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不起人。”

“哪里哪里。”

“反正我以后，一星期来一次。”

“随便，”我说，“你要想我，我可管不着。”

晶晶去团里报到后，真的很少来了。倒也不是“学习了”。团里国庆要推出一台新歌舞，排练很紧张。

我去团里看了她一次，她跟我小小地诉了一下苦。对住在兵营里，楼上六六楼下都是军人很不习惯（那个团很可怜，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借部队的房子住）。对被团里取消了探亲假也一肚子牢­骚­。她很想家，她父母也真疼她，不停地给她写信邮包裹。我对她说：

“别老让你父母给你寄东西，就象我对你关心不够似的。”

“是很不够，你怎么比得上我爸爸妈妈，他们对我才是真好。”

“你老说这种话，”我伤心地说，“使我痛苦。”

“嗬嗬，”晶晶笑起来，“别假招子了，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

“我是真的。”我执著地说。

“好好，”晶晶安抚我，“你是真的。我爸爸妈妈对我好，你也对我好。”

第一场秋雨下过，我飞往南方。

一个很有知名度的舞蹈家，因为岁数大了，准备告别舞台，但又不想就此赋闲。她家乡是南方一个近几年开始繁荣的边境城市，土地税金都很低廉，政策也宽，便打算在那儿成立一个私人舞蹈团，再附个舞蹈学校，把她的武艺一­棒­一­棒­传下去。

那个城市本是个边境小镇发达起来的，虽说写字楼、酒店、工厂一夜之间林立了，文化方面仍是乡村的、外来的。全市只有一家电影院，电视一开，又总是境外那个殖民地制作粗劣、处处“穿帮”的武打长片。党的宣传部门也很挠头，一听这个舞蹈家的打算便欣然允诺，大开绿灯，市府给划了地投了资。一些一直为本乡出了个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自豪的华裔阔佬也慷慨解囊。但那毕竟是高度商业化的地方，又无实力雄厚的基金会支持，孩子生下来养活他便是件难事。指望民族舞赚钱是做梦，一台普普通通、并不华丽的舞剧，服装道具就十几万元。票价又不能超过一斤猪­肉­钱。演员也不能象国家剧院的演员，一晚上几毛钱就打发了。商业演出是无利可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兴办一些经济实体，酒吧、舞厅等等，以副养农。这个舞蹈家是艺术圈里出来的清白人，跳舞是没的说，知道好歹，赚钱可就两眼一摸黑，蒙了灯。于是，不少有名无实的公司提出和她合作，帮她管理买卖，共同壮大。我的一个朋友开的野公司也加入了浩荡的竞争行列，并为此派了个能说会道的家伙驻在当地游说。可那家伙突然失踪了，我的朋友急得十年没犯的癫痫病都犯了。他不知听谁说，我认识那个舞蹈家一个深受信任的助手，便立刻委我个经理（据我所知，他那个公司的人都是经理），支了一笔钱，让我接手这事。我不忍看他为这事把命送了，便慨然去了。

仍是盛夏，挥汗如雨，我在省里办了边境通行证，乘民航的直升飞机抵达那个边境城市。这里说是个城市，不如说是个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到处是吊车、预制件、未竣工的摩天楼和道路，­操­着南腔北调的建筑工人们在烈日下卖力地­干­活。已建成的商业区倒是繁华热闹、买卖兴隆，等待出境的侨胞熙攘满街。入夜，那些收外汇的餐厅酒吧灯红酒绿，香港和内地的三流歌星荟萃，通宵唱着流行歌曲。喝得醉醺醺的外国技术人员、黑市商人和举止可疑的浓妆少女聚在一起寻欢作乐。

我在这儿遇到一些老朋友。有的是取得学历后被招聘来的；有的我原以为作了牢；有的老老实实拿着几百元人民币谨慎度日；有的趁机猛赚钱已成了小富翁。他们给了我各种互相矛盾的劝告。

我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当天便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说我找的人关押在他们看守所里。我以领导身分去了趟公安局，了解到这小子原来没给公司办事，炒卖外币发了笔小财，买了张假护照跑到东南亚逛窑子，花光了钱才回来，还染了身脏病。目前狱医正给他注­射­大剂量青霉素，不日将解回内地劳动教养。我十分懊丧。又从朋友处听说那个舞蹈家已找到合作者。我认识的那个助手也不在此地，不是在上海家里休假就是在福州帮人家排舞剧。我给北京打了长途，总经理让我等几天，务必见到那个助手，把情况搞清楚再说。

我在一家餐厅吃饭时，碰到一个中学女同学刘华玲。我简直不敢认她了。过去她是个胆怯、漂亮的女孩子，很多男孩子追她，我也给她写过纸条，冬天放学后，我们在昏暗的街道拐角偷偷接过吻。后来她和一些年龄大的男孩子混在一起，我见过那些戴羊剪绒皮帽、穿黄呢大氅，每天晚上用冰叨互相往脸上跺的野小子轮番拉着她在什刹海冰场滑冰。一个下雪的晚上，我还遇见她被家里敢出来，一个人在铺满白雪的街道上边抽泣边茫然地走。后来我去当兵，不知她­干­了些什么。一晃快十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她，珠光宝气，端庄丰腴，一副有钱单身女人的豪奢派头。

饭后她请我去酒吧听歌。聊起来才知道，她八○年和一个叫戴维的外国人结婚出了国，取得外国籍后，便和那个洋鬼子离了婚，靠一大笔赡养费悠闲度日。

“这么说，您现在是外宾了。”

她矜持地笑了，说她还是爱中国甚过爱她前夫的那个国家。她现在新加坡定居。“那也算个华人国家，没有肤­色­问题。”

“你现在算­干­什么，回国观光？”

“对。”

她说实际上她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国内，这儿毕竟是故国，气候、民俗、语言都熟谙：“告诉你，我还从没有过是外国人的感觉。倒是在戴维那个国家，处处觉得象个外国人。”

“那你何必非要那个外国籍？”

“不不，你不懂，这不一样。”

“我懂，我怎么不懂。”

侍者不停地上­色­彩缤纷的­鸡­尾酒，我喝的有点多了。穿戴象马戏演员的男歌手在瞬忽万变的灯光下做着各种亮相，声嘶力竭地唱。顾客都在乱哄哄地说话、鼓掌、高喊着点歌。我瞧着那个满脸堆笑，一个劲鞠躬致谢的歌手，觉得他挺可怜。

“那么，”我扭头问刘华玲，“你爸爸对你的态度是不是好了？我记得他过去曾经把你赶出来。”

“他现在仍然不让我进门，把我送的电视从窗户扔出去。他认为我嫁给外国人是他的奇耻大辱。”

“有趣的老顽固。”

“我并不认为他这样做就是立场坚定。”

“是啊，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和亲和伤了心，总认为这么做是国力疲弱的屈辱表现。其实，外国人爱上我们的女孩子，是因为她们美丽，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只要那些外国人不是洋瘪三就行。”

“我不觉得你是在恭维。”

“那就换个说法，我们不是也娶过外国女人嘛，还把她们选进各个委员会。国际交流总是互通有无的。”

“你还是那么爱胡说八道，政府没再逮捕你？”

我笑了，她指的是七六年我卷入“天安门事件”被关了三个月那件事。我们愉快地回忆起那个混乱、灾难深重的凶年。她还记得我站在批斗台上的那副凄惶相，那时晶晶才上小学。

“我没能挺住，一进去没打就全招了，也就没当成‘四五’英雄。我现在还存着平反时送回来的那些声泪俱下的交代书，看一回笑一回。”

“现在不当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了？”

“不当了，退下来了。现在的领导人很成熟，国家料理得有条不紊，我也放心。”

我告诉我那个入了外国籍的女同学，从部队复员后的有段时间，我倒真信过一阵基督教。那年我在泰山顶上看了一本斯特拉娜写的悲怆的书，引起宗教情绪，下山时我偷了岱庙里善男信女贴在铜锣上的香火钱，泰山神未能降祸于我，使我对中国神大为失望。考虑到凡心未泯，既不愿剃秃子也不愿吃素，又把佛门摒除。最后觉得基督教挺文明，没什么义务也没什么苦行，全凭自觉，便欣然信了。那年圣诞节，唱诗班唱的多声部《弥赛亚》神曲，曾使我深受感动，差点受了洗。只因那天的值日牧师不许我领圣餐，使我觉得他很可恶。我一向厌恶豪奴，神仆我更不能宽恕，我抛弃了主。主一定在天上哭得很伤心，末日审判那天他不能给我走后门了。我妈妈倒是破涕为笑，但最后她还是给我气死了。

“我是在极端苦闷中退的职。当时，我并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我始终觉得该­干­点什么。我要探索生活的意义，我很难受……”

我有点语无伦次了。

“你知道我小时侯也想当过刘胡兰，被人塑成雕像。”她也喝多了，结结巴巴地说：“小时候我多为我们的革命的成就自豪，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其他什么杂种骄傲。那时我真的相信世界要靠我们去解放，妈的人家根本不需要我们多管闲事，我倒成了资产阶级。”

“你不必过意不去。”

第二天酒醒后，我头疼欲裂，想起昨晚有点后悔，觉得说多了，为向一个女人倾诉苦衷羞惭。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时，她也有点局促。难为情地跟我说：

“我现在不能喝酒，一喝就醉，就胡说八道。”

“我也是。”我说，“我都忘了昨晚说了些什么，喝多了酒是让人显得幼稚可笑，其实我现在过的还不错，我在谈恋爱。”

“是吗，那一定是个好姑娘，太让人羡慕了。我一向羡慕在谈恋爱的人，我没谈过，噢，那些都不算。”

“别说这些没劲的事了。”

“好，不说。”她笑，“其实一个女人也用不着要求太多生活舒适就行，女人生下来就是为了享福的。”

饭后我们驱车去游乐场，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兴致勃勃地骑马跑了几圈，又到­射­击场比枪法。为了有趣些，我们还打了赌，一顿晚饭。她打得很认真，成绩也不错。我打得更好，在部队我就是神枪手，而且这种轻便的小口径步枪比我们那种跳动得很厉害的军用步枪更易于­操­纵。打完靶，我们都得了奖品。

在水上餐厅吃茶时，我碰到刚从上海休假回来的舞蹈家的助手，她证实了我听到的消息，大局已定，我也不想勉为其难，这种事也是“自由恋爱”。谈毕公事，她问我，是不是晶晶到那个团后不太顺心？我说没有呀，她挺乐。她说她听回云南绕道上海玩的小杨说，晶晶给她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都快哭了，说她一个人在团里很孤单，叫小杨去看看她。小杨临走事情多也没去成。舞蹈家助手走后，我屈指一算，晶晶给小杨打电话正是我走那天。

下午没事，我回饭店要了个北京长途到晶晶团里。晶晶午睡刚起床，还没去上排练课，可线路不好，听不到她的声音，由北京的话务员传话。我问她有什么事没有，要不要买什么东西。话务员告诉我，没事，什么东西也不要。我想说我很想她，忽然又觉得很烦恼，那边晶晶的声音一点听不到，就象对着空房间自言自语。我没了兴致，挂了电话。

晚饭时，刘华玲见我闷闷不乐，问我怎么啦。我说给女朋友打电话没打通，我补了句：“我很爱她。”

她笑，我告诉她：“我不是开玩笑。”

她沉默了，不再笑。晚饭吃到一半，气氛实在沉闷，我们都很别扭，又都快喝醉了，她终于忍不住，求我讲讲我的女朋友，我自己也很想讲，便把我和晶晶的关系始末细细讲了一遍。讲完后，她眼泪掉得抬不起头，我知道我勾起她的伤心事。

“我也曾追求过真情，可总是和­肉­体相遇。”她说，“我很灰心。”

我告诉她我打算明天返京，她说她跟我一起走，一定要见见我那个可爱的小朋友。

第二天到了火车站，她又改了主意，说不想去了。她拿出两只玉­色­手镯表，要我送给晶晶。

“不要介意，这东西很便宜，并不贵重，是一点心意。”

我说知道，那些飞国际航班的空中小姐很爱戴这玩艺。我说谢谢，晶晶一定喜欢。

“回北京，见到熟人说起我，你不会对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看法吧？”

“不会。”

真的，我从没鄙视过她，甚至认为她敢于支配自己命运是一种有勇气的表现。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和外国人的婚姻都没有感情Se彩，但她，确实没有，用不着自欺欺人。

我在楼道穿行，认出一个正在象模象样炒菜的蓬头小伙子是位很受青年人欢迎的歌星。练功房内传出清脆的钢琴声和嘭嘭的手鼓声。正在打电话的那个男人肯定是男低音，巨大的共鸣音震得楼道嗡嗡作响。一个穿着运动衣的俊秀小伙子拦住我，打量着我问：

“你找谁？”

我告诉他我找谁。

“她住那个房间。”她有礼貌地让开，“她可能不在，洗澡去了。”

“已经回来了。”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演员从旁边匆匆走过，边走边说。

我敲敲那扇紧闭的门。

“进来。”

瘦得飞起的晶晶站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梳着头发，看到我进来，两手拢着头发怔住了。她刚洗过头，脸庞头发湿润润地闪着光泽，散发着发|­乳­香脂的馥郁气味。我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看着她，她仍在发愣，接着，象片羽毛轻轻飘过来。

“怎么啦怎么啦？还哭鼻子呐。”

在街上走时，我们互相争着说话，晶晶为压住我拼命大声嚷嚷，说她的新朋友，她的新节目，在马路上肆无忌惮地走。当时正是下班高锋，一辆辆汽车开得象老鹰一样又猛又快，好几次我不得不拉住她，才没被疾驶的车辆撞上。后来我也不看车了，光顾和她说话，就出了事。

出事时我最后和她说的话似乎是：“那么，你的英语怎么样了，一定学到第二册了。”

她好象那么说的：“我不学了，我正挨章学《家庭主­妇­日用大全》。”

接着我见她的脸（马聚）变得恐怖，短促地叫了一声，我就飞到了半空中。在空中我想：坏了！“一位擦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位擦地，一二三四……一位蹲……”

我们手扶把杆站成一排，在钢琴单调、永远不变的那支曲子伴奏下，做着枯燥乏味、十数年如一日的基本训练，象一群虔诚的僧众，晨昏三叩首，早晚一柱香，痴心修行。

“腰配合……控制组合……”

这些动作我是那么烂熟，完全可以条件反­射­地随着节拍准确、有条不紊地做下去，脑子同时开着小差，胡思乱想，甚至万念俱寂，视一切于无睹。

“大踢腿……大跳组合。”

我轻飘飘地连续大跳，不为人察觉地偷着懒，再剧烈的活动我也不会出汗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练功对我就象一个官僚对待他的文件，无动于衷，转圜自如，失去了最初的激|情和目的。

练完功，休息一会儿，准备上排练课。我懒懒地坐在地板上，尽管没卖力气也觉得疲乏无力。我这个团的舞蹈多是异邦的民间舞，跟中国古典舞两个“法”。不管你过去在省里如何受宠，在学院拿了多少个五分，在这儿都得老老实实地跑龙套。老演员对我说：

