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左联代表萧三写信回国，指示在组织上取消左联，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信是由鲁迅转交左联的。其实，此前周扬们已基本上作出了解散左联的计划，萧三的来信，只是加促了计划的完成而已。左联名存而实亡，这是鲁迅目睹的一个事实；而且左联的领导人一直给他个人以压迫，此刻大可以趁机摆脱，然而，他的态度很特别，就是不赞成解散。左联是曾经战斗过来的，因为它的存在，盟员们献出了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现在要解散，要同“新月派”“第三种人”联合到一起，要一切通过“国防”，这是他所不愿意的。解散左联，意味着他要抹杀血的记忆，放弃先前的战斗的原则。另外，由左联的外部或上面决定它的存废，而不是由盟员自己决定自己的组织的命运，这是他所不能认同的，因此，当周扬胡乔木通过茅盾和徐懋庸找他时，他一再退让，却仍然表示说，左联是大家的，既然大家主张解散，那么解散时一定要发表一个有关的声明，不然就只能算是溃散。结果，周扬们还是自行其是，没有发表声明。正值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向鲁迅问及此事，鲁迅回答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他复信何家槐说：“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徐懋庸自觉与鲁迅联络过，说不知道左联的下落不是事实，便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鲁迅的复信是：

……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

……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都从此结束了。

这是一封绝交信，是鲁迅对周扬们所做的最后决裂的表示。至此，左联的活动，以及他与左联的关系都由彼此先后划上了句号。

周扬给鲁迅的印象，除了专权，再就是“用手段”，“靠计策”，“玩花样”，是一个策略家。放冷箭，散布流言，固然是手段，事实上，连组织本身也成了集权的手段，而且是最有力的手段。鲁迅在信里说：“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又说：“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意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又说，“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这里说的“联络”、“张网”、“自有一伙”、“阵线”等等，都说的是组织和组织的作用。组织是一种集体政治资源，也是一种文化资源，但是，这种资源并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加以利用。波尔斯比曾经拿银行家和流浪汉相比较，是颇有意思的。他说，这样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他们同时参与社区决策的情况下，理论上同样可能作为谋求权力的候选人，但是银行家领导的庞大组织在社区中很突出，更不必说对于他的商业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而流浪汉则极少有社会联系，所以是孤立无援的。鲁迅是流浪人，他“无所属”，但他对于权力者及其集团内部的等级，层次及运作情况是了解的。在左联，他清楚地知道，徐懋庸不过是周扬布局中的一个卒子而已。周扬是元帅，军中有许多人，鲁迅在信中说的“大批”、“群仙”等等，都说的是对方人多势众，所以可以任意驱遣。1935年6月28日致胡风信，颇幽默地说到周扬：“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鲁迅多次提到周扬们的“自私”，从这里出发，发展到对人的支配，不但支配他的同僚，下属，即所谓“小兵”的行动，而且支配他人，尤其是不驯者以至“假想敌”的命运，这是他所痛恨的。所以，在他去世前夕，起而为胡风等辩诬，就是为此。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在这里，鲁迅给予周扬徐懋庸们以有力的还击，公开宣告决裂。这篇万字长文不但表明了鲁迅在统一战线问题的原则立场，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实，重申了关于抗日救亡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的观念，而且较为系统地体现了鲁迅的政治哲学。民族，国家，阶级，政党，主权，人权，人格，相关的问题都在论文中有所阐发，融合了政治学，文艺学，伦理学，心理学的内容。

由于重病缠身，几至于不起，这封公开信是由陕北刚刚返沪的中共代表冯雪峰起草的。但是，鲁迅做了重要的增改。最后增加的部分从“四条汉子”写起，这是继章士钊、陈西滢、“创造脸”、“西崽相”、“革命小贩”、“洋场恶少”等名词之后的又一个新名词，称指的是官僚主义，其实，它的意义无疑要丰富和深刻得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新贵”利用这个名词，整肃不同派系的的人物如周扬等又另当别论。但是，它所代表的当时党内的一种无原则的、专横的、诬陷的、“上纲上线”即鲁迅之所谓“锻炼周纳”的，尤其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己的势力和倾向；如果从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斗争”现象来看，是不失其“原型”的价值的。

文章写道：

去年的有一天，有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一两个，一律洋服，气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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