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中国姑娘在社会事业上确实不如西方­妇­女，但是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她有更多的机会成为一个成功的妻子和母亲。除此之外，她没有其他的职业。现在的中国男子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是选一个摩登女郎呢，还是选一个较保守的姑娘做妻子。最理想的妻子被描绘成“既有现代知识又有古老品德”的女­性­。这种女­性­理想的冲突（新的理想作为妻子应该是独立的人，看不起“贤妻良母”）需要人们用自己的庸见来解决。笔者认为，不断增加的知识与教育是一大进步，是向理想女­性­的接近；但是我敢打赌，我们不会有（正如我们不曾有）世界著名的女钢琴家和女画家。我确信，她烧的高汤比她写的诗歌味道更好，她真正的巨著是那个脸蛋圆圆的小男孩。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仍然是那聪明、温柔、坚定的母亲。

恋爱与求婚

人们可能会问，既然中国­妇­女被幽禁，那末浪漫与求婚怎么还有实现的可能呢？或者说，传统习惯对青年男女之间的自然恋爱有多大影响呢？青春、浪漫、爱情，这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基本相同。不同的只是由于社会传统的不同引起的心理反映。将­妇­女幽禁起来，灌输以传统的道德教育，并不能扼制她们的爱情。恋爱的一般内容与其他表象可能会被改变，因为恋爱尽管是一种自然迸发，压倒一切的感情，它仍可能变成|人们心中一个微小的呼声。文明可以改变爱情的方式，却永远不能扼杀爱情。爱情客观存在，只不过由于偶然的社会文化前景而引起的趋向与表现不同罢了。爱情透过珠帘窥探，它的气息充满了百花园，它揪着年轻女子的心。或许她根本就没有情人，也不清楚那折磨她的是什么东西。也许她并没有对某一个特别的人感兴趣，但她喜欢男人，喜欢男人就是喜欢生活。这就使她的刺绣显得更加­精­巧，她想象自己在与彩虹般的刺绣相爱。这彩虹正象征着生活，它是那么美丽而漂亮。她很可能是为什么人正在枕头上绣着一对鸳鸯。鸳鸯总是一雄一雌，总是在一起行动，一起游泳，一起筑巢。如果她那想象的翅膀越飞越远，她可能完全忘却自己，因而绣错了地方。她再绣，再错。她使劲地抽那丝线。用劲稍微大些，线断了。她咬着自己的嘴­唇­，感到很恼火。她掉在情海里了。

这种莫名其妙的烦恼，也许是因为春天，因为鲜花。这种突然袭来的孤独感，是女子成熟到了应谈恋爱与结婚的程度时的自然标志。由于社会的压制与传统的束缚，一个姑娘总是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掩盖这种模糊而强烈的欲望。然而，青春的梦幻却在下意识地继续进行。婚前恋爱在旧中国是一个禁果，公开求婚也不可能。她知道，恋爱就等于折磨自己。因为这个原因，她不敢在春天、鲜花与蝴蝶上想得过多，它们在古诗中都是爱情的象征。如果她在做学问，她不会在诗歌上花大多的时间，以免触发自己太深的感情。她使自己忙于家务，谨慎郑重地保护自己的感情，就像一朵娇­嫩­的鲜花在成熟之前谨慎而庄严地保护自己不与蝴蝶进行过早的接触。她希望自己能等到恋爱被认可的一天，即可以由结婚来证明其正当­性­的那一天。她如果能躲避所有感情的纠葛，那么她是很幸福的。然而，自然的力量有时会冲破人类的一切禁锢，横冲直撞。正如一切禁果一样，异­性­间的吸引力，正因为其罕见，更见其强烈。这是自然的自我弥补法则，根据中国人的理论，一个姑娘的心一旦被人迷惑，那么她的爱情就会无所顾忌。这就是人们在对­妇­女小心幽禁背后的共同信仰。

即使是在自己的深闺中，姑娘们通常也清楚镇上同一阶层所有未婚青年的状况，并暗中表达了自己的赞许或反对的感情。如果由于偶然的机会，她遇到了她曾欣赏过的年轻人之一，尽管只是相互交换了一下眼­色­，她的心情就再也不能平静了，以前那种自豪感消失了。接着是秘密的偷­情­阶段。尽管暴露自己可能意味着羞耻，有时还可能导致自杀；尽管自己完全意识到这样做是在藐视所有道德行为的规范，藐视社会的非难，她自己还是要与她的男青年相见。爱情总是能找到自己的路。

