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为这场戏挑选演员的导演大声说，这是我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一个我不愿意扮演的角色做声音试听表演。“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
“快讲！”
“说！要么我们就来帮你把舌头掏出来！”一个声音在黑暗中恐吓我说。
“噢，长官，厄（我）的名字斯约赛?吉米艾，”我脸部肌肉抽搐着笑了。“你索的花（说的话）难听，难——”
“割他的舌头！”前排的一个流氓大声喊，如果不是有那么多人在场的话，他肯定特想帮着把我的舌头割下来。
“啊依，你斯索散（是说三）号？”我用依地语的数字说，存心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还斯索（是说）他，老板？”我的话音里暗示了种族歧视。
“好啦。三号，归队。”
“哦不，我不归队。既然你让我讲，那我就讲。”我的脸红得像甜菜头，愤怒的汗水顺着面颊往下淌。哦不，先生们，你们别想轻而易举地甩掉我。“现在我要问你们所有的人几个问题。比如说，”我火了，“我的权利呢？我的公民权呢？我的人权呢？”
“归队！”
“当然，我会归队的，可是宪法规定的属于我的权利呢？米兰达原则①呢？我的律师在哪儿？我的皮带在哪儿？没有皮带你打算让我怎么在台子上走来走去？假如我掉了裤子你们会以当众羞辱性暴露罪名逮捕我。这是诬陷。我都说清楚了，看着办吧！你们逮捕我是有理由的，对吗？上来吧，我给你们理由。我要让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今天在场的所有的人——你们会为此而后悔。我要让你们为阴谋剥夺我的公民权而遭逮捕。我要上告，不光告城市部门和警察署，还要告你们每一个人。我要摘下你们的勋章，扣发你们的工资，我要……”三号不停地说下去，他被两个体壮如牛的汉子拉下台子拖出候审队伍送回拘禁室。“无罪拘捕，阴谋，野蛮！你们都可以作证。我要传唤你们每一个人……”
①指美国最高法院规定在审讯在押的嫌疑犯之前，侦察人员必须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不作自证有罪的供词，有权聘请律师并要求讯问时有律师在场等。
回拘禁室的路上我的监护人对我不是打就是踢；尽情发泄不满，惟恐我忘了他们。回来后还没呆稳我便又匆匆忙忙被从囚笼里提出来了。
“什么事？”我问。他们把我领到一张桌子面前，上面散放着昨天夜里扣留的我的全部行当。
“指控结束了。”那个瘦瘦的灰脸皮看守说。
“结束了？”我吃惊地问，赶忙抓过皮带和鞋带系好。结束了？就像刚才那样？我很惊讶，忽然想到一定是有某一位有权威的善人在帮助我。
签在这儿，他们说。我把名字草草地签上，匆匆跟在警卫身后走下楼梯穿过最后的几道门。
下一步怎么办？我边呕吐边想。我的心脏猛地跳了一下。我看见谁了呀？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商人和作家，大好人伯尼?考夫曼。他站在屋子那一端正盯着鞋尖专注地思考着什么。
“伯尼！”我高兴地说着快步朝他走过去，他心不在焉地瞅着这个准备与他的解救人拥抱的自由了的犯人——考夫曼先生脸色不好，又憔悴又难看，好像还没从震惊中缓过来。看到了蓬头垢面的我，这位一向侃侃而谈的企业巨子，英语语言大家，结结巴巴地开了口。
“发——发——发生了什——什——什么事？”他口吃地说。他上下打量着我，警觉与惊讶使他的脸像霓虹灯一样一会儿红一会儿白的。
“瞧，我真的十分抱歉不得不把你叫来。”我道歉说，对于把伯尼拉进我的生活的泥淖感到懊悔。
“警察对你那个了吗？”他往后迈了一步问道，也许为了站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也许想看一看我的褴褛与创伤——很难说是为什么。
“没有。没有。与我所经历的相比，跟他们在一起算是件乐事哩。”就是在那儿，我们双双站在警察所里水泥地上，我向他道出了一切，告诉他昨天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我怎样被打与被抢，小流氓怎样一分钱也不给我剩，连汽车票也拿走了，后来我怎样在地铁里不知所措地徘徊，后来又怎样被警察带走，他们怎样指控我犯有流氓罪以及编造出来的一大套罪名。“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我给城里的朋友们都打过电话，可是一个人也找不到。我试了一遍又一遍，等等。等等。等等。连我的律师也上夏威夷度假去了——你能想象吗？到头来你是我惟一能联系上的，”我用尽了溢美之词滔滔地说，“我非常抱歉不得不……”
“好啦。好啦。”伯尼有点冷冰冰地说，我不敢肯定我们两人谁会相信这些鬼话。
“不知道该怎样报答你，”我笑着拿起他的手使劲摇了摇，然后飞快地朝门口走去。
“可是，你去哪儿呀！”他犹豫了一下喊道，紧随我后边跑下石阶来到布朗克斯寒冷的空气中。
“回家呀。”我理所当然地说。冷风飕飕地吹进裤子上的破口，我感到透心的凉。
“回家？你打算怎么到家？”
“怎么到家？”
“你的汽车票。我想它已经被人偷了。”
“汽车——？噢！对！”我尴尬地笑了，演戏似地拍了拍前额。
在去港务局公共汽车终点站的出租车里，一向健谈的伯尼一句话都没说，甚至不谈他的事，只是朝窗外看去。我心想，他生气了？讨厌我了？很难过而又不愿意表露他的感情？漠不关心？主啊，伯尼，你倒是说点什么好不好？
车子开到曼哈顿中城，计数器已跳到不小的数目。伯尼终于转向我柔声问道：“吃早餐了吗？”
“没有。”我不假思索地骗他说。不过，在弥天大谎之中再多一个小小的谎言又算得了什么呢？再说——如果我的估算是对的——我也认为伯尼该招待我一顿了。现在不利用一下，谁知道何时才能有机会？我在想，倘若我们要分手，那就吃一顿再分手吧。
在50街中部，恰巧是斯泰芬把我撂下来的地方，伯尼让司机停车。伯尼把一沓钞票放在防弹挡风板下的小盆里之后我们下了车朝一个小餐馆走去。我强烈地意识到，而伯尼却并不晓得——在我们过马路的时候考夫曼先生始终与我保持着距离。
接下来我们进了那间暖烘烘飘溢着香味的小饭铺，我像个孩子一样ρi股在转椅上扭来扭去，伸手抓过菜单。我一口气向女招待点出我所要的：一大块带糖浆和厚厚的奶油的热蛋糕，附加熏肉，桔汁、热咖啡、一块鲜梅子蛋糕，再加一片西瓜。伯尼只要一杯咖啡。黑的，谢谢。伯尼小口呷着咖啡，小手指上的戒指一闪一闪地在发光。我开始大口地消灭面前的食物，偶尔抬头用我那双充满感激之情的狗眼看一看我的捐助人，同时在心中感恩戴德地摇一摇那看不见的尾巴。好怪，尽管经历了昨夜的可怕遭遇，尽管被拘禁，受到非人道的待遇，遭到羞辱，衣裳被撕破，又整夜没睡觉，我仍感到无比的快活——食物的愈合能力的活见证。不过在这种时刻苦是有人肯敲一下你的脑袋的话，恐怕感觉会更好一些。
“再要一些？”伯尼问我。这时我又开始表白感激之情，提出准许我像舔教皇的手一样舔一舔他那带戒指的手。
随后，用餐巾快快地擦一下唇边的饭渣，乘坐一小段路的出租车，又过了两三分钟，我俩双双站在灰狗长途车售票处前的队列之中，伯尼掏钱为我买了一张去古伯斯威尔的单程票。嗨，让人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我真不好意思。
“你真的不必等到开车。”我说，心中仍然充满了至少是宠物所具有的责任感与渴望，向伯尼保证我一定精心写好《心脏与Chu女膜》，只要这不是弥天大谎。“我已经耽误了您太多的时间。”我向他伸出手去，他今天第一次正视我，好像要从我身上看出些什么来。
伯尼看着我的眼球深处，寻找着他丢失了的什么。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怎么样，假使《心脏与Chu女膜》完全是杜撰的，纯属丰富想象力的产物，那会怎么样呢？假使伯尼根本没有对他那整日坐在家里织毛衣的贤妻不忠呢？假使，事实上，他从没有跟她有过性生活呢？伯尼表面上犹如华尔街那漂亮的建筑物一样，但却是个结过婚的贞男，将他的一切幻想都寄托在了纸上。这样的想法固然荒唐，尽管在这个荒诞的世界上这种事并非不会发生。我当然最终会查清事实，我想着便朝他脸上两个具有穿透力的棕色小潭望去，以期找出——正如利奥所言——所有肮脏的细节，结果什么也没有找到。
“当心点。”伯尼点了点头，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神秘的微笑，然后消失在人群中。我在那里站了几分钟，然后朝售票处走去把票退了……19元35分。不小的数目，我想着把钞票叠起来装进兜里，然后朝布朗克斯的地铁走去……一点都不坏……车到山前必有路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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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伯斯威尔，我发现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总的说来：
