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座的有很多女同学，女同学们可能不同意我的观点。不过没有关系，下面我们还继续可以讨论，但愿我的看法是错误的，那我就还有希望找到我的爱人。（众笑）

问：请谈一谈张爱玲的小说。

答：我的文章，骨子里有跟张爱玲相近的一面，就是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忧郁的和灰­色­的调子。我自己是个悲观主义者，尽管我有一些看上去慷慨激昂的文章，实际上背后却是一种很浓郁的黑­色­底子。仔细读过我的文章的人都能够读出这种味道来，

我认为，从文学天赋上来说，张爱玲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在本世纪的女作家中，她算是第一流的。但是对她的评价，现在还是很不够。还有，她出身显赫的世家，是李鸿章的后人，她像曹雪芹一样经历了家国剧变，他们看透了人世沧桑之后才写得出那样悲哀的文字来。张爱玲的文字，可以用林语堂一本名著的名字来形容，就是“京华烟云”——不过，“京华”两个字要改成“上海”。这也正是王安忆难以超越张爱玲的地方。

问：您的文章中多次批评现行教育体制，请谈谈对教育改革的看法。

答：我认为，教育是我们本世纪最失败的两个问题之一。两个问题，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教育问题。当我们走到这个世纪的尽头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这两个问题将给未来的中国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每一个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知识分子，都应对这两个问题有深切的关怀。

关于教育问题，我对高等教育方面关注比较多。最近，我写了一系列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传统进行一个深入剖析的文章。在对北大的传统进行梳理的时候，我发现在蔡元培的传统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负面­性­极大的一个传统，在当前的教育界和学术界都很少人提到。

原先，人们一提北大，都是谈蔡元培创立的兼容并包、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优秀传统，人们认为这个传统是北大唯一的传统。但是，据我对一些史料的梳理和研究，我认为除了蔡元培的传统之外，还有另一个传统，就是“官学传统”。北大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是在戊戌变法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一建立，就有双重身份：既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又是一个政府机构。当时，清王朝在进行机构改革时，把原来礼部和国子监的一些职能取消了，由京师大学堂代行这些职能，比如代管全国学务等。所以，它既是一个大学，又是半个“教育部”，是一个改革不彻底的怪胎。这样，从京师大学堂一诞生起，就埋下了一个很不好的伏笔。

我查看当时的史料，比如大学堂刚刚建立时，光绪皇帝的一些诏书，诏书中甚至连京师大学堂的课堂设置都规定得非常清楚。这都是皇帝亲笔写的。同时，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地位非常高，享受内阁大臣的待遇。现在很多北大学生谈这件事的时候，还引以为荣，认为这证明北大刚建立时级别就非常高。我觉得，这不是光荣，而是一种相当负面的东西，学术和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难道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吗？

如果把北大的历史跟欧洲大学的历史相比，就会发现它们非常不同。欧洲的大学刚刚建立时，最早就跟世俗的政权脱节，是在教会内部逐渐成长起来的。文艺复兴以后，大学再从教会里面独立出来。这样，大学既不受教会控制，也不受国王的控制，尤其跟世俗政权的关系非常远。像牛津大学的校长、剑桥大学的校长，英国国王是没有权力任命的。国王既没有权力规定这所大学应该上什么课，也没有权力要求这所大学聘某个人当教授。但是，在我们国家却不一样。在我们国家，现代教育体制刚建起来的时候，它就跟政府、跟官僚、跟权力紧密扭在一起。

到了蔡元培时代，这种情况有了一些改现，但基本上还是靠蔡元培个人的能力。蔡元培资格老、地位高，又是民国的第一任教育总长，各个派系的人都尊重他。同时，他在人格上来说可以说是完美无缺的人，对方方面面的人都有一种神奇的吸引力。他凭借个人的力量使北大走向兼容并包、走向学术自由，并成为五四运动的摇篮。但是，他没有能够建立起一整套能够保障大学独立的制度出来，这是蔡元培的一个很大的遗憾。当然，时代也没有给他这样一种可能­性­。

于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官学传统——在蔡元培时代成为非主流的传统——开始成为主流。后五十年的北大，已经离前五十年的北大非常遥远了。学者谢泳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一个概念，他说北大其实有两个北大，前五十年是一个北大，后五十年是另一个北大。他认为，前五十年的北大是蔡元培的北大，兼容并包的、生机勃勃的北大；后五十年的北大是丧失了北大­精­神的北大，是陷入政治斗争泥潭的北大。他说出了别人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真相。我认为，虽然他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还没有把病根子找到。病根子在京师大学堂建立时就已经存在了，这个病根子就是官学传统。在前五十年的北大里面，就已经诞生并孕育着病毒了。只不过，这个病毒到了后半个世纪，由外部环境的催化，才得以空前地膨胀起来。一九六六年在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事件。我认为这是北大官学传统的一个大爆发。

北大的问题显然不是孤立的。大学教育，跟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教育连成一体。教育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由于我是学文学的，我更关注语文教育。这几十年来的语文教育，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跟孔庆东和摩罗两位朋友，最近刚刚编了一本书，对中学语文教育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思。从旧教科书对文章的分析方法、从课文的选择标准等角度来分析。这本书已经触及到教育体制的问题——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的教育目的，究竟是使人更加愚昧，还是使人更加聪明？究竟是奴役人的还是解放人的？

我相信，大家读了这么多年的书，对现行的教育体制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问：你觉得今天的中国需要信仰吗？需要什么样的信仰？

答：我认为，现在对于思想界、文化界来说，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普遍缺乏一种永恒­性­的价值观、一种宗教的情怀、一种坚实的信仰。在中国，从远古到现在，一直都缺乏这种­精­神质素。在今天，知识分子的致命点也在这个地方。

前几天，我刚刚读完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一本自传，读完以后非常感动。这是近年来读到的难得的一本好书。这本书中有一个细节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当时，军人朴正熙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以后，在国内残酷镇压民主派，金大中被迫流亡到日本。他住在东京的一个酒店里，这时韩国的情报局制定了一个方案，要将他绑架并杀害。特务们将他从酒店绑架到一条船上，装在一个麻袋里。这条船从日本内海开到公海上，这些特务马上就要把金大中扔到大海里面喂鱼了，千钧一发之际，美国的船只赶来救了他。

。。××xt×小×说××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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