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波兰尼说：“即使一个公共权力原来是以恐怖为基础的，它也不可能不通过说教来补充它的强制力；为了控制其人民而培养的思想，也会不可避免地对统治者自己的行为取得某种程度的优势。”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南昌发动有名的“新生活运动”，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随后，由陈果夫、陈立夫等推向全国，成为全国­性­的政治思想运动。这一运动旷日持久，一直延至抗战胜利，Ｇao潮是1934年至1935年。显然，蒋介石并不满足于要求统率党政军三界的领袖地位，而企图超越其上，进一步成为国###动中的权威。他又称“新生活运动”为“社会建设”，强调“生活军事化”，试图通过法西斯运动的宣传手段，把传统道德与法西斯主义的纪律与忠诚的混合体传播到城市群众中，尤其是青年中去。所以，新生活运动在汉学家那里，又被称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国民党版”。

胡适晚年有一封信致蒋介石，在回顾国民党结束大陆统治的历史时，他指出失败的原因是，“根本上因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一切补救方法，都不能打破这‘###’的局面，也都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美国历史学者石约翰认为，创立并维持这种现代专制制度与蒋介石的长期军旅生涯有关。他分析说，“作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和国民党的领导人，他并非简单的、只是另一个军阀。但他基本上不是一个文明的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能把军事力量与革命有效地结合起来的领导人。结果，他总是更多地想自上而下地控制社会，而不是动员觉醒民众的力量来复兴国家。”其实，“###”必然导致领袖独裁，从根本上说，这不是个人的经历和品质问题，与少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满足现状的统治­精­英的素质也关系不大。美国学者兰比尔·沃拉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观察，视野则开阔得多。他指出：“国民党在接受苏联的援助后布尔什维化了，转而反对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党现在可以向传统妥协，确认国家比个人重要，保护个人的民主权利(在这里也就是民主的目的)得让位于使国家统一和强盛的目标，它主张由一个党实行家长式的极权主义统治，把党(像历来的皇帝)置于国家之上。”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背景拒绝了自由民主模式，有效地扼杀了‘五四’时代露出的这一弱小的具有个人倾向的民主运动。”

关于五四­精­神的蜕变，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胡适是看得清楚的。1935年5月，他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这样说：“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因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生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可是，在论战中，当他为民主争辩的时候，着眼点仍然在国家，而不是个人。他认为，中国人民是无知无能的一群，所以应当有“幼稚园式的政府”，实际上脱不掉“训政”的思路。对于独裁，他并没有从根本上加以否定，只是对“成功”与否没有把握；在他看来，成功的独裁“亟需高度的智力和技术”，而这恰恰是中国所“奇缺”的。胡适一方面信奉自由主义，一方面崇尚权威主义，前者是理念的，后者才是实践的。这中间肯定存在着种种冲突，对他来说，真可谓“知难，行亦不易”，结果还是后者战胜了前者。他评价蒋介石说:“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又说蒋介石几年来“能相当的容纳异己者的要求，尊重异已者的看法”。他拥护蒋介石的###立场，甚至为政府对日侵略的不抵抗政策辩护，说：“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一半因为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注意和很大的兵力，一半也因为国内不统一，各方的猜嫌不能全消……”他在日记里表示：“我愿意用我的道义力气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政府。”对于胡适热衷于上层政治活动，鲁迅在信中向朋友提起过，态度是鄙夷的：“新月博士常发谬论，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南方已无人信之。”

1933年3月18日，胡适在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其中谈到日本对华侵略时说：“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这样的话，居然出自五四启蒙主义者之口，确实是可怕的。鲁迅多次引用过胡适的这次谈话，可见刺激之深。

胡适自己说对政治有一种终极的特别的兴趣，其实他的朋友们也都如此。当胡适等人积极主张立宪时，广东的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即奚落说：他们“未必是为民争权，不过想借此机会获得个人政治活动的地位，在政府里面分一杯羹罢了”。学者的身份容易掩盖对权力的欲望，致使半个世纪之后的学者对这欲望的掩盖加以掩盖，居然也做得那般的轻松自如。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与福柯的谈话中指出，以马克思所强调的“利益”说不能完全阐释权力问题，于是使用“欲望投资”一词来解释，认为“人们必要时可以通过一种比利益更深奥、更分散的方式产生欲望”；同时指出，“这并不同于利益冲突，因为利益总是追随和处在欲望支配的环境中”。韦伯曾经警告说，从事一般政治的人，特别是打算以政治为业的人，在道德上将陷于两难的困境，他将无法使自己或群体的灵魂得救。追随政府进行具体的政治运作，必然奉行一种秩序主义哲学，就像歌德在美国因茨遭到围困时说的那样：“我宁可要非正义，也不要混乱。”而且，为权力服务，必然意味着对“权力的整体政策”的服从。权利在本质上是整体化的，因此不可能绕道而行。事实证明，胡适们作为知识分子而晋身政府部门，很快为官僚制所同化，成为科塞所称的那类“特别官僚”。科塞肯定说：“如同生物体能包围并中和外来物体一样，官僚制也能使特别官僚屈从于它自身的用途。”他认为，即便处在决策高层，“在这种职位上的知识分子也不是自由的代理人”。一者知识分子是根据一定的标准对政策做出贡献的，而在规定这种标准时，他只起到次要的作用；此外，知识分子作为顾问，仅只声名显赫，“他的名字可能被用来为其实已经制定好的政策提供合法­性­。在这种情形中，决策者所需要的不是知识分子的主意，而是他的赞同。在其他情形下，顾问事实上可能成为替罪羊”。李普曼对掌权的方式有着直接的体验，他总结道：“当一个人由教授与研究的职业变为决策者，变为掌权的行政部门的官员，变成政治家和事业领袖时，他就受到了约束。他的言辞不能被作为无私之论得到信赖，他的教导不能当做科学来信仰。把追求知识与行使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结果成了相当恶劣的政客或不再是一个学者。”胡适在《说儒》一文中将“儒”的语源考证为柔，实际上是认同知识分子以其柔软可塑的特­性­，自然进入权力的规则或不规则的容器之内。以他为代表的英美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入阁的行为，体现了统治集团的旨趣。即使在此前后充当过所谓的“反对派”，要“人权”，要“自由”，要“民主”，要“法治”，也如洛扎诺夫形容当时俄罗斯的“反对派”那样，不过是“奴才房间的反对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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