跟原先一样穷的曼德尔夫妇正忙着把今春去地中海的海上一空中旅游安排得细致到了按分钟计划——曼博士刚被任命为校际评估委员会主席，工作日程满得连小便的时间都没有，这次是他与“家人”在一起的好机会，可以放松一下了。
我刚走，我母亲就打电话来了，他告诉维维卡，经过反反复复的考虑，她决定迁就我，下次我再进城时可以住进她家（只要我发誓严格地保持卫生并且不往地上掉渣滓）。
一个很大的精品包裹以快递方式从纽约寄出并先于我到达——维维卡打开盒子惊奇地发现那么多喷雾剂，量大得足以耗尽正日益减少的臭氧，还有一辈子都用不完的摩丝。
班迪诺夫夫妇，我过去的朋友和同事，打电话来说他们得到了国家基金会赞助的学术休假，将要去太平洋上的的卡卡岛进行令人振奋的考古挖掘工作，寻找一种现存蟾蛛在中生代的祖先的化石。班迪诺夫夫妇希望从排得满满的科研日程中忙里偷闲做做划水运动，打打高尔夫球。他们愿意邀请努德尔曼夫妇参加他们的告别晚会，条件是鄙人别灌得酩酊大醉，或者，在晚会上别干丢脸的事。
星期四那一天，古伯斯威尔镇上16岁的弗莱迪?范德沃克被怀疑用木棒打死了他的母亲。父亲和11岁的妹妹，仅仅为了用车问题发生了口角。之后弗莱迪打算烧房灭尸，但是因为大火被一位警觉的邻居发现，这一企图才未得逞。房子被浓烟和水所毁，但是旁边的车库里的汽车却完好无损。
回到家时前来欢迎我的有哭哭啼啼的马格努斯，他的运气真不好，居然一件属于他名下的玩具也没有。看来利夫又在控制玩具，拿玩具跟他弟弟做交易。倘若不是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的话，我一定会对这种不公平交易进行干预的。另外，马格努斯对这严酷的现实认识得越早越对他有好处。
亚历山大?罗素，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和古伯斯威尔大学的教授，今天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吊死在古伯斯威尔镇自家的地窖里——罗素博士显然是对近来经济的滑坡感到困惑。
最后，尽管是最有意义的，贝蒂?曼德尔一整天都在为是用肝和洋葱还是用舌头做晚餐而犹豫不决。我说用舌头，维维卡则主张用肝。我看最好还是坐等结果出现为好。
诸位，以上概括了古伯斯威尔的全部新闻……虽说又有一条珍闻确定无疑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昨天下边邻居家的男孩之一告诉我，负责检查没有上许可证的狗的那个人来偷偷看过了。乔治发现他来了，便带上它到房后面的地里去，小狗在那里玩。他就在旁边挖了个坑，然后用脚把狗按在坑里，朝狗连开三枪，终于成功地打死了它。在我看来索斯基家采取的经济措施的确是节省3元捐钱的绝妙办法。下面我们该做的就是说服莫德把乔治干掉，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饭钱。
有趣的人们，索斯基一家。曾几何时，我曾用浪漫的手法把他们描绘成模范公民，吃苦耐劳热爱土地的农民。由于土地被侵占，不得不像养牛场的牛群一个挨一个地挤到工厂车间里劳作。哈！若能自由选择的话，索斯基一家定会高高兴兴地去工厂从早到晚坐在那里攒机器零件，好赚点硬钞买剪草机、洗碗机、立体声磁带倒带机和电叉。这几天我一定要将我的纪录搞清楚，把我所谓有罪的误解搞清楚。
今天上午当我填写在古伯斯威尔市场赊帐购物申请表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弄钱的上策……事实上自从我的思想触及到了社会保障问题并且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我的大脑——经过这些年的入不敷出——想出来的主意多得像粪堆上长出的野草，趁着还没有忘记赶快找张纸把这一急风暴雨般出现的灵感记录下来——虽说要想抓住它就跟用帽子接住暴风雨般地难。
不错。新骗术。虽说有点野蛮，却是极其简单易行的。明确地说，以绑架我自己的孩子来索要赎金。
我预料这一特殊策略的步骤将如下发展：
一、绑架利夫或马格努斯或者他俩。二、报警之后这位痛哭流涕的家长便一手拿着可爱的杏仁眼的孩子照片一手举着那张无情的赎金通知出现在电视新闻的镜头上。1万？2万？天高才是顶。由你选。三、我所能做的就是坐下来。一对遭受的失业的痛苦夫妇，近乎赤贫的夫妇的孩子被绑架，我问你，谁会坐视不管呢？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里，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每一个人都会为之而心碎。我那个穷乡僻壤里的小邮箱每天都将塞满好心人寄来的支票。钞票，甚至5分或1角的钢镚儿。那是中西部地区善良的五岁的孩子们出于同情摔碎自己宝贝的小猪储钱罐取出来的。
真有创造力，不是吗？这甚至不算弄虚作假，因为我决不会乞求赞助——人们自愿结一个贫穷的古伯斯威尔家庭寄上一点点钱……这种事情随时都会发生……对那些用炸玉米片和肉片养胖了且宠坏了的孩子来说，几个钢镚儿算得了什么。可是却能给几条营养不良的生命带来如此的欢乐。
今天下午在牙医鲁道夫?卢姆西医生的诊室里发生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值得一提。卢姆西是医学博士，待人友善，有着笑佛一样的胖肚子。
在布朗克斯车站磕坏的牙钻心地疼。每当开口讲话时风便从豁口处飕飕地往嘴里钻，让我无法忍受。要么闭住嘴不再讲话，要么去找卢姆西大夫，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当我意识到我就要交好运时，便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一个“紧急就医”。
他高兴得一边搓手一边将我领进诊室，说见到我他如何地快活，很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创作进展得怎么样了，为什么四年没有检查过牙齿，这次急诊想治什么。
“你想让我先回答哪一个问题？”我这个比较聪明的家伙说——卢大夫一直是这样看待我的。
“到这儿来。坐下。我是个大忙人。”小个子医生说着将一把椅子转高到我的臀部。“嗯——”卢姆西说着撬开我的下巴把那块不幸的碎牙摇晃下来。
“那颗坏的吗？”一想到医疗费我又有点紧张，付不付得起呀。我要是没把牙磕坏该多好啊，心中嘀咕着。
“放松点，钻牙是我的事，”卢大夫嘲弄地说着举起一只能缓解病人疼痛的手，我想从这一刻起我就只能听从命运的安排了，由他用探针探，照x光片，清除碎牙等。
“这是装有优胜者名字的封口信封，请打开。”卢姆西从护士手中接过刚冲出的x光片时开玩笑说。“多米索。”他唱着做了一个夸张的戏剧动作。
“怎么样？”我只想快一点完事，无心观赏美国小姐选美表演。
“对你，因为你是大好人，只收125元——对戴牙套来说这可是再便宜不过了！”他又说，同时开始认真地洗手中的牌了。
“一百零——！”
“玩什么？”他边问边玩了几个花样儿，把牌展开成扇形，把它们抛向空中，又花里胡哨地从身后把它们接住。“玩现金还是玩双倍赢？掷骰子？猜电话簿上的号码？快，快，挑一样。”卢大夫狞笑着，像个妖妇似地伸出手中的牌，引诱贪财的病人上钩。同是这一个鲁道夫?卢姆西大夫，他刚才还在我的口腔深处捣鼓了半天呢，等孩子们一毕业，他就打算扔下古伯斯威尔的营生，诊所，家，甚至妻子，要不是她是个瘸子的话，然后去拉斯维加斯当庄家。
“今天是你走运。”他小声对我说，同时心怀鬼胎地把他的工具拉近他的病人。这个病人坐在那里，像个身无分文、脖子上带着围嘴的婴儿，嘴里的吸痰器正把他宝贵的生命一点一点地吸出来。
“21点，惯例，我先发牌。”我说着把那些玩意儿从嘴里掏出来开始进行交易。
“就玩黑杰克①，”他点点头，把工具从盘里拣出转回原位。
①黑杰克即21点扑克牌游戏。
后来，我顾不得在外边等候的维维卡和孩子们如何在椅子上辗转不安，更别提那些托着肿腮帮子候诊的病人，跟大夫用他拔下来的牙当注——净牙当5，带汞合金填料的当10。跟卢姆西医生玩的时候必须哄得他高兴才行，否则下一次就诊时从护士那里拿到的发票肯定是老价钱。
第一局时卢大夫不停地让我给他发牌，于是我确信原来他已经输定只不过是闹着玩罢了。到了给我自己发牌时我手中的牌是19点，于是没再要牌。他翻过手中的牌时，我失望地看到了21点整。我们的牙医贪婪地铲走了代替20块钱的牙。
第二局情况更糟。他以区区17点便击败了我，我准备扔下围嘴不干了。
