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吉等深忌尉迟敬德，知道他在李世民身边要想除掉李世民就非常困难，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李元吉派刺客去行刺尉迟敬德，尉迟敬德知道后，故意把几重门都大开，自己则安卧不动，刺客几次潜入尉迟敬德庭院内，见此情景反而不敢下手李元吉见行刺不成，便在唐高祖李渊面前陷害他，李渊也正想剪除李世民的羽翼，便下诏将尉迟敬德逮捕，准备问斩李世民闻讯赶忙营救，经多方面周旋，才将尉迟敬德释放

书中写到尉迟恭比较多，这点和《说唐》不一样，《说唐》里面秦琼着墨更多，历史上尉迟恭战功和地位都比秦琼多和高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为了褒彰功臣，李世民命人将长孙无忌魏征尉迟恭等二十四名功臣像画在凌烟阁上，皆真人大鞋尉迟敬德名列其中，位于第七名，秦琼是排在末位的这二十四人为：长孙无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征，房玄龄，高士廉，尉迟敬德，李靖，萧禹，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谨，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绩，秦叔宝书中一些地名为了方便起见，用的是近代或现代名，如山西和五台山，那时候五台山不叫“五台山”，好像是“清凉山 ”什么的

关于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六月初三，李世民密奏建成元吉*后宫妃嫔，并欲杀他，似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李渊愕然，声称明日早朝鞫问四日清晨，李世民率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将伏兵玄武门(长安太极宫北面正门内

李建成李元吉行至临湖殿感觉有变，慌忙掉马准备返回东宫和齐府李世民从后面招呼他们，李元吉张弓即­射­，仓促间控弦不开，皆未中的，李世民则趁机­射­杀李建成此时，尉迟敬德率七十骑赶至，左右箭­射­李元吉，李元吉中流矢坠马，逃入树林中李世民纵马追赶，但衣服被树枝挂赚坠马落地李元吉见状，立刻赶到，夺弓将扼杀李世民在此危难之时，又是尉迟敬德及时赶到，跃马喝叱李元吉，李元吉见到尉迟敬德，放开李世民，欲趋武德殿，尉迟敬德边追边­射­，将李元吉­射­杀这时，东宫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副护军薛万彻和屈唾至直府左车骑谢

叔方率东宫齐府­精­兵二千人赶来，猛攻玄武门，形势危急关键时刻，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级赶到示众，东宫齐府士卒遂愧

此时唐高祖李渊正在海池划船，李世民即命尉迟敬德带甲进宫宿卫尉迟敬德披甲持矛，直至李渊处李渊见尉迟敬德如此妆束，大惊失­色­，问道：“今日作乱是谁？卿来此何也？”尉迟敬德答道：“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陛下惊动，遣臣来宿卫”(《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李渊这才放心，但事已至此，无力回天，只好说李世民做的正确当时宫城的南衙北门一带以及太子­宮­秦王府附近仍在厮杀，尉迟敬德便请李渊下手敕 “诸军兵并受秦王处分”李渊见大势已去，只得依从，至此，玄武门事变以李世民的全胜而告终

初七，李渊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尉迟敬德因功被授予太子左卫率当时李建成李元吉的亲信有百余人被捕，诸将都要求将这些人治罪，尉迟敬德对此坚决反对，他说：“为罪者二凶，今已诛讫，若更及支党，非取安之策”(《旧唐书*尉迟敬德列传》在他的再三争取下，才没将这些人治罪八月初八，李渊退位初九，李世民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

关于玄武门之变，有人说是秦王李世民被逼无奈，不得不奋起反抗，可历史真相到底如何呢？历史上，古人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议论不乏其人司马光认为建成能有“泰伯之贤”，世民能有“子臧之节”，互相礼让，“则乱何自而生矣”，对于李世民最后诉诸武力，则遗憾地表示“贻讥千古，惜哉！”（《通鉴》）宋人范祖禹认为建成为李渊所立之太子，是“父之统也”，李世民杀他是“无君父也”（《唐鉴》）类似的议论不一而足，都是对李世民在封建道德上的缺欠不无微词这些评论，都是站在封建道德的主观思想上评论的，无疑具有历史局限­性­

在一些史籍中，对太子建成的记载，多是荒­淫­无耻，碌碌无为之人，且是对李世民多次无理攻击，李世民是因为处处受压迫，迫不得已才后发制人，发动政变的李渊诸子中，李建成是长子，按照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当然应该以他为嗣君高祖即位之初，也的确是立李建成为太子，这是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李建成既然立为太子，如果不发生意外，可以顺利继承皇位的，没有李世民的咄咄逼人，李建成不会发动政变的问题是，在太原起兵以后，在统一全国战争中，李世民的功业远远超过了李建成，且李世民本人又气度不凡，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不甘心，也不满足于仅仅当一个秦王，必然企图登上权利的顶峰因此，玄武门之变应该是李世民采取主动，要负主要责任的

历史是按照胜利者的利益编纂的，玄武门之变的最后胜利者是李世民，所以房玄龄等人“删略国史”，编纂《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时“语多微文”（《贞观政要》），而后世的不少史书均取材于这两部《实录》与国史，因此，史书的记载有很多不实之处，漏洞百出对李建成，李元吉的记录也有失实的地方李建成的才­干­可能不如李世民，但他曾与李世民一起向李渊提出过一些正确的建议，共同建立过不少战功，而且幕下网罗了魏征等一批日后的名臣，绝不是单纯的酒­色­之徒李元吉其人的确有不少严重的缺点，但亦“力敌十夫”（《隋唐嘉话》