在这种­性­的相互狂热吸引中，不可能讲清谁是求爱者，谁是被求爱者。姑娘有许多巧妙的办法使男青年感觉到她的存在。最幼稚的方式就是在木制屏风的底部将自己的小红鞋伸出来。另一个办法是站在太阳余晖照耀着的阳台之上。她还可以不经意地在盛开的桃花之间露出自己的脸庞，还可以在正月与六月的夜晚去看灯会，她还可以弹琴，让邻居的男青年听到琴声。她还可以请她弟弟的塾师修改她自己创作的诗歌，弟弟就是她的送信人。如果这位老师既年轻又浪漫，他会赠诗作答。另一种联系的方法是通过婢女，或富有同情心的嫂子，或者邻居厨师的妻子，或者尼姑。如果双方有意，他们总可以安排一次秘密的会面。这种会面极不健康。青年女子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由于他们没有机会进行愉快的调情，爱情这时就找到了报复的机会，正如所有中国爱情故事所描写或试图描写的那样。她也可能会怀孕。接踵而来的是一个热切的求婚和私通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阶段，情不自禁，但仍是温柔而珍贵的恋爱阶段，因为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不过，这种爱情通常都是大幸福了，所以不能持久。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这些公子和小姐很有可能在未经自己同意的情况下，由父母包办与别人订婚。女孩子可能后悔自己已失去贞洁。公子这时也可能赴京赶考，顺利通过科举考试，被迫接受一个更有名望人家的女子做妻子。或许两家中的一家迁居到别的城市，两人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或许公子尽管在外旅居却仍然保持忠贞不贰。然而，一场战争爆发了，接下来是无限期的等待与拖延。那位在深闺中等待着的年轻女子，这时只有优伤与焦盼。如果这位姑娘的爱情是真挚而热烈的，那么她可能会得相思病（这种现象在中国爱情故事中惊人地普遍），眼睛失去了往日的光芒与喜悦之情。父母看到这种情景深感惊讶，开始询问个中缘由。为了拯救女儿，他们安排了女儿向往的婚姻。从此，他们也可能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

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充满了眼泪、悲伤和渴望。对­妇­女的幽禁造成了中国爱情诗歌中哀怨郁闷的情调。唐代之后所有的中国爱情诗都表达了渴望和失望以及无限的悲哀与惆怅。这些爱情诗往往描述那些被幽禁的青年女子因为想念自己的心上人而日见樵悴，即所谓的“闺怨”。这些诗可能描写那被遗弃的妻子，即：“弃­妇­”。很奇怪，这两种题材也往往是男­性­诗人所最喜爱的。

与中国人通常对生活的消极态度一致，中国人的爱情诗歌也充满了各种相似的情调。其中有茫然若失，有离愁别绪，有破碎的希望，有不灭的向往，风风雨雨，拂晓黄昏，冷情的卧室，冰凉的床榻，寂寞的懊悔，对男人朝秦暮楚的怨恨，秋天弃之一旁的折扇，逝去的春天，凋谢的百花，樵悻的面容，闪烁的烛光，冬夜那衰微的万物，自我感伤，以及那即将来临的死亡。黛玉临死前所作的一首诗，体现了这种典型的情绪。这是她在知道自己的表姐将成为宝玉的妻子时写的。这几行诗因为其无限的惆怅而使人难以忘怀：

〖侬今葬花人笑痴，

他年葬侬知是谁。〗

但有些时候，姑娘也可能很幸运，最终成了“贤妻良母”。中国戏剧通常以大团圆结局，并唱道：“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

妓汝与姬妾

到现在为止，­妇­女情况一直是比较理想的。她是“贤妻良母”。她忠贞不贰，服从恭顺。她是一位好母亲，天­性­就是贞洁的，问题出在男人那里。男人要犯罪，他一定要犯罪。但他每次犯罪，总有一个女人在里面。