再玩一局，我对自己说，但是好运突然从天而降。我上来就抓了个21点。好事接踵而至。接下来的几局我摸的牌不是21点就是刚好比他的大。我没有搞鬼。谁也看不出像在搞鬼的样子。卢姆西大夫先是坚持由他洗牌而且洗了又洗，接着叫暂停，拿出一副新牌来。但是无济于事——甚至我卷起袖子也一样，这是他坚持要我做的。我像得了弥达斯点金术，从第三局开始我便只需把头往枕上一靠眼瞅着盘子里我这一侧的牙堆越升越高。又玩了几局之后，卢姆西开始不安地嘟囔外面有焦急等候的病人。而我则不仅把我所选的牙冠的费用赢到了手，还超出了65元！
愿不愿意把将来的医疗费也赢出来呀，卢姆西医生一副输家的样子问我。
“现金，大夫，现金。”我欣喜若狂地咧嘴笑了。
“我见维维卡需要补一个牙洞，你的大儿子很快就需要安畸牙校正架了。”
“为了这些过些日子还可以再玩嘛。”我同情地笑了，礼貌但却坚定地说，我急切地看着他一万分不情愿地朝钱箱走过去，从里边抽出了那光辉的65元钱——从卢医生手里拿钱，说句不客气的话，如同从口中拔牙。
65元——还不算牙冠费。我仍不能从好运的兴奋中平静下来！我问你，究竟有几个人能去看牙还能从牙医那里找回来65块钱的？这点钱不过是无底洞里的一滴水，就像——像警句不离口的佩里所说的——“臭鼬堆里放了个屁”，这件事却意义重大，因为它是第一个启示，也可以说是预兆，即从此我将时来运转。你是不是相信有这类事。反正我信，我信。攥在我汗津津的手里的钱告诉我，从今往后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感谢天主，哈利路亚！感谢上帝，神圣的三位一体，卢姆西医生和古伯斯威尔市长。感谢伯尼叔叔，曼德尔博士和所有真正无私地帮助过我的人。让咱们快活起来吧，为了我这一得救的日子，为了我注定要步步高升的未来。在这至关重要的生命的转折点，什么也不可能再改变我了，绝对不可能。让乔治?索斯基去地里挖个坑，朝他姐姐头上开枪，试上18次才把她打中吧，我绝不眨一下眼。让他在牛栏里拿着大顶兽奸那些未交配过的小牛吧，我连声“呸”都不会说的。让古伯斯威尔遭受风暴与蝗虫的袭击，龙卷风的横扫，黑死病的侵害与地震的破坏吧，我只会转动着大拇指开怀大笑。这么多年来我在经济的大漠中徘徊，受尽了野狼野狗的攻击和收账代理人、高利贷者及奸诈律师的盘剥。当一个交了霉运的人终于走出低谷，踏上了有去无回的大道，而这条道恰是使他向上走的路，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打动他了，绝对没有。
把一张10元钞票放进一只渴求玩具的穷孩子那脏兮兮的手套里，你就尽管呆在一边看一场贪婪的消费吧。那劲头一点不比美国家庭主妇选购减价汉堡包肉的消费水平差。
我要这，我要那。给我这个。给我那个。渴望得到想要的东西这一欲望是无止境的。这两个孩子只管把货架上的东西噼里啪啦地往下拿，远远超过那笔意外财宝的总价值，他们用力拉着比他们还高的货筐往前走，再多些，再多些，再多些，把货物管理员都弄懵了。我发现不在于他们买什么，而在于这是实实在在的购物行为，既单纯又简单，是通过一个收款机的铃声将绿票子易主的过程，这个过程令人兴奋不已。这就是美国绿色兴奋剂，它的作用横跨大陆，超越种族、信仰和国籍。每一个人都在使用它。它使工厂得以运转，使一个人都得以工作。要说说良知吗？节俭？不要急于得到满足？没门儿！有钱就买，管他妈的明天会怎么样……然而他们能像大款似的大把大把地花钱确实能使一位父亲的心得到快慰。瞧啊，连维维卡都有点控制不住了。她红着脸试了几套古伯斯威尔的时髦春装，每试一件都得费力地往里钻。她穿上新装可真漂亮，真有魅力，我真想在这女试衣室里跟她亲热一下。
我们还没花完这首次预兆的65元，就又上路去大市场给孩子们上一堂生活课：买东西就是为了不买。不过量消费就不能避开消费。这就像试图带着贞洁的鸡芭去过独身生活一样。
“赊账卡？”维维卡困扰地问。这时我正用那张塑料片的边沿刮着下巴，心想应当从哪里开始上这堂课。“你怎么弄到的？”
“女人，怎么能这么问？”
“我们怎么还呀？”
“怎么。怎么。怎么。”我说着眼珠一闪，刚痊愈的嘴露出一丝邪恶的笑。
“你在搞什么名堂？”
“搞什么？不搞什么？我想审讯该结束了。你们信教的人就爱刨根问底。”我笑着在过道里跑来跳去，把天知道都买的什么东西装得满满的，心中十分清楚，明天就是c日，是领取医疗证的日子。明天我将加入脑残疾患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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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了，或者你得过痔疮、疝气、肝炎没有？第二天上午古伯斯威尔精神保健诊所的问卷调查上的问题所列如是。瘫痪、中风，或者骨髓灰质炎？我，或者家庭成员中的任何一人得了，或者得过神经病、性病或者白痴没有？
通常情况下，这类身体状况调查是取得医生证明的小小前奏，本应该很容易通过；但是，我今天过于紧张，也过于劳累（昨天夜里几乎没有合眼），在第一轮调查中我在“对”与“错”栏内乱填一通。护士怀疑地看了一眼又返回来对我做第二轮调查，确信这个有肝硬化、咽喉炎、肺炎、痱子等病史的人，不是错划了项目就是一具活尸……或许……或许神经不正常。哈！宾果①！甚至不用费很大的劲。不过伙计，我是不是太紧张啦。对你说，自从昨天下午订了带花色配菜的大餐以来——当时我的兴致很高——我又有了第二个想法。我已经陷得那么深了，赊账卡和所有那些东西，因此我不断提醒自己，这一次我必须成功。
①宾果：一种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这里的意思是赢了。
所以我才坐到市医院的这个分院来（克莱肯霍斯原先是肺结核疗养院，后来有些聪明人意识到，古伯斯威尔阴冷潮湿的空气导致肺病死亡的可能性比任何城市的烟雾造成的死亡率都高），四周是淡蓝色的墙壁，我的档案放在一位“法尔赛德医生”的桌上。嗯，法尔赛德？我在胡想……依地人？听着像个化名……我需要从各个角度考虑。在哪一个房间里都不能出现差错。像昨天夜里在洗澡间对着镜子练习的那样让自己抽搐。是让两臂像翅膀一样上下扇动好呢，还是做些怪诞动作证明我有神经官能症，比如耳朵抽动或者吸溜鼻子？是左眼不停地眨动，还是说话时突然发一声怪音？怎么做都可以，只是，这些做法与我的命运相关。最关键的一点是，我提醒自己，要前后一致，这比抽搐本身更重要。非常重要。另外，思想要灵活。口中要咿咿呀呀地胡说。总而言之，要镇静。我还练会了傻笑。像极了。一旦笑开了头自我感染力是那么强，我简直无法打住。噢，上帝，这一切多么有趣呀。真的。放屁，我的两条腿已经开始打哆嗦了。对。腿打哆嗦，又一个症候，法尔赛德医生。我忽然意识到差一点丢了这个美妙的机遇。假如我在病史上的“其它”一栏里注明得过炭疽病，或者口蹄病，会怎么样呢？
打住！别弄得像个蹩脚小丑似的。别过分。记住，你是在极度的痛苦和高筑的债台中挣扎。
“努德尔曼先生？”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手中拿着档案夹从另一间屋走到候诊室来，看见他我差一点昏过去。“我是法尔赛德医生。”他说着伸出手来。当我触摸到他光滑的肌肤时忽然感到像得了腹泻一样，我头脑中的全部计划被排泄得一干二净——无论我多么肯定在此之前我从没见过这个“法尔赛德医生”，也从没在报纸或杂志的照片上见过他，我确确实实认为这家伙就是治安维持会主席！至少长得酷似主席！
“你没事吧？”法尔赛德问我，他准是发现我的脸色变成灰绿了。
“还好，没事。”我木讷地小声说着使自己恢复常态，然后随他进了镶木墙裙板的诊室。
“坐下好吗？”他亲切地指着一把大扶手椅说，同时自己也在对面坐了下来。
“你为什么这样瞪着我呀？”他会意地微笑说。
“有这事儿？”我大笑一声，心想如果他真是主席，我决不可掉以轻心。天啊，这足可以让你变得迷信起来。也许我真是糊涂了？快在说话之间出怪声，快吸溜耳朵。“你看着特面熟，咱们曾见过？”
法尔赛德大声笑起来。“有的人觉得我特像前任司法部长约翰?米歇尔，”他笑呵呵的，“老天不许，但愿不像。”
“哈哈，就是这么回事。”我用上了我的傻笑，同时在他的脸上搜寻着踪迹，紧盯着他拿钢笔的手，等着他刷刷刷地往纸上写我的反常行为。
“什么毛病？”
“毛病？哦。毛病。对，”我喃喃地说，然后故意停了几秒钟，眼球在眼窝里毫不费力地转动了几下，“我想我神志不清。”我平静地说。“除此以外我的神经在崩溃。”我又一次傻笑起来，耳朵也拼命地抽动。我已经不能正常地生活，我说。过了一会儿我偶然想起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来。
“跟我们谈一点你的情况好吗？”主席说。
“我们？”我在椅子里僵住了，几乎确信他已被我猜中了。
“纯粹是语言习惯。”他点点头，同时竖起了耳朵。“请接着说。”他催促我说，他那呜噜噜的声音消除了我的疑虑，使我得以继续说下去，这时他的脸孔变得十分柔和与诱人。我半醉半痴，全身放松，开始对他讲述我自己……关于我的教授生涯……关于我如何脱离了社会……关于我如何早晨不能刮脸甚至不愿起床……关于如何把现实与幻觉搅浑在一起。