“你这拨来的可以了，一来就上了节目。我们当年，换灯片，跟幕都是三组。”

领导说：“你们年轻轻的，先不要谈恋爱。”

我们私下说，不谈恋爱­干­什么？每天呆在宿舍里光吃，吃肥了再吃“果导”泻下去？谈恋爱还能劳劳神，燃烧燃烧脂肪。就说我的那个家伙，虽然被撞了，还是那么带劲——

“想什么呐？”

“我在想，要是我处于蛮荒时期，当人不如不当人。”

“你想当什么？”

“一只大猛犸或者披毛犀什么的。”

“那无所谓。”

医院大楼一层，窗户对着花木扶疏的庭园地一间病房里，我坐在车祸受伤的石岜身旁。护士刚为他接过小便，他由于不得不当众小便而感到体面扫地，一脸懊丧。

“腿怎么样了？我看看。”

“别看。”他按住被角，“我不喜欢把有瑕疵的东西给人看。”

“看看。”

“如果你想了解长势如何，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不喜人。医生说，残废势不可避免的。”

“那好哇。”我说，“你对社会的危害可以少点了。”

“是值得庆幸。其实，”他恶毒地说，“那条腿已经不在这儿，切下去了。”

我顿时失­色­，伸手隔着被子一摸，恼怒地板起脸：

“你太不地道了。我知道你转的什么坏心眼，你­干­吗总那么坏呢？”

“他们说，痛苦让别人分担一点，能轻些。”

我缄默了，抓起一把松子，用牙咬开坚壳，嗑出一捧果仁，递给石岜。瞅瞅他，伏在他枕边问：

“你是真痛苦了吗？”

“真的。”他在枕上偏过头来看着我，“我不想连累你，我想高尚一点，我现在是个又穷又瘸的人。”

“别说蠢话了。”我说，“你就是真锯了那条腿，我也不在乎。”

“你要是沦落成我这样，我就在乎。”

“那可能，因为你总要情不自禁地表现一下卑劣。”

“不是，”他睥了我一眼，“我不屑隐瞒我的观点，就是落倒这步田地也不屑隐瞒，我不喜欢别人占我便宜，也决不占别人的便宜。”

“你认为金钱和外貌就那么重要？”

“是的，如果你破了相，一文不名，我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你，不管有多少道德先生站出来谴责。”

“我从来也没觉得你多漂亮多有钱，我见过比你­棒­的、比拟趁的人多了。要是为了找个鼓钱包找条粗腿，我早去找别人了。”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喝酒了？”

“嗯，团里招待一个非洲舞团，让我们作客。”我在他床边坐下，拿出个纸包，“我给你买了些无锡酱大排，人家说吃排骨有利于长骨头。”

“我也听说过吃什么长什么。”

“现在吃吗？”我把玫瑰­色­的排骨从纸包里拆出，问。

“要吃。”

石岜坐起来，接过排骨吧唧吧唧吃起来，咂着嘴，很香的样子。他跟我说医院虐待他，营养灶的厨子过去是养­鸡­场的饲养员。我给同病房的病人送去一些排骨，然后坐在他旁边看着他吃，听他抱怨。

吃够后，他张着两只油腻的手叫我把脸盆里的毛巾拿来。他走到脸盆前一看，哪里是什么毛巾，简直就是一块抹布。我拎到盥洗室洗­干­净，象对孩子似地使劲给他擦手擦嘴巴。

“我自己来。”

“你别动。”我把他脸上的­肉­渣一一擦去，“怎么吃了一脸。”

“哎晶晶。”我正在擦自己的手，他对我说，“你不用一天到晚在这儿陪绑。”

“……”

“老呆在病房会传染上病人的有害情绪。你瞧你的脸，都快跟泌尿科护士一样——铁青。”

“我以为你愿意我来。”

“我是愿意你来，一天来看我一眼，尽尽朋友义务就行了。多找那些健康的朋友玩玩。”

“和你交朋友后，我就没别的朋友了。”我说。

“这可不好，我可没叫你不理人家。恰恰相反，”他喋喋不休地说，“如果你有几个正派、有学问的男朋友，我还很赞赏。”

“你是不是，又有了什么新欢，想趁机把我甩了，还落个高尚。”

“不不，你别误会。”他脸红了。过了会儿，他握我的手，我挣了挣，没挣脱，就任他握。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他轻声说，“不陷进愚蠢的爱情中去。”

“……是说好了。”

我低着头，慢慢抽回我的手，走了。

我几天没去医院看石岜。每天排练完，就自己上街逛，自由自在地挨个店吃心爱的冰激淋和酸­奶­，挨家影院看上映的片子。我们的喜剧还是不行，无休止地卖弄噱头，尽管我也跟着笑，可每回笑完都有被人笑了一场的感觉。悲剧依然是湿淋淋的，那些成年人号啕大哭的嘴脸，使人又厌恶又蔑视，我宁肯闭着眼睛听台词，我喜欢上海的配音演员。有时我买上一包烟，坐在街头长凳上的老爷爷老­奶­­奶­旁边悠闲地吸。常有小伙子过来和我搭讪，我跟他们搭讪几句，要带我走，我就不理他们了。一天我碰上一个在石岜家见过，可叫不上名的小伙子。他见我坐在马路边，凑过来和我说话，他自称是某大学的学生，请我去吃晚饭，说饭后还有场音乐会，我跟他去了。吃饭时他说了石岜很多坏话，说他如何道德败坏，见钱眼开。我光笑不置可否。等到在剧场坐下听音乐会，他讲起贝多芬，我受不了啦，找茬溜掉。

回到团里，同宿舍的小青姐说刚才有人给我打电话。我问是谁，小青姐说她也不知道，那人说一会儿还打来。九点多钟，电话打来了，我跑去接，是石岜。

“你怎么不来看我了？”

“不爱看你。”我气哼哼地说，“找别人玩去了。”

他笑了，说明天来吧。他挺想我，还有话跟我说。

“好吧。”我说。挂了电话，连蹦带跳地跑回宿舍。

小青姐今天过生日，买了酒，跟他男朋友边聊边喝。我也坐过去蹭酒喝，傻乎乎地听他们说笑话。小青姐说我：

“你老笑什么，傻不傻？”

我还是穷笑，喝了酒越发笑个不停。

第二天下午我来到医院，石岜正在和一个神经质的中年男人说话。我不想打扰他们，就在一旁坐下。开始我没注意他们在说什么，过了会儿，只言片语传进我耳朵里：“我已经老太太吃柿子——嘬瘪子，两个月都是靠借支开的工资。”“千钧之弩不为口鼠发机——我懂。”我侧耳听起来。这个男人是石岜的朋友，他曾为什么事雇佣了石岜，现在他想解雇石岜。他的公司很不景气，营业额日趋萎缩，如果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两项不能达到二十万水平，今年年底就要被政府勒令解散。他只得裁员，可是他心里很过意不去。倒是石岜开释了他半天：“我要是你我也得这样做。”“事关重大，私情公谊应当截然分开。”中年男人走了，石岜笑着转向我：

“你也支着耳朵听呐。瞧，众叛亲离了。”

他摸我的脸，我咬他的手，他把手躲开。

“你交的朋友，真够呛。”我说。

“不怪他。”他说，“本来朋友就是为了锦上添花，互相坠算怎么回事。”

“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坚持说。

他一笑，滑进被里躺下，仰面看着天花板出起神。宽大地枕头衬得他的脸颊那么瘦削、羼弱。

庭园中阳光明媚，亭亭玉立的五角枫树冠已是金黄掺杂着绛红，威严的雪松凝成深深的墨绿。穿着白衣的病人三三两两在廊道阳台闲坐，病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看，我们没有强努下去的必要了吧。”他忽然笑。

“什么？”

“试不下去了，算了，各投生路吧。”

“你今天叫我来，”我竭力克制自己，还是脱口而出，“就是他妈为了跟我说这话。”

“别傻了。”

妈的！我正要发作，外面聚成一堆听录音机的病人那里传来一个低沉柔和的女中音：“尽管我和你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那歌反复地唱，熄灭了我的火气，涌上满腹凄凉。*不是他无能为力地躺在这儿，我真要以为*从头到尾跟我开了个大玩笑，耍了我一场。我忍住泪对他说：

“这事没那么简单，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还得我同意才行。我不能让你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啊——咦——！”我躺在被窝里大叫，小青姐她们坐在一边嘿嘿笑。最近老停电，一停电我就趁机歇斯底里嗷嗷怪叫，电来了，屋里亮了，小青姐过来扳我身子，我还是一副呲牙咧嘴的样子。

“你­干­吗呀，起什么哄？”她笑着说，“我汗毛都倒竖了。”

我笑着推开她的手，翻身闭眼睡觉。

连着排练了一段时间后，团里放了两天假，小青姐她们搞了一辆车，去郊外野游。问我去不去，人多热闹。我想了想，说去，去高兴高兴。

秋初的山里，丰饶富足，多彩多姿。酸枣棵子丛丛密密，荆条上果实累累；漫山遍野的“山里红”斑斑点点，沉甸甸地结满枝条；山道旁柿子树上悬挂着一个个小灯笼似的肥柿，摇摇欲坠；深山里，溪流边，不知名的野花仍在成片盛开；疏落有致的簇簇树林已在郁郁葱葱中透出那么点杏黄和嫣红。

我们把车停在山脚下一个狗声吠吠的庄户院里。沿着崎岖的山路，穿过一片片­干­柴林子，气喘吁吁，兴高采烈地爬上山顶，毫无顾忌地任山风吹透自己的衣衫。当时正是中午，天空湛蓝，浮雕般的白云凝固在黛­色­的山头。远处平原、河流蜿蜒东去，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精­耕细作的农田如同一副由黄绿不一颜­色­拼接得整整齐齐的巨大地毯。

在群山间一座空旷无人、碧波粼粼的水库旁，我们简单吃了点东西。男孩们先咋咋呼呼下了水，一边哗喇喇游着水，一边大叫痛快，叫我也下去。我穿着练功衣下了水，水库是高峡出平湖，水很深，水凉彻骨，鱼也很多，不时滑溜溜地从大腿旁擦过，水面辽阔平静，游起来很舒适惬意。游着游着，我想起了夏天在市内那个湖里游泳的情景，上岸后，我就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很委屈，还冷。抱着双臂蜷在那儿，瑟瑟发抖地望着远处的山水哭泣，哽咽一声便掉下一串泪珠，山水都模糊了。小青姐她们躺成一排晒太阳，见我哭，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给我披了件衣服，便躺在一边看我，也不劝。

我哭够了，小青姐问我：

“怎么啦？”

“没怎么。”我擦­干­泪说。

我们走在绵亘的山脊上，强烈的夕阳将山岭分成壮丽的明暗两个世界。一面是灿烂夺目的山坡，草木花叶轮廓纹路清晰，栩栩灵活。一面是幽深昏暗的谷口，水声潺潺，潮气升腾。山的皱襞­阴­沉了，山势也显得凶险，远远地，长城起伏，逶迤在崇山峻岭的茫茫夜幕中。

国庆节将要到了，电台电视台报纸每天都报道刊登大量标志建国以来国民经济成就的令人鼓舞的数字和比率。今年是大庆之年，节前就开始人心浮动，街上挤满购物的人群。富裕起来的农民进城将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一购而空。工人们粉刷油漆了天安门和各主要大街的建筑物，在天安门广场安装了大型霓红灯和激光照­射­装置。民警们也动员起来，加强治安保卫，清理居民户口。军队则忙于­操­练，国庆那天，他们要向全世界展示新式武器和新式军装。

三十日下午，日本青年代表团中某“座”的几位女演员到我们团来联欢。笑眯眯地左鞠躬，右鞠躬，大吃一顿，送了几把日本纸扇，一人抱着一架贝雕哭着走了。我们一边挥手欢送，一边小声嘀咕：“小日本真抠门。”

送走她们，我来不及洗澡，用纸擦了脸上的妆，就匆匆乘公共汽车往医院跑紧赶慢赶还是在天安门被堵住了。天安门广场华灯齐放，人头攒涌，照相机的镁光灯闪成一片，到处是穿着节日盛装、合家留影的人们。公共汽车连成长龙，在人堆中缓慢行驶。

我赶到医院，天已经相当黑了。病房大楼空荡荡的，能行动的病人都提前出院回家了。急诊室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医生护士团团转地急救着大批因激动而脑溢血、心肌梗塞的胖老头。这些一点不节制的老家伙，每回女排一比赛或过节都要兴奋得晕过去，让人可气又可笑。

我推开病房门，石岜正在和开摩托撞他的那个小伙子聊天。最近，这个小伙子常带女朋友来看他。他们混得挺熟，已经成了朋友。他的女朋友，一个妩媚的糖果店售货员见我来了，就说：

“呦，你可来了，我们正说你呢。外面车不好坐吧？”

“嗯，在天安门堵了一小时。”

“快来吃香蕉，我们刚买的，特别好。”

“现在不想吃，先放那儿吧。”

我和她坐下来说话，石岜老看我，我冲他笑笑，继续和那个女孩子聊天。她正在学交际舞，兴趣很高，跟我说了半天，又叫我给她跳一段。我说我没跳过交际舞。

“迪斯科，迪斯科你总会吧？”

“迪斯科我也跳得不好。”

“跳跳嘛，别谦虚。”

她一定要我跳，我说这是在医院里，她说没事，去把门关上，又来拉我。我没办法，只好随便扭几下，那个女孩笑嘻嘻地和我对扭。一个护士探头进来，我跳着跟她笑笑，她也笑笑走了。我停下来，看着那个女孩扭，说：“你比我跳得好。”

“再扭再扭。”石岜和那个男孩一齐对我说。

我摆摆手坐下。

“有什么关系，今天过节。”妩媚的小姑娘央求我。

我把她搂坐下：“我累了，已经跳了一下午。”

我喜欢这个女孩，亲亲热热地搂着她热汗淋淋的身子。她朋友给我一支烟，抽了两口，小姑娘也要抽。我给她吸了一口，她呛得直咳嗽，我教她怎么抽又回头问石岜：

“你抽吗？”

他点点头。我把手里这支给他又点上一支，全神贯注地吐烟圈。

“晶晶。”

“嗯？”

我把脸前的烟赶散开，掉头看石岜，他又不说话了，我移过身俯下问他：“什么事？”

“我想回家了。”他说。

“还没全好，怎么能回家？”

“差不多了，在家养也是一样。”

“家里没人，谁照顾你？还是全好了再出院吧。”

“我们，”那一对说，“回去了。”

“他想出院。”我跟他们说。

“着什么急？”小伙子说，“不全好不能出院，你还怕我付不起医药费。”

“不是。”

“安心住着吧，明天我们再来看你。”

“明天全城戒严。”

“我们穿胡同。”

“算了，你们别来了。”我说，“好好玩去吧，这些天也没开过心。”

