新婚的丈夫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富商。结婚之后，他们住到了横滨的南太町家里。
到了一九零八年，苏曼殊突然生起重病来，他再次来到东京的智度寺修养，严重的时候还吐血。河合仙听说这个儿子的情况后只身来到东京，说服曼殊到老家逗子樱山小居修养。在逗子老家，苏曼殊见到了自己的小姨，可他并没觉得小姨是自己的亲生母亲。而河合若见到儿子激动之余，只能暗地落泪，那眼泪里充满了欣喜和哀伤。不久河合若要先回东京了，她的丈夫仍在海军中做事，临走前河合若邀请苏曼殊这位“侄子”到东京时一定要找她。病好之后，苏曼殊按照留下的地址，特意去拜见了小姨。不知为什么，苏曼殊觉得这个小姨甚至比河合仙母亲还亲切，有无数的话要对她倾吐。这时河合若的丈夫在淀江的军中做事，小姨也带着苏曼殊一起赶到了淀江看望他。
看过母亲和小姨之后，苏曼殊在一九零八年的夏天回到了上海，而中秋节他又到了杭州。曼殊对杭州的印象是非常好的，尤其是西湖，在东京时还凭印象画过一幅西湖孤山图。这回苏曼殊看过西湖之后，又来到了那座白云庵里，并在里面住下。这里，苏曼殊见到了已在西湖卜居了一年多的挚友刘三。在曼殊的印象中，刘三是个少怀大志、任侠好义的朋友，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刘三就投身到反清活动中去，还曾组织过革命团体丽则学社。这些年来曼殊与刘三一直鸿雁传书，并有着诗画的往来，友情可谓深厚。
在白云庵苏曼殊见过刘三后，又到了韬光庵。此庵地处灵隐寺西北，在唐代时即有盛名。在庵中苏曼殊籍茅为榻垒砖代枕，时时不忘打禅修行。韬光庵也在山中，所以夜晚显得非常寂静，几声鹃鸣更显幽深，这个时候苏曼殊又想起了好友刘三，于是写下了一首诗，打算第二天送给他：
刘三旧是多情种，
浪迹烟波又一年。
近日诗肠饶几许，
何妨伴我听啼鹃。
——《西湖韬光庵夜闻鹃声柬刘三》
修行了一段时间后，曼殊又接到朋友的邀请，让他到南京任教，发出邀请的是一所佛学学校，名叫祗垣精舍。这所学校是中国近代的佛学家杨仁山在南京创办的，而且刚办了不久，他办这所学校是为了向僧侣们传授佛经弘扬佛法。在这所学校中，苏曼殊担任梵文和英文两门课程的老师，教学任务也比较繁重。他每天从早上八点一直教到中午十二点，培养起佛学人才来算是鞠躬尽瘁。德国的汉学家法兰正好也在南京，他向苏曼殊求教，两人还一起讨论了佛教的问题。开始学校的教员以为苏曼殊是传说中的那种放浪不羁的样子，没想到教学时的他如此严谨敬业。可是一向体弱的他终于病倒了，他咳嗽不止，偶尔痰中还夹有血丝，这正是他以前的老毛病了。到了一九零九年的春天，苏曼殊离开了南京，打算去日本东京修养调整。到了东京，陈独秀已在那开了个梵文讲习班，见苏曼殊来正好，就邀请他到班中讲课。可是这个班级才开了三个月就因为经费的问题停止了，这个时候苏曼殊和陈独秀住在一个名叫猿乐町的地方。猿乐町是歌舞演员居住的地区，这里面有艺妓云集，她们几乎都是日本最好的艺妓。陈独秀当时正感觉婚姻生活不太顺利，常常将感情寄托在这些歌舞妓身上。陈独秀不仅自己多情，还劝曼殊也要接近女色，甚至劝他还俗成家。苏曼殊谢绝了他的好意，每次遇到明眸皓齿的女子，曼殊总以平常心对待她们，这不是他的无情，而正是他一向对女性的同情，也许他是提升了这种爱，让它上升到慈悲博爱的高度上去了。
在一次音乐会上，苏曼殊认识了一位名叫百助枫子的调筝女孩。这个女孩温文尔雅、素静如玉，她踏着碎步缓缓地走上舞台时，苏曼殊就觉得她和一般的女孩子不一样。弦索调定后，这个女孩向在坐的听众鞠躬致意，苏曼殊突然发觉她竟没象一般的艺妓在脸上涂满脂粉，真如出水芙蓉。琴声响起，百助枫子演奏的乐曲由浅入深，激起了听者无限的愁绪，苏曼殊似乎也有些心动了。百助枫子也注意到了听众中一位深沉而忧郁，气质不苏俗的男子，他就是苏曼殊。第二天，苏曼殊打听到了这个调筝女的住址，亲自拜访了她。那是个非常简陋的住处，苏曼殊了解到，百助姑娘是被她母亲卖到此地调筝卖唱的，这让曼殊对她产生无限的同情。