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文强虽然嚣张跋扈，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则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伙，并不是因为他长得帅，而是因为他人缘好、踏实、肯­干­。文强的父亲叫文明君，母亲叫练传芳。文明君20岁出头的时候，由老家重庆九龙坡区涵古镇来到巴县曾家镇，邂逅了练传芳，并在当地落地生根。

文强的父母亲在1997年先后辞世，但在邻居们的记忆中，文明君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一天最多能说上5句话，但是对于子女的管教很严格，而练传芳则遇见什么样的人都谈笑自如，也颇讲义气，人缘特别好，文强兄弟姐妹几个身上或多或少继承了这个特点。

婚后，文明君和练传芳共生养了5个儿子和两个女儿。自1951年生下大女儿后，基本上间隔两年便有一个孩子出世，大儿子生于1953年，二儿子文强生于1955年，四儿子现在某区公安分局工作，老五是女儿，老六是文兵，当兵复员后进了一家工厂，后来与谢才萍结婚，再后来就离开了那家厂子。

新中国成立后，文强的父母一直在镇上一家综合商店工作，那时两人的月工资都是18元，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压力还是很大的。

1971年7月，16岁的文强从巴县曾家镇曾家中学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中等偏上，这个时候正好面临中国文化大革命即将进入尾声时期，但是上山下乡的运动还在进行着。1972年1月，17岁刚过的文强下乡当了知青。说是Сhā队落户，实际就是到离家仅2公里远的回龙大队工作而已，由于有位小队的队长与文强的妈妈是表亲，文强便享受了投亲靠友的政策优惠。

虽然大队给他安排单独的住处，但他基本不住，由于离家只有三四里路，他每天像上下班一样早出晚归，有时为节省开支，连中午饭都回家吃，后来因为当了团支部书记，才在队里住下。

在回龙大队村民们的集体记忆中，那个时候的文强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会来事，人缘好，­干­活积极。文强Сhā队时无论是栽秧、割谷、挑草头还是守鸭棚都肯­干­，而且是个人来疯，越是人多­干­得越上劲。

由于他的­性­格比较随和，大家也都爱和他玩，对于别人给自己起的外号，他也不在乎，整天笑嘻嘻的，这一点与他母亲非常的相似。当时每次到大队部开会的间隙，总有一个村民喜欢喊文强的外号：“文瞎子，来下盘象棋。”文强对这样的称谓不但不发恼，总是笑呵呵地跟他厮杀一番。

在做知青的时候，文强认识了老婆周晓亚。当时周晓亚是虎溪电机厂的子弟，虎溪电机厂是一家有着近2000名职工的三线工厂，其所在的虎溪镇邻近曾家镇，所以从1974年起，该厂的子弟中学毕业后，都到回龙大队Сhā队落户，到1976年达到100多人。

周晓亚年轻的时候长得很秀气。自从文强当了回龙大队团支部书记后，就经常到6队来找周晓亚，在村民们的记忆中，文强找周晓亚不是准备演讲稿，就是排节目，总是以做工作的名义接触周晓亚，其实是在打周晓亚的主意。

文强当年还是不错的，吃得苦，也有组织能力，大队就让他当了团支书。大约是1976年上半年，附近军用机场的一架训练机失事，迫降在一条小河沟旁，机上两人受伤，呼救后被一群人抬到了医院。当时组织人员施救的人是文强。

1977年底，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全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文强也参加了高考。这个时候，正巧四川省公安学校中专部从参加高考的社会青年中招了200名学员，文强便是其中之一。进入警校之后，文强不爱体能训练。但是文强不管是担粪、种菜，还是挑草头、收红薯，却都很卖力气。

1980年，文强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重庆市公安局，从此再未到过回龙村。两年后，周晓亚返城，进了虎溪电机厂当工人。20世纪80年代初，文强与周晓亚结婚，当他们的儿子长到4岁时，周晓亚调到巴县县城所在的鱼洞镇，进入一家效益很好的单位工作。其时，文强已升任巴县县委副书记。

在文强事业起步阶段，他心里的霸气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但当他事业如日中天之后，特别是坐上了重庆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之后，文强开始对于家乡人也表现出极强的霸气。

文强母亲的表亲记得很清楚，2005年文强的妻子周晓亚带着文强的弟弟文兵和妹妹，张罗着将文强父母生前所住的板壁房扒掉，在原址上建起这幢8层楼，除底楼的左、右两个铺面及其二楼的房间外，其余的房产全归文家，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而原本应该属于文强母亲表亲的地基也被霸占了，这个亲戚一分钱都没有分到。

文家的房子自建好后，既未装修，也未住人，直至2009年8月的一天，公安部门前来搜查，搜查过后，又雇请锁匠将大门换了锁，直到10月份又被查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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