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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我不会,”我停了一下说,“也许你倒要说是我不配你。”

“不配一个瘸子?”

“哦,你尽管瘸,还是瘸的挺有风度的,对了,”我说,“你的照片我不想还了。”

“好吧,”他说,“你的照片我也就不还了。”

“如果你打算悄悄销毁,还是还给我。”

“我倒担心你将来的丈夫要吃醋。”

“丈夫?”我木然冲他一笑,“我发觉一句都提不起来。”

“什么?”

“过去说过的话呀,那些海誓山盟真没用。”

“……过去我们起过誓吗?”他怯生生地问。

我眼里闪出泪花,把杯子一顿,心平气和地问:“这个你也想否认?”

他不吭声了,我久久盯了他半天,又端起酒杯,把嘴伸进琥珀­色­的液体中口饮。

“你说,”我喝了一阵酒,喘口气问:“会很快过去吗?”

“什么都会很快过去的。”他说,“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少跟我转词。”

“我希望我们还是朋友。”他看看我说,“象过去一样,你常来找我玩。”

“真的希望我常来?”

“真的。”

“那我就常来。”我注视了他一会儿,咬着嘴­唇­笑了,“我常来。”我低下头,飞快抹去下巴上的泪珠,问他,“我的演出你还看吗?”

“看。”他也笑。

上床睡觉时,我翻来覆去地想,我们国旗说过什么山盟海誓的话?大概真没说过,可那,还用说吗?

秋天一个个晴朗无尘,阳光充沛的日子瞬忽而过。不堪酷暑又畏惧严寒的人们尽可能多地利用这一年中最后的好时光户外活动。今年街上流行鲜丽的羽绒马甲斑斓的粗线毛衣。赵总理和胡书记带头在电视里穿西服会见外宾,出席国宴,为全国表率。西服立刻畅销,街上到处是穿着合身与不合身西服行走的男女。

秋天是我们团的演出季,前去观看者趋之如□,票子一售而光。可首场过后,黑市价跌得很惨,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些票子砸在手里的“倒爷”焦急地在剧场前徘徊。因奥运会胜利和国庆阅兵大大高涨的爱国热忱没能在歌舞上移情。那些六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高亢清越的汉曲宋词、讲究意境的古典歌舞依然隔膜,掌声寥寥。演了几场后,团里只得把上半场的民族舞大部拿掉,换上疯狂喧闹的《布莱伏》舞和踢达舞。团里对这些老掉牙的节目的依赖程度是令人悲哀的。

石岜仍在家静养,由于长好的骨盆有些倾斜,走起路来,十分明显地跛脚。他在青岛的姐姐请了假来照顾他的起居。我也时常去看他,他给姐姐介绍我说:

“晶晶,我妹妹。”

姐姐看了我半天,然后就和我有说有笑地聊起来,一起在厨房做饭。

我听到她跟石岜说:“喂,我挺喜欢你‘妹妹’。”就红了脸瞅石岜。他笑笑,装坐若无其事。我垂了会儿头,又开始说笑忙活。

姐姐是个一丝不苟、爱管别人闲事的女人,常以挑剔的眼光打量我和石岜的穿着。她特别瞧不惯我随随便便的打扮,但她不跟我说,却去训石岜。

“你也不给晶晶买几件衣服,瞧你们两个,穿得象一对叫花子。”

“我们没钱。”石岜说,“再说我们也不出门。”

“你不出门,晶晶总要出门,总要打扮得漂亮点,这会儿不穿什么时候穿?”

“我们赶不起时髦。”我也这么说,“夏天还可以凑合赶赶,秋冬季羽绒皮货太昂贵了。我是低工资。”

“其实,心灵美也就行了。”石岜说。我闻声瞅他,他忙对我说:“姐姐的意思是要给我们买几件——你没听出来?”