自此以后，两人成了知音。凡是百助枫子有演出，苏曼殊必去听，而第二天，俩人又定会在她简陋的住处交谈。时间一久，百助对苏曼殊产生了依恋的感觉，她愿以身相许，与他相伴一生。但是苏曼殊不能答应她，因为他早已落发为僧，尽管他心里是多么地爱百助。百助的一腔热情换来的只是两行伤心的眼泪。不过她是个善解人意的女孩，她能体谅曼殊的难处，于是决定主动离开这里，带着对他深深地又无结果的爱到东京去。临走之前，百助枫子对苏曼殊提出了一个请求，让心上人为自己画一幅像，以作留念。曼殊答应了她，用饱含深情的笔将这位美丽多情又善良的姑娘，画了下来。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踏过樱花第几桥（7）
百助枫子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人海，苏曼殊难道真的不在意她么，不是的，好多年后，他还记得这这位善良的日本姑娘，这段美好而温馨的往事。在《本事诗》的十首诗之中，有两首这样深情地写到：
一
乌舍凌波肌似雪，
亲持红叶索题诗。
还卿一钵无情泪，
恨不相逢未剃时！
二
春雨楼头尺八萧，
何时归看浙江潮。
芒鞋破钵无人识，
踏过樱花第几桥？
樱花落满了木桥，苏曼殊惆怅地走过，再不见红叶索诗，再不闻春雨箫声，他唯有把百助枫子永远铭记在心。
四
一九零九年的八月，苏曼殊回到了国内。小住白云庵之后，他决定要远行南洋，作为一个游方僧，远方总是他最想去的。他要去的南洋国家是爪哇，在太平洋的客船中，苏曼殊把这一年来翻译的英文诗歌汇集成册，定名为《潮音》。他刚翻译过拜伦的诗，现在他又喜欢上了雪莱的诗，在《潮音》的这本册子中，苏曼殊对比了这两位杰出的英国诗人。他觉得拜伦的诗象一种有奋激性的酒，人喝了越多，越会甜蜜地陶醉；雪莱则审慎深思，是一位哲学家的恋爱者，他的一生都在恋爱中寻求涅盘，而苏曼殊自己又是多么象这两位浪漫的诗人。船过香港时，发生了一个奇迹，苏曼殊在甲板上遇见了那位西班牙牧师庄湘老师，他们一见如故。随同庄湘老师的还有他的女儿雪鸿，雪鸿一直爱慕着父亲的这位学生，只是流水有意落花无情，苏曼殊只把这位可爱的西班牙姑娘当作妹妹一样，这让雪鸿的心里非常地难受。庄湘老师理解自己的学生，更理解他的信仰，在新加坡转船回西班牙时嘱咐苏曼殊一定要注意身体，以后还定有机会相见的。在到新加坡的前一天，雪鸿姑娘特意给苏曼殊送来一束曼佗罗花，又奉上一册自己一直珍藏着的《拜伦诗集》，她在这本诗集的扉页中夹着一张自己的照片，照片的反面，深情地写着“曼殊惠存”四个字。曼殊也深为感动，在雪鸿诗集的扉页上写下了一首情真意切的诗：
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
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
临别时三人皆潸然泪下。对雪鸿这位善良温柔的西班牙姑娘，苏曼殊是永生不会忘记的，在后来他写的《断鸿零雁记》中，曾多次地提起她。在新加坡稍做休息之后，苏曼殊来到了爪哇。这个地方处于赤道的附近，炎热潮湿，苏曼殊经常生病，作为一个僧人，他肯定不会在这呆多久。第二年，苏曼殊就从爪哇出发，目的地是佛教圣地印度，那个他好久前就想去的地方。轮船沿着苏门答腊岛，出了马六甲海峡，然后入印度洋。到了印度后，苏曼殊虔诚地朝拜了许多古寺名刹。他还发现与中国莲花只有红白二色不同，印度的莲花有金、黄、紫、蓝等各种颜色，而各种莲花也比中国的大许多而且更香。随后曼殊又在芒碣山寺住了许多时间，这座寺庙也在山里，而山中多是果树，苏曼殊好甜品，每天都采摘许多鲜果食用，非常悠闲。苏曼殊在印度也很谦虚，印度的僧人对他更是尊重，甚至他们将苏曼殊与印象中的康有为比较。这个时候爪哇的朋友又来信，请苏曼殊在回去到学校任教。苏曼殊不能拒绝，在印度朝圣之后，又从原路返回爪哇。
在爪哇时，除了授课以外，苏曼殊还从事进行着写作。大约一年时间里，他完成了英译《燕子笺》，又开始了那本自传体小说《断鸿零雁记》的写作，并且翻译了那本梵文诗剧《沙恭达罗》。而一九一二年的春天，苏曼殊又返回了中国。