“是这样。”他点着头匆匆地写下两行字，然后忽然抬起头出乎意料地问我：“你昨天晚上梦见什么了？”
“我梦见什么了？”
“对。”
“梦见什么？”我抓着头皮，两膝相磕着使劲想对策。我梦见什么了？
呃——对，想起来了！“嗯，昨天夜里我梦见我在欧洲某地的火车上。我遇见一位非常性感的法国女人，她不断地给我递秋波。她是多年以来我碰见的最诱人的女人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隔着通道相对而坐，互相紧紧盯着对方。后来她终于告诉我，她想跟我干那个，只是，她说得十分清楚，得站着在两节车厢中间干，而且是鸡肝①”
①英文为chickenliver字面意思是“鸡肝”，含义为“鸡奸”。
“鸡奸？”
“对。你想知道我的梦，对不？好，这就是我的梦。于是我们就在一个小小的火炉上炒起了鸡肝——在法国的火车上人们就是这么干的。”
“是吗？”法大夫Сhā嘴说。
“在梦里。”
“成功了？”
“是的。”
“干得怎么样？”
“鸡肝？”
“不，性行为。”
“这算什么问题呀？”我问道，显出狂想症病人的焦躁不安。
“让我判断一下，请回答问题。”
“鸡肝确实非常好。”
“性呢？”
“不怎么样。”
“为什么？”
“我根本没干成。干到半截我低头一看才发现，我的生植器变成椒盐卷饼了。”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嘛，下面的事我记得，我跟我那已经死了的父亲一起吃百吉圈和软奶酪。”
“你经常梦见吃东西吗？”法大夫试探我说，同时发疯一般写着什么。
“是，就是，不跟死人谈话的时候。昨天夜里是个例外。我不但吃了软奶酪和鸡肝，还跟父亲谈了话。”
“也就是说，这预示你正濒临崩溃，对吗？”
“不！跟那毫无关系！是你引起的关于梦的话题。”我略带愠怒地说。他真的是个笨蛋吗？“让我受不了的不是睡觉的时候，是醒着的时候。”
“好吧。咱们来说说你。”
“我？这么半天咱们都说什么了呀？”我有点生气了。
“对不起，我指的是你的健康情况。”法大夫一点不着急地说。
“噢，是这样啊。”我说，并且抽了一下鼻子。
“头疼吗？”
“让你猜着了。”我点点头，脸部肌肉痛苦地扭在一起。
“哪儿疼？”
“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说着指了100个地方，而且是真疼。
“便秘还是腹泻？”
“对。”
“哪一种？”
“都有。看情况。”
“懂了……失眠吗？”
“往轻处说吧，一夜起来六七次整理床铺。”我坦白地说，让人相信这绝对是真的。“床单子一皱巴就再也睡不成了。”我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意识到这可不是我所期望的，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自己是撞在精神病学的石头墙上了。
“好吧，努德尔曼先生，”法尔赛德医生说着合上了笔记本。“咱们言归正传吧。”
“正传？”我耸了耸肩。“行啊，这就是正传。我有病，这就是正传。”
“对。我已经看出来了。失眠。压抑。对富贵的幻想。无法控制犯罪感。有幻觉。频发阶段性紧张症，对吧？把非真实的当做真实的，或者把真实的当做其它的。妄想症。”
“这才是一半哩。”
“传统征兆。”
“怎么说都行，”我耸耸肩心中开始起疑。
“我管这叫精神分裂-妄想-精神变态外加偏执狂综合症。”
“没错。”
“你也没有忘了得偷窃症。”他自鸣得意地对我咧嘴笑。“有没有恐水症？恐高症？其它的精神失常或者精神错乱症？”
“你在拿我开心玩！”我生气地说。
“听起来你像是在做某一项研究。”他给我一个同情的微笑，接着像我那位主席或者约翰?米歇尔一样咯咯笑起来——随你说像谁吧。“你说的这些症状，只要你有十分之一，你就只能躺在床上了。我可以向你保证，你根本就不会再上街走路了。”
“这么说我是有点夸张。”
“有一点。”
“我真的头疼！我真的有幻觉！我真的有严重的压抑症！我——”我坚持说，可是已开始哽咽，咸咸的眼泪顺着面颊流下来。“妈的，我来这儿是为了寻求帮助，并且希望最终将我——”
“请坐，请。”他说，手里拿着半盒面巾纸。“告诉我你究竟想要什么？”
“想要？想要？我想要帮助！”我喊叫着，只觉得浑身无力，把脸埋进手里。“我——我再也没有办法了。”我边说边咬手关节，直到尝到了血腥味。我泪如泉涌。我为自己哭泣，为我的家庭哭泣，为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为拉丁美洲以及我所知道的其它地方挨饿的孩子们哭泣，为我在根茨家以及在布朗克斯所受的侮辱，为了被迫改写连擦ρi股都不值的狗屁文章，为了——为了所有倒霉的事情哭泣！“我累极了，大夫，这就是正传。我再也生活不下去了。说穿了吧，我想进医院接受治疗，使我摆脱残酷的社会主流。”
“你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
“把背上的猴子放下来。”
“猴子？”
后来我像一个胡言乱语、抽抽泣泣的傻瓜，又像毫无自卫能力孤立无助的孩子——抛弃了一切障碍，像放连珠炮，把所有的事一股脑儿抖了出来。我匍匐在这位精神与医疗医生职业性的仁慈面前，恳求他动用一丁点儿良心，发扬人道主义，在一份官方文件上签个名。
“我必须有社会保险，否则我只有一死，大夫，”我向他描述如何在四年中到处奔跑，却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更不要说保持一份工作了；我如何意识到家庭即将分裂，亲人们将弃我而去；往日的朋友如何像躲避天花一样回避我；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如何使一个人变得极爱动怒和丧失理智。“精神变态也罢，神经官能症也罢，精神病也罢，叫什么都行，大夫，我求求你，”我说着跪倒在医生面前，他手中握着具有生杀大权的钢笔。“饶了我吧。宣判我有精神病吧。”
“并且把你列为残疾人。”他笑了，声音不大，但是傲气十足，居高临下，一派讨厌的家长作风——这个毫无同情之心的混账精神病医生，这个假正经的专家，他从没少吃过一顿饭，没见过他的孩子穿破衣烂裳，从不知道在茫茫黑夜中想到一天即将开始便紧张害怕的滋味。
“听着，努德尔曼先生，”他说，他使我这辈子都将为匍匐在他面前而感到羞耻，“你以为只有你自己才想得出这个了不起的主意吗？”他拿起一沓档案把它们扔到桌面上。“我们一天见10个像你这样的人。10个。社会保险。够了。够了。难道不是吗？”他嘲笑地大笑起来。“你是个正值生活巅峰状态的壮男子汉。”
“生活巅峰，”我嘲讽地说，“但是我甚至不——”
“是的，不过这是暂时的萧条。所以你需要更加努力。社会保险？”主席狞笑着摇摇头，乃至狂笑起来。“你告诉我，是不是以为我很喜欢坐在这个诊所里，听古伯斯威尔的每一个穷人来抖搂他们的困难呢？”
“你不喜欢吗？那就让我坐在这个位子，如果给我钱的话。”
“你以为我不想早一点退休吗？社会保险？”他接着说下去，脸都笑红了。我开始认真地想，说不定他就是这个疯人院里的一员呢。“假如每个人都跟你的想法一样情况会怎么样呢？”法医生问我，此时他忽然冷静了下来，试图给我讲道理。
“可是他们的想法跟我的不一样！”
“为什么要一样呢？”他坚持说，这个胖脸蛋的资产阶级医生，社会意识的代言人。“那谁还会去开公共汽车？谁还会去修汽车？送邮件？在工厂做工——？”
“这些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大有关系。”
“没有关系。我来这儿不是跟你讨论社会分工之类的哲学问题的。我是来求得一点点人道主义的理解。我。需要。帮助。你听见没有？”
停顿。
“我很抱歉，”法医生说，他镇静下来，声音又恢复了原先柔和的语调，面部表情又恢复了平静、无表情的常态。“对不起，我帮不了你——至少不能像你所想的那样帮你——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些药。”大夫说着朝办公室走去，拿过处方笺在上面曲里拐弯儿地写了些什么。“给你。”他说着将那张处方撕下来递给我。“这是抗抑郁药。试一试。会有帮助的。这药可能引起口干，但是——”
