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这些钱？古长书颇费了一番踌躇。他没有告诉左小莉，女人对财富有种天生的向往，怕她不懂事拿着用了。左小莉平时偷偷搞点家教，就是为了补贴家用。如果告诉她有人送钱上门，她也许就求之不得了。古长书也没告诉顾晓你，怕她说你不要给我。他当然更不敢告诉贺建军了，怕他说你上台就收钱呀。左思右想，他让政府办公室给他买了个保险柜，把他收到的那些信封统统保存起来。他想看个究竟，当一任常务副县长到底能收多少钱。如果说权力能量化，能折合成现金的话，他就能得知一个县长价值几何了。权力变大了，职位变高了，古长书的生活与工作的模式也变了。没当常委时，他能够非常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时间，清闲下来就好好写文章，一当常委就不一样了，时刻都有人找他，他被莫名其妙地包围和纠缠着，好象总有一根看不见的绳子拉着他，许多时间都耗费在务虚上了。他希望尽快从这里面抽身出来。所以，当他亲手所抓的山野菜第一批产品出来不久，古长书就一头扎进了推销工作中。他就是要把这个企业扶上马送一程，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扎扎实实的­干­事情。古长书从来不象别的领导那样，八字还没一撇，就勾画出一幅宏伟蓝图，大会小会讲得天花乱坠，然后便是灰心，再然后便是失望。伟大目标制定之日，就是生产计划破产之时。古长书喜欢给自己定最低目标，一步步往前走，走到哪儿是哪儿。抓山野菜，当初只想在本地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可产品一出来，很快就在本地超市铺开了，上架后反应不俗。于是他就打起了大算盘，把山野菜往外面推。深圳是他最初闯荡过的地方，他以前的老板黄骏就还那里做公司。他带着厂长和推销科长，随身托运了两吨山野菜，直下深圳了。古长书到深圳是下午三点，黄骏自己开着车到车站去接他们。因为古长书托运了两吨山野菜，黄骏安排专人在货运室提货。黄骏接待古长书的方式很特别，也很热情，他提前安排好了下榻宾馆，提前预订了酒席。他手下的人早已在桌上等候他们了。一进餐厅，黄骏拉着古长书的手，对他下面的部门经理说：“你们看看，这是我同学，以前是我的助手，给我打工的人，现在已是常务副县长了。在我手下，能­干­好事情的人很多。可同样的事情让古长书­干­，他不仅能­干­好，而且能­干­得与众不同。”几句话把古长书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了，大家都站起来要给古长书敬酒，他被一种前所未有的热情包围着。但古长书非常明白黄骏的用意，黄骏是个聪明人，一方面他是要给足古长书的面子，一方面他要趁机教训一下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同时也显示他自己的重要。他就是要让他们看看，给他打工的人是有出息的。让他们好好­干­事，都会有出息。黄骏能喝酒，但他几乎不喝白酒的。这天例外，为了陪古长书，他喝了许多。古长书也破例喝了半斤。酒劲一上来，话就多了。古长书胀红着脸说：“既然你叫我朋友，我也把你当作朋友，那就说件朋友的事。我带了两吨山野菜产品，一吨是要做广告宣传，全部送出去。一吨是作为商品，要卖钱的。你帮我打进哪家超市去。”黄骏此时兴致勃勃，一巴掌打在桌上，酒杯都晃动了。黄骏说：“超市我自己有一个。你那吨作广告的山野菜送我，那吨卖钱的山野菜我买了。你搞的产品我是放心的。万一你那东西不好吃，以后我不进你的货就行了，咱们就是一锤子买卖。如果你搞的确实好，以后我就源源不断地从你那里进货就行了。”古长书见黄骏这样说，他就要一口咬死。古长书说：“那就这样一言为定了。咱们的山野菜就交给你了。”两人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古长书是贫困地区的，他开发的产品只要能在深圳落脚，卖得出去，对他来说就是喜出望外，就说明这东西是大有希望的。厂里刚刚起步，没钱在传媒上打广告，只有用产品宣传，这当然是最廉价的广告了。而黄骏也有一本帐，自家办有超市，山里的东西只要加工好一点，卫生方面能过关，本来又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在深圳这地方，是不愁买不出去的。两吨山野菜，他只付一吨的钱，当然是赚钱了。人情与经济利益就达到了高度一致。第二天，在黄骏的超市里，就打出了醒目的广告牌：“本店独家经营来自西北地区的真正的绿­色­食品——正宗山野菜，让利销售。”当古长书带着厂长和销售科长到黄骏的超市逛悠时，看到这一幕非常震惊，他感慨他们的工作效率。一夜功夫，产品打上了条形码，录入了计算机，走上了货架，直接与消费者见面了。古长书还注意到了，那种小袋包装的山野菜，每袋只有两百克，在大明县和金安市的售价是一块五角钱一袋，而在黄骏的超市就变成了两块五。古长书卖给黄骏的价格是每袋一块钱。这样，黄骏每袋就能赚一块五，属于暴利了。大明县深山里的东西突然摆到了大都市的货架上，古长书确实有些兴奋。趁着一些顾客拿着他们的产品挑挑拣拣的时候，古长书对他的部下说，我们每人也买十袋吧。于是他们每人就买了十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凑个人气。古长书非常清楚顾客的心理，当他们对某件新商品的可信度产生疑窦时，他们往往依赖于其他顾客的购物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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