他回到上海后，受到了好朋友柳亚子等人的邀请，到《太平洋》报社任主笔。还在柳亚子的劝说下加入了著名的“南社”。在报社，苏曼殊遇到了从日本留学刚回来的李叔同，他们两个有着相似的经历，而且最终都与佛有缘，还皆擅丹青。不过曼殊的山水画，多取材于古寺闲僧荒江孤舟，画风萧疏而孤僻；而李叔同性格清淡稳重，擅长花鸟。他们俩全都做着报社的美术编辑工作。
柳亚子的朋友叶楚伧久闻苏曼殊的画名，费尽心思要要得到他的画，后来硬是以同为“南社”成员的身份，用小计策把苏曼殊“囚禁”起来，才得到了那幅著名的《汾堤吊梦图》，画作完成之后随即就被李叔同铸版在报上发表了出来。同时也刊出了李叔同一幅用隶书笔意写成的英文《莎士比亚墓志》，堪称“双绝”，一时洛阳纸贵。之后，苏曼殊的小说《断鸿零雁记》也被李叔同拿到报社连载，小说写得情真意切，哀婉动人，主人公的遭遇其实就是苏曼殊的经历，刊出反响非常极大，可惜的是报社很快发生了资金的危机，到了一九一二年的十月份终于被迫停刊。
此后的一段时间，苏曼殊到了安徽安庆的朋友那里教书，直到第二年的年底，肺脾都严重发炎，每当发病时全身疼痛，无奈只能在十二月份东渡日本养病。到了日本他只是先住在一个旅馆中，后来病情加重才到东京就医。苏曼殊生病期间还去看望了河合若，为她添置了书橱、椅垫等生活物品，这个时候他已知道，这位唤了二十多年的小姨就是自己的亲身母亲。
苏曼殊的饮食习惯非常没有规律，遇到爱吃的东西准吃个大饱。比如日本人有吃冰的习惯，中国留学生一般不怎么吃冰，觉得那有碍健康，苏曼殊不但要打破这个陈见，一吃就吃好几斤，对于甜水果吃起来更是没有节制，这也损害了他本就虚弱的身体。
五
这次苏曼殊在日本的时间最长，一共住了三年。直至一九一六年的春天，他才回到了上海。回国后苏曼殊在杭州结识了国学大师马一浮。马一浮早年赴绍兴参加县试，与鲁迅兄弟同考，结果马一浮的成绩名列第一而鲁迅还排在他后面。后来马一浮又游访过美国，精通西学，不过他认为西学仍不如国学，六艺可以囊括一切学术，是新儒学的代表者，他也早闻苏曼殊的盛名，两人相见恨晚，非常投缘，对苏曼殊，马一浮有这样的评价“固有超悟，观所造述，智慧天发，非假人力”，可见苏曼殊的天才是没有人不佩服。
在上海，苏曼殊的肠胃病又复发了，痢疾不止，很快被送进了霞飞医院。孙中山一向对苏曼殊很器重，这一点当时在上海的蒋介石也是知道的，而且蒋介石也非常敬仰这位才名远播的僧人，知道他住院时经济拮据，还让苏曼殊当年的学生陈果夫送去医药费。甚至把他请到自己的家中去住，在蒋的寓所里，苏曼殊的病情更加严重了，于是被送进了广慈医院，朋友们希望这所医院能挽救住曼殊年轻的生命。
苏曼殊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似乎明白自己也许不久于人世，他到没为自己感到伤心，时常想起的只是那句自己曾写过的诗句：“众生一日不成佛，我梦中宵有泪痕。”，作为一个普渡众生的僧人，早已把自己的生死度之以外，众生成佛才是他最大的心愿。 一九一八年的五月二日，苏曼殊被病痛夺去了生命，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除了他的母亲，这一生他确已没什么挂碍了。他走得那么洒脱那么年轻，在人世只度过了三十五个春秋。
那些朋友都知道苏曼殊生前喜欢杭州，钟情西湖。于是他们在西湖的南岸山脚下，为他选了一块风景优美的安身之地，让苏曼殊可以常与湖山做伴，再不孤寂。
后记（1）
写一本书好似一次行旅，到了终点该缓口气了，却发现脚下又将是下一个起点，所以后记只是一种了结而非终结。就像行旅者在远乡青山间走了很久，偶遇一座茶亭，那就歇歇脚，坐下来，会心地从茗香清风中品咂来路的艰辛，稍作恢复，便又该启程。