抗抑郁药！真会开玩笑！我冲出诊所。抗抑郁药？我喃喃自语，艰难地朝那些脏兮兮的古伯斯威尔公寓方向走去，无处不在的冰凉凉的雨顺着脖颈向下流淌。我需要的是一年换一次的药方，凭这个方子可以得到沙沙响的百元一张的钞票，“饭前或必要时服用。”这才是我要的抗抑郁药，法尔赛德医生，主席先生，尊贵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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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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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当可否买一个只容一勺的小碗冰淇淋也已成为家庭的重大决策时，你的生活水准无疑是降到了最低水平。日子还将就时“说不”的策略现在已经变成了“不”的无数次方。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在城里喝咖啡是何年何月了，更想不起什么时候享用的最后一瓶阿司匹林或者最后一管牙膏。正餐只有“菜汤”，成分只是从a＆p罐头底刮出来的一点点豆子，把它们倒进一大锅汤里。从很早以前看过《白雪公主和几个小矮人》之后再也没有进过电影院。小猪储钱罐早已被洗劫一空，各个角落里被遗忘的钢镚儿也全扫了出来。总而言之，我们已经立誓禁绝一切含有货币交换的活动，尽管令人吃惊的是我们人类所参与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钞票。就连搞文学创作的纸张也严格地控制了起来，改用小纸头，餐巾纸和卫生纸。
自从上次与法医生难忘的会见以来，我一直以近乎公允的兴致观看眼前这过得窝窝囊囊的日子，在这部可称作我的一辈子的肥皂剧里，几乎每一件可预料的事都错了，都变得发酸发臭了。汽车毁了，婚姻发生危机，索斯基一家的麻烦。连狗撒尿也出了问题，兽医给它做一次检查手术，开口就要150美元。
于是诸如此类的事情犹如燎原之火飞速增多：厨房发生了一次小火灾，不严重但需要换个新房顶。一个炉灶和一套碗柜。屋顶漏水，我上房去检查房瓦时绊了一下，为了避免越墙掉下去，我用力过猛，一只脚踏穿屋顶，结果扭伤了脚踝还折了一个脚趾头。医生安慰我说，只要数月内脚别沾地，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水泵坏了，必须到半英里以外的泉边用桶拎水。利夫偷拿一个糖棒被抓住了，店主宽宏大量不指控孩子，只要交1角5分钱补偿一下损失即可，因为那咬掉半块的糖已经不能再上架了。
比这些还糟糕的是，利奥今天下午打来由我付费的电话，告诉我他的书告吹了。
“可我以为已经大功告成了呢。”
“本来是的，本来是的，”他努力克制不哭出来，“原先就剩下出版商寄合同来了。”
“是这样？”
“但是他们改主意了，”他哑着嗓子说，“突然间关于胖子的小说不时髦了。就是这么回事。噗。”
还有那些姑娘！他说，她们简直把他折磨疯了。他必须离开布鲁克林，否则非疯了不可——所以下星期他要来这里住一段时问。乡村的空气对他有益。
一段时间是多久？他只把衣柜和胃口搬来，那就是说利奥将在两天之内把我们家吃光，连房子都要吃掉了——凡是他喜欢吃的东西全都逃不过去。他把东西收拾好以后马上就来古伯斯威尔。我肯不肯赏光到汽车站去接他？
窘迫的生活以极快的速度下滑，几分钟以前我决定给最后一个赞助人曼德尔打电话，说服他再少借给我一点钱。可你知道那个实用主义的滑头怎么说？他说：“要是你不停地无偿给某人送东西，就会毁了他的自我。”
自我？什么自我？曼德尔，你这自私的臭家伙，好好省着你那肿胀的存款和撑破了的储藏室吧，我咬牙切齿地嘟囔着，盯着窗外的乔治，他又开着拖拉机在我房前的路上穿行。他那盖着毡片状头发的脑袋又想出一个馊主意，发现拾柴的最快捷的办法是从山后的丛林里把整棵树经过我门前的松软的路面拖回他家。我坐在那里亲眼目睹门前道路新踏出来的坑洼，听着门边躺着的狗痛苦地呻吟，它的膀胱胀得像只充气的篮球。我不仅又想起那个令人烦恼的老问题，确切地说就是：《古伯斯威尔在崩溃》是关于什么的故事？是一次经济崩溃的纪录？还是神经或者社会的崩溃？健康与家庭的崩溃？原先和睦相处的邻里关系的崩溃？亦或是道德的崩溃？要么是，仅仅可能是，每一件被我——人类垃圾术的弥达斯王——触摸过的东西的崩溃？
混乱局面在继续，生活一日难似一日，我已经看透了。对这一切我已没有回天之力，没有，有的只是眼巴巴地看着，耸一耸肩——面对这一团解不开理不顺的乱麻我反而变得出奇的平静。我所剩下的只有词汇，而且我怀疑，连这宝贵的词汇也已所剩无几。乔治又砍倒了一棵百岁老树，高高兴兴地把它拖上千疮百孔的道路，我则回到书房干我的活：完成伯尼文学之杰作的结尾部分，我这些难以辨认的文字将会在某一天成为我的书。两本书好像注定都是悲剧，只不过考夫曼的书因主人公受到一个沉重的打击使故事出现突如其来的转折：皮特?米勒撒不出尿来，膀胱肿得像个大香瓜，看过泌尿科专家后得知他得了一种十分罕见的前列腺及相关腺体的恶性疾病——这一致命的疾病不仅影响他的性要求，而且会使他连Xing爱的想法都会断绝，甚至会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
罗宾大夫在他的《红书杂志》中写道，夫妻生活的好坏取决于丈夫去上班之前妻子在餐桌旁说些什么。然而我的妻子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早餐时跟我说话了。我想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又是一天。这一天对这位卑微潦倒的作家来说关系重大。我完成伯尼的书最后一章时差一点呕出来。现在只剩下等待、期望和阅读《纽约时报》最畅销书的目录了。
今天早晨醒来时感到昏昏沉沉，而且从那一刻起心中一直十分伤感。从在纽约时起治安维持会就一直要求我“全部交待”，昨天夜里我向他们交待了，不但全部，而且超过了。他们喊“停！”之后我继续往下说，等我说完了以后，就连挖鼻孔的那一位也捂上了耳朵。现在他们也许会让我安静片刻了。
今天翻旧报纸时发现了一封信，是老朋友阿诺德在自杀前写的。
“每日以画做伴，”结束生命的前一周阿诺德写道，“每天至少画两小时，日复一日碌碌无为，但是我必须让每天日程中的这两个小时放射出艺术的光辉——不要小看这点工作。”
“我与人交往的愿望近乎于零——一个人需不需要与其同类融为一体取决于他有没有凝聚力。”
“正因如此我必须跟你说声再见并且把你留给努德尔曼。伟大的精神之路依然存在，它是为所有那些愿意聆听精神之歌的人而存在——否则只有走向世界最底层或者地狱。栗子博士。”
生活难以为继。喝口凉水也塞牙。乔治已经用他的音量极佳的收音机试探并证实了我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现在又拖着他的货在卧房前的路上一点一点地往前蹭，好像在求我发火以便把他杀死。
维维卡和我整夜都没合眼，一直盘算如何“完全彻底地解决索斯基问题”。傍晚我见亨利拿着工具和小筐去地头赶牛，我的头脑里一下子冒出了一个好注意，这是后来一系列绝妙策略中的第一个：我可以偷偷地用毒药毒索斯基一家，通过他们的牛把砒霜下到饭里，办法是我用浸过砒霜的甜玉米喂他们那头老牛——砒霜的量刚够污染它的牛奶但不会把牛毒死。
维维卡建议最好用谜幻药。让他们一家跟他们的牛一块儿暴跳如雷吧，不过这会使莫德更加疯狂，否则还算是个好主意。
天快亮时我终于想出来一个好办法。我要给乔治一点“现实疗法”，在未来几天让他通过一系列重大事件品尝人生的滋味。过程如下：我先雇用乔治，给他一个收入颇丰的工作。第二天就解雇他。然后诱使乔治迷上一位14岁的性感少女，接下来，在他沉迷于初次对肉欲的尝试时，找几个吸吗啡的流氓把他痛打一顿——不杀他，只把他的腿打折几节。乔治拖着打了石膏的腿刚到家，我们那位古伯斯威尔性感少女便随其父出现了，控告他犯有强Jian罪，并且告诉吓坏了的乔治（和他锐气大挫的老娘），她相信她会与他们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在那确实存在的地狱里——尽管我尚不十分清楚它在哪里——我将利用莫德的恐惧症折磨乔治，让他喝朗姆酒，但对他说喝的是一种新牌子的汽水。最后，以乔治的名义替他们农庄订一辈子的黄|色刊物，这样就把最后一根钉子钉在他心上了。
以上是一个疲惫不堪的脑袋于清晨4点钟活动的产物。今天天气好的话，我将在耀眼的阳光下检查一遍这些主意的可行性——虽然我承认这最后一个主张是近乎伟大的创举。
利奥今天一早就来电话，他对我们与索斯基一家的麻烦深表同情，同时也献上一策。“你应当用枪对着他的头，把绳子套在他脖子上，准备好之后再抠扳机让他脑袋开花。”
我必须承认，他编排的这一幕除了一点以外其它的都可考虑。对于各种处置办法我们要好好权衡利弊，总之要对我们有利，不管有些主张是多么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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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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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面对的是更加严重的危机，彻底的失败及其它种种不幸（多得不胜枚举），这时我接到伯尼?考夫曼打来的一个奇怪的电话——那天在汽车站时他那神秘的笑终于揭开了谜底：原来伯尼一直在对我的人格进行评估。现在，他手头已准备好一份刚刚用打字机打好的手稿，出版商送来的合同也正在路上（主编热情洋溢地谈论着h＆h公司将出版一整套新小说的计划，属于悲喜剧），他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心脏与Chu女膜》的手稿正一批一批地收到，已经有整整一箱了。它们都是我的。“一份工作。”伯尼大声说，试图让我一听就明白。
