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神实主义真正的困境不是我们对内因果、半因果、零因果和全因果的分配使用,不是我们要让内因果处于一个神圣的高位,其他因果身处辅助的低就,而是一个作家面对现实生活、现实世界敏锐的慧识。说到底,一个讲述故事的人,你的讲述不能抵达人、社会、世界的深层真实,走入读者、论者看不见的幽深之处,什么样讲述的方式都将失去探索、审美的意义。因为有无法抵达的某种深层的真实存在,无法以习惯表述的真实存在,神实主义才有了它的产生意义;如果作家无法洞明那种习惯无法表达的深层的真实,神实主义也就成了写作中故弄玄虚的花拳绣腿,一如矮子出场时踩着高跷一般。
反复的重复——“神”是手段,“实”是目的;以其“实”而使“神”换取深刻现实、深层真实的意义和在读者中的小说生命,这是神实主义前提的前提。
(6)当写作果真存有方法、路线时,那么,写作的前景必然是作家的墓地。这也正如观看球赛前就知道球赛的结果,使观看失去了它大半的魅力和趣味。如果算命先生的话句句是真,每个人的未来人生,都将毫无意义。之所以我们总要算命,是因为它总是算得不准而偶有应验。倘若他次次应验,我们必然恐惧而最终也不敢面见神仙。神实主义写作的闲言赘语,多有一个算命先生的唠叨之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算命先生向我们解释他本人的未来命运。许是他本就不信,卜卦只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欺骗;许是他把对自己未来的洞见知而不语,放在心中作为天言而永不告人。有则佛悟的故事,与写作很有明洞之意,说是有位出家人,聪明慧智,在庙里勤读苦攻,却终是不得醒悟,一同离家的僧者,大都醒悟后到了他寺,做了住持,只有他还在那庙里捧经敲木,日复一日。终于有一天,他问高僧师父:“我为何不能成佛?”师父答:“你太聪明了。”又问:“如何才能笨些?”师父说:“种地去吧。”出家的聪明和尚就丢下经书,开始到庙旁种地。原初,小和尚并不会耕作劳种,不知春发秋果,不明四季作耕,可他明智好学,勤于吃苦,第一季虽禾瘦欠收,第二季却有了丰旺景象。到了第三年的秋天之时,庙旁田地,已经是果实累累,色艳味香,一派天景的风光。可高僧师父到了这儿,望着这番丰景,紧紧皱了眉头,半晌无言无语。和尚问:“师父,我种得不够好吗?”师父答:“太好了。好得过了。”和尚有些气馁,生气地问:“难道说是不好才好?”师父答:“你再种三年地吧。”言毕,师父怅然而去。从此,小和尚种地不再走巧,不再过力精心,只是随季播种,雨后锄草,秋日收获;冬天休地猫冬,春耕伸腰锄禾,有些懒散,有些惰安,可那田那地,却也一样景光丰饶。就这样又过三年至秋之后,高僧师父再从庙里来到田旁,见该收的庄稼因未收而有些卧伏,该下架的瓜果,因未下架而稍稍有些蒂枯。师父四处寻找徒弟,却在田里没有迹象,到了远处庵内,见小和尚正躲着太阳,在庵里斗着蛐蛐,且见了师父,不惊不喜,只是欠了身子,示意师父坐下,就又专心地斗着自己的物虫。
师父问:“你知庄稼该收了吗?”
和尚说:“哦,忘了。”
师父问:“学会种地了吧?”和尚不假思索道:“又不会了。”师父问:“蛐蛐斗得可好?”和尚如实说道:“正在学哪。”师父一笑:“你开悟了,可以走了。”和尚走后,到他庙里诵经播教,后来成了高僧中的高僧。
这则佛事,是悟佛的趣说。比之于佛事,文学大约也是此理。那么,神实主义写作,之于我,既是佛事,也是写作的算命卜言;之于当代文学,则是卜卦先生把昨天的所见当做明日预见的秘文而告诉他人。一切的庄严,都可在一笑间转身他去,一如一个远途的行者,在路边喝茶聊天之后,还要沿着自己原有的路线,独自孑然孤寂地远行。背着行囊,如背着等待变为纸笔的时间。
2010年10月10日-12月3日
于北京花乡711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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