爱神厄洛斯统治着世界，也统治着中国。一些西方旅行家提出一些大胆的看法，认为在中国的­性­压抑相对少于西方。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比较坦率地接受­性­的问题。哈夫洛克。埃莉斯指出，现代文明给男人提供了最大的­性­刺激，也提供了最大的­性­压抑。从某种程度上讲，­性­刺激与­性­压抑在中国都比较少。然而这仅仅是一半真理。对­性­问题比较坦率的接受只适用于男­性­，而不适用于女­性­，后者的­性­生活经常受到压抑。最明显的例子是冯小青的故事。她生活在莎士比亚剧作最成功的年代（1595～1612），作为一个姬妾，她被忌妒的大老婆禁止看她的丈夫，并被关在西湖边上的一个别墅里。她于是陷入了一种独特的自恋，并开始经常观察自己在水中的情影。死前不久，她请别人为自己连续画了三幅像，并将画像挂在墙上，焚香献祭，自哀自怜。她有几首诗在她不注意时由她的阿妈收藏了起来，其中展示了她的诗才。

另一方面，男人却没有­性­压抑。特别是富家的男子，最有名最受人尊敬的一些文入学者如苏东坡、秦少游、杜牧、白居易都曾光顾妓院，或者纳妓为妾，他们并且但白地这么讲，并不回避。事实上，为官而又能躲避由歌伎助兴的宴席是不可能的。这并非什么耻辱之事。从明代到清代，南京夫子庙前又脏又臭的秦淮河正是人们饮宴取乐的浪漫场所。地点选在孔子庙字附近也是非常合适、非常符合逻辑的，因为这里是科举考试的地点。文人学士云集此地参加考试，庆贺成功或安慰失败者。这时都有­妇­女作陪。直到今天，有些小报的编辑还在报上但白地详细描写他们在妓院的冒险。诗人和学者们都不惜笔墨，大肆描写这种歌舞传统，致使秦淮河与中国文学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妓汝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男人们认为让体面人家的女子去摆弄乐器是不合适的，于她们的品德培养有害；让她们读大多的书也不合适，于她们的道德同样有害。绘画与诗歌也很少受到鼓励。但是男人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对文学与艺术上有造诣的女­性­伴侣的追求。那些歌伎们都在这些方面大有发展，因为她们不需要无知来保护自己的品德。所以，文人学士都云集到了秦椎河。在那盛夏的夜晚，黑暗将那条肮脏的小河变成了一条威尼斯水道。学士们坐在那可供居住的船只上，倾听附近那来回游动的“灯船”上歌伎们唱着的爱情小调。

在这种气氛中，学者们在寻找那些在诗歌、音乐、绘画以及巧妙应答方面出类拔奉的艺妓。在那些造诣很深且颇有名气的艺妓中，特别是活动于明末的那些艺妓中，最受人喜爱的可能要算董小宛了。她后来嫁与冒辟疆为妾。唐代①则有苏小小，她那在西湖边上的坟墓多少年来都是来此游历的学者瞻仰的地方。这些艺妓大都与国家的政治命运紧密相连。比如陈圆圆，是吴三桂的爱妾。李自成在征服北京之后俘获了陈圆圆，导致吴三桂引满清军队进入北京夺回他的爱妾，结果直接促成了满清王朝的建立。值得注意的是，吴三桂在促成了明王朝的灭亡之后，陈圆圆与他分道扬铺，去商山特建的寺院当了尼姑。还有李香君，也属此类情况。她以自己的坚贞著名，她的政治倾向与勇气使许多男人都相形见绌。她政治上的高洁超过了今天许多男­性­革命家。她的爱人被逐出南京之后，她将自己关了起来。后来被强迫来到其时当权的宦官之家，并被命令在酒宴上唱歌助兴。她即席演唱了几首讽刺歌曲，讽刺在场的胜利者，也是她政治上的敌人，说他们是太监的养子，这些女士们创作的诗歌都被传了下来。中国知识­妇­女的历史，一部分需要在这些歌伎的身世中去探讨。她们中还有薛涛、马湘兰、柳如是等等。

『①苏小小为南北朝南齐人。林误。』

许多男青年在结婚前失去了求爱与浪漫的机会。这种需要就由妓汝去满足了。笔者用“求爱”这个词，因为歌伎不同于普通妓汝，是需要别人追求的。这就是中国人对­妇­女的尊重，正如我们在描写现代生活的小说《九尾龟》中看到的一样。许多男人都要追求一个人们认为是水­性­扬花的女人，时间可长达几个月，钱要花去三四千。这时，他才被允许在她的闺房里过上一夜。这样一种荒唐的现象只有在­妇­女被幽禁时才会出现。当男人们不能在任何别的地方找到女­性­伴侣，找到浪漫，那么这种情况就完全是自然的了。一个男人在女伴面前没有经验，或者厌倦了自己做饭补袜子的老婆，这时他就开始想体会一下西方人在结婚前的所谓浪漫。他看到一位自己当时觉得很可爱的女士，于是就想去占有她，开始有一种类似恋爱的感觉。而那位女士则比他更有经验，造诣更深，因为她并不急于和他恋爱，男人有时就产生了一种近乎崇拜的感情。事实上，这在中国是唯一的既合法又适当的恋爱方式。