简短的谈话结束了，我挂断电话僵坐在那里……一份工作？工。作。工作？这一次我很谨慎。也许太谨慎了。可是一点预兆也没有呀。不要被好兆头所欺骗。
厄运怎么会带来奇迹呢……又一个阴谋诡计。或许是真的？
“我们将有一支强壮的队伍。”伯尼说，暗示我将成为考夫曼联合公司同仁中的一员。他的话正中下怀。我一生都在为使自己的书得以出版而像傻子一样苦斗着，然而却在半醒半醉的状态中使他的作品得以成功。我是不是为自己奋斗得太过分了？
工作，这会是真的吗？但这的确是真的。伯尼想让我去纽约。他保证按周付我工资。他已经在他的办公室旁边为我安排好一间幽雅舒适的办公室——离他近些，他说，以便随时给他以“艺术指导”。
是的。工作。有报酬的工作。定期得到支票。按顿吃饭。我仍不相信这是真的——虽然伯尼的确答应一切细节将在信中一一说明……是的，一个职位……噢，我该怎样工作以报答考夫曼先生的信任啊。摆出全部尚未面世的作品来吧，伯尼。别不好意思。不要心疼我。我随时准备按您的旨意办事，每天早晨刚破晓我便来上班。把自己锁在您为我准备好的锃亮的办公桌旁。我会变个样子。伯尼。要穿一身套装，在布朗克斯或者昆士为我的家庭租一套不大但挺舒适的公寓，再买一个公文包，每天一大早就乘地铁去上班。谢谢您，考先生，我又将成为有头衔、有工资、有地位，甚至，更重要的，有目标的人了。我将享受生活。我将有事可做。我终于有幸在为您消耗时间的时候找到我的目的。伯尼，我将争分夺秒，一直干到海枯石烂。即使地球裂开豁口把整幢大楼吞掉，我发誓依旧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修改您的狗屁文章。让全国都流行起淋巴结核、梅毒和疣瘤病吧，我依旧属于您，伯尼，听凭您的差遣。只要给我钱。给我多多的钱！
“找到工作了？”维维卡用斜眼瞪着我说。她脸色煞白，“在纽约？”
“你为什么那样看我？”
“你不会干长的。”
“我当然会干长的。”
“你从来就没干长过。这一次最终还会跟以前的工作一样。”
“我会干长的，我会的。我必须干下去。这一次情况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我已经成熟了。我经受了这么多。我们吃的苦太多了。时间不多了。瞧，这么多年一事无成。我已经厌烦了，不想再幻想当大款。剧本已经写得密密麻麻，即使有了灵感也没有空白处可写了。维维卡，听我说。”她走开时我恳求她说。“听着！”我跟在她身后吼着。“我们没有外财。别忘了这一点。没有遗产可继承。也赌不来钱。什么都没有。可是我们需要钱！”
“钱是什么？”她厌恶地说，“钱是奥狗屎。是毒药。”
“嘿，这是我说过的。”
“没有钱就不花钱。生活不光是钞票和钢镚儿。”
“是地狱。”我笑了。多有意思啊，我们两个人忽然对换了角色。
自从伯尼打电话答应给我工作到今天已经两周了。在此期间我一边慎重地考虑他的建议一边焦急地等待改写《心脏与Chu女膜》的稿费。
这一天下午我又跟往常一样信步朝信箱走去等候邮差的吉普车，确信我最近寄给考夫曼先生的那封考虑周到的信总该有个满意的回音了吧。那封信是八天前寄出的——去除信在两头路上花的两天，去掉周末，再给他的会计一至两天办手续，今天下午这份等待已久如此难产的账单无论如何也该跟其它邮件一起到了。
邮差的吉普车开上来了，他连最起码的招呼都不打。就在他往信箱里扔邮件时我抓住了他的胳膊。急不可耐地拆开信捆，多数都是那些熟悉的东西。过期的电话费和断线通知。电费和警告。弗吉尼亚长途台的催款单。罗杰斯特一家我从没听说过的公司的冷冰冰的威胁。妈的！没有一个信封上带有漂亮的考夫曼联合公司的标识。
我慢慢往山上爬，心中作出决定，趁着电话还没有掐断，最好给纽约打个长途把事情搞清楚——当然要委婉些。我边在脑子里温习着关于他小小的疏忽的一番话边拨号码。电话那一端的铃响了一下就断了，接着又响起了另一种声音。话务员说话了。
“您要的号码是多少？”她问。
我把伯尼的电话号码给了她。停顿。
“对不起，”她说，“这个号码已经停止使用。”
“什么？你肯定吗？”我问道。为保险起见，我重申了伯尼的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又重复了一遍上述过程。
“没错，先生，这个号码已停止使用。”
我挂断电话，百思不得其解，于是又给纽约市长途台打电话。
“我找了，先生，”咨询员说，“可是目录上没有考夫曼联合公司。你肯定拼对了吗？”
“当然。他在电话簿上。两星期以前我在纽约的时候还亲眼见了呢。”我说，可心中已经开始敲鼓，怀疑治安维持会又在跟我捣鬼。
“您要跟我的上司通话吗？”她问。
“好。好。请。”
停了好长一会儿，另一位妇女的声音出现了。
“先生？”
“喂？喂？”
“经查实，麦迪逊街475号曾经有一家考夫曼联合公司。不过那里的电话已在客户的要求下切断了。”
“哦……”我叹出一口气说，“他们没有留下别的电话号码？”
“据我们所知没有。”
“也许是不列入电话簿的号码？”
“如果有那么个号码的话，我们会知道的，尽管我们可能不知道号码是什么。”
“噢……明白了。”我撂下电话，心里一团乱麻。我抓了抓头皮想，现在怎么办？得给z先生打个电话把这事情弄清楚。
“好啊，努德尔曼。”z先生咬着说，“出什么事了？”
“有件事真奇怪。我给伯尼?考夫曼打过电话，可是怎么也打不通。他的电话号码变了，也许给掐了——”
“你没听说吗？”
“听说？听说什么？”
“没有人告诉你吗？他死了。”
“死了？”我声嘶力竭地喊道。
“差不多两周以前。心脏病。才54岁！他们在圣路易斯的一家旅馆房间里发现他的。”
“圣路易斯？那我的支票怎么办？”我着急地说。
“他没付你钱？”
沉默。
“听我说，努德尔曼。还有更坏的消息。他死的时候身无分文。”
“身无分文？伯尼？伯尼?考夫曼？”
“他死前两天刚刚申请破产。”
“我——我——我不懂，”我晕头转向结结巴巴地说，脚下的世界在旋转。“我是说，他写的那本书《我是怎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不管书名是什么吧。”
“听着，别这么垂头丧气，”z先生嘶哑地安慰我说，“他把我们都骗了。他还欠着我好几千块佣金呢。我是说欠。他从来就不是什么百万富翁。那不过是一本书。他什么也没有。没有。他死于贫穷。”
“贫穷？”我机械地重复说。我放下话筒泄气地坐在电话旁边，两只眼瞪着窗外屋檐垂下来的冰柱往下滴水。嗒——嗒——嗒，水滴不断。我转向无声的电话，忽然意识到我在落泪，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面颊摔到大腿上。我终于明白了伯尼最后一个神秘微笑的真正含义。
“尼尔。看在上帝的分上。出什么事啦？”维维卡问我。
我抬起头看着她想开口，想对她解释这一切，但是我的声音嘶哑得说不出话来。我深深吸一口气又试了一次，仍说不出来。我找不出词来，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知道说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哭是因为伯尼在远方一家旅馆突然死掉，抑或是因为我失去了800元钱的支票，还是因为他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个人命运的写照……也许三种原因都有。我哭也许因为我把生活看得太严肃，而这个伯尼?考夫曼皮肤滑润，心怀坦荡，小手指上戴着钻戒和各种小装饰。瞧他的燕尾服及那副自信的样子，这位伯尼?考夫曼，我几乎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把他看成我的救星，原来只是一个装模作样、衣冠楚楚、装饰华丽实际一文不名的伪君子……我哭也许因为尽管伯尼?考夫曼跟我一样在生活的边缘上挣扎却显得无忧无虑，还因为他的最后一笑是对他的现实的坦白，而我则是榆木脑袋，竟至全然没能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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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来临，维维卡跟我坐在厨房的桌旁。我盯着面前早已凉了的咖啡。屋里很静，偶尔传来室外孩子们戏耍的声音。
“你知道吗，尼尔，”维维卡打断了我的思绪，“当初你要是接受了那份工作——一份你顶多喜欢上一个星期的工作，全家人的日子就会更凄惨——假如你接受了它，我发誓我就离开你回瑞典去了。”