我从医院出来，已经很晚了，我没回团，去石岜家过夜。我开了门锁，在诺大的、空荡荡的公寓中走来走去。我害怕，把所有房间的灯都打开了。公寓内还是石岜住院前那种东西乱丢一气的凌乱样，家具什物已蒙上薄薄一层灰尘。我坐了回儿，动手打扫起房子。擦地擦玻璃，倒烟蒂，归置书报，一直­干­到拂晓，才倒在沙发上打了个盹。天亮后，我又上街买菜。节日交通都临时断绝了，我只得在附近小店买些食物。好在是过节，小店货物也很齐全。我回到家，庆典已经开始，打开电视，观看威武的阅兵仪式和花团锦簇的群众游行场面。

晚上，大部分街道交通恢复后，我去了医院。石岜也坐在医护人员中看了一天电视。我进去找他时电视还在播放焰火晚会的实况。我让他再看会儿电视，自己去找值班大夫办出院手续。办好手续我帮石岜收拾了简单的东西，换了衣服，走出医院。

街上到处是出来看焰火的人群，我们在人群中推推搡搡地走着。路过一座新落成的巨大华丽的灯光音控喷水廊时，上百条和着音乐奔涌跳跃的水柱将清凉的水花细雨般地洒在我们头上，我挽着石岜，不由自主地咧开嘴和其它人们一起欢笑，他也在笑。

家里收拾得整洁异常，窗台上的花盆，果盘里的苹果散发出幽幽芳香。酒柜上玻璃鱼缸里，金鱼在无声无息地游动。卧室也重新布置了，凉席，草垫都撤去，换上­干­净松软的被褥和绣花棉椅垫。书籍整整齐齐，分门别类地Сhā在书架上。

“是你收拾的？”

我看出他有点感动，没说话，径自走上阳台。夜空中仍不时有礼花从三个方向升起，无声地闪耀成绚丽的一片，旋即又一切黯淡下来。他也走进阳台，我回屋给他搬了张藤椅，又倚在栏杆边，托腮望着夜空出神。那夜景时而辉煌，时而混沌，辉煌时烂漫夺目，混沌时一切皆空，幻显无穷，盛时即衰。

“今夜是最后一夜吗？”我小声问。

又是成百个红亮的礼花弹笔直地梯次升起，壮丽地怒放在整个天穹，熄灭，陨落下去。

我等了良久，不见礼花再次升起。天空的晕红慢慢消退，醇蓝的夜­色­迅速在空中横行扩散，覆盖统一了城市景物的调子，阳台，我们也被黑暗吞没了。

“我有什么过错吗？”我在黑暗中问。

“没有……”

“你觉得我离开，对你更好点？”

“嗯。”

“你考虑过我有什么想法吗？”

“没有。”

“一点没考虑？”

“一点没考虑，我只考虑我自己。”

“好吧，就这样。我说过，你要对我说‘拜拜’，我就对你说OK.”

“你，挺恨我吧？”

“别说这种无聊话，不会的，咱们是好说好散——原来也只说的是试试。”

“我倒希望你恨我。”

“进去吧……我冷了。”

石岜一瘸一拐进屋，我拖着藤椅跟在后面，屋里的灯亮了，我们暴露在光明中。他的脸很激动，相形之下，我倒显得过分平静了。

“我问你一件事。”我垂下眼皮，随即扬起脸凝视着他问，“你爱过我吗？”

“爱过——”他身子往前一冲，一刹那，几乎站立不住。“——爱过！”他站稳后说：“这是不容置疑的。”

“你不是捉弄我，我很高兴，真的，很高兴。”

我口然露齿而笑。

夜深了，我们仍在开怀畅饮甜葡萄酒，彼此都有些醉意朦胧，快活地笑个不停，说个不停。

“你，你给我的印象不错。我呢，给你的印象好吗？”他问。

“还可以，还可以，”我说，“足够记几年的。”

“我们不会互相诽谤吧，互相鄙薄吧？”

“我不会，”我停了一下说，“也许你倒要说是我不配你。”

“不配一个瘸子？”

“哦，你尽管瘸，还是瘸的挺有风度的，对了，”我说，“你的照片我不想还了。”

“好吧，”他说，“你的照片我也就不还了。”

“如果你打算悄悄销毁，还是还给我。”

“我倒担心你将来的丈夫要吃醋。”

“丈夫？”我木然冲他一笑，“我发觉一句都提不起来。”

“什么？”

“过去说过的话呀，那些海誓山盟真没用。”

“……过去我们起过誓吗？”他怯生生地问。

我眼里闪出泪花，把杯子一顿，心平气和地问：“这个你也想否认？”

他不吭声了，我久久盯了他半天，又端起酒杯，把嘴伸进琥珀­色­的液体中口饮。

“你说，”我喝了一阵酒，喘口气问：“会很快过去吗？”

“什么都会很快过去的。”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少跟我转词。”

“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他看看我说，“象过去一样，你常来找我玩。”

“真的希望我常来？”

“真的。”

“那我就常来。”我注视了他一会儿，咬着嘴­唇­笑了，“我常来。”我低下头，飞快抹去下巴上的泪珠，问他，“我的演出你还看吗？”

“看。”他也笑。

上床睡觉时，我翻来覆去地想，我们国旗说过什么山盟海誓的话？大概真没说过，可那，还用说吗？

秋天一个个晴朗无尘，阳光充沛的日子瞬忽而过。不堪酷暑又畏惧严寒的人们尽可能多地利用这一年中最后的好时光户外活动。今年街上流行鲜丽的羽绒马甲斑斓的粗线毛衣。赵总理和胡书记带头在电视里穿西服会见外宾，出席国宴，为全国表率。西服立刻畅销，街上到处是穿着合身与不合身西服行走的男女。

秋天是我们团的演出季，前去观看者趋之如□，票子一售而光。可首场过后，黑市价跌得很惨，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票子砸在手里的“倒爷”焦急地在剧场前徘徊。因奥运会胜利和国庆阅兵大大高涨的爱国热忱没能在歌舞上移情。那些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高亢清越的汉曲宋词、讲究意境的古典歌舞依然隔膜，掌声寥寥。演了几场后，团里只得把上半场的民族舞大部拿掉，换上疯狂喧闹的《布莱伏》舞和踢达舞。团里对这些老掉牙的节目的依赖程度是令人悲哀的。

石岜仍在家静养，由于长好的骨盆有些倾斜，走起路来，十分明显地跛脚。他在青岛的姐姐请了假来照顾他的起居。我也时常去看他，他给姐姐介绍我说：

“晶晶，我妹妹。”

姐姐看了我半天，然后就和我有说有笑地聊起来，一起在厨房做饭。

我听到她跟石岜说：“喂，我挺喜欢你‘妹妹’。”就红了脸瞅石岜。他笑笑，装坐若无其事。我垂了会儿头，又开始说笑忙活。

姐姐是个一丝不苟、爱管别人闲事的女人，常以挑剔的眼光打量我和石岜的穿着。她特别瞧不惯我随随便便的打扮，但她不跟我说，却去训石岜。

“你也不给晶晶买几件衣服，瞧你们两个，穿得象一对叫花子。”

“我们没钱。”石岜说，“再说我们也不出门。”

“你不出门，晶晶总要出门，总要打扮得漂亮点，这会儿不穿什么时候穿？”

“我们赶不起时髦。”我也这么说，“夏天还可以凑合赶赶，秋冬季羽绒皮货太昂贵了。我是低工资。”

“其实，心灵美也就行了。”石岜说。我闻声瞅他，他忙对我说：“姐姐的意思是要给我们买几件——你没听出来？”

“你我不管，晶晶我要管。”姐姐说。

“我什么也不要，真的，姐姐你什么也别买。”我说。

姐姐是个党员，说到做到，给我买了件暗红­色­的羽绒马甲和一条坚固呢牛仔裤以及一瓶“增白露”。她问我，夏天是不是爱游泳？我说是，她说游泳可以，别顶着日头去。我嘴里嗯嗯答应，说明年夏天注意，转身就把她给我的衣物撂到一旁。又怕她不高兴，穿上我自己的一件稍嫌老式的开身毛线外套。我觉得“还过得去”，石岜去□着眼说：

“真难看，象小县城的。”

“管什么，”我说，“又不是给你看的。”

“你头上扎了根什么玩意？鞋带！”他伸手扯我，“不成体统。”

“你别扯我头发。”我护着头发说，“发绳老丢，我们团很多人都用鞋带。这样省事，又看不出。”

“没个看不出的。”他说，“我不许你这样，费好大劲，才把市容整治得象个样。”

“我乐意怎样就怎样。”我说，“你现在管我也没必要哇。”

他一下没词了，讪讪把手缩回去。有时我们俩之间常出现这种冷场。

“都是你。”我含泪说，“­干­吗招我，我本来也想不起说这种话。”

过后，我仍换下他认为不好看的衣服，重新认真把头梳得水滑整齐，苍蝇拄着拐棍也站不稳。甚至还在脸上搽点“增白露”，哼着“西施兰欲盖弥彰，增白露瞒天过海”，把我发的两套运动衣给他拿去。

“咱们怎么那么傻呀。”我笑着跟他说，“穿运动衣多好，又时髦又不用花钱。”

他穿上运动衣照镜子，问我：“瘸子穿运动衣是不是有点装腔作势？”

“没关系，”我站远端详，“挺好，现在伤残人不也有个奥运会嘛。”

“晶晶，慌慌张张往哪儿跑？”

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给一个来访的外国总统演出。总统先生*邪螂状碳ぶⅲ*节目限制在可以忍受的一小时内。晚会散得早，我出来跑的也快，小青姐她们就拉住我跟我捣乱。

“上哪儿去呀，这么急。”

“还能上哪儿？我朋友那儿呗。”

“啧啧，现在小姑娘真大方。”几个老演员议论着，笑着从我身边走过。

“你不是老去吗，今天就别去了，咱们回宿舍玩去。”小青姐成心让我着急。

“谁老去了？”我又急又没办法，“好几天没去了，你放开我，人家要赶不上车了。”

“哟，晶晶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么温柔可人。”小青姐打趣我。

“一直就会的，”我掰开她的手，“看跟谁了。”

在大家的笑声中，我□□跑掉。

“那些变戏法的真骗人，今天我在后台全把他们看破了。”

我和石岜在包饺子，我给他讲今天的趣闻：“他那些道具都藏在身上。我端个小板凳坐在条幕旁眼睁睁看着他一件件掏出来，假装从空气中抓出来的，骗台下的人。那些人还傻乎乎地鼓掌呢。老师说我，你­干­脆坐到台上去看吧，你也快成分散观众注意力的道具了。”

“你­干­吗呀？”

“没事，台下其实看不到我。”

“我是说你­干­吗和你们团的人那么说呀？”

“我说什么啦？”

“说我是你朋友。”

我立刻不响了，把脸扭向一旁。

“你还跟她们说什么了？”

“嗯，”我没情没绪地捏饺子，“说你爱写作，又聪明又有前途，还有我快饿死了。”

石岜的脸拉得象张驴脸。我难为情地说：“我并没真说你很有前途，我只是说你这人很乐观。”

“我没生气，她们听了怎么说？”

“她们觉得挺带劲。”

“我说晶晶，别再说这么无中生有地乱编了吧，这不是毁人吗。”

我低着头，可仍觉得脸慢慢红了，连脖子都涨红了。

“水开了。”姐姐从厨房出来，问我们饺子包好没有。

姐姐假满回去了，石岜的腿也基本痊愈了，再家里憋得很烦。假日，我陪他去天津玩。在天津东站下车后，我们徒步穿过海河上宏伟的解放桥，去“劝业场”对面那家闻名遐迩的咖啡厅吃了水果馅元宵和­鸡­蛋三明治，又排队买了著名的“十八街”麻花和“耳朵眼”炸糕，搭傍晚的一趟火车回北京。

暮­色­苍茫的原野一片片向后退去，城市、村落的灯光星星点点，油田喷出的天然气在夜空中熊熊燃烧。

车厢灯光昏暗，人头攒动，过道卧满做小买卖的农民，龇着大黄板牙大声说笑，放肆地抽着呛人的烟卷。我站在车门旁，仍被烟熏得连连咳嗽。石岜百无聊赖地倚着车门。

“我不是成心惹你心烦。”

“别说这个了，”他看我一眼，“我没烦。”

“我回去就说我们吹了。”

列车通过一个明亮的小站，北京市区的万家灯火遥遥在望。又疾驶了一会儿，我们已身处在这个庞大星空般的城市。列车在变轨，车厢剧烈震动，我的身体也随着震动颤抖起来。

“你别老那么自作多情，以为我对你多恋恋不舍似的。”我突然感到一阵绝望和愤慨，粗鲁地骂起来，“我根本没拿你当回事。瞧你那副德行。什么东西，混蛋一个。”

石岜看我，我挑衅地仰起下颏。他不理我了，专注地看窗外缓缓闪过的街景：透明的幢幢大厦，笼罩着高压钠灯桔红­色­光雾的马路上驰行的轿车，走动的人群。

列车在雪亮的月台停稳，我跳下车，石岜也跟着跳下去，紧跑几步，追上我并排走。我急急地走，他也大步迈——跛得更明显了。身后是潮水般的旅客。

来到车站广场，我站住，面向他。他身后是辉煌的候车玻璃大厅，枝形水晶吊灯光华四­射­，双道自动电梯向楼上缓缓运行，人们川流不息。

“我不要你送我。”我压低潮声音说，“你走！”

“我送你到电车站。”

“不要。”

我尖叫，四周行人纷纷驻脚，值勤的警察也回过头来，他忍气吞声走开。立冬后，下了几场­阴­绵的细雨，天气又冷又潮，人在没有供暖的房间理都要披件厚衣服。这期间，英·甘地被她的卫兵枪杀了。中曾根和里根分别如愿以偿连任了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十四个沿海城市在香港同外商签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合同和意向书。中国女排彻底击溃了劲敌美国对和日本队。大白菜上市，又下市了。

我们团第一轮演出已告结束，团领导连日开会，研究新房舍的分配和小队承包事宜，团里放了羊。乐队的人通宵达旦地学习流行唱法，他们都有很好的音准，几个改弦更张的二胡演奏员大红大紫后，都豁然开朗了。我们舞队练完功就大学交际舞。几个老演员办了个交际舞辅导站，钱赚得“毋姥姥”。我懒得学舞，没事就披着大衣在楼里瞎转，要不就无聊地站在一旁看她们翩翩起跳。饿了就到附近一个商亭喝酸­奶­，喝饱了回宿舍闷头大睡，什么也不愿去想。

经过激烈的争论、哭泣、恳求、权衡盘算，各演出队的人员和分成比例终于确定下来。很多城市的邀请也纷至沓来。我们团倾巢出动，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回演出。

在上海霓虹灯林立的繁华商业街南京路，我碰到出海回来、上岸寻欢作乐的老纪他们。他们请我吃炸子­鸡­和掼­奶­油。说到石岜，大家不以为然。老纪说：“再耿耿于怀就没劲了，算了。”他劝我：“在有钱人里找个心眼好的完了。”