有时，他们也确实浪漫起来了，就像西方的男子和他的情人一样。董小宛与冒辟疆的故事，从开始见面时的困难，到短暂的、然而却是幸福的婚后生活，读起来就像其他任何一个浪漫故事一样。这种浪漫故事的结尾，有幸福的，也有悲伤的。李香君最后削发为尼，顾横波、柳如是最后成了达官显贵家的贵­妇­人，使同代人羡慕与钦佩不已。

于是，妓汝们教会了中国人浪漫的爱情，正如中国妻子们教会了他们更世俗，更真实的爱情。有时候情况还很复杂。杜牧在外过了十年放荡不羁的生活之后，幡然悔悟，又回到自己原配的妻子身边。有时，妓汝的贞洁也使人深感惊异。比如杜十娘。除此之外，妓汝们发扬了中国的音乐传统。没有她们，这个传统也许早就灭绝了。她们比那些家庭­妇­女更有教养，更独立，更容易处理男人的社会；事实上，她们是中国古代解放了的女­性­。她们对高官贵爵的影响经常使她能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一下政治。有的官吏的任命与免职是在她们的房间里决定的。

确有才能的妓汝经常被纳为姬妾或娶为正房，上述­妇­女均如此。纳妾制度差不多与中国一样古老。纳妾制度背后的问题也与一夫一妻制一样古老。在东方，当男人们对婚姻不满时，他就去找歌伎，或纳妾；在西方，人们则去找情人，或者偶尔千­干­越轨行为。社会行为的方式不一样，而根本问题却惊人地相同。对这种行为的社会态度，尤其是­妇­女的态度，东西方也有差异。中国人狎妓纳妾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而西方人则顾及体面，不愿意谈这类事情。

坚持要男­性­的后裔，也极大地鼓励了纳妾制度。中国的一些妻子事实上还请求她们的丈夫纳妾，因为她们没有能力丈夫生下儿子。明代的法律曾规定男人在40岁以后仍没有男­性­后裔者可以纳妾。

而且，中国的纳妾制度实际上代替了西方的离婚制。结婚与离婚是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无人能够解决。人们迄今还未能发明一个妥善的办法，罗马夭主教的办法除外——他们完全否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结婚是­妇­女保护自己最安全的办法。无论何时，只要男人一放松自己的道德要求，受苦的就会是女人。不管是由离婚、纳妾、同居、试婚引起的，还是由自由恋爱引起的，造物主在­性­的安排上，已经造成了一些永久的不平等和不公平。在自然界，­性­平等这个说法是不存在的。自然界唯一关心的是种族的繁衍，所谓一半对一半的现代婚姻，孩子降生之后，就会变成有益于男人的百分之七十五对百分之二十五。如果有位­妇­女具备运动家的风格，在“爱情结束”之时，解放了自己的丈夫，那么这个40多岁的男人就会享有比那个40多岁的女人，三个孩子的母亲，更多的有利条件。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纳妾制度可以被认为多少有些道理。中国人认为婚姻是家庭的事，婚姻失败时就纳妾。这样，至少可以保证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单位而完整地存在。西方人则不同。他们认为婚姻是个人的、浪漫的、感情上的事，所以，他们实行离婚制，从而使社会单位解体。在东方，如果男子变为富豪，无所事事，腐化堕落，爱情人而不爱自己的老婆，这时妻子只能压抑自己的­性­欲，但仍保持自己已有的地位，仍然作为家长而被尊敬，子孙绕膝，不可谓不幸福。在西方，摩登的妻子要打官司离婚，获得自己的赡养费之后，与丈夫分道扬镳，也许再次与他人结婚。一边是被丈夫怠慢，但却被家庭其他成员尊敬，并享有至少是理论上有比姬妾更多优势的妻子；一边是离了婚，拿到了赡养费，分道扬镳了的妻子，到底哪一个更幸福呢？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困惑的问题。在中国，­妇­女们缺乏她们的西方姐妹那种独立­精­神：被遗弃的妻子总是处在一种无限悲惨的境地。社会他位丢掉了，家庭也破碎了。世界上大概有一个幸福的­妇­女，就有一个不幸福的­妇­女。无论怎样的社会安排都不能使她幸福。即使是真正的经济独立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中国，这种情况每天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发生。有时我总觉得那个用自己女­性­的凶残将原来的妻子赶走的摩登­妇­女非常接近于我们野蛮时代的祖先，不同的只是她已经摩登到使自己不能容忍另一个与她平等的­妇­女与她在同一所房子里生活的程度，过去，一个真正品行好的女人，陷入与另一个已婚男人的爱情之中，并真的喜欢他时，她就主动作为姬妾嫁给这个男人，并谦恭地侍候原来的妻子。而现在，以一夫一妻制的名义，一个­妇­女将另一个哄走，并取而代之，似乎对­妇­女来讲，这是较好一点的出路。这是现代化的、解放的、所谓文明的方法。如果­妇­女们喜欢这样做，那就让她们这样做好了，因为首先受影响的是她们。然而，年轻漂亮的­妇­女在与同­性­的战斗中，总能击败年龄较大些的­妇­女而获得胜利。这真是一个既新鲜又古老的问题。只要人­性­不完善，婚姻制度就将永远是不完善的。这个问题，让我们留待后人去解决吧。或者只有与生俱来的平等与公正的意识，以及对父母的职责逐渐增强的意识，才能减少上述事情的发生。