，在军事上也不完全是无能之辈史籍上一再夸大李建成与李元吉的缺点，杜撰李渊企图立李世民为太子，而李世民一再表示辞谢的目的，就是意在掩盖李世民发动政变，夺取皇位继承权的不合法­性­，不道德­性­

作为太子的李建成不可能感觉不到咄咄逼人的李世民的威胁，面对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皇位可能失去的危险，李建成当然不甘心，于是一场你死我活，手足相残的争夺皇位的斗争爆发了据史料记载，站在李建成，李元吉一边的，还有其他小王的母亲，即李渊“所宠张婕妤，尹德妃”等，而且说她们皆与李建成“*”，后来接近摊牌时，李世民曾“密奏建成，元吉等与后宫*”（《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司马光对此则表示“宫禁深秘，莫能明也（”《通鉴》）这样的态度是慎重而正确的，封建史臣做这样的歪曲，意图是把李建成描绘成在朝廷中找不到政治力量的孤家寡人，只能用不正当手段在后宫中施展伎俩

玄武门之变后，李建成诸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等五人，李元吉诸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等五人都被杀害李世民大杀诸侄，可谓心狠手辣，清人赵翼对此说：“是时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视其孙之以反律伏诛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极矣！”可见当时李世民威势不可一世斗争是无情的，在历史上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骨­肉­之情不免显得苍白无力，李世民此举亦可理解，也无可厚非至此，李世民取得政变的胜利李世民做了两个月左右的太子，于当年八月正式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是年他三十岁次年正月，改元贞观李渊从此退为太上皇，九年以后，郁郁而崩

玄武门之变，纯属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说不上哪一方面具有或不具有正义­性­因为如果李建成即位，也未必就是昏君对于李世民后来的成就，让人称叹，但对于李世民为争夺皇位而手足残杀，也为后人所不齿

李世民做过一件在皇帝中绝无仅有的事：几次三番要看史官们为他自己记载的历史，并且亲自督促他们修改到他满意为止这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完全不符，因为即使有九五之尊，皇帝也不能查阅史官们对他记载了什么史官们对他日常活动和言论的记录应该随时密封，待他去世后才能正式整理成书，永久保存唐太宗为什么要打破常规，亲自做这样完全可能给他留下不利影响的事呢?

贞观九年(六三五年五月，当了十年太上皇的李渊去世十月二十七日，这位唐朝开国的“高祖太武皇帝”被隆重安葬就在葬礼举行前十天，唐太宗通知史官，他要亲自查阅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绝

贞观十六年四月，唐太宗又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你还负责记《起居注》吗?记了什么能让我看看吗?”褚回答：“史官记录君主的言论和行动，好坏都要记载，才能使君主不敢做坏事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可以拿来看的”唐太宗问：“那我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你也记吗?”褚答道：“这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在旁边Сhā话：“假如褚遂良不记，天下人都会记”唐太宗又碰了一个钉子不过就在两个月后，唐太宗忽然下令将十六年前被杀并被追夺太子封号的长兄建成由“息隐王”恢复为皇太子，又将同时被杀的弟弟元吉由“宏刺王”改为“巢刺王”，不知是不是这两个冤魂在冥冥中传出了什么信息?

过了几年，唐太宗向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提出了第三次要求：“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君主不一样帝王想亲自阅读国史，以便了解自己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警戒，你可以按顺序写成了呈上来”谏议大夫朱子奢极力反对：“陛下身负圣德，言行从无过失，史官记载的自然尽善尽美，所以陛下要查阅《起居注》并无不妥但从此形成制度传下去，我恐怕到了玄孙曾孙辈，难保没有达不到上智的君子，会文过饰非，那史官就免不了受刑罚惩处这样一来，史官为了保全自己，避免祸患，无不迎合风向，顺从旨意，悠悠千载的历史还能相信吗?这就是历来

不允许帝王查看的道理”太宗却坚持要看，于是房玄龄只得与许敬宗等人修改《起居注》后，再献给唐太宗看，我想肯定是修改到唐太宗满意为止

既是这样，唐太宗李世民还是一个明君，是一个有所作为的皇帝，也是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他会忍，包括克制自己之忍容人之忍以及对付政敌的残忍，决断明快，更主要的具有极强的权力欲，这三个都是他日后成功的条件

李世民巧夺《兰亭序》

关于《兰亭序》对于《兰亭序》的存传迷失，比较传统的说法是这样：王羲之视《兰亭序》为自己最得意之作，当传家宝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七世孙隋时智永手中智永圆寂后将真迹传予弟子辨才李世民召见辨才，消看看真本《兰亭序》辨才装糊涂，不承认在自己手里李世民苦求不得，尚书房玄龄出了个馊主意，荐监察御史萧翼去偷《兰亭序》

萧翼从李世民那里带着几本王羲之杂帖真迹，扮成穷书生来到永欣寺，有意与辨才套近乎一日，萧翼与辨才谈及书法，称有几件祖传王羲之法帖，但不知真假，想请辨才鉴定真伪辨才不知是诈，便告诉他这些祖传之物确系王氏真品，但非珍品，随口说出他藏有《兰亭序》的事情当然之后随即被献给李世民李世民生前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至极，有遗诏要求死后头枕《兰亭序》，即所谓“生则同榻死则同­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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