在昆明碧水青峰的滇池边，小杨也对我说，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突然去世都没能使生活停顿，更别说一个石岜了。“听说他正在边境一带走私毒品。公安厅正在通缉一个北方口音的瘸子。不定哪一天，他得死于火并或追捕的枪战。”

在重庆拥挤不堪的朝天门码头，我在石岜家见过的那个四川经理却说石岜正在深圳经营一个生意兴隆的饺子馆。有人看见他脑满肠肥地坐在店里喝茶，学了一口广东话。“长得可是一模一样。”

后来，演出队到了河南山东，就听不到有谁认识石岜并提起他。我们演出演糊涂了。一天两场甚至三场。一口气演了近百场。整天不能卸妆，皮肤都过了敏。晚上做梦也在跳，误场着急，早晨醒来累得又立即睡了过去。侯场时，整整齐齐排着队搭拉着眼皮假寐，灯一亮，个个堆出假笑昂着头上台，恍恍惚惚手舞足蹈一番，一转身，又立刻合上眼梦游。歌星的嗓子也唱“放炮”了，只得放录音带，人站在不接线的麦克风前做假动作或者­干­脆和我们伴舞的演员开玩笑，把《草帽歌》唱成“妈妈，百货大楼有开司米。”

最后几场，人都木了，事故频频。跳《夕颜》时，我光着脚丫上了场。人家都是雪白的袜子，我黄黄的一个，村气­射­人。老师站在幕条旁都快气死了。下场时一哄而下，再亮灯时，不知谁的扇子醒目地丢再台中央，惹得观众黑鸦鸦站起一片，嗡嗡议论，大感兴趣地琢磨这个“机关”。

经过筋疲力尽的巡回演出，元旦前夕，我们青面獠牙地回到北京。我们在外地的时，北京下了几场雪，至今路边墙角仍有残痕。树木大都叶子脱尽，光秃秃的。阳光很和煦，裹着鸭绒衣在街上行走的小伙子和姑娘，脸上都红扑扑的。市内公园的水面和湖泊都结了冰，可以看到戴着五颜六­色­毛线帽的年轻人在封冻的湖面上自由自在地滑冰，冰刀溅起的冰沫在阳光下点点闪烁。

我走在街上，有时会停下来，看看街角贴的“刘云峰”署名的布告。我在一家百货公司买了双高筒靴子，给了十张奖券。摇奖时中了头彩，一台双开门电冰箱。我一个人生活也用不着，转手卖给了别人。手里有了一些钱。小青姐劝我买些金银手饰保值。我喜欢珍珠，就买了串九折的珍珠项链。她们说我买亏了，市面上的珍珠都是养珠，我很懊恼。

元旦到了，文化部在一家大饭店招待在历年全国和世界­性­比赛中获奖的艺术界演员。我接到请柬，想起当年获奖时少年得志的情景，恍如隔世。其实并无龙门，人只不过给自己制造幻境，一时一地称雄，自以为与众不同。我到饭店很早，招待会还没开始，便在底层售品部逛。看到一件漂亮的男皮大衣，不忍离去。问售货员，价钱也公道，掏钱时才想起买来无人可送，□□走开。在咖啡座喝茶时，遇到当年舞伴。他正和他们团的几个人在一起，看见我大喊我的名字跑过来，咖啡座里的外国人纷纷看我们。我们握了手，互道阔别后的情况。他刚从南方回来。人家请他去搞舞蹈，他怀着雄心去了，到那儿一看，就是在舞厅给人家伴舞，老太太请也得陪着跳，根本不是搞艺术。第一期合同一满，他就跑回来了。我们几个同学，甚至几个老师还在那里。他们铁了心，什么艺术不艺术，“大团结”第一。最高级的是在大酒店里给歌星伴舞，收入倒是十分可观。他跟我唾沫星子四溅地说了一通。他们团的人叫他，说招待会开始了。“有空再聊。”他连窜带蹦地跑了。我也结了账要走，旁边座上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问我：

“你叫于晶？”

“嗯。”

我看看这个人，不认识也没见过。虽然她一口京腔，可看服饰发型和气质又不象在国内生活的人。也不知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没错的话，”那女人笑着说，“你是石岜的女朋友。”

我心猛一动，这是怎么回事？

“石岜现在好吗？噢，我跟他是朋友。我听他谈到过你，印象很深。他没跟你说起过我吗？我叫……”

她说了自己的名字，我从没听说过，石岜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他没跟你说过我吗？”那女人又问，“我们在南方见面时，他可净说你，依恋之情溢于言表，嘻嘻。我本来还说跟他一起来看看你。”

“没有，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而且，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等等，”那个女人叫住我，“这是怎么回事？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可不是这种口气，我还以为你们就要结婚了。再坐会儿好吗？”她说，“石岜现在­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好久没见过他了……”我不能再说了，再说眼泪就要出来了。

那女人看了我半天，说：“懂了，对不起小姐，这是个误会。石岜和我开了个玩笑，骗了我一顿，我当了真。”

“他和您说了些什么？”我问她。

“他，”那女人喝了口咖啡，把脸沉下来，“他说，他很爱你，爱得不得了。”他吃吃笑起来，“如何如何纯真的一片爱心。他装得可真他妈的匀，都可以当演员了。”那女人气得浑身抖起来，哆*哙锣麓影里摸出盒烟抽出一支叼上：“你*吗？“

我摇摇头。

那女人自己咳嚓用打火机点着烟，堆起笑容对我说：“好啦，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你过节到哪儿去？”小青姐问我。

“我姨妈家。”

“你要没地方去，”小青姐说，“咱们一起去我朋友家吧。”

“不不，我到我姨妈家去。”我说。

除夕之夜，城里响起送旧迎新的鞭炮声。同宿舍的人都回家过年了，整层楼也没几个人。楼下的解放军正在会餐，闹哄哄地敬酒。我到电视房打开电视看了会儿元旦晚会的相声，笑了笑，回房睡觉。刚上床，楼里的电话就响了。我跑去接，是姨妈打来的，问我怎么没去她家。我说元旦团里还有活动，等放了假再去。同一座楼的解放军会完餐，又开晚会做游戏。咚咚敲着鼓“击鼓传花”，放开喉咙齐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姑娘。”“妈妈，妈妈，看看我吧，亲爱的妈妈。”我用棉花堵住耳朵，吃了两片安眠药，才勉强睡着。

元旦清晨，我乘头班车进城。街上行人寥寥，遍地昨夜遗留下地鞭炮纸屑清洁工戴着口罩在清扫。偶尔，新年寒冷的空气中还传来几声零落的鞭炮声。

我走进那幢熟悉的公寓大楼。电梯还没开，我顺着楼梯爬上去，喘吁吁地敲门。敲了好一会儿，里面才响起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门开了，我怔住了，是个陌生姑娘，睡眼惺忪。

“你找谁？”

我推开姑娘往里闯。姑娘拦我：“哎哎，你­干­吗呀？”

“我找石岜。”

“谁？”

“石岜！”

“你找错门了，我们家姓李。”

我停住脚，瞅着姑娘愣了。

“你找错门了。我们家不姓石，姓李。”

我退到门外，抬头看看门牌，又看看莫名其妙站在那儿有点生气的姑娘，完全不知所措了。

“你是不是找原来住这儿的那家人？”一个穿毛衣的小伙子出现在姑娘身后，“你进来吧。”他对姑娘说，“妹，你让她进来吧。”

我机械地走进公寓，环顾四周。室内的家具全换了，陈设也全然是另一种情调。

“妈，你知道原来住这儿的那家姓什么？”小伙子问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老太太，“是姓石吗？”

“好象是，是姓石。”老太太说。

“您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有人找。”

老太太看看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家老头死了很多年，部里一直要收回这套房子，他家孩子就是不搬。后来不知怎么，大概那些孩子都不在北京了，这套房子就交了。”

“谢谢您了。”我低头转身走出去，“我走了。”

“你可以等节后上班到部里办公室打听一下。”那个小伙子好心地对我说，“也许给他们另调了房子，办公室的人知道。”

“谢谢。”

我根本就没听清小伙子跟我说了什么，下楼时，只觉得做了场可怕的噩梦。

灰□的天空纷纷扬扬飘起雪花，落到地上薄薄一层。无轨电车缓慢地行驶，车内结了白蒙蒙的水雾。沿街小饭馆热气腾腾的屋内，羊­肉­片在滚着开水的铜火锅里变­色­，围着桌子的人们吃得满头大汗。喝了白酒的男人脸红得象猪肝，醉醺醺地互相搀扶着从我身旁默默走过。

“我这份伤心的……”两个戴眼镜的姑娘从我身边走过。

“爸爸给你拿着糖葫芦，呆会儿再吃……”一个男人牵着个攥着满手吃食，穿得象头小熊的小男孩。

夜深了，我还在街上□□独行。铺满雪地街道树木在月光下凝成静止的银白­色­，商店楼房都紧闭门窗黑漆漆地一点声响全无，盘结交错的电车线挂满雪，僵直、网一样地罩在半空中，公园逶迤的墙下空荡荡的，我的影子在便道上托得很长。暗处灌木丛上的雪坍落，发出轻轻的扑扑声。

节后，我休探亲假回南了。

我在家里续了假，春节后，才回到北京。团里又开始演出。我每天上午排练，学些新舞，下午就在宿舍看看书，和小青姐他们聊聊天，晚上去剧场。

今年冬天，北京雪水勤，雪后初□，太阳出来，路边积雪融化，街道树木潮乎乎的。公园朱红宫墙的绿琉璃瓦檐上白雪点点，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地滴垂着长长的一排水珠。

春天来了，冰消雪解。草地绿了，树木葱茏了，河水流动也快了。斜斜春雨浸润了泥土，洗净了楼房花园的灰尘，使城市焕然一新。日照时间开始延长。黄昏，街上到处是一群群徘徊嬉笑的年轻人。他们重新坐满公园树荫下地绿­色­长椅，□□私语，倾听着草丛下小虫子的吟哦和栖息在树上的鸟类的呢喃，陶醉在扑鼻的花香和爽人的晚风中。

我新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有钱有趣的人。我和他们挺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游乐。有人说要和我结婚，我一笑置之，也不往心里去，还照样来往，照常做朋友，彼此十分自然。不演出的时候，我也读读英语。我希望几年后我能考取艺术研究所的研究生，将来跳不动了，就坐下来研究研究舞蹈史，收集收集各省的民间舞蹈素材。

不久，一个西方国家的电影回顾展开始，我买了一套票，天天去看。一天，我到得早了，剧场里还没有几个人，我坐在池座后边吃蛋卷冰激淋，看今日的影片内容简介。偶一抬头，看到石岜从旁门进来，径直走到我前面几排坐下。他没东张西望，一坐下就和旁边的一个女孩说笑，从她手里拿影片简介看。电影开映了，剧场的灯灭了，座位坐满了人，他消逝在黑鸦鸦的人头中。那天放映的是两部伤感电影，我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我没去看电影。小青姐问我，我说电影演得令人心碎。

第三天，是两部喜剧片。我到得晚了，进剧场时眼前一片漆黑，不停地与人碰撞。周围的人纷纷抱怨我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到这儿来。”一个人温和地说，牵住我的手，象领盲人一样将我引到一个空座位。

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石岜的面容轮廓一点点浮现出来，渐渐清晰——他在象我微笑。

“不在不在，就说我不在。”我怒冲冲地喊。

“你还是跟他说两句吧。”小青姐拿着话筒为难地说。

“喂，”我抄起话筒，“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那么无礼嘛，还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就不接电话。”

“好吧，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中午到你那儿去，帮我打份饭。”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飞快地挂了电话。妈的！我啪地一摔电话。

“别摔电话呀，那时公共财产。”小青姐忍着笑说。

我横她一眼，又摔了下电话，闷闷不乐地回房。

“没给你打饭。”我对石岜说，“我自己也没吃。”

他环视我们宿舍。小青姐她们正在吃饭，自得其乐地小声说笑。他上次来这儿是去年秋天，那时我正热恋着他。那天从这儿出去后出的事，好象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们不是要搬家吗？”

“没搬，新房子分不下去就没搬。你坐吧。”

“你真的没给我打饭？”他似乎有点失望，“那有别的什么吃的没有？我饿得厉害。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忙得头昏脑涨，原以为到你这儿一定能吃上。”他看看我，“我记得你过去说过，不管将来什么时候，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都给。”

“你记错了，我是说我要饭要到你那儿……”我突然觉得无聊，说这种话，做这种姿态十分无聊，把放在一边的盖着碟的饭盒推过去，“你吃吧，给你打了，饭不太好。”

“挺好的。”他揭下碟看看菜，“你们食堂菜炒得不错。”

我把我的匙子擦­干­净送给他，他大口吃起来。看来这点他没骗我，他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着。吃了一阵，歇下来看看我。

“你慢慢吃。”我站起来，“我给你倒点开水。”

我到小青姐那儿要了杯开水，小青姐问我他吃不吃榨菜。

“你吃吗？”我问他。

“不用了，这菜够了。”他嘴里噙着饭说。

“你是不是还有点生我的气？”

吃过饭，小青姐他们要午睡，我把他领到我们大练功房，坐在地毯上。

“是不是有点？”

“没有。”我玩着自己的手指，小声说，“我没生气，有什么可生的。”

我看着墙上镶的银晃晃的镜子里映现出的钢琴，席地而坐的我们两个，惆怅地发现，我们仍然那么年轻，那么般配，象电影里的美满情侣。一个我们舞对的女孩进来往练功杆上晾洗好的床单，冲我笑笑，低头抚平长长的床单。

“去年年底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搬家了。”

我告诉他去年年底我们去外地演出了。他问我去哪儿了，我掰着指头数了数，告诉他。我问他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他一笑伸了个懒腰，说什么也没­干­，还在混。

“混到今天？”

“混到今天。”

一瞬间，我对他那种似笑非笑、满不在乎、过去曾把我深深迷住的劲头十分反感，只是一瞬间。我没再说话，他也不再说话。

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楼道理喧闹起来，午睡起来的同事们乒乒乓乓地开关门，人来人往地洗漱。黑人舞《莫若》的演员再排练老师的吼中，进练功房排成队形温习一个片段，很多人一边跳一边看我们。

我走进一家挂着“正宗川菜，五味俱全”字牌的餐厅。这是那种白天营业、晚上开舞场的餐厅。天花板上悬挂着颜­色­庸俗的彩带，镀铬桌椅靠墙排了一圈，柜台供应着甜酒和冷饮。有个五、六个人的小乐队在奏着乐，十来个人在黯淡的灯光下跳舞，还有一些人坐在一边喝着饮料看。

领我来的朋友说：“你先坐会儿，我去找经理。”

我找了张空位坐下，看那十来个人跳舞。有个背头管裤的男子在带其余的人跳，看不出跳的什么舞，一概扭ρi股。一个女服务员送来一高杯“菠萝宾治”，收我的入场券。

“没有。”我说，“我是请来的。”