停顿。
长时间的沉默。
“回瑞典，你是说？”
“对。总要有个限度。我真会走的。我说话算数。”
“嗯……听起来像个好主意。”我若有所思地抬起头说。
“什么？”她的脸腾地红了。
“不错，瑞典，”我说，慢慢地从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我有一个迷人的想法。没问题。咱们都走。”我的思想豁然开朗，似乎已经看到了斯特赖得威根码头那整齐排列的桅杆和晃动的船只。“对，瑞典。”我点点头，进一步激动地讲述我的想法。“……给那个他们一向鼓吹有良好秩序的社会民主输入一些坏东西去。”
“尼尔，你是当真的？”她大吃一惊。我向门外走去时她在后面紧随着问我，脑子一下子被我的话搅乱了。“现在就打行李吗？”
天已经暗下来。太阳从山边悄然落下，空气中透着腐烂树叶的潮湿和春天来临的气味。这时候索斯基家的拖拉机停了，山上一片惬意的宁静。我听见了树上的鸟鸣。春天的鸟……好像刹那间一切都变了。四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有选择权的人。我的确可以选择。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回瑞典，另起炉灶……或者，把伯尼?考夫曼的作品重新润色，或者说是为原作者遗作润色……或者，也可以说最好，专心致志完成我自己的《古伯斯威尔在崩溃》……从另一方面讲，我也可以依然呆在古伯斯威尔，就坐在这里听凭四季更迭，然而心中有数，这一次对重大事件我将有决定权，而且说话算数，决不食言……我依然可以坐在这里呼吸花的芳香，然后到林子里散步，然后继续创作，也有的时候什么也不干——但是却有本质的不同。这一次将是真正地过日子，顺其自然而不再拼命，不再自暴自弃一事无成。我不再等候别人的挽救。不再期望奇迹发生。
选择。选择。所有的选择一下子变得如此迷人……而我的需要不过是小小的帮助。是一句鼓励的话。治安维持会呢？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究竟在哪里？我试图唤回这群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的家伙，但是没有成功。我又试呀试……难道他们永远离我而去了吗？难道我真的医治好了，成为我本该成为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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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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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中的痛苦——利伯尔曼的行为悲喜剧
罗伯特?霍华德?利伯尔曼是一位极有文学天赋的美国文学家。与索尔?贝娄、诺曼?梅勒?约翰?厄普代克等著名作家相比，他当属年轻的一代作家了。利伯尔曼1941年2月4日出生在纽约市，父亲是一位律师。1965年他与一位名叫格妮拉?罗森的舞蹈教师结婚。
比起多数作家来，罗伯特?利伯尔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所学的专业是工科而不是文科。1962年他毕业于布鲁克林工学院并取得理学士学位；1965年获马萨诸塞州康奈尔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65年至1966年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一年。在专门从事写作之前的15年间，曾在多所大学任教，1965年至1966年在瑞典学习期间曾任数学教授职；1966年至1967年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贝休恩一库克曼学院任数学教授；1967年应聘于香港国际学校，任数学系主任；1968年回到美国，在弗吉尼亚州的汉普顿学院任物理教授；1968年至1969年、1969年至1972年分别任纽约州依萨卡学院的物理教授和数学教授；1975年至1979年任纽约州康奈尔大学工程学教授；1979年后不再任教，专心从事写作。
到80年代初，利伯尔曼完成了四部长篇小说，并在各类杂志上发表文章及短篇小说百余篇。这四部小说是《重建天堂》，1974年；《崩溃》，1979年；《宝贝》，1981年；《弟兄们》，1982年。
尽管利伯尔曼具有多年的理科教学经验和丰厚的科技知识，但他并不想写科幻小说。他说，“我最关心的是人，是他们的感情和他们的生活，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才是我的创作主题。”
利伯尔曼承认自己不是文科出身，并称自己开始写作时“近于文盲”，即便在大量作品出版之后他认为自己也只能算得上是个“半文盲”，但是自己对于创作的热情始终不减。在与锡拉丘兹美国先驱报评论家凯斯谈起写作的初衷时他说：“开始写作的真正原因……是我在图书馆找不到好书可读，我更愿意与经典作家相比。”他还在其它场合做过如下表述：“我希望有人读我写的东西。钱是次要的。如果是为了捞钱，那我的兴趣怕是至今仍与老朋友一起搞我的工程学。”
他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重建天堂》，说的是阿诺德?马克维茨和他的瑞典裔妻子及两个儿子的故事。马克维茨一家住在纽约北部风景秀丽的马克维茨山上。一个土地开发商突然来到此地，打算在山脚下建一个大型商城。阿诺德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与土地开发商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纽约时报?图书介绍》的评论家马丁?利文称这部小说是“行为悲喜剧”，因为利伯尔曼用幽默的形式讲述了一个被逼入绝境的家庭的故事。利文写道：作者“用一双锐利的眼睛看透矛盾，用幽默伴随绝望事件的始终。”
《宝贝》是利伯尔曼的第三部长篇小说。这是一部十分离奇的故事。一位体弱多病的老Chu女，图书馆管理员，生下一个金发儿郎，他有一副非同一般的好嗓音。利伯尔曼通过大胆的想象创作出一个通过孤雌繁殖生产下一代的离奇故事，故事的怪诞性超出了一般的魔魇或凶杀类故事，在文坛上确实激起了波澜。
《崩溃》是他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黑色幽默式的“行为悲喜剧”。
故事发生在美国70年代。当时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50年代麦卡锡的反共思潮给全国人民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60年代的反越战以及70年代的石油危机等历史阶段。社会的动荡造成失业率上升。小说主人公尼尔?努德尔曼原是古伯斯威尔大学的数学教授，家中有瑞典裔妻子和两个男孩，一家人住在古伯斯威尔市郊的山上，过着幸福的生活。三年前因学校减员，努德尔曼失去了工作。这三年他不但失去了经济来源，遭受着窘迫生活的压力，而且还失去了社会地位，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教授变成在社会最底层苦苦挣扎受人唾弃的可怜虫。在走投无路之时一位朋友介绍他给一富人家房子的墙上开一扇窗户。他到达之后才发现房子的主人是他原先在古伯斯威尔大学的一位同事，一位知名教授，他们在大学时就合不来。他本来打算放弃这份工作，因为他不想在旧同事面前失去人格，但是50元钱对他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可以维持一家人一周的生活，因而便硬着头皮进去了。教授不在家，只有教授的母亲在，但她是一位十分挑剔刻板的德国人。他终于被她的唠叨与斥责折磨得受不了。窗洞虽然开了，窗户也安上了，但是安得不正，此时教授也回了家，并且认出了他是谁。他羞恼之下把玻璃窗捣得粉碎然后愤然离去。他不但没挣到那50元钱，还受到警察局的通缉。
他幸运地得到一份当捉刀人的工作——替一位公司老板写自传体小说。搞文学创作需要有安静的环境，但是他的邻居索斯基家的那个极其捣乱的儿子乔治偏在他家房后用高保真音响放摇滚乐，而且把音量调到最大。由于他提出了抗议，因而招致两家更大的不和，邻居不仅把他们通往山下的必经之路毁掉，乔治还朝路上开枪玩，使他的儿子放学后不敢回家。更有甚者，乔治还把努德尔曼家周围的树木砍倒，破坏刚刚播种过的菜地……一桩桩类似的事件搅得他一家终日不得安宁，书也自然写不成。这时书的主人——公司老板——来电话叫他去纽约面谈。为了节省每一分钱，在去纽约的路上及在纽约期间他又经历了种种挫折与磨难，甚至被误认为是小偷投进了监狱。书终于写成并寄给了老板，但是酬金却迟迟寄不来。几周后终于得知，原来那位老板是个大骗子，已于两周前因贫困潦倒死在一家豪华大酒店里。此时的努德尔曼真想有一把枪自杀。但是妻儿怎么办？绝望之际他忽然想到带上全家去瑞典寻找新的生活。
