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任市委秘书长中，人们一直认为前任秘书长李修明是最出­色­的。古长书上任之后，日见显示出他耀眼夺目的光彩来，相形之下，李修明就稍稍逊­色­了。人们对李修明的评价是为人耿直，工作严谨，协调能力极好，善于在复杂的矛盾漩涡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从而稳坐江山。而人们对古长书的评价就不同了，除与李修明相同的优点之外，就是工作上有开拓创新­精­神，不仅仅是能­干­，而且敢想敢­干­。李修明能不能­干­？也很能­干­。但是李修明怕别人妒忌。古长书就恰恰相反，他不怕别人妒忌。该­干­什么，想­干­什么，他就会大胆地­干­。他不会因为别人的妒忌而不­干­，不会因为“高标见嫉”而退缩。当然，古长书也是不想让人妒忌的，他会尽可能地减少别人可能对他的暗中妒忌。所以他办什么事都显得低调而不张扬，为人处理也非常谨慎。可是，古长书这人就是有点怪，他低调而不张扬，自有人去为他张扬。人们似乎愿意私下为他传颂美名，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好像天然地赋予了某种政治亮­色­，一旦做成了就会闪闪发光，机关里的­干­部们自然就会发出一片喝彩声。比如市政府门前有几个老上访户，是十年前的老问题。他们的土地被乡镇企业征用后办了工厂，征用费只给付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欠着。后来乡镇企业垮台了，老板跑了，企业成了一片废墟，剩余的土地征用费也没人付了。当时征地时，是乡政府做的工作，甚至有点强行征用的意思。十年来，几家农户轮番上访，从乡里找到县里，从县里找到市里。市政府信访局多次把情况转到下面，责成当地政府处理，可乡政府也因情况复杂，变化大而处理未果。几家农户就不再找市政府了，直接找到市委。他们在市委门前打着一块大幅标语：“还我征地费，还我土地”的字样。以前他们也来过，在市委门前晃晃，就被值勤的武警吼走了。古长书是苦孩子出身，他喜欢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看到那些上访的农民他就难受。古长书是从县里出来的，他知道，农民对政府很有意见，甚至还有点对抗­性­情绪。可是，他们面对党委和政府戒备森严的高墙深院，你不给他解决问题，他们也无可奈何。尽管他们上衣无望，可他们依然不甘心，一到农闲时间就来上访一回，有的甚至趁到市里办事的功夫，也要抽空来说说闹闹。实际上，这些上访已经没有了上访的意义，涂上了闹事的­色­彩。他们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却让接待部门不厌其烦，甚为头痛。那天看到农民打上标语了，古长书就亲自出去过问，了解了初步情况。之后，古长书就把顾晓你叫去认真做下笔录。然后又向信访部门进行了查询。古长书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问题，要解决并不困难，是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推诿踢皮球导致的。只是年长月久，问题长胡子了，成了老问题。如果拖着不解决，确实影响不了国计民生，却影响安定团结，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原则上讲，解决这个问题不属于市委的事。可古长书这回心软了。他想管一回闲事。于是，他把农民上访要求讨要土地征用费的问题专门向汪书记做了详细汇报。那天晚上古长书来到汪书记家里，那口气简直就有点兴师问罪的意思。古长书把具体情况汇报之后，说：“就是这些小问题的久拖不决，就足以说明我们市政府有时是在丧失作为一个政府的职能了，说轻点是失职，说重一点就是无能。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保护农民利益，谁来保护，怎么保护？这才是最具体的。”汪书记听得一脸严峻。这些问题实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大前年才从省委组织部下来任职，如果有问题也不是他当市委书记期间造成的。所以古长书也才敢大胆地说出来。汪书记说：“你别看我脸­色­，你继续说。”古长书说：“那就别怪我说话难听了。我觉得我们党委和政府的工作有一种误区。跟党中央保持一致是一个基本原则，可我们的工作重点不能什么事事都要由中央来安排。既然什么都要听中央的安排，还要我们一级政府­干­什么？还要我们创新­干­什么？比如，伪劣商品毒死人了，中央发了文件，下面才突击抓。房子塌了烧了，也是中央发了文件下面才检查安全工作。有些问题属于地方­性­的，中央并不知道，或者说这些问题在全国并不带有普遍­性­，难道说我们也要等中央发了文件才抓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自己做一回自己的主？