当然，为纳妾制辩护是徒劳的，除非你准备同时为一妻多夫制辩护。辜鸿铭，爱丁堡大学的硕士，一个非常喜欢引用托马斯·卡莱尔和马修·阿诺德语录的人，一次在为纳妾制辩护时说：“你曾看到过一个茶壶，四个茶杯在一起，但是你可曾见过一个茶杯和四个茶壶在一起吗？”对于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是《金瓶梅》中西门庆的姬妾潘金莲的话：“一个碗内两张匙，不是汤着就是抹着。”她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缠足

缠足的­性­质与起源在很大程度上已为人们所误解。缠足是­妇­女被幽禁、被压制的象征。这个说法并不过分。宋代的大儒家朱熹也非常热衷于在福建南部推行缠足的习俗，作为传授中国文化、提倡男女隔离的一个手段。然而，如果缠足仅仅被看作压制­妇­女的标志，那么做母亲的就不应该那么热衷于为自己的年轻女儿缠足。事实上，缠足自始至终都代表着一种­性­意识的自然存在，缠足无疑起源于那些放荡的国王的宫廷里。男人们如此喜欢这个习惯，是因为他们把­妇­女的脚与鞋看作恋爱的对象并崇拜之，­妇­女们喜欢这个习惯是因为她们想得到男人们的宠爱。

缠足的习惯起于何时是有争议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大可不必去辩论，谈谈它的“演变”也许比谈起源更有用处。缠足的唯一正确的定义是用长长的裹脚布把脚缠起来，从而代替袜子。缠足似乎首先是与南唐后主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公元10世纪，宋代之前。杨贵妃是穿袜子的。她的一只袜子在她死后被她的­奶­妈收藏并展出，当时的门要是每人一百文钱。唐代对­妇­女的小脚与“弓鞋”的狂热赞赏已蔚然成风。“弓鞋”的头部翘起，就像古罗马军舰高高翘起的船头。这是最初的缠足方式。这种鞋是那些宫廷舞女穿用的。一个个女子翩翩起舞，宫廷的脂粉气与香烟燎绕于锦绣珠帘之间。在这种奢靡的气氛中，自然会产生一个有创见的人物，为已经很­精­美的感官刺激再添上一点佐料，可谓锦上添花，画龙点睛之举。这个人就是短命的南唐的统治者。他也是一个很有造诣的诗人。他命一个缠足的舞女在6英尺高的金子做的莲花上轻歌曼舞。金莲花上挂满了宝石、珍珠和金钱。于是这种缠足的凤尚就被固定了下来，人们竟相模仿。那缠着的小脚被委婉地称为“金莲”，或“香莲”，这些词也就因此入诗。这个“香”字很重要。它意味着中国富豪人家骄奢­淫­逸的气氛，意味着他们的家里常常散发着阵阵的幽香。人们描述这种幽香的图书卷帙浩繁，令人惊叹。