“你我不管,晶晶我要管。”姐姐说。

“我什么也不要,真的,姐姐你什么也别买。”我说。

姐姐是个党员,说到做到,给我买了件暗红­色­的羽绒马甲和一条坚固呢牛仔裤以及一瓶“增白露”。她问我,夏天是不是爱游泳?我说是,她说游泳可以,别顶着日头去。我嘴里嗯嗯答应,说明年夏天注意,转身就把她给我的衣物撂到一旁。又怕她不高兴,穿上我自己的一件稍嫌老式的开身毛线外套。我觉得“还过得去”,石岜去□着眼说:

“真难看,象小县城的。”

“管什么,”我说,“又不是给你看的。”

“你头上扎了根什么玩意?鞋带!”他伸手扯我,“不成体统。”

“你别扯我头发。”我护着头发说,“发绳老丢,我们团很多人都用鞋带。这样省事,又看不出。”

“没个看不出的。”他说,“我不许你这样,费好大劲,才把市容整治得象个样。”

“我乐意怎样就怎样。”我说,“你现在管我也没必要哇。”

他一下没词了,讪讪把手缩回去。有时我们俩之间常出现这种冷场。

“都是你。”我含泪说,“­干­吗招我,我本来也想不起说这种话。”

过后,我仍换下他认为不好看的衣服,重新认真把头梳得水滑整齐,苍蝇拄着拐棍也站不稳。甚至还在脸上搽点“增白露”,哼着“西施兰欲盖弥彰,增白露瞒天过海”,把我发的两套运动衣给他拿去。

“咱们怎么那么傻呀。”我笑着跟他说,“穿运动衣多好,又时髦又不用花钱。”

他穿上运动衣照镜子,问我:“瘸子穿运动衣是不是有点装腔作势?”

“没关系,”我站远端详,“挺好,现在伤残人不也有个奥运会嘛。”

“晶晶,慌慌张张往哪儿跑?”

晚上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给一个来访的外国总统演出。总统先生*邪螂状碳ぶⅲ*节目限制在可以忍受的一小时内。晚会散得早,我出来跑的也快,小青姐她们就拉住我跟我捣乱。

“上哪儿去呀,这么急。”

“还能上哪儿?我朋友那儿呗。”

“啧啧,现在小姑娘真大方。”几个老演员议论着,笑着从我身边走过。

“你不是老去吗,今天就别去了,咱们回宿舍玩去。”小青姐成心让我着急。

“谁老去了?”我又急又没办法,“好几天没去了,你放开我,人家要赶不上车了。”

“哟,晶晶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么温柔可人。”小青姐打趣我。

“一直就会的,”我掰开她的手,“看跟谁了。”

在大家的笑声中,我□□跑掉。

“那些变戏法的真骗人,今天我在后台全把他们看破了。”

我和石岜在包饺子,我给他讲今天的趣闻:“他那些道具都藏在身上。我端个小板凳坐在条幕旁眼睁睁看着他一件件掏出来,假装从空气中抓出来的,骗台下的人。那些人还傻乎乎地鼓掌呢。老师说我,你­干­脆坐到台上去看吧,你也快成分散观众注意力的道具了。”

“你­干­吗呀?”

“没事,台下其实看不到我。”

“我是说你­干­吗和你们团的人那么说呀?”

“我说什么啦?”

“说我是你朋友。”

我立刻不响了,把脸扭向一旁。

“你还跟她们说什么了?”

“嗯,”我没情没绪地捏饺子,“说你爱写作,又聪明又有前途,还有我快饿死了。”

石岜的脸拉得象张驴脸。我难为情地说:“我并没真说你很有前途,我只是说你这人很乐观。”

“我没生气,她们听了怎么说?”

“她们觉得挺带劲。”

“我说晶晶,别再说这么无中生有地乱编了吧,这不是毁人吗。”

我低着头,可仍觉得脸慢慢红了,连脖子都涨红了。

“水开了。”姐姐从厨房出来,问我们饺子包好没有。

姐姐假满回去了,石岜的腿也基本痊愈了,再家里憋得很烦。假日,我陪他去天津玩。在天津东站下车后,我们徒步穿过海河上宏伟的解放桥,去“劝业场”对面那家闻名遐迩的咖啡厅吃了水果馅元宵和­鸡­蛋三明治,又排队买了著名的“十八街”麻花和“耳朵眼”炸糕,搭傍晚的一趟火车回北京。

暮­色­苍茫的原野一片片向后退去,城市、村落的灯光星星点点,油田喷出的天然气在夜空中熊熊燃烧。

车厢灯光昏暗,人头攒动,过道卧满做小买卖的农民,龇着大黄板牙大声说笑,放肆地抽着呛人的烟卷。我站在车门旁,仍被烟熏得连连咳嗽。石岜百无聊赖地倚着车门。

“我不是成心惹你心烦。”