女服务员正要说什么，朋友领着经理走过来，把她打发走，给我们介绍。

“这就是我说的那位舞蹈巨匠，生下来就跳舞。”

“欢迎欢迎。”经理热情地和我握手。一齐坐下，打着响指叫服务员又送来两杯果汁。

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看他有点面熟，好象在哪儿见过，是谁的朋友，又想不起来。

“听说了你的情况。”经理说，“我们这儿很需要你这样的专家。”他指指正在领舞的男子说，“那位是我们现在用的舞蹈老师。”

“唬牌的。”朋友对我说。

“你看他跳得怎么样？”经理问我。

“我不知道他跳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经理说。他转身问旁边座上一个观舞的女孩，回过头来困惑地说，“卢旺达的什么舞。”

“黑人舞的摇摆晃动一般来说比较接近原始人对身体的自然驱使。”我说，“他看上去上身过于挺拔。另外，运动中的侧身左右摆动是拉美舞蹈的典型特征。”

“我已经发觉这个大ρi股家伙是歌骗子了。”经理说，“不过我主要是照管白天餐厅的营业，舞场的事事我一个朋友经办的。我把他叫来。石岜。”他拍手向左近一堆正在喝酒谈笑的人中叫唤，“你来。”

石岜从人堆中站起来，神采奕奕地微笑着，一跛一跛走来。半路上，他看到我，笑容收敛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跳外国舞的专家。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于晶。”朋友说。

“噢，于晶。人家才是真李逵，你把那个骗子赶走，请她。”

石岜冲经理点点头，又看看我，微笑起来。经理继续唠唠叨叨跟石岜说：

“你跟那个骗子说，以后他可以免费在这跳，不过不要猪鼻子Сhā葱——装象了。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懂得一些。”

“不不。”我对经理说，“你还是让那个人教吧，我不能在你这儿做事。真的，我只是来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经理看我的朋友。

“先头说好的呀。”我那个朋友说我，“你怎么变卦了？”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经理说，“这个你放心。”

“不，不是钱的事。”

我起身走了。经理在后面跟我的朋友发脾气：“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要挟我，就是巨匠也不行。让她走！”

“我知道怎么回事。”石岜跟他说，“这事我来办。”

他追上我，不顾我的挣扎，拉我坐在另一处角落。问我：“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我没想到碰到你，没想到是这么个场所，人家只跟我说是个辅导班。”

“是个辅导班。边辅导边跳，别致一点。”

“你包办舞会一晚上能搞多少钱？”

“不多，你瞧，没多少人上当。”

“多少钱？”

“我没发财，离发财还远着呢。”

“你一直在­干­这个？”

“刚开始­干­。这不算骗人，是正当的，现在萝卜都什么价钱了？”

“那你的票价也太高了。”

“你有什么好路子吗？”

“没有。”

“那就帮帮忙。”

“不成。”

“不喜欢我？”

“不是。”

“喜欢我？”

“是的。”我哭了，“可不帮你的忙。”

我也觉得我太傻，太没骨气，也许会在挨次涮，可我没办法，我喜欢他。尽管我们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来吧，再来几遍都可以！

我不让他来我们团，没事我就去那家叫“吉利”的川菜馆找他，不睬经理的白眼。一起喝喝酒，闲聊一会儿。我发觉他和我们一年前认识时一样，处境、情绪都没什么变化。除了每周办几次舞会，他还兼做那些乌七八糟的空头生意。只是录像机变成微电脑，“傻瓜”相机变成自动按摩靠垫。他还是那么固执地要发笔横财。他跟我说：

“我们种种不顺和苦恼归根结蒂一个穷字。为挖这个穷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自知不敌。”

来找石岜的朋友很多，在“吉利”进进出出终日不断人。虽然他们互相请客时出手大方，喝了酒也会亲热得推心置腹，眼泪汪汪。但一谈到生意钱财就会立刻变得冷若冰霜、锱珠必较，有时还会吵得面红耳赤、破口大骂。每当石岜被人家“瘸子”“拐子”骂了一通后，蹒跚地走到我桌旁坐下，一言不发时，我就为他深深地难过。

我们演出，我都给他送票，他几乎都去看，坐在第一排。我一出台就能看到他，目不转睛，正襟危坐。《布莱伏》我的位置在前台我几乎是近在咫尺地俯视他，在他面前扭来扭去，众目暌暌之下，无所顾忌地互相凝视。《贡卡》舞最后要请一些观众同舞，我就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你为什么总不笑？别人都笑。”他老这样说我。

“你也不笑。”我说。

下次，我一出台他就微笑，我也笑。可很快，我们又都不笑了，面孔呆板地互相凝视。

《贡卡》舞时我下台走到他面前，竟不知说什么好。

“演出完你回团吗？”他问。

“回。”

“我想在后台门口等你。”

“不，你别等。”我快步返回上台。后面的舞我只跳没看他。

散场后，我第一个洗完澡出来，在后台门口徘徊了很久，直到大家都出来上了车喊我，才上车回团。

第二天他没来。排练老师在条幕边骂我：“怎么啦？象袋土豆。”

“地板太滑。”我说，“站不稳。”

下台后，我到盥洗室拧开水龙头，把舞鞋浇湿。回到化妆室踩了踩松香，坐在镜前重新化妆。把眼圈旁洇了的油彩揩去，重搽。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坐在“吉利”满屋酗酒喧嚣的青年男女中问他。

“我妈妈临死前嘱咐我，”他嘻嘻哈哈地说，“不到四十不许*涉。*

“你发烧了？满脸通红。”

“昨天夜里蹬了被子，有点着凉。”我想起来倚着。

“快躺下。”石岜按住我，“我坐会儿就走。我没事，就是来看看你——今天你没去找我。”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头晕就没打。”

“试表了吗？”

“早上试了。”

“药吃了吗？”

“嗯。”

“发烧就别去天津演出了，请个假。”

“没事，吃了药烧就会退的，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我能帮助你做点什么？”

我翻身向里，闭上眼睛。

“怎么了你，­干­吗哭？”

“你帮不上忙。”我一下哭出声，“想家了。”

“有句话想跟你说。”石岜在北京说。

“有什么话回去说不行吗？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从天津回去了。”

“不行，就得现在说……”石岜的声音忽然微弱了，话筒里一片杂音。片刻，他的声音又清晰了，“去年秋天我做了一件蠢事，现在我非常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你说话呀！说话呀……”

嘈切的杂音淹没了他的喊叫。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衣服，蹑手蹑脚地开门去洗漱间。我梳洗了很长时间，一直到镜子里面的人变得十分漂亮。我小心翼翼地拧开楼门的锁，走进院子里，翻过铁栅栏大门，来到空荡荡的街上。晨曦已经出现再天际，路灯还未熄灭，偶尔，一辆早班车再着打瞌睡的售票员和乘客驶过。我在马路上匆匆走着，不时跑上两步。拐过一个街口，火车站庞大的身影矗立在眼前候车室灯光刺眼，一片寂静，成百上千的鲤鱼旅客无声无息、横七竖八地在地下椅上熟睡。我买了张站台票，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些或仰或侧、姿态不一、表情安祥的人们，急煎煎地冲进站台。一列北上的特别快车拉着笛正要起动。我跳上最近的一节车厢，列车员见我拿的室站台票，往下赶我。“我认罚。”我冲她喊，生气地甩开她的手，走进车厢。列车呼啸着，一路不停地驶向北京。

北京的天已经亮了，下着倾盆大雨。我跑进雨里，身上立刻湿透了，我披散着头发在雨中的街上飞跑，溅起一路水花。“过来避避雨，姑娘。”街旁屋檐下一个老太太冲我招手，我笑着摇着头跑远。看到“吉利”了，透过白茫茫的雨雾，我看到前面街旁刚开门的“吉利”餐厅，白底红字的招牌，店堂里飘出的蒸汽。跑进店里，我已经筋疲力尽，光喘气说不出话，滴嗒下来的水很快在脚下形成个小水洼。

“晶晶——你发什么疯！”

他诧异地瞪着眼，从桌旁站起向我走来。

“我想，想叫你，”我疲惫地靠着店门，大口喘着气笑着说，“惊喜一下——就跑来了。”

石岜叉着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一动不动接着泪水涌进他的眼眶，他笑了。

“把你衣服都弄湿了。”我有气无力地笑着说，骨节被他勒得咔咔响。

那些天哟，我们真快活，深深沉溺在幸福中。我演出，他就坐在台下一场接一场地看，往返于京津道上，只为看我一个人。我不演出，我们就整日在初夏阳光灿烂的海河边，长安街上溜达闲逛。我挽着他，他搂着我的肩膀，开心地放声大笑，招摇过市。我说过，我们市相当般配、引人注目的一对，象电影里的情侣。甚至他那条跛腿在我们并肩而行时也成了一种独特的风采。回到北京后，我们去街道办事处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我们都通过了婚前检查，没有遗传病、传染病和其它不能结婚的疾病。我们的后代将是聪明、强壮的。当婚姻登记处的女职员问我：“于晶，你是自愿和石岜结婚吗？”我毫不害臊地大声说：“是！”惹得一屋子都笑了。石岜也兴奋地红了脸。我却希望女职员再问问我，我会一迭声地回答：“是！是！是自愿的！”我们没买什么东西，因为是夏天，连新被褥也没做。我再团里散了点糖，和石岜的朋友们在“吉利”喝了个天昏地暗，欢闹了一通，然后，回到他现在住的小屋，整夜相亲相爱。我的婚假只有三天，不能回家。爸爸妈妈来了信。虽然他们对我的结婚感到突然，但也没说什么，只是祝我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我给他们打了个很长的长途电话，石岜也跟他们说了话。妈妈在电话里哭了，我也哭了，答应她，有空就回去看她。我跟石岜说：“将来你要离婚也要等我爸爸妈妈死后。”他说：“离婚？你要再提离婚我就弄死你。”十分凶恶。

“你­干­吗不早点娶我呢？”晚上我总是说他，“耽误了多少好时光。”

“我总是这样，乱丢一气，然后，拼命往回找。”

“可是，有的东西找不回来。”

“什么？”

“水。”

有时半夜，他把我推醒，问我：“你做什么梦？这么拼命哭。”

“什么也没做。”我不想告诉他。

“还有什么不能跟我说吗？”

我说我总梦见被一个巨大的、不断膨胀的黑物吞噬。我紧紧搂住他：“我害怕。”

“怕我？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不。”我使劲摇头，“我满足。”

“我也满足。”他说。

“你骗人！我感觉得到，你就是躺在我身边，也象是一只饥饿*氖ㄗ樱目光*灼，低低咆哮。”

他打了我一耳光，我捂着脸一字一板地说：“你瞒不了我。”

“他妈的！”石岜把被子掀到地上，狂怒地喊，“怎么结了婚还这样！”

团里由几个著名歌星组成的小队向我们舞队要几个人给她们伴舞，名单里有我。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去。歌星队的演出收入十倍于我们歌舞大队，我无法抵御那种诱惑，尽管知道别的演员都说不去，我还是说去。老师当场就急了，说：

“你的事业都不要了？就为多挣几个钱！我没想到你这孩子是这样，大学毕业去给人家当伴舞。你这么年轻，搞了这么多年舞蹈，就为这个——钱？”

“是的。”我难过地说，“就为这个，我需要钱。”

“你真叫我们老师寒心。本来我们说你不错，以后考虑给你多安排些节目。而你，自甘堕落。我决不答应让你去当什么伴舞。”

我低着头，只是队好心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

一天，我们正在一个公园的音乐堂演出，我刚化好妆，有人找我。我以为是石岜，赶紧走出来，却见是小杨。

“你怎么来了？”我又惊又喜。舞蹈学院毕业后，小杨分回云南，我们有一年没见。

“我怎么不能来？”小杨笑着说。她黑了，瘦了，­精­神却很好，不象去年分回去前那么消沉。她说他们这次带了个舞剧来北京调演，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

“当然是你的主角了。”我羡慕地说。

“小地方的舞剧，粗糙得很。”

“我们留在北京的同学还没一个上舞剧的，还是分回省里强。”

“纳你们当时­干­吗不回去，象垛瘟疫似的躲省里来要人的老师。我不也是没躲过去才回去的。”小杨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挺好的？”

“挺好。”我忙说，“这团条件不错，新盖了房子，练功房和宿舍可漂亮了。还要盖大剧院大酒店，专门接待外宾。以后我们团就是北京一个名胜了，旅游手册都要写上的，和四季青人民公社，‘全聚德’烤鸭店齐名。”

“你和石岜怎么样了？上封信你说你们又和好了。”

“我们结婚了，没告诉你真抱歉。他对我特别好……我很满足。”

“他还在捣腾买卖？他那个人挺逗。”

“他不太­干­了。嗯，你知道他能写几笔的，正在写小说呢。”

“是吗？”

“噢，他一会儿就来。我每次演出他都来，他对我特别好。”

正说着，石岜吊儿郎当走进后台。看见小杨先愣了一下，接着便笑喊：“怎么，胡汉三又回来了。”

小杨笑着说：“又回来了。你还是老样子。”

他们俩握了握手，石岜往旁边一坐。我问他­干­吗去了，他说在广场上看了会儿人家放风筝。又看着小杨说：

“《咪依鲁》是不是？我全知道，晚报登了，彝族舞剧，领衔主跳。”

“你消息还怪灵通的。”

“那是，好容易报上看见一个认识的人，还不眼睛一亮。哪天首演？”

“过两天。到时候去看吧，别嫌丑。”

“哪能呢，没看我就知道不错，不看看谁的大粱，嘁！”

“你现在天天在家写小说？”

“没有。”

“候场啦，《满妃仪》演员候场了。”老师在后台叫人。

“我得上台了，你赔小杨坐会儿。”我跟石岜说。

“我能不能从后台下去看你们演出？”小杨问我。

“哟，这儿后台管得挺严，不好下。”

“有什么不好下的。”石岜Сhā话，“我回回从后台下去看，从没人管，别看瘸着一条腿。”

“谁能跟你比。”我瞪了石岜一眼，又对小杨说，“别看了，没什么好看的，还不是咿哩哇啦那一套。”

“看看你呀。”

“你根本找不着我。”

石岜看我，我白了他一眼。他一笑，对小杨说：“确实没什么好看的，你在台上也找不到她。她们那舞是熘­肉­片，大小薄厚都一模一样，脸上还勾了芡。不象你们《咪依鲁》，­干­烧鱼，你是那鱼，从头到尾都是菜，别人不过是胡萝卜丁、辣椒丝而已。”

“别拿我开心了。”小杨说，笑了。

我笑着起身对镜整整头饰，穿着高底鞋踩着碎步走了。石岜这大扯子跟小杨砍开来。

“咱那买卖怎么着了，不开了？”

“你还想呐？我早忘了。你说去云南你也没去呀。”

