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先正达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签订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致力于对玉米、大豆、小麦、甜菜、甘蔗等主要作物新农艺­性­状的研究。同年2月，先正达又与安徽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达成为期8年的合作协议，旨在以水稻为模式植物，对新型基因功能进行实验室和田间验证，用于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的­性­状研究。2006年10月，先正达还在中国建立了农业领域首个独资的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庚辰指出，外资巨头在研发领域投入非常大，与国内企业的差距是“几何数量级的差距”。

化学巨头陶氏化学也打起了中国种子生意的主意。2009年2月，陶氏化学的全资子公司陶氏益农公司与中国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宣布，双方已签署一份研究协议，将把陶氏益农的生物技术平台同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先进水稻种植资源相结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跨国公司高管指出，中国种子行业的分散­性­是特别明显的，从产业化来讲还是起步阶段，也就是打破过去的所有制，从国有到市场化。

制造越开放越安全的舆论（详见http：//。）

针对公众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越开放越安全”的舆论也出现了。

持外资威胁论者的论点基于一个假设：种子安全是粮食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如果中国农民大面积使用洋种子，一旦中国与外资企业总部所在国关系发生变化，洋种子一断供，中国怎么办？对此，孟山都的表态是：孟山都是一家上市公司，严格遵循上市公司市场运作规则。孟山都的所有经营和管理行为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与政治无关。

孟山都大中国区企业事务部高级总监孙晴说：“农民是最­精­明的商人。他们只购买那些帮助他们获得更好收成的种子产品。孟山都与农民的关系是在中国分享成功，这与中外关系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孟山都的高管对中国农民的恭维实在令人不敢当，原来中国农民是“最­精­明的商人”！鉴于正确的选择已经全部被孟山都等跨国公司所包揽，“最­精­明的”中国农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被孟山都所奴役，正如阿根廷农民和印度农民一样！

先锋公司中国区总裁刘石则说：“粮食外交，我是不赞同的。主权是不能买卖的，粮食是能买卖的。国际上有便宜的就买嘛。国外的一进来就说灭顶之灾，就要拒绝人家进来，那这个思维上就出问题了。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改革开放，就必须得开放，我先进我出去，你先进你进来，这是不存在灭顶之灾的。”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说，不能总是以一种冷战思维来看问题。

总之，这些专家指出，现在的局面是越开放越安全。

政府要做的是进行产业政策引导，建立统一审定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扶持品质好、质量高的品种和产品，淘汰没有推广价值、简单模仿或同质化的品种和产品，而不仅仅是补贴。

刘石说：“是否给国内种子企业一定的保护期？我们发现凡是开放得较早的行业，都发展起来了。没有外力刺激的话，很难集聚和整合。”

林敏说：“不能一味保护，盲目抵制，那样国内的也长不大。”

那么请问：为什么美国农业已经长成世界第一大了，而美国的农业部门一半多的收入仍然来自政府补贴，而且在多年的外贸谈判中，美国从来拒绝取消对农业的巨额补贴？说到这一点，鹦鹉们却绝口不提向美国学习了！

书包 网 想看书来

巧妙包装，打造形象

转基因寡头拥有成熟的包装手法，策略之一是用学术研究来掩盖其控制世界人口的意图，用国际组织的金字招牌来迷惑大众。

192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大量资助德国优生学研究。洛克菲勒集团与法本公司建立起密切联系。

20世纪3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资助纳粹德国“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展分子生物学这个新学科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回避和削弱其种族主义优生学所面临的社会批评。纳粹德国已经让“优生学”背上了“恶名”。他们招聘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创建新的学科，他们把这个新学科命名为分子生物学，以区别于经典生物学。

在1932～1957年这20多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出了数目可观的9000万美元来支持建立分子生物学这一新学科。

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韦弗尔第一次运用了“分子生物学”这一术语来描述他们对这一研究的支持。洛克菲勒集团里里外外的人都把它视为社会控制和社会­操­纵的最终手段，即优生学。该基金会的科学家充分借鉴了人种优生学的研究，基于几乎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基因和化学­操­作来解决这一基本假设，创立了分子生物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韦弗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世界上所有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中心。

1941年，洛克菲勒的科学家们就已经为他们后来的转基因生物和基因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初，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分子生物学新领域的基因学家聚集在冷泉港由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参加一个题为“微生物基因学”的大型科学年会。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