我们天天说结合本地实际开展工作，真正的实际问题摆在面前，可我们又没有结合实际来主动解决。”汪书记闭了一下眼睛听着，心情很沉重。见古长书停下来，他睁开眼睛，揉揉额头说：“你继续说。我听着。”古长书说：“据我所了解的，以前大办乡镇企业和开发区，确实有不少遗留问题。这些问题，信访部门都可以从上访案件中反映出来。我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遗留问题处理的大行动。用半年时间进行一次全面清理，欠农民的钱，非法占用了农民的土地，能退的退，不能退的，政府要挤出资金来，给农民足额补偿。总之，不能让农民吃亏。”汪书记听完之后，马上给信访局长打了电话，让他就乡镇企业、开发区以及移民迁建工作中造成的农民上访情况拿一个详细的调查报告，然后上会研究。在常委会上，也有人提出异议，说，中央确实抓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全国的工作重点。目前抓解决遗留问题这项工作，与中央确定的全党工作的指导思想不符。再说这是可以既往不咎的历史问题，也不是我们这届政府造成的，是不是可以推迟搞，以免分散­精­力？汪书记说：“我们是地方政府，不能长期等中央给我们分配工作。中央有指示的，我们坚决执行，而且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没有指示的，关系到群众利益的，我们要主动去办。话说回来，对于经济开发中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视而不见，不会丢什么乌纱帽的；我们解决了，也不会长乌纱帽。可是，这是真正关系到农民切身利益的事。我们现在办这个事，与中央的­精­神是一致的，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没有矛盾冲突。”汪书记采纳了古长书私下给他提出的建议，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处理农民上访问题的集中行动，确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并从当年财政预算外挤出五百万元资金，以最大限度地解决政府在经济开发工作中给农民造成的遗留问题，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一个月后，这项工作由市委副书记贺建军挂帅，在全市各区县蓬勃展开，成为半年内金安市的工作重点。全市解决了一千多个类似的遗留问题，清理乱占耕地五十多起，收回违章使用土地一万多亩，给农民支付各种补偿费两千多万元，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据说也有人趁机告汪书记的黑状告到省委去了，说金安市有意跟中央唱对台戏，背离了中央的大政方针。但这些黑状并没有奏效，在省委的简报上，还刊发了新华社记者写的《金安市处理经济开发工作中的历史遗留问题确保农民利益》的长篇通讯，省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进行了转载报道。省委书记在报道上作了重要批示，称“金安市的做法很好，值得其他地方借鉴。”对这项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实际上，在这项工作的实施过程中，市委院子就悄悄地传开了：汪书记最喜欢听古长书的建议。也就是说，古长书在汪书记前面是一个有足够份量的特殊人物。他一般不会轻易建言，但一旦提出建议，总能得到汪书记的采纳，继而形成有巨大影响力的一项地方政策。这个，贺建军也是清楚的，他也明白，古长书在汪书记前面说话的份量，不亚于他这个市委副书记。有天，贺建军跟古长书开玩笑说，在汪书记心中，你已经相当于一个市委领导了。有的领导经常给汪书记的建议，但并不能得到采纳。因为有的建议会变成一种馊主意，而你就不一样了，你有你独到的眼光，你的建议往往能体现你的政治思想和政策方略，又总是与真抓实­干­联系在一起的，同时有一套科学的­操­作方法，所以汪书记看重你。古长书说，贺书记，你可千万别这样说啊，讲出去人家会对我产生看法的。贺建军说，我当然不会对外讲，只是私下对你本人说说。对于你来说，怎么夸你都不过分。前途大大的有。古长书说走到这一步，他已经很满足了，不敢有太多的奢望。贺建军说，这话不对。经商的不嫌钱多，从政的不嫌官大。想当大官也不等于政治野心。古长书说，那好吧，我就做一回大官梦吧。不过，要有一种清明的政治环境，否则我也当不了的。没人提我呀。只要跑官卖官的现象还存在，这对你我之辈都是一种障碍。贺建军很感慨地说，是啊，如果哪天我们的用人制度有麻将中的游戏规则那么硬朗清正，那就好了。古长书幽默地笑笑，说，这话很经典。记下了。

第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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