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还得不陷入虚幻。

马：对，还得不陷入虚幻。

门：你很讨厌虚幻，为什么？

马：因为我认为虚幻只是粉饰现实的一种工具。但是，归根结底，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而虚幻，或者说单纯的臆造，就像沃尔特·迪斯尼（沃尔特·迪斯尼（1960-1966），美国动画片及“主题公园”制作人。的东西一样，不以现实为依据，最令人厌恶。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三联书店，1987。）。

马尔克斯的这段对话，至少是明确地说明了以下问题：

（1）《变形记》对他写作的启蒙­性­影响。而这启蒙­性­影响的，也正是他在后来又向门多萨说的：“那是在大学一年级读法律的时候，我读到了《变形记》。我至今还记得开头一句，是这样写的：‘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他娘的’，我想，‘我姥姥不也这么讲故事的吗？’”（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第70页，林一安译，三联书店，1987。）

（2）马尔克斯随着年逝月移和对写作认识的成熟，认定“一个人不能任意臆造或凭空想象”，并对此厌恶痛恨，深恶痛绝。

（3）创作的源泉永远是现实。“一切优秀的小说，都应该是现实的艺术再现。”（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第80页，林一安译，三联书店，1987。）

这就是一个伟大作家对另一个伟大作家的开悟­性­启发，也是另一个伟大作家对前者的坚决怀疑。一个作家不对开创­性­作家尊重是一种无知；一个作家不对前辈产生怀疑，是一种无能。我们不知道马尔克斯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对卡夫卡零因果的写作产生了“任意臆造”、“凭空想象”那种判断的。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一切。但他在写作中对零因果和理­性­主义的怀疑却是明白无误的。“只要逻辑不混乱，不彻头彻尾地陷入荒谬之中，就可以扔掉理­性­主义这块遮羞布。”把写作中的理­性­主义视为一块遮羞布，如果不说明他对那种零因果写作的反感，也说明他对“不合逻辑”的痛绝与讨厌。然而，即便如此，马尔克斯也没有从“不合逻辑”的零因果退回到完全合乎逻辑的全因果。“他（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我心中从来没有占据什么地位”同上，第65页，这句话马尔克斯说得斩钉截铁、毫不犹豫，尽管他也认同《战争与和平》是迄今写得最好的长篇小说。到这儿，我们就不难理解半因果之所以在他写作中的孕育产生和成熟，是因为他既瞧不起托尔斯泰现实主义的全因果写作，又不赞同卡夫卡现代主义的零因果写作。既不认同全因果，又不得不承认《战争与和平》是最好的长篇小说；既讨厌卡夫卡的“凭空臆想”，又必须面对零因果使他成为一个作家的启蒙­性­开悟。于是，在卡夫卡和托尔斯泰之间，他找到并站立在了中间的可游移地段。既可以避免“格里高尔一夜之间变为甲虫”不合现实逻辑的凭空臆想，又可以和“安娜不爱伏沦斯基是从发现他的耳朵丑陋开始的”过于传统的全因果逻辑区别开来。于是，半因果在他那儿胎孕了，明确了，成熟了。这不仅是写作的技法，还是认识世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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