女人们不仅愿意而且非常喜欢赶时髦。即使由此带来身体上的不适，也在所不惜。这一点井非中国人的独创。直到1824年，英国的姑娘们甚至愿意躺在地上，让她们的母亲手脚并用，帮助她们把自己的身体挤在鲸鱼骨架里。18世纪和19世纪初欧洲­妇­女常常在适当时候晕倒在地，这些鲸鱼骨架的功劳一定不小。中国女子的身体可能赢弱，但她们从来不赶晕倒在地的时髦。俄罗斯芭蕾的脚尖舞是人类自我折磨的又一例，不过这个例子可以在艺术的美名下得到赞赏。

中国­妇­女的小脚不仅使男人赏心悦目，而且很惊奇很微妙地影响了中国­妇­女站立的仪态与走路的步态。ρi股向后甩，就像穿着现代的高跟鞋，走起路来极端谨慎，身体不停地摇晃，完全是一触即倒的样子。观看一个小脚女人走路，就像在看一个走钢丝绳的演员，使你每时每刻都在被她揪着心。缠足实在是中国人感官想象力最­精­致的创作。

然而，男人们置女­性­姿态于不顾，开始把小脚作为一个爱恋对象而予以崇拜、赏玩、钦佩和歌咏。从那时起，这种夜间穿的鞋子在Se情诗歌中就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对“金莲”的崇拜属于­性­心理病理学研究的范围。在不同小脚的欣赏上，人们施展了自己不少的才能，其技巧并不亚于人们在唐诗鉴赏中所使用的技巧，我们知道，真正既小巧又美观的脚是十分罕见的，一个城市里也许不到10只。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男人们为什么这样动感情，就像他们对小巧玲珑的唐诗动感情一样。清代的方绚著有整整一本书描述这种艺术。他把小脚分为五类，十八种。一双小脚应该具备如下条件：（一）肥，（二）软，（三）秀。他说：

〖瘦则寒，强则娇，俗遂无药可医矣！故肥乃腴润，软斯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软不在缠。秀不在履。且肥软或可以形求，秀但当以神遇。〗

所有能理解时髦在­妇­女身上的力量的人，都能理解这个习惯为何能够经久不衰。我们奇怪地看到康熙皇帝禁止中国人缠足的敕令在几年后被撤回。满族姑娘很快就开始模仿中原姑娘的缠足，直到乾隆皇帝下令禁止。那些想让自己的女儿成长为真正的小姐并嫁与体面人家的母亲们从小就要给女孩子缠足，这也是父母的一种远见。新娘在听到别人对她的小脚进行赞扬时也会顿然对父母产生一种感激之情。因为除了一个好脸蛋之外，­妇­女对她们的小脚也感到无限的自豪。正如摩登女郎为自己的小踝节而自豪一样，这些小脚使她们在任何社交聚会中都能引人注目。在她成长发育的时候，缠足是很痛苦的，有无情的痛苦。但她有一双美观的脚，这是她一生的光荣。

这个邪恶怪诞的习俗受到至少三位学者的批判：李汝珍（­妇­女小说《镜花缘》的作者，1825年），袁枚（1716～1799）和俞正燮（177～1840）。他们都是具有独立思想，对后世颇有影响的学者。然而，这个习俗一直到基督教传教士们发起反对运动之后才被取消，中国­妇­女真应该为此而感谢他们。不过，传教士在这方面也幸运地得到了当时社会形势的帮助，因为中国­妇­女发现摩登的高跟鞋基本上可以代替小脚的作用，高跟鞋使­妇­女的体态更优雅，步伐更斯文，使人感到她们的脚确实看起来比实际要小。李笠翁在他的文章中对生活艺术的­精­辟见解仍然是对的：“尝有三寸无底之足，与四五寸有底之鞋，同立一处，反觉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则趾尖向下而秃者疑尖，无底则玉笋朝天而头者似秃故也。”这种对悠闲生活细节的深刻见解，往往是中国天才文人们的特点。

­妇­女解放

对­妇­女的幽禁现在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其速度之快，使那些十年前离开中国现在刚刚回来的人感到惊讶：中国姑娘们在整个物质与心理观念上的变化之大，使他们最深刻的信仰不得不发生动摇。这一代的姑娘在气质、装束、举止和独立­精­神等方面与十年二十年前的“摩登”女郎不同。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是来自各方面的影响，然而，总的来讲，可以说是西方的影响。

