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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女性:班昭(2)

在“卑弱”篇中,班昭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说法:“生男曰弄璋,生女曰弄瓦。”认为女­性­生来就不能与男­性­相提并论,必须“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务和事,不辞剧易”,才能恪尽本份。

在“夫­妇­”篇中,认为丈夫比天还大,须敬谨服侍,“­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妇­不事夫则义理坠废,若要维持义理之不坠,必须使女­性­明析义理。”

在“敬慎”篇中,主张“男子以刚强为贵,女子以柔弱为美,无论是非曲直,女子应当无条件地顺从丈夫”,一刚一柔,才能并济,也才能永保夫­妇­之义。

在“­妇­行”篇中,订定了­妇­女四种行为标准:“贞静清闲,行己有耻,是为­妇­德;不胡说八道,择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

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

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曲意顺从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的兄弟姐妹相处之道,要事事识大体、明大义,即使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此后出现了《女史箴》、《女则》、《女孝经》、《女论语》、《内训》、《闺范》、《女学》等一系列的跟风之作,但都再也达不到《女诫》这样的高度了。

此外,班昭还写过赋、文等十六篇文章,她一生的作品,后来由儿媳丁氏整理为《曹大家集》。不过,今已佚失,只能看到《东征赋》等八篇流传下来。

班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著述的女子,也是中国第一位女历史学家,她的学识渊博,在中国古代女­性­中,实不多见。由于班昭在文学、史学上的特殊贡献,当她高龄去世时,皇太后亲自素服举哀,为她举行国葬之礼,殊荣备至。

品读:男权帮凶

班昭是一个突破当时男女界限的一位女中豪杰,她从事了一项历来专属于男人的职业——撰史。但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她的鼎力之作《女诫》,她的形象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对她写的《女诫》,这本维护男­性­统治的帮凶书不断地被后人所批驳。

据《后汉书》记载,班昭还活着的时候,外界对《女诫》一书的评价即已毁誉参半,班昭的夫妹曹丰生,有辩才,曾写信就《女诫》的内容与班昭展开辩论;班昭的学生,马融则认为该书内容很好,命妻女抄习,然而妻女并未按照班昭的教训去处世行事。

事实上,在班昭死后,《女诫》一书就不再受人关注,中国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逐渐宽松。只是到了明朝时,“理学”盛行,1580年明神宗命大臣王相为《女诫》作注,并与徐皇后所作的《女训》一起刻印,从那时开始,班昭的《女诫》再度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1898年5月,维新思潮在全国蓬勃发展,解放女­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裘廷梁创办了《无锡白话报》,裘毓芳在上面发表的《〈女诫〉注释》中大骂:不知哪个胡涂不通人,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害得天下女子不轻。弄到如今的女子,非但不知什么是学问,什么是有才料,竟一字不识的也有几万几千人。若曹大家也依着这“无才便是德”的话,《汉书》也续不成了,七篇《女诫》也做不成了,到如今也没人知道什么曹大家了哪能人人佩服她,个个敬重她?可见得做了女子,学问不可没有的。裘毓芳的这个反问非常有力度,直接批驳了班昭这种复杂的人­性­。诚然,一个才高八斗的女­性­却教育后世女­性­事事尊从男­性­,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简直匪夷所思。

对《女诫》批评最严厉的还是女­性­。1907年,在日本创办“女子复权会”、刊行《天义》杂志以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何震,发表了长篇论文《女子复仇论》。文中使用了极为激烈的言辞抨击班昭与《女诫》,直呼其为“班贼”、“昭贼”,

1907年2月,留学日本的女学生燕斌在自任主编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女权平议》一文,开篇即针对《女诫》第一篇《卑弱》而作驳论:自人道主义之说兴,女权之论,日以昌炽。浅见者必惊其奇辟,目为邪说,从而力驳之,以为­干­刚坤柔,男尊女卑,乃不易之定理。女子以卑弱为主,何权之有?噫!为此说者,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之见,不足以知天之大。

班昭自己清心寡欲,没问题;但是她在《女诫》倡导的女­性­要“三从四德”,“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等,这些理论被统治阶级人物利用后,就把后世两千年的女­性­像置于修道院一样,极大地禁锢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

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一整套的封建道德将中国无数­妇­女打入无底深渊,­妇­女无独立人格,成为男人的依附品,她们从­精­神到­肉­体都被弄得畸形了,不仅对着这些封建礼教躬身实践,而且积极参加对女­性­自己的奴化教育,而奴役最深的礼制,莫过于班昭所写的《女诫》。如此看来班昭不仅是当时儒家思想的受害者,也是儒家束缚女­性­思想的历史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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