我《满妃仪》下来，看到石岜和小杨眉飞­色­舞谈的正热闹。便先去换了妆，笑微微地坐在一边。石岜转脸对我说：

“小杨正跟我说她在云南采风的事。一个女孩，走州穿县，跋山涉水，了不起是不是？事业家呀你——小杨。”

“我当然不能跟人家比了。我们，匠人，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怎么闻着醋味了，谁在后台吃饺子呢？”

“我也是逼到这份儿上。”小杨说，“我还想跟晶晶换个位。光看见我在北京出这么几天风头，没瞧见我在云南蹩得死人一样，这辈子能来几回北京。”

晚上回到家，石岜又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我揪他耳朵，“去，洗脚去。”

他假装睡着不理我。我给他打来水，很拉了一下他的耳朵，甩手走开。他疼得蹿起来，揉着耳朵说：“你这不是闹着玩，故意伤害。”

“对。”我回头说，又问他，“我晾的那杯水呢？”

“不知道。”他闭着眼睛把脚泡在水盆里说。

外屋找了一圈，找着了空杯子，忍着气问他：“是不是你喝了？”

他仍旧闭着眼边擦脚边笑着说：“不是。”

“就是你喝的。”我一下火冒三丈，把他拽下地，刚洗­干­净的脚又踩脏了，“你这人怎么这样，人家演出那么辛苦，好容易晾了杯水，你还给喝了，什么人呀。”

“你别冲我撒气。”他笑嘻嘻地说，“我又没招你。”

“谁冲你撒气了？你说你对不对，一点不会体贴人，就会气人。”

“我气你了？”

“你气了你气了，就是你气了。”

“拉不出屎赖茅房。”

我气哭了。

“好好，我不对我不对，”石岜忙哄我，“别生气，我给你晾水，晾一盆。”

那一夜，我没喝水也没理石岜，自个抱着被子哭着睡着的。我也知道，石岜有点冤枉。

小杨她们舞剧公演后，北京大报小报都登了文章，连英文的《中国日报》也发了消息和剧照。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云南籍和少数民族出身的）以及各国驻华使馆人员都看了演出。我和石岜也看了演出。石岜还买了所有刊有­肉­麻吹捧文章的小报给我看，跟我说，

“什么狗屁文章，‘群舞整齐，表演认真……理解人物深刻，有激|情……’简直不知所云，马屁全拍到马腿上去了。”

“什么教拍马屁，”我呵斥他，“人家演的就是好。”

我跟他说我们结婚没请小杨，应该补请。让他和小杨联系，看哪天休息，到家里吃饭。

“在家里折腾什么，外面找家好一点的馆子不就行了。”石岜说。

“就在家吃。”我说，“我们是好朋友，她给我看了她的拿手戏，我也得给她看我的拿手戏。”

小杨演出休息那天，我请了假，在家准备了一上午。石岜去接小杨，半天没回来，我等得着急，不住出门张望。石岜和小杨到底回来了，一起还有一男一女。

“遇见两个朋友，好久没见，就一起来了。”石岜说，“这是刘华玲。”

我向那个雍容华贵的女人笑笑。

“你们不是见过一次吗。”石岜说。

“那次是她呀。”刘华玲说，“我都记不清了，还以为是另一个。”

“石岜，”同刘华玲一起来的那个男的说，“换得勤。”

石岜笑笑：“胡扯。”

那男的也笑着对我说：“不得罪吧？”

“不得罪，我知道他。”我笑着让他们进屋，“坐吧你们，抽烟，我得去厨房炒菜了。”

石岜跟进厨房，看看我准备的菜。

“够么？”我问他。

“够了。”他数数酒瓶，“酒够就行。我是在路上遇见他们的，非要来看看，其实那男的我根本不认识。”

“别解释了。”我切着菜说，“来就来呗，人多还热闹。你去陪他们先喝着酒吧。”

石岜拎着几瓶酒出去后，小杨又进来，“要我帮忙吗？”

“不要。”我笑着说，“你就等着吃吧。”

小杨站在一旁看我熟练地忙活，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在学校你可光会番茄拌面。”

“英雄无用武之地嘛。”我说，“我记得那会儿冬天什么吃的都没有，又嘴馋，练功回来就偷食堂的大白菜裹在衣服里拿回宿舍……”

“放在脸盆里用加热器煮，吃得可真香。”小杨笑着接着说，“那会儿可真是穷学生。”

“你看我胖了吗？”我问小杨。

“你还好。”小杨打量着我说。

“我要成大胖子了，从学校毕业我长了十斤­肉­。”

“你有福，我可是掉了十斤­肉­。”

我和小杨一齐笑起来，“哈哈哈”，外屋传来一阵更响亮的笑声。石岜和他的两个朋友边喝酒边说着笑话，开始，还挺规矩，后来就有点闹了。大概他们觉得有些冷清，就端着酒杯挤进厨房。

“你们­干­吗呐？还没炒完菜。”

“马上就好。”我加快了动作。

“我来给你们炒一个菜。”刘华玲喝了口酒，放下酒杯，夺过我的炒勺。

“你行吗？”石岜问。

“开玩笑，过去我家的菜都是我炒的。”

我们一起坐到餐桌前时，大家尝了尝刘华玲炒的菜，一致认为不错。

“好长时间没­干­了。”刘华玲一手执□一手端酒杯说，“我在外面那个家的厨房有二十平米，但我除了煎­鸡­蛋，什么菜也没炒过，一个人没兴趣。”

“你没结婚？”小杨好奇地问。

“结了，又离了。”刘华玲做了个潇洒的手势。

“感情破裂？”

“哪来得及什么感情。”刘华玲大笑，“就为了离婚才结的婚。”

小杨被她搞糊涂了，又不好再问。我听石岜讲过她的事，对小杨说：

“为了得笔赡养费。她嫁了个有钱的外国人。”

“为钱？”小杨小声说。

“对。”刘华玲听到了，笑着对小杨和我说，“为钱，挺卑鄙是吗？”

“有什么卑鄙的？”石岜Сhā嘴，“这太正常了，人之常情。”

“你不是第一个对我表示赞赏的，­干­杯！”刘华玲和石岜挺脆地碰了个杯，一饮而尽。

“我也不是第一个？”刘华玲带来的那个男的问。

“你也不是。”

他们又­干­了一杯，喝完一瓶红酒。石岜开了一瓶白酒：“喝这个，这个有劲。”他们三个又斟满杯，满饮。石岜说：

“钱，好东西。你是幸福的人。将来我有女儿，也让她嫁给老外。”

他们三歌带着醉意嘎嘎笑。小杨看我一眼，我一笑，慢条斯里地喝我的酒。

“有钱和没钱的确不一样，不承认不行。是不是华玲？”那个男的感慨万分，对石岜说，“华玲算咱们师姐了吧？道行高呀。”

“算师姐！”石岜一举杯，“为师姐­干­杯。”

“­干­，师姐，跟我们说说，有钱怎么个快活法？”

“尽可以醉。”刘华玲舌头打着结说，“一醉方休，无忧无虑。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不用忍着头疼上班去。敞开喝，喝最好的酒。”

“支援农业现代化？”

“还有，不用生儿子。”刘华玲说，“到哪儿都有一帮­干­儿子。”

“他们喝醉了吧？”小杨小声跟我说，“别让他们喝了。”

“让他们喝，我家地上能躺开。”我把录音机打开，用强烈的音乐盖住他们的喧嚣。

“她骂咱们呢，你没听出来？”石岜大声跟那个男的说。

“骂呗，谁让她有钱的，人穷志短。”那个男的跟石岜说，“我三十了，到现在家无隔夜粮，到处蹭饭吃，这他妈也叫为人一世。都是人，谁不比谁短多少，怎么香嘴巴都亲到她刘华玲的ρi股上了？气死活人呐！”

“你怎么不死去？”

“你怎么不死？”那个男的火了，“你不就比我多个好媳­妇­，可少那么一截腿，也强不到哪儿去。”

“你们吵什么！”刘华玲喝得满脸通红，不耐烦地喊，“你们也别死呀活呀的，以后有我的就有你们的。我喝啤酒不能让你们喝马尿，我吃片­肉­不能让你们吃狗屎。”

“我们怎么能花你的血汗钱。”石岜带着那种醉汉的和蔼和正义感嚷嚷，“夺不能夺要饭碗，坑不能坑表子钱。你留着养老吧。­干­儿子步可靠，买条好狗。”

“你当我打算活八十呢？”由于录音机的音乐轰鸣，每个人的说话已变成大叫大嚷，“一旦脸上的粉盖不住褶子，我就自杀。你猜我们打算怎么死？拣处悬崖跳下去，尝尝自由落体的滋味，默默地躺在深山，血沃中华。”

“遗臭万年？”

“一个意思。”

“呸！”

“钱呢？”那个男的定定神，问，“你的钱怎么办？”

“什么？”刘华玲没听清。

“钱！”那个男的贴着刘华玲的耳朵喊，“你的钱怎么办？”

“全他妈当大便纸擦了ρi股，给就给真不要脸的。”

刘华玲嚷完，一把搂住我，吓了我一跳，酒洒了她一身，她也不管不顾，喷着酒气对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我喜欢你。你是个多好的女孩，当年我象你一样，比你还漂亮。你怎么爱上石岜呢？太不应该了。他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没出息，不伦不类的男人。你指望他发财吗？没戏，他没戏。发了也没劲，我发了，有的是钱，那又怎么样呢？跟你说句真心话吧。到了我这一步，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的不是接过厚厚一叠钞票时刹那间的快感，不是欢耍游乐时的肆意放纵；而是你这个年龄时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微笑，早晨起来看到的一个正在升起的太阳。来世——如果有的话——我要当一朵花，在阳光中开放；我要当一只小鸟，飞在空中，只让孩子们着迷……”

刘华玲说不下去了，呜呜哭起来。

“她胡说八道什么呢？”她带来的那个男的问石岜，“是不是骂咱们呢？”

“跟你没关系，骂我呢！”石岜把唾沫星子全喷到那个男的脸上。

“骂你就是骂我，打丫的。”

那男的晃晃悠悠站起来。小杨吓得尖叫，刘华玲嘻嘻笑，我对那男的说：“你敢动她一下，我宰了你。”

“真的？”那男的大声诧异地问，走过来。石岜伸腿把他绊倒，他唏哩哗啦地摔在地上，哇哇吐起来，象个泡沫灭水机。石岜把他拖出门，扔在马路边。刘华玲也不行了，醉得又唱又笑，咕咚向后摔过去。我忙拉她，她在地上打挺，嘴里说，“我死了，牺牲了。”

石岜进来说：“扔出去喂狗。”

“不。”刘华玲恐怖地喊，“不喂不喂。”

我安慰她：“不喂。”

“把我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

“好好，一定撒。”

我扶她到里屋躺下。

“不许她躺到我们床上。”石岜声嘶力竭地喊。

“你好啦。”我往回推石岜。他身子也已经软了，一推就倒了。

“拉我起来。”他冲我喊，“想起就自己爬起来，不想起就躺着。”

疯狂的音乐震天价吵，响彻房间每一处角落，钻进人的每个细胞，使人的血从四面八方奔涌入心脏。接着，□然而止，键子嗒地跳起，尤如毒药喷进了鼠窝，欢蹦乱跳的老鼠们一下全无声无息了。

我们三个重新在狼籍的桌前坐下。房间里静得人都感到耳鸣，说出话来也是翁声翁气的。

“该咱们喝了。”我对小杨说。“喝点吧。”

“不。”

“你不想喝？”

“想喝。可有演出，不敢喝。”

“那我喝了。”

我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和石岜对着­干­。很快，我醉了。原地不动也觉得象在溜冰，一圈圈旋转，屋里的景、物、人一一飘逝，又一一再现。我仍然喝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发现只剩我和石岜两个人了，只剩两张皮肤紫涨，眼睛血红的脸。这两张脸象镜子一样互相映照，忽而年轻，忽而苍老，忽喜忽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人呢？”我失去知觉前问。

“在岸上。”石岜说，“浮上去就看见了。”他在屋里做游泳状，踩着椅子上了桌子。

空中小姐

我认识王眉的时候，她十三岁，我二十岁。那时我正在海军服役，是一条扫雷舰上的三七炮手。她呢，是个来姥姥家度假的中学生。那年初夏，我们载着海军学校的学员沿漫长海岸线进行了一次远航。到达北方那个著名良港兼避暑胜地，在港外和一条从南方驶来满载度假者的白­色­客轮并行了一段时间。进港时我舰超越了客轮，很接近地擦舷而过。兴奋的旅游者们纷纷从客舱出来，挤满边舷，向我们挥手呼喊，我们也向他们挥手致意。我站在舵房外面用望远镜细看那些无忧无虑、神情愉快的男男女女。一个穿猩红­色­连衣裙的女孩出现在我的视野。她最热情洋溢，又笑又跳又招手，久久吸引住我的视线，直到客轮远远抛在后面。

这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这样鲜明，以致第二天她寻寻觅觅出现在码头，我一眼便认出了她。我当时正背着手枪站武装更。她一边沿靠着一排排军舰的码头走来，一边驻足入迷的仰视在桅尖飞翔的海鸥。当她开始细细打量我们军舰，并由于看到白­色­的舷号而高兴地叫起来时——她看见了我。

“叔叔，昨天我看见了这条军舰。”女孩歪着头骄傲地说。

“我知道。”我向她微笑。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你了，在望远镜里。”

女孩兴奋得眼睛闪着异彩，满脸红晕。她向我透露了她的心头秘密：

她做梦都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为什么呢？”

“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多好看呀。”

女孩纯朴的理想深深感动了我。那年夏天真是美好的日子。女孩天天来码头上玩，船长破例批准她上舰。水兵都喜欢她，领她参观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军舰，我让她坐进我的三七炮位里，给她扣上我那沉重的钢盔，告诉她，炮管子虽然不粗，但连续发­射­起来，火力相当猛烈。我们海军几次著名的海战，都是以三七炮为主力­干­的，出过很多英雄炮手。

“那，叔叔，要是你碰上敌人，你也会成为战斗英雄啦？”

“那自然。”

女孩和我的逻辑是简单的，十分有理的。

一天傍晚，女孩在我们舰吃过饭，回家经过堤上公路。忽然海风大作，波涛汹涌，呼啸的海浪越过防波堤，漫上了公路，一时，沿堤公路数百米水流如注，泛着泡沫。这在海港是常见得，女孩却被凶暴的波浪吓坏了，不敢趟水而行。我们在船上远远看到她孤单单、战兢兢的身影，舰长对我说：“嗨，你去帮帮她。”我跑到堤上，一边冲入水里，一边大声喊：“紧跟我！”女孩笑逐颜开，摹仿着我无畏的姿势，勇敢的踩进水中。我们在水势汹涌的公路上迅跑着。当踏上­干­燥的路面时，女孩象对待神人般崇拜地看着我。我那时的确也有些气度不凡：蓝白­色­的披肩整个被风兜起，衬着堪称英武的脸，海鸥围着我上下飞旋。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身难忘呢……