具体来说，这些影响是：1911年由君主制转向共和制，承认男女平等；1616年至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由胡适博士和陈独秀领导，批判“寡­妇­守节”，与“吃人的孔教”以及男尊女卑等衡量标准；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那是一场由于协约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秘密出卖中国所引起，而使得男女青年学生一下子卷入的政治运动；1919年秋天北京大学第一次收女子入学，随后所有大学都开始了男女同校制度：男女学生继续积极参政，导致了1926～1927年的国民革命，这次革命的主力是学生，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领导、支持、鼓励。在这次革命中，中国姑娘作为党的工作者、护士甚至士兵颇引人注目；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党部的女党员继续任职；1927年以后在各个政府机关有大量的­妇­女任职；南京政府公布法令规定男女均有享受遗产的权利；纳妾制度消失；女子学校兴起；1930年以后女子体育风行一时，特别是1934年的女子游泳；­祼­体画的风行，报纸杂志每天都在谈论­祼­体像问题；玛格丽特·桑格①1922年到达中国，计划生育与­性­教育开始传播；避孕工具的引进（仅此一点即可引起一场伦理道德的革命）；多数大报每周都有“­妇­女副刊”，专门讨论­妇­女问题；《­性­的历史》（一本很颓废的书）的出版，作者张竟生，是一位法国留学生；格里特·加布（Greta Garbo）、诺马·希勒（Norma Shearer）、梅·韦斯特（Mae West）②，以及中国影星们的影响，电影杂志的流行，当时颇有几种这样的杂志；1928年，有歌舞表演的酒吧间开始在中国流行，在这里，中国姑娘们的适应­性­使每个人都感到惊讶；烫头、英式高跟鞋、巴黎香水、美国丝袜、高叉旗袍、|­乳­罩（代替了以前的紧胸衣），以及女子游泳衣。

『①玛格丽特·桑格（Margret Sanger，1883～1966），美国节育专家。』

『②格里特·加布、诺马·希勒、梅·韦斯特，这三位都是美国女影星。』

从缠足到游泳衣真是夭壤之别。尽管这些变化看似肤浅，实际却很深刻。因为生活就是由这些所谓表面的东西构成的，改变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改变了自己整个的生活观。

这些摩登姑娘们在中国的杂志上受到了人们的讥笑。说她们肤浅，讥笑她们热爱奢侈，失去了勤俭的优秀品质，因为很明显，梅·韦斯特的影响要大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①的影响。事实上有两种姑娘：一种是在都市生活中崭露头角的­妇­女，一种是严肃理智的­妇­女，她们不抛头露面，而是消失在美满家庭之中，一些在政治上很出­色­并引起公众注目的­妇­女在­性­问题上都是最声名狼藉的人，所以她们不能代表现代的中国女­性­。总的看来，这些现代的影响应该说是代表着一种解放力量，于中国­妇­女有益，于是也对中华民族有益。第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姑娘们体格的变化。女­性­在体育运动中­祼­露着大腿，尽管使老一代人感到非常遗憾，却最终会对整个国家有好处。随着体格的发展，­妇­女们的步态就更自然、更优美，而不再是闺房里培养出来的小脚步态。

『①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craft，1759～1797），英语作家和女权运动倡导者。』

体格变化也会引起对女­性­美的认识的变化。理想的女­性­不再是以前那种受人压制、悯静、文雅的女­性­，而是接近于欧洲­妇­女那样天真活泼健美的女­性­。听到­妇­女们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对我们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我们宁可听到她们放声大笑，而不愿听到她们吃吃地笑。儒家对­妇­女人为地限制，严格的男女之别，必定要被一个更人道主义的观念所代替，再也不能让儒家这种思想为所欲为。如果说有什么危险，那就是­性­特征的消失，以及有女子气质的­妇­女的减少。女­性­设法在各种生活方式上模仿男­性­，这本身就是束缚­妇­女的标志。让­妇­女们为自己的­性­别而自豪吧。只有在­性­完善中，在­性­的庄严的职责中，她们才是真正伟大的。与西方­妇­女相比，现代中国成熟了的­妇­女或许还是过于泰然自若，过于庄严高贵。她们缺乏西方姐妹们那种自然的活力与独立的­精­神。也许这是她们的血统所促成的。如果是这样，那就让她们自然发展吧。因为她们只有同时体现了自己民族的特点，才能成其为伟大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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