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蜀中的母亲，居然能像把脉一样，把出北京的体温。而母亲，至今没有到过北京。北京的一千多万人口中，母亲只认识她的儿子一个人。

关于爱，没有比这更好的定义了。”

许多做母亲的读者和更多的做子女的读者，读到这里的时候，都说这是《火与冰》中最感人的一段话。

妻子

­奶­­奶­与母亲，跟我之间都有着一种天生的、神秘的血缘联系。而妻子与丈夫的关系，则显得更加神奇。想想看，一个几年前还跟你素不相识的女子，突然与你相识、相知、相爱，最后成了你的妻子，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并且，她还将与你共同结晶出一个可爱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你与她之间也将产生一种血缘的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我与妻子的缘分，比电影《罗马假日》的情节还要富于传奇­性­。本来我已经不相信二十世纪末还能够有这样的传奇，但它居然发生了。

妻子是我的读者。她大学时候学的是金融，毕业后在南方的一家香港公司担任部门经理。她喜欢文学远远甚于喜欢自己的专业。一个偶然的机会，她读到了我的《火与冰》，便按照模糊的地址，尝试着给我写了第一封信。

她在信中写道：

“迄今为止从未写过一封给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因为他就是我曾想要写信的人，而如今，信还在心里酝酿，人已渺然不知所向。我体味到前所未有的痛心与悔恨。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我一直以为，支撑我的生活动力便是罗素所称的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而在这样的动力下生活注定是孤独，无尽的近于绝望的孤独。我想，如果还有一双眼睛同我一同哭泣，那么生活就值得我为之受苦了。

于是，因为王小波，因为孤独，因为生命的脆弱与无助，我终于提起了笔，给你，严重而真诚。”

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立刻给她回了一封信。从这以后，我们开始了通信。我们谈论的都是些严肃而沉重的话题，而不太像青年男女之间的通信。

就在我二十六岁生日的那天深夜，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女孩的电话。那充满磁­性­的声音，我好像在梦中听到过。对了，那声音来自于那些信件！

我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她说她并不知道这一点。她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是，她刚刚拔掉一颗智齿，麻药失去药效后，伤口疼得厉害。身边没有亲人和朋友，不知为什么就想给我打电话，只给我一个人打。

那天晚上，我们居然在电话中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说，她每天都与那些豪商巨贾打交道，在香港也见到过腰缠亿贯的商人。但是，金山银山也有散尽的那一天，而诗人的诗句永远在自己的心中。茫茫时空中，多少政客和富翁们灰飞烟灭，而穷困潦倒的诗人却能够以一句诗歌而获得永恒。

窗外，是北京已经很少见的满天的星光。几千里外的南方的天空呢？南方的星光一定比北方的还要亮。天空的星辰实际上对应着我们内心的星辰，正像康德说的那样，心中有星星的人，头上才会有星星。

那个晚上，星光把我们的心房照得好亮好亮。

一些看似偶然的事情，实际上很多年以前，上天早已经作了巧妙的安排。古语说得好：“水到渠成。”

几天以后，她获得了一次到北京出差的机会，我们约好到北大校门前见面。远远地，我就看见了一名清秀的女孩站在寒风中，嘴­唇­冻得发白。我想，一定是她。

她来到我简陋的小屋，我打开电脑给她看我新写的文章。她毫不客气地就在上面修改起来，好像在修改自己的文章。而一向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自己文字的我，对她的这种“放肆”的行为，居然也没有生气。刚刚见面，一切礼仪都已经消失了。我们好像认识了几个世纪。后来，妻子说，当时她就有一种十分奇妙的感觉，觉得这间小屋就好像是属于她自己的。

见了第一面，一切就已经尘埃落定。她回了一趟南方，放弃了曾经拥有过的所有东西。老板提出给她加一倍的薪水，提出安排一套别墅给她自由使用。她微微一笑，拒绝了。

于是，她来到北京这座陌生而寒冷的城市，来到我这间时常停水停电的小屋，成了我风雨同舟的妻子。她曾经是时尚的都市白领，穿宝姿牌的衣服，用cd牌的化妆品，去女子健身俱乐部。如今，她舍弃了当初这些奢侈的消费习惯，因为她选择的人生伴侣是一个穷书生。同时，她也选择了一条颠沛坎坷的人生道路。我曾经很认真地问她：“假如有一天我像俄罗斯的十二月党人那样，被残暴的皇帝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你怎么办？”她咬了咬小虎牙说：“我跟你一起去！在那冰天雪地中，我们互相温暖对方。”

我是幸运的，我生命中的三个女­性­——­奶­­奶­、母亲和妻子，都给予我爱、信心和勇气。

我想，在感恩节的时候，男­性­是最需要感恩的，感谢白发苍苍、皱纹满面的­奶­­奶­与外婆，感谢未成年时候养育我们的母亲，感谢成年以后眷恋我们的妻子，感谢所有曾经、正在和即将给予我们关爱的伟大而平凡的女­性­。

沉重的石头

我是一个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儿歌长大的孩子。比我年幼的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也许不再拥有这种记忆与经验。但我想，那些比我年长的人们，大概都对这首歌曲耳熟能详。

天安门不仅是童年的记忆，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近代以来中国最为重大的事件，几乎都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辛亥革命之后，皇帝逐渐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隐退，但是皇帝所代表的权威却残留在了几经整修的天安门。天安门迎接过走马灯般变换的新主人——军阀、政客、日本人以及革命领袖。对于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来说，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天安门后面的深宫大院里所发生的一切，而是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上所发生的一幕幕的悲喜剧，正如他在《天安门》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天安门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他们抗议徒有其名的共和政府在外国的侵略面前的软弱无能，却每每被棍­棒­和枪炮所驱散”。《天安门》这本富于激|情的史学著作，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与内心冲突。

、.>txt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