后来，暑假结束了，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我给她回了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做好准备，将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我们的通信曾经给了她很大的快乐。她告诉我说，因为有个水兵叔叔给她写信，她在班里还很受羡慕哩。

五年过去了，我们再没见面。我们没日没夜地在海洋中游弋、巡逻、护航。有一年，我们曾驶近她所住的那座城市，差一点见上面。风云突变，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我们奉命改变航向，加入一支在海上紧急编组的特混舰队，开往北部湾，以威遏越南的舰队。那也是我八年动荡的海上生活行将结束时闪耀的最后一道光辉。我本来期待建立功勋，可是我们没捞到仗打。回到基地，我们舰近了坞。不久，一批受过充分现代化训练的海校毕业生接替了那些从水兵爬上来的、年岁偏大的军官们的职务。我们这些老兵也被一批批更年轻、更有文化的新兵取代。我复员了。

回到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换上松弛的老百姓的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走到街上，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愈发熙攘的车辆人群，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向前冲去的头昏目眩。我去看了几个同学，他们有的正在念大学，有的已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曾经和我要过好的一个女同学已成了别人的妻子。换句话说，他们都有着自己正确的生活轨道，并都在努力地向前，坚定不移而且乐观。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二十五岁重又象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技能，积蓄的经验，一时派不上用场。我到“安置办公室”看了看国家提供的工作：工厂熟练工人，商店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们这些各兵种下来的水兵、炮兵、坦克兵、通信兵和步兵都在新职业面前感到无所适从。一些人实在难以适应自己突变的身分，便去招募武装警察的报名处领了登记表。我的几个战友也­干­了武警，他们劝我也去，我没答应。­干­不动了怎么办？难道再重新开始吗？我要选择好一个终身职业，不再更换。我这个人很难适应新的环境，一向很难。我过于倾注于第一个占据我心灵的事业，一旦失去，简直就如同一只折了翅膀的鸟儿，从高处、从自由自在的境地坠下来。

我很傍徨，很茫然，没人可以商量。父母很关心我，我却不能象小时候那样依偎着向他们倾诉，靠他们称腰。他们没变，是我不愿意。我虽然外貌没大变，可八年的风吹浪打，已经使我有了一副男子汉的硬心肠，得是个自己料理自己的男子汉。我实在受不了吃吃睡睡的闲居日子，就用复员时部队给的一笔钱去各地周游。我到处登山临水，不停地往南走。到了最南方的大都市，已是疲惫不堪，囊中羞涩，尝够了孤独的滋味。

王眉就在这个城市的锦云民用机场。她最后一封信告诉我，她高中毕业，当了空中小姐。

二

我没认出她，她一直走到我身边我也没认出来。

我在候机室往乘务队打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她飞去北京，下午三点回来。并问我是她爸爸还是她姐夫，我说都不是。放下电话，我在二楼捡了个视界开阔的座位，一边吸烟，一边看楼下候机室形形­色­­色­的人群和玻璃墙外面停机坪上滑动、起降的飞机；看那些银光闪闪的飞机，象一柄柄有利的投枪，直刺蔚蓝­色­的、一碧如洗的天空。候机楼高大敞亮，窗外阳光灿烂。当一位体态轻盈的空中小姐穿过川流的人群，带着晴朗的高空气息向我走来时，尽管我定睛凝视，除了只看到道道阳光在她美丽的脸上流溢；看到她通体耀眼的天蓝­色­制服——我几乎什么也没看到。

“你不认识我了？”

“我真的不认识了，但我知道是你。”

“那我是变丑，还是变美了？”

“别逼着我夸你。”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依然凝视着她，她也紧盯着我。

“我没能象你所希望的那样，当海军。”

“没什么。”我说，“你瞧，我自己也不是了。”

“真的，我远远一眼就认出你的脸，可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你不穿水兵服是什么样？是个这个样！”

“我也想象不出，所以常照镜子。”

“走吧。”

“­干­吗？”

“我给你安顿个地方，然后……去找你。”

“好好聊聊？”

“嗯，这地方太吵，太显眼。”

“你是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安静的地方？”

“嗯。”

我们双双站起身，我仍不住地端详她。

“­干­吗老看我？”

“我在想，有没有搞错。”

真的，真叫人难以置信，她长大了，而我没长老。

王眉把我领到招待所，给我吃给我喝，还洗了个舒畅的热水澡。晚餐我吃掉一大盘子烧­肉­芥蓝菜，然后把香蕉直塞到嗓子眼那儿才罢手。我感到自己象个少爷。

“跟你说，我真想吃成个大胖子。”

饭后说是好好聊聊，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胡扯。王眉带了她的一个名叫张欣的女伴，光笑不说话，频频偷偷瞧我。她们俩勾肩搭背坐在我对面，不时会意相互一笑。我搞不清王眉什么动机，掩人耳目还是不忍抛下好朋友一个人在宿舍？或是……

她问起我们舰其他人的情况，真真扫了我的兴。我告诉她，都复员了。我不想谈过去，穷途末路的人才对过去恋恋不已。可不谈过去就没的说。她们告辞，美其名曰让我早点休息。我一怒之下决定，明天回家。不料王眉又一个人转回来，告诉我一句话，当着张欣的面没好意思说。

“我那年到你们舰上玩的时候，有个最大愿望你猜是什么？”

“变成男孩。”

“还当我的女孩，但和你长的一样大。”

“这办不到。”我笑着说，“你长我也长。”

“不对，你长不了个儿啦。”

我改主意了，住下去！

三

我始终捞不到机会和王眉个别谈一会儿。白天她飞往祖国各地，把那些大腹偏偏的外国佬和神态庄重的同胞们送来送去。晚上，她花Сhā地往这儿带人，有时一两个，有时三五个。我曾问过她，是不是这一路上治安欠佳，需要人作伴？她说不是。那我就不懂了。她说她的同事都是很可爱的女孩，我愿意认识她们，可是，难道她不知道我迫切希望的是和她个别谈谈吗？也可能是成心装糊涂。她看来是有点内疚，每次来都带很多各地时鲜的水果：海南的菠萝蜜，成都的桔子，新疆的哈蜜瓜，大连的苹果。吃归吃，我照旧心怀不满，难道事情颠倒了个儿，我成了小孩？我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象野地孤魂一样在这个急遽繁荣的城市乱遛。有一次乘车转了向，差点儿到了郊区的海军码头，我抹头就慌慌张张往回跑。我再不愿意看到那些漆着蓝颜­色­的军舰，我会像个二傻子，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瞪着眼睛瞧起来没完，让那些刚穿上军装的小年轻儿笑话。

台风出其不意地登了陆，拔树倒屋，机场禁航。王眉来了，我­精­神为之一振——她是一个人。穿着果绿­色­连衣裙，­干­净、凉爽。可她跟*宜档亩际鞘裁垂砘坝矗整整讲了一天英*故事。什么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不说话。格林先生用纸条告诉格林太太早晨六点叫他，而他醒来已是八点，格林太太把“嗨，起床”写在了纸上。罗伯特先生有一花园玫瑰。当一个小淘气要用一先令一大把卖给他玫瑰时，他不肯买，说他有的是。小淘气说：“不，你没有，你的玫瑰都在我手上。”……我抗议说我根本听不懂洋文，王眉说她用汉语复述，结果把这种费话的时间又延长了一倍。我只好反过来给她讲几个水兵中流传的粗俗故事，自己也觉着说得没­精­打采。

“你别生我的气。”王眉说，“我心里矛盾着呢。”

她告诉我，我才明白，原来她在“浏览”我。她不在乎家里有什么看法，就是怕朋友们有所非议，偏偏她的好朋友们意见又不一致，可以说壁垒分明哩。那天张欣走后和她有一段对话：

“我很满意。”

“你很满意？”王眉大吃一惊。

“我是说，我作为你的朋友很满意。”

而另一个和我聊得很热闹的刘为为却一口咬定：

“他将来会甩了你。”

我不知道她凭什么如此断言。好象也没对她流露什么，只是当我说起当武警容易些，她问我是否会武，我随口说了句会“六”。

王眉走后，我蓦地觉得自己不象话。我又不是怡红公子那号情种，连自己家的表妹都敢玩命地追，居然还演成佳话，简直是对我国婚姻法有关条款的嘲讽。从明天起，我还是恢复本来面目，做个受人尊重、稍带崇拜的大哥哥吧（叔叔是无论如何做不成喽）。

第二天，持续大雷雨。王眉又来了，又是一个人，鬓上沾着雨珠，笔直的小腿湿漉漉。我端着的那副正人君子样儿一下瓦解。时光不会倒流，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倒退。而且，天哪！我应该看出来，什么也阻止不了它迅猛发展。

“我跟你说，你甭暗示意会。你要不明明白白说出来，白纸黑字写出来，我决不动心。”

后来，这事还成了悬案。我一提这事，阿眉便大度地说：“就算我追你还不成。”言下其实是我追她，还觉悟很低，楞不承认。我往往只好嘟哝着说：“反正我当时就是被糖弹打中的感觉。”总而言之，那一下子间的事情是说不清了，没什么道理可讲。

“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什么？”

“临死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你。”

“小傻瓜，那时我早老了，老得不成样子。那时，也许你想看的是孩子。”

“不会的不会的。”

四

叫我深深感动的不是什么炽热呀、忠贞呀，救苦救难之类的品德和行为，而是她对我的那种深深的依恋，孩子式的既纯真又深厚的依恋。每次见面她都反来复去问我一句话：

“你理想中，想找的女孩是什么人？”

一开始，我跟她开玩笑：“至少结过一次婚。高大、坚毅，有济世之才，富甲一方。”

后来发现这个玩笑开不得，就说：“我理想中的人就是你这样的女孩，就是你。”

她还总要我说，第一眼我就看上了她。那可没有，我不能昧着良心，那时她还是个孩子，我成什么人啦。她坚持要我说，我只得说：

“我第一眼看上你了。你刚生下来，我不在场，在场也会一眼看上你的。”

每天晚上她回乘务队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拉着我的手，不言不语地慢慢走，那副凄凉劲儿别提了。我真受不了，总对她说：“你别这样好不好，别这副生离死别的样子好不好，明天你不是还要来？”

明天来了，分手的时候又是那副神情。

我心里直打鼓，将来万一我不小心委屈了她，她还不得死给我看。我对自己说：­干­的好事，这就是和小朋友好的结果。

有一天晚上，她没来。我不停地往乘务队打电话，五分钟一个。最后，张欣和刘为为骑着单车来了，告诉我，飞机故障，阿眉今晚搁在桂林回不来了。

我很吃惊，我居然辗转反侧睡不着。不见她一面，我连觉也睡不成，她又不是镇静药，怎么会有这种效果？我对自己入迷的劲头很厌恶。我知道招待所有一架直拨长途电话，就去给北京我的一个战友关义打电话。他是个刑事警察。我把电话打到他局里。

“老关，我陷进去了。”

“天那，是什么犯罪组织？”

“换换脑子。是情网。”

“谁布的？”他顿时兴致高了起来。

“还记得那年到过咱们舰的那个女孩吗？就是她。她长大了，我和她搞上了。我是说谈上了。”

“你现在不在北京。”他刚明白过来。

“你知道我当年是一片正大，一片公心。”

“现在不好说喽。”

“你他妈的少费话。”我骂他。

“你是不是因为革命友谊蜕化成儿女私情，有点转不过弯来？”到底是老朋友，一箭中的，“告诉你，这是合理的结果，没人说你。你是老百姓，这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正当的，无罪的。连我也在勾搭女同事呢。”

“得啦，你回去审你的犯人去吧。”

“喂喂，”他叫住我，“你妈妈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你的下落。你总不能长在她身上。”

他说的对，我不能长在别人身上。正确的方式该回去工作、挣钱，*缓蟮劝⒚脊凰晔*过来。他说的对，我是老百姓，­干­吗不当个快快活活的老百姓呐？这才是我本来的面目。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也不是个光ρi股水兵。

还有一个问题，我放心不下。阿眉请我在该市那家有名的冰室吃冷食时，我问她：

“经常有乘客试图勾搭你们吗？”

“无故搭讪的，大有人在。”

“过于无理的怎么办？让打吗？”

“不让，回避。”

“渴着他臊着他也不行吗？”

“都不行，还要格外多送凉饮料。”

“小姐的身份，丫环的命。”

“就是。”

“还喜欢­干­这行吗？”

“喜欢。”停了一下，她说，“别担心我，我不会的。”

我充满信任地乘阿眉服务的航班回北京。我在广播上客之前进了客舱。阿眉给我看她们的橱房设备。我喜欢那些锃亮闪光的器皿，不喜欢阿眉对我说话的口气，她在重演当年我领她上舰的情景。

“别对我神气活现的。”我抱怨说。

“才没有呢。”阿眉有点委屈，“过会儿我还要亲手端茶给你。”

我笑了：“那好，现在领我去我的座位。”

“请坐，先生。提包我来帮您放上面。”

我坐下，感到很受用。阿眉又对我说：“你还没说那个字呢。”

“噢，谢谢。”

“不是这个。”

我糊涂了，猜不出。上客了，很多人走进客舱，阿眉只得走开去迎候他人。我突然想了起来，可那个字不能在客舱里喊呀。

飞机很陡地升空，升到万米，开始平稳飞行。窗下白云滚滚，似波涛起伏，阳光直­射­入机舱，光彩斑斓。

阿眉在前橱房忙碌着，把饮料倒进一只只杯子，我不时可以看到她蓝­色­的身影闪动。片刻她端着托盘出来，嫣然一笑，姿态优雅，使人人心情愉快。只有我明白，她那一笑是单给我的。

空中气象万千的景­色­把我吸引住了。有没有乘船的感觉呢？有点。不断运动、变化的云烟使人有飞机不动的感觉——同驶在海洋里的感觉一样。但海上没有这么单调、荒凉。翱翔的海鸟，跃起的鱼群，使你无时不刻不感到同生物界的联系。空中的寂寥、清静则使人实在有几分凄凉。我­干­吗总把什么都同海联系一在起呢，真是吃饱了撑的！我不是海军，­干­吗总夸耀自己爱海！又不是只我一个人见过海。

云层在有力、热烈地沸腾，仿佛是股被释放出的巨大的能量在奔驰，前挈后拥，排山倒海。我晕机了。

五

阿眉个头确实和我基本匹配，但心理远未成熟。若是不怕她不爱听，我可以说她的感情掺了其他成分，我是指她在“爱”中掺了许多的“崇拜”。五年前的感受、经验，仍过多地影响着我们的关系。她把我看成完人，这不免给我带来了许多不方便，因为我不是完人；她把我认作强者，这更糟糕，会苛求我。她能做的事，我不能做；她能说的话，我不能说；闹了别扭，责任统统规我。还有，不管她怎么惹我，我不能揍她。

我得承认，开头的那几个月我做得太好了，好的过了头。简直可以说惯坏了她。我天天泡在首都机场凡是她们局的飞机落地，我总是急熬熬地堵着就餐的服务员问：

“阿眉来了吗？”