“别说这个了,”他看我一眼,“我没烦。”

“我回去就说我们吹了。”

列车通过一个明亮的小站,北京市区的万家灯火遥遥在望。又疾驶了一会儿,我们已身处在这个庞大星空般的城市。列车在变轨,车厢剧烈震动,我的身体也随着震动颤抖起来。

“你别老那么自作多情,以为我对你多恋恋不舍似的。”我突然感到一阵绝望和愤慨,粗鲁地骂起来,“我根本没拿你当回事。瞧你那副德行。什么东西,混蛋一个。”

石岜看我,我挑衅地仰起下颏。他不理我了,专注地看窗外缓缓闪过的街景:透明的幢幢大厦,笼罩着高压钠灯桔红­色­光雾的马路上驰行的轿车,走动的人群。

列车在雪亮的月台停稳,我跳下车,石岜也跟着跳下去,紧跑几步,追上我并排走。我急急地走,他也大步迈——跛得更明显了。身后是潮水般的旅客。

来到车站广场,我站住,面向他。他身后是辉煌的候车玻璃大厅,枝形水晶吊灯光华四­射­,双道自动电梯向楼上缓缓运行,人们川流不息。

“我不要你送我。”我压低潮声音说,“你走!”

“我送你到电车站。”

“不要。”

我尖叫,四周行人纷纷驻脚,值勤的警察也回过头来,他忍气吞声走开。立冬后,下了几场­阴­绵的细雨,天气又冷又潮,人在没有供暖的房间理都要披件厚衣服。这期间,英·甘地被她的卫兵枪杀了。中曾根和里根分别如愿以偿连任了日本首相和美国总统。十四个沿海城市在香港同外商签了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合同和意向书。中国女排彻底击溃了劲敌美国对和日本队。大白菜上市,又下市了。

我们团第一轮演出已告结束,团领导连日开会,研究新房舍的分配和小队承包事宜,团里放了羊。乐队的人通宵达旦地学习流行唱法,他们都有很好的音准,几个改弦更张的二胡演奏员大红大紫后,都豁然开朗了。我们舞队练完功就大学交际舞。几个老演员办了个交际舞辅导站,钱赚得“毋姥姥”。我懒得学舞,没事就披着大衣在楼里瞎转,要不就无聊地站在一旁看她们翩翩起跳。饿了就到附近一个商亭喝酸­奶­,喝饱了回宿舍闷头大睡,什么也不愿去想。

经过激烈的争论、哭泣、恳求、权衡盘算,各演出队的人员和分成比例终于确定下来。很多城市的邀请也纷至沓来。我们团倾巢出动,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巡回演出。

在上海霓虹灯林立的繁华商业街南京路,我碰到出海回来、上岸寻欢作乐的老纪他们。他们请我吃炸子­鸡­和掼­奶­油。说到石岜,大家不以为然。老纪说:“再耿耿于怀就没劲了,算了。”他劝我:“在有钱人里找个心眼好的完了。”

在昆明碧水青峰的滇池边,小杨也对我说,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突然去世都没能使生活停顿,更别说一个石岜了。“听说他正在边境一带走私毒品。公安厅正在通缉一个北方口音的瘸子。不定哪一天,他得死于火并或追捕的枪战。”

在重庆拥挤不堪的朝天门码头,我在石岜家见过的那个四川经理却说石岜正在深圳经营一个生意兴隆的饺子馆。有人看见他脑满肠肥地坐在店里喝茶,学了一口广东话。“长得可是一模一样。”

后来,演出队到了河南山东,就听不到有谁认识石岜并提起他。我们演出演糊涂了。一天两场甚至三场。一口气演了近百场。整天不能卸妆,皮肤都过了敏。晚上做梦也在跳,误场着急,早晨醒来累得又立即睡了过去。侯场时,整整齐齐排着队搭拉着眼皮假寐,灯一亮,个个堆出假笑昂着头上台,恍恍惚惚手舞足蹈一番,一转身,又立刻合上眼梦游。歌星的嗓子也唱“放炮”了,只得放录音带,人站在不接线的麦克风前做假动作或者­干­脆和我们伴舞的演员开玩笑,把《草帽歌》唱成“妈妈,百货大楼有开司米。”