《崩溃》的情节与《重建天堂》有很多相似之处。主人公的妻子都是瑞典裔，两个家庭均有两个儿子，他们的家都建在山的高处，而且都居住在纽约州郊区。我们不得不联想到作者本人的经历，尽管利伯尔曼在瑞典只呆了一年，但那一段生活经历显然深深地影响了他和他的文学创作。不仅如此，他的作品包括长、短篇小说还被译成了瑞典语在瑞典出版。《崩溃》一书中的努德尔曼先生在绝望时脑中突然闪出的希望之光不在世界上这个最富有的国度美国，而在遥远的北极之国瑞典，那里是他的未来，是他的希望，是他生活的新起点。可见他对那段生活印象之深以及对那个国家的发自内心的爱。
60年代初，当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兴起的时候，美国文坛却出现了政治小说热。如果说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于60年代发表的《兔子，跑吧》未能反映出50年代美国乃至世界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话，那么他的“兔子”系列的第二部《兔子回家》（1971年）和第三部《兔子富了》（1980年）则是典型的政治小说。厄普代克以主人公哈里作为媒介，把60年代的反越战、种族骚乱、反传统生活方式的思潮、70年代的能源危机、水门事件、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等重大政治事件写了出来，说明人与社会和政治是密不可分的。利伯尔曼的上述长篇小说也发表于7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在阅读他的作品时，同样无时不感到主人公的命运与当时的社会和政治息息相关。当问及利伯尔曼的政治观点时他说他“反对所有的政治家，不管他是哪个种族，具有哪种政治信仰，是哪种肤色的人。”从《崩溃》中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他在书中杜撰了一个“治安维持会”，这个“维持会”对主人公努德尔曼昼夜监视并定期向“上级”报告他的情况。这个“治安维持会”实际是对当权者的讽喻，也恰恰证实了利伯尔曼“反对所有的政治家”的态度。“维持会”在一号报告中说努德尔曼先生在“最近的言行中流露出对黑人的理解，暴露出他的偏执狂”，“监视对象坚持认为我们的文化在崩溃……他反复强调的‘经济崩溃’、‘教育制度崩溃’和‘社会崩溃’，不过是他拙劣的伎俩。他企图逃避一个事实，即是他，而不是‘社会’，正在土崩瓦解。”作者毫不留情地嘲讽抨击了政客们的荒谬：理解黑人者是“偏执狂”，谁批评社会谁就将“崩溃”。“维持会”的成员不但对他的私生活横加干涉，私设公堂对他审讯，专横地给他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而且不容他为自己申辩。作者借此无情地揭露了美国政治家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虚伪。
利伯尔曼不但反对一切政治，而且反对一切宗教。用他的话来说，他“反对一切宗教，不管是哪个种族的，哪种宗教信仰的，哪种肤色的。”他的这一世界观也在书中体现出来。努德尔曼的邻居索斯基对他家做尽坏事，但是星期日仍然去教堂敬拜上帝。努德尔曼在日记里写道：
星期日上午：索斯基一家去教堂了。古德尼斯神父，不管他叫什么倒霉名字吧，正给他们讲怎样做一个好教徒。告诉他们怎样做一个好邻居吧，这才是你应该告诉他们的！告诉他们怎样做一个懂礼貌、富有同情心的真正的人，你这个愚蠢的敬畏上帝的混蛋！
利伯尔曼不失为幽默大师。书中的一切政治与生活无不以幽默的语言一一道出。
努德尔曼在纽约的时候因无钱住像点样的旅馆，可又不堪忍受基督教青年会招待所恶劣的住宿条件，便信步来到桥上并顺着钢索爬到桥架顶部。天亮了，纽约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他坐在高处发出如下议论：
7时30分，人们都离开家门匆匆赶路，桥上的交通颠颠簸簸。从我们的摇摇晃晃的直升飞机上能看见所有静止不动的公园小路。街道和窄巷。圆白菜的价格直线上长，结果导致严重的汽油短缺。电力供应不上因为城里所有的电力公司都在进行着失控的罢工。市长最近疯了，他只穿着袜子和网球鞋满屋子乱转，还硬拽头上那仅存的几根毫毛。这位政府官员刚刚在电视上露面，他瞪着愤怒的金鱼眼宣布处于紧急状态、骚乱状态和团结状态。就天气来说情况也未见好转。预报说能见度低．就业率低，效率也低。下午气温将下降，气压将下降，人的背将更加下弯。烈风将从东方吹来，热空气将从南方袭来。至于明天，天气预报说没有什么问题，一个遍及世界驱之不去的低压政策将于不久的未来使我们的收入更低，生活更悲惨。
在这里作者巧妙地将价格上升、汽油短缺、工人罢工、就业率低、收入下降等社会问题与气压下降、能见度低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搅在一起，表明政治与生活的关系是何等紧密。
利伯尔曼运用语言的功力令人折服。他利用讽刺、挖苦、自嘲等手法抨击了美国所谓的民主与自由，同时对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在被误认为小偷而被扣留之后努德尔曼说：
我想我已坠入深渊，坠入另一个悲惨透顶的黑暗之处。我被打劫、被袭击、被搜身、被羞辱。他们，这些和平使者，拿走了我的皮带、鞋带，把我推进了拘留所——尽管那根皮带有很多用处，但是在我把它的最后一个扣眼用上之后仍然提不住我的裤子。他们究竟怕什么？怕我用鞋带结束自己吗？哈！就我目前的处境，若真自杀的话，倒不失为一个最理想的抉择。我若有幸的话，机会倒是蛮多的，炼狱确实存在（索斯基之类的虔诚信徒一直在追寻着它）。然而糟糕的是，炼狱意味着我必须把我所经历的再反复经历，而我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实在胆怯得很了。
别的先不说，我现在是饿极了，眼前除了自己的皮和骨头什么也没有。天亮之前什么可吃的东西也别想得到，能得到的只有饭后即遭逮捕的厄运……假如一个人想他自己是什么就能成什么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配着花色配菜的大热狗。假如一个人能成为他想吃的东西，那么我就大大的不是个东西，一个零，一个零的代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这就是我。三等武装抢劫犯，头号人民公敌。
《崩溃》的主题是关于失业者凄惨的生活状况和所承受的精神压力，但是作者并不是一味地诉苦以引起读者的同情或共鸣。全书不但充满戏剧性，使读者在笑声中体会到辛酸，同时也被作者的乐现主义精神所感染，使人在绝望之中看到希望。努德尔曼的朋友给他出主意让他去纽约发展以摆脱目前的窘境。努德尔曼想：
是的，我紧靠着烟囱，心中同意他的意见，他说得对。离开这里。应该。可是我怎么能离开呢？明知道已经度过了艰苦的几个月，春天就要来临，过不了几个月就又可以听见冰柱融化的滴答声，闻到嫩草的香味，看见第一朵鲜花绽开在依然覆盖着白雪的大地。接着便是酷热的夏季，鲜美的果品大量上市，百虫齐鸣，一片热闹。然后盛夏很快过去，接着……秋高气爽，碧空白云，秋天不期而至。我怎么，怎么能现在离开这里呢？
当他下定决心举家迁往瑞典，他们将在那个“有良好秩序的社会”寻找成功的机会时，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天已经暗了下来。太阳从山边悄然落下，空气中透着腐烂树叶的潮湿和春天来临的气味。这时索斯基家的拖拉机停了，山上一片惬意的宁静。我听见了树上的鸟鸣。春天的鸟……好像刹那间一切都变了。
由于利伯尔曼本人与书中的努德尔曼有许多相似的经历，如都当过数学教授，都有两个儿子，都是作家，都对瑞典感兴趣，因此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崩溃》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但是作者对这一点竭力否认，一再坚持说《崩溃》不是他的自传。
袁凤珠
一九九八年六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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