创作可以说一项时间的事业，创作本身需要时间，而作品的好坏也需要时间来评断。以后散文还会继续写下去，小说也不会丢弃。写散文是写我想说的话，写小说是替笔下的人物说话，这两者是不矛盾的。很多读者在看完我的第二本讽刺小说时给我来信，他们读惯了我那本《山河寂寥》的风格，惊讶一个人怎会写两本差别如此之大的书，一个严肃的散文作者怎会还有尖刻的另一种文风，说有些作家都只写一种风格的文章、一种风格的书，怎么独你左右开弓。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对历史的多情，那么文章必然沉郁恣肆；对现实生活中世情百态的不满，那么文章也自然会尖刻，幽默和讽刺其实也是一种婉转的锋芒。写历史散文是抒胸中之逸气，以及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感情；写讽刺小说，是希望能通过幽默的一面来警示人心，沉淀一下生活中的浮躁。当然，诚如读者朋友信中所说，能驾驭差别如此大的两种风格是少有的，少有不是没有，最近我也当了回责任编辑，替张炜先生看了他将在上海三联出版的《楚辞笔记》，众所周知张炜先生是以《古船》、 《外省书》、 《能不忆蜀葵》等小说名世的大作家，本行是小说创作，没想到国学底子亦非常了得，学术文章也写得出，而且照样写得文采飞扬、潇洒气派，相信一般的酸腐学者看到那本书后自会汗颜。左手右手皆有所擅的例子不在少数，谁也没规定一个作家只能守住一种文体的贞操至死不渝的，文艺女神似乎也更喜欢不专一的创作者，余光中先生说得好，诗歌是他的情人，散文是他的妻子，在创作上他是个多妻主义者。好一个文学的“多妻主义”者!正是有了那不专一和不满足，才能写出出新意的文章，这个观点我觉得可以借鉴一下。当然我似乎也得向读者朋友声明，此借鉴只限于文学创作，要在生活里边实践一下的话。本人不负误导责任。
提到这本书，读者也许难以想象，我写这本书的动因之一，竟是因为一首歌曲，此歌以词牌为名，叫《虞美人》。在我还没出生之前的那个年代，这类歌由于歌手来自当时的台湾，代表着与大陆社会氛围不同的流行文化，所以长期被看作“靡靡之音”，可现在回过头去看呢?就说这首《虞美人》，一唱三叹，比起时下浮嚣而吐字不清的流行歌曲，不知品位要高多少。当然这也和词作者有很大的关系，他毕竞是那位才华绝代的南唐后主李煜。我们知道，无论宋词清词，都是可以用来唱的，但由于时代的迁易，与词相配的曲调早已湮灭于时间的洪流，甚至有些不知名的词根本就从没被配过曲。我们大多数的后人接触的，只能是传之于书册的平面文字。而在这里，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后主词的那种出自本真的哀婉凄怨、离愁别恨、家国之痛完全被优美的旋律演绎了出来。接着我便有了书写李煜的冲动，这也是此书以他开篇的原因，随后陆陆续续又想起了一些值得写的文人，比如晚唐的李商隐、宋末的文天祥、清初的纳兰性德等等。他们多是历代的文章高手，他们才华绝世却又都命运多舛。几乎每一个都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传奇，怎能不让我虔诚地拿起笔，对他们人生作一番解读?他们的川行华章、升沉荣辱让我无法不为之惊叹和感动，写到他们的伤心处，也不禁眼角湿润、搁笔沉思。这些文人每一位都经历过人生的大悲喜，有几位更是生时凄凉、身后寂寞。而我所能做的，也只是以自己的一枝孱弱之笔，记录下他们在历史长路中的侧影，而侧影的远处，却早已是西风残照、斜阳如凝。
最后，还需感谢我的老师和朋友，余秋雨先生的秘书金克林先生，以及中国社科院的白烨先生，他们对我的创作都给予了很多的鼓励和关心；作家出版社资深编辑王为建先生，更是为此书倾注了不少心血；还有一直关心支持着我的广大读者朋友们，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宋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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