知道我们关系的刘为为、张欣等十分感动。不知底细的人回去就要问：

“阿眉，你欠了北京那个人多少钱？”

如果运气好，碰上了阿眉，我们就跑到三楼冷饮处，坐着聊个够。阿眉心甘情愿放弃她的空勤伙食，和我一起吃七角钱的份饭。她还说这种­肉­丸子浇着蕃茄的份饭，是她吃过的最香的饭。

这期间，有个和我同在海军­干­过的家伙，找我和他一起去外轮­干­活。他说远洋货轮公司很需要我们这样的老水手。我真动心了，可我还是对他说：

“我年龄大了，让那些单身小伙子去吧。”

“你靠上个什么样的软码头了？”他蔑视地乜着眼问我。

我说：“反正比那些海鲜要有味得多。我现在十分惜命。”

“你再小心，就是一天一盒‘龟龄集’，也是个死在老婆怀里的没出息的家伙。”

“滚你妈的，你这个早晚喂王八的小子。”我脸红脖子粗地回骂。

现在，对我来讲，最幸福莫过于飞机出故障，不是在天上，而是落到北京以后停飞。而且机组里还得有个叫王眉的姑娘。每逢此种喜事临门，我便挎个筐去古城的自选食品商场买一大堆东西，肩挑手提，领着阿眉回家大吃一顿。我做菜很有一套，即：一概油炸，­肉­、鱼、土豆、白薯、馒头，统统炸成金黄，然后浇汁蘸糖，决不难吃。就是土坷垃油炸一下，我想也会变得松脆可口。阿眉也深信这一点。有一次，关义来我家，看到我从橱房出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戴顶小白帽，穿件去掉披肩和肩章的水兵服、系着花围裙，才好看呐。

“别象个傻子似地看我。”我拍他肩膀乐呵呵地说，“呆会儿尝尝咱的手艺。”

我爸爸妈妈对阿眉不反感。现在老人要求不高，带一个姑娘就可以，总比一个没有或是带一大串回家要强。

我和阿眉是分开睡的。

六

阿眉喜欢逛商店，喜欢穿花衣裳，喜欢看电影。我只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常去看电影。一般情况，她到北京时间都很晚，我们不能进城去电影院看，便在我们大院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那个星期六刚好有班调机北京。因我已不那么神经病似地天天跑首都机场，所以飞机降落后，她一人坐车到的我家。正巧我扛着椅子要去看电影。问她，她自然也要去。往­操­场走的路上，她说，她在往北京飞来的一路上想：要是我在机场里等她就好了。可一下飞机，我不在。

“那是自然的。”我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哪知道你今天会飞来。”

她不吭声，噘着嘴，说北京冷。

电影开映后，她又说冷。我把外套脱给她，她还说冷。我说：“再脱我可就光膀子啦。”

电影放完后，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过来，在梦里还一直纳闷。

早晨，她到我屋里来问我：“我的香水你放哪儿啦？”（她在我家放了一套化妆品。）

“喝了。”

她笑了，瞟我一眼。我把香水找出来，一边往她头发上喷了几滴，一边问她。

“昨晚生我气了？”

“嗯。”

“为什么？”

“你不理我。”

“还怎么理你？你说冷，我不是连衣服都给了你？”

“我也没叫你非把衣服给我。我说冷，只是想听你几句暖话。”

我觉得自己很笨，这么简单的名堂都没闹清。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方面的大师们。

后来，我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魂颠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历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以后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

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阴­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象阿眉这样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夸大。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的欢愉来偿付。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起荨麻疹。有人说吃饺子可以治，我们一帮北方佬就天天吵着吃猪­肉­大葱饺子。因为训练忙，没人帮橱，炊事班长就借驱逐舰上的和面机用。用不惯，把一条胳膊绞了进去。那些天，我象罪犯似地抬不起头，以为全是我的错。在我们码头，常有一些赶海的女孩找当兵的说笑。那些天，我连这些女孩的笑声都十分厌恶。天哪！她会不会也有点厌恶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她在几千里以外对我说。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我象个半瓶子醋政委热心地对着话筒说，“什么问题搞不通？”

“你。”

“我？”

“为什么我觉得你好象是另一个人呢？”

这真叫人恶心！

“这么说，还有一个长得和我很相象的人喽。”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跟过去大不一样。”

“过去我什么样？”我茫然地问，“三只眼？”

“过去你彪悍潇洒。歪戴着帽子，背着手枪，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那时我总想，你心里一定充满着什么我不知道的、遥远的、美好的东西。而现在，我一眼就看穿你心里有什么。”

“我心理只有你。”

“你还成了个胖子。”她嘟哝着。

“你嫌我胖不体面是不是？”

多么典型的“迷惘的一代”。我气红了耳朵，又叫又吼：

“我教你个重温旧梦的法儿，随便拣个海军码头遛遛，你会碰见成千上万歪戴帽子、晒得黢黑的小伙子，可心挑吧。”

她在电话里哭了。

我说过，崇拜­性­的爱情不纯洁、不可靠。

七

她们机场连出了两次事故。一个水箱没扣上，起飞时，一箱开水都浇到坐在下面的乘务员头上。一驾飞机着陆时起火，烧死一些人，乘务员从紧急出口跌出来，摔断了腰椎。阿眉的情绪受了一些影响。这段时间，她的信是忧郁的，总告诉我一些不吉利的事，什么飞“伊尔—14”门总在空中自行开启：“三叉戟”落在桂林总是冲出跑道。我们言归于好。你想，她随时处在危险中，我怎么好意思和她堵气。我又重新以一个强人的形象出现，写信安慰她，告诉她一些我经历的危险。我曾经划着舢板在风暴来临的海上迷向；有一次在海滩上投手榴弹，一枚弹片打进我ρi股。阿眉喜欢我的这些信。因为我们很久未见面，这些信在她的想象中修补和恢复了我的形象，我也不想找麻烦，就随他“高大”去。阿眉开始问我：

“摔死了不说，要是我摔伤了，你还要我吗？”

“当然。”前海军英雄怎么能当陈世美，“我会养你一辈子。”我信誓旦旦。

“你拿什么养，用嘴？”

我发觉落入了她的圈套。我都忘了，我还没有工作呢。在她眼里，我一定象个全靠祖上萌庇的员外。

关义来看我，也大惊小怪地问：“你还象蟹似地寄居在别人的壳里？”

怎么，我爹妈还没烦，你们倒都来抱不平。

他很担心我。他最近审的几个案子，碰上过去的几个战友，这叫他很尴尬，觉得脸上无光，令人痛心。他认为很多人都是闲坏的。

我由“安办”分配去了个工厂，试用期未满，就被炒了鱿鱼。我抱着档案回到“安办”，那个经办我的女同志苦恼地问我：

“你说个工作类型，我给你想办法。”

“少­干­活，多拿钱；不­干­活，也拿钱。”

我被赶回了家。我悻悻地给阿眉写信：“不用等你摔死，我恨不得先跳海。”

八

我没冷清多久，父亲回家和我就伴。他老得不中用，人家叫他离休了。我和他开玩笑：

“您也当‘作（坐）家’了？”

“我功德圆满。您呢？”他倒毫不含糊地把我划了出去。

过去我在家里还是有些地位的，如今日趋下降。我老兄的地位直线上升。他比我早一年从海军退役，在一家建设银行工作，属于“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受到领导信任，单独掌管一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发电厂的拨款计划。他经手上亿元人民币，象淌海水似地花银子（当然是花在建设项目中）。本人也象亿万富翁般神气活现，东奔西跑，指手划脚，在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问心无愧的日子，还时不时忍不住冲我们这些赋闲的主儿哨一炮。我真看不惯。

九

阿眉给我回信，没发怒。看来她对我那些鬼话，也学会了左耳进，右耳出。用她的话讲：

“我才不生气呢，我要生气，早气死了。”

她给我写了七八篇洋洋洒洒的大道理。什么“青年人应该向上，应该生活在奋斗的旋涡里。”“不要暮气沉沉，更不能陷入……庸俗（看来这个词她是煞费了苦心）”因为我从中学就听熟了这本经，所以还能平心静气看下去。看到后来，我简直气昏了。她提到我们的将来，提到困扰着她的现实的忧虑：飞行队要保障每个空勤人员生活安定，照我目前的情况，即便到了婚龄也不能批准我们结婚，除非她停飞。可是，她说她热爱飞行。飞行除了有优厚的报酬外，还使她有一种自豪感；使她觉得对人人有用；使她觉得自己是国家在­精­神面貌和风范方面的一个代表。她不能舍此全部仅仅换取我一个人的感情，我又是那么一个人（什么人她没说，意思很明白，一个没用的人，一个废物）。再后面是一大串喃喃的、甜甜蜜蜜的表白，算是打了一巴掌后的几揉，要我相信她纯粹是出于好意，或曰：出于爱我。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接着脑子迷糊了，最后是拍案而起，冷对镜子，让我再来看看我是个什么人吧！镜子里，是个胖子，又白又暄的那种胖子，爱吃油炸东西，爱洗澡，爱睡觉，不爱动。那么，这个胖子是否打算死皮赖脸纠缠别人呢？这个胖子不打算。胖子给空中小姐回了信，表示松手、请便。胖子还语无伦次地说：“难酬蹈海亦英雄。”说到空中小姐的“光辉事业”时，挖苦味就出来了。胖子最后说，他对目前自己的生活状况很满意。

我说的都是气话，其实，我心里很难受。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令人讨厌。阿眉，你了解我的过去，不该触我现在的痛处。

夜里，我又回到波涛汹涌的海上。

十

晚上，我和爸爸相依为命地坐着看电视。中央一台是一群拘谨的孩子在比赛看谁能把地理课本倒背如流。中央二台是一个钻在纯属子虚乌有的科研项目中、不知北在哪边的所谓科学家和一个举止颇为轻浮的美人的风流故事。北京台则是个胖老头在教观众如何用西瓜皮做菜。

阿眉来了，她现在是稀客。我仍旧坐着看电视，听她和我哥哥在隔壁房间对着吹，一个吹电厂，一个吹飞机，吹得都够“段位”。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才走过隔壁房间。阿眉一个人在看我扣在桌上的书。我关上门，她仍低头看书，我走进才发现，她在啜泣。

“我是好意，难道你不知道？”她说。

“知道。”

“难道我不该开诚布公地和你谈吗？难道我们之间还用忌讳什么吗？”

“确实什么也不用。”

“那你­干­吗这样对待我。”

我哑了。

“你还说‘不再连累我’。你这样做就高尚了，就是为我好了？你这样做让我更伤心。”

“我以为……”

“什么你以为。”阿眉蛮厉害地打断我，“我什么时候说过嫌你，不要你了？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就是觉得我有责任‘提醒’你。我有没有这个责任，这个权利，你说你说！”

我被逼无奈，只得说“有。”

“有你­干­吗不接受？还反过来骂我。”

“小点声，别让我家人听见。”

“你还要面子呀，我还以为你早浑得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别打人呀。”

“打你白打，我恨死你了。”

尽管我又挨了小嘴巴，局面是缓和了下来。

“别照了，没打出印儿。”阿眉这话已是带笑说了。

“下不为例啊。”我正­色­对她说。

“我收到你的信，哭了好几天呢。”

提起旧话，阿眉仍是泪眼汪汪，委屈万分。

“我不该写那个信。”我认错，“收到你的信，我也挺气……”

“你气什么？”阿眉怨恨地说，“给谁看，谁都会说我是好心好意。”

“你不该给我讲大道理。”我说，“大道理我懂得还少吗？参加革命第一天起……”

“那我什么都不说就叫好呀。”

“你不用说，我心里都知道。你希望我成什么人我还不知道？你不说我认为你是体贴我、了解我。你别以为我舒舒服服，无牵无挂，我受的压力够大，别人都觉得我没用……”

说到这儿我也委屈了，说不下去。阿眉的心思都被我开头几句话牵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

“还不是想我出人头地，封妻荫子。”

“错了，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过能这么想我也很高兴。”她反问我，“你想我什么呢？”

“我想你做个温柔、可爱、听话的好姑娘，不多嘴多舌。”

“好，我做。”

第二天在机场，刚开始广播上客，我绷不住了，原形毕露。我想我对阿眉说话时眼圈一定红了：

“什么时候还来？”

“有机会就来。”

“常来，别又让我老长时间见不着你。”

“你想我想得厉害？”阿眉挺得意。

我吞吞吐吐，终于说：“厉害极了。”

当她的飞机升上蓝天，向南一路飞去，我茕独地穿过光可见人的大厅走向外面空旷的停车场时，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她对我的个人崇拜结束了。虽然她在工作中仍不免有小差错，飞海口忘带供应品，渴了众乘客一路；早上起晚了，慌慌张张出差没施妆，被总局检查组扣了几分；但她终归还是个有缺点的好乘务员。而我虽然呆在家里除了摔破个把碗再没犯过别的错误，也还是个没人要的胖子。那么，我身上的光晕消逝后，爱情是不是更朴实、更清澈了？没有，她又倾注进了大量别的感情成分。

她怜惜我，对我百依百顺，还在物质享受上反过来惯惯我。

“瞧我抽的免税美国烟，瞧我喝的日本免税酒。”

我四处跟人吹她。

每到发薪的日子，我和我的老战友们仍按部队的传统，找家馆子大开一顿，吃吐了血算。他们找了各式各样的老婆，唯独没有空中小姐。

“有一次飞机起飞，一箱开水折在她脑袋上（我把别人的事安在她头上）。瞧这照片看得出烫过吗？”

“好象更新了。”旁人捧场。

“有一次李谷一坐飞机，她们故意放朱逢博的歌。”

“朱坐飞机呢？”

“就放李的歌。”

“你怎么配有这种福气？”旁人听着太玄，不禁怀疑。

我想了想，也没什么过硬理由，只得说：“前世修的呗。”

十一

这星期，阿眉几乎天天飞北京，因为这星期排班的分队长是她­干­姐姐。

除了照例很多吃的外，她又给我带了几本书。小心看着我的脸­色­说：

“我也不知道你看过这几本书没有，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翻了翻，说：“这几本书我都背得出来了。”

她叹口气，怪没劲地把书装回自己包里。

我不忍看她失望。第二天在公共汽车上，我骗她：

“我打算写书啦。”

她眼里立时放出光来（多么势力）。

“我考虑来考虑去，走这条道比较便宜。描写水兵生活的嘛，基本还是空白。”

她的眼睛几乎是充满柔情了。

“现在关键是缺一个把整个故事串起来的线索。嗯，很伤脑筋。”

我好象一个真正作家那样装出副呆呆痴想的傻相。可是，老天，她温柔的不正常啊。

“姑娘，您抓的是我的手。”

站在我身旁的一个老头一边从扶手上抽回自己枯瘦的手，一边歉意地对阿眉说。

阿眉羞红了脸。

她­干­吗那么当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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