最后几场,人都木了,事故频频。跳《夕颜》时,我光着脚丫上了场。人家都是雪白的袜子,我黄黄的一个,村气­射­人。老师站在幕条旁都快气死了。下场时一哄而下,再亮灯时,不知谁的扇子醒目地丢再台中央,惹得观众黑鸦鸦站起一片,嗡嗡议论,大感兴趣地琢磨这个“机关”。

经过筋疲力尽的巡回演出,元旦前夕,我们青面獠牙地回到北京。我们在外地的时,北京下了几场雪,至今路边墙角仍有残痕。树木大都叶子脱尽,光秃秃的。阳光很和煦,裹着鸭绒衣在街上行走的小伙子和姑娘,脸上都红扑扑的。市内公园的水面和湖泊都结了冰,可以看到戴着五颜六­色­毛线帽的年轻人在封冻的湖面上自由自在地滑冰,冰刀溅起的冰沫在阳光下点点闪烁。

我走在街上,有时会停下来,看看街角贴的“刘云峰”署名的布告。我在一家百货公司买了双高筒靴子,给了十张奖券。摇奖时中了头彩,一台双开门电冰箱。我一个人生活也用不着,转手卖给了别人。手里有了一些钱。小青姐劝我买些金银手饰保值。我喜欢珍珠,就买了串九折的珍珠项链。她们说我买亏了,市面上的珍珠都是养珠,我很懊恼。

元旦到了,文化部在一家大饭店招待在历年全国和世界­性­比赛中获奖的艺术界演员。我接到请柬,想起当年获奖时少年得志的情景,恍如隔世。其实并无龙门,人只不过给自己制造幻境,一时一地称雄,自以为与众不同。我到饭店很早,招待会还没开始,便在底层售品部逛。看到一件漂亮的男皮大衣,不忍离去。问售货员,价钱也公道,掏钱时才想起买来无人可送,□□走开。在咖啡座喝茶时,遇到当年舞伴。他正和他们团的几个人在一起,看见我大喊我的名字跑过来,咖啡座里的外国人纷纷看我们。我们握了手,互道阔别后的情况。他刚从南方回来。人家请他去搞舞蹈,他怀着雄心去了,到那儿一看,就是在舞厅给人家伴舞,老太太请也得陪着跳,根本不是搞艺术。第一期合同一满,他就跑回来了。我们几个同学,甚至几个老师还在那里。他们铁了心,什么艺术不艺术,“大团结”第一。最高级的是在大酒店里给歌星伴舞,收入倒是十分可观。他跟我唾沫星子四溅地说了一通。他们团的人叫他,说招待会开始了。“有空再聊。”他连窜带蹦地跑了。我也结了账要走,旁边座上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问我:

“你叫于晶?”

“嗯。”

我看看这个人,不认识也没见过。虽然她一口京腔,可看服饰发型和气质又不象在国内生活的人。也不知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如果没错的话,”那女人笑着说,“你是石岜的女朋友。”

我心猛一动,这是怎么回事?

“石岜现在好吗?噢,我跟他是朋友。我听他谈到过你,印象很深。他没跟你说起过我吗?我叫……”

她说了自己的名字,我从没听说过,石岜什么也没跟我说过。

“他没跟你说过我吗?”那女人又问,“我们在南方见面时,他可净说你,依恋之情溢于言表,嘻嘻。我本来还说跟他一起来看看你。”

“没有,他什么也没跟我说过。而且,我跟他也没什么关系。”

“等等,”那个女人叫住我,“这是怎么回事?当时他跟我说的时候可不是这种口气,我还以为你们就要结婚了。再坐会儿好吗?”她说,“石岜现在­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我好久没见过他了……”我不能再说了,再说眼泪就要出来了。

那女人看了我半天,说:“懂了,对不起小姐,这是个误会。石岜和我开了个玩笑,骗了我一顿,我当了真。”

“他和您说了些什么?”我问她。

“他,”那女人喝了口咖啡,把脸沉下来,“他说,他很爱你,爱得不得了。”他吃吃笑起来,“如何如何纯真的一片爱心。他装得可真他妈的匀,都可以当演员了。”那女人气得浑身抖起来,哆*哙锣麓影里摸出盒烟抽出一支叼上:“你*吗?“

我摇摇头。

那女人自己咳嚓用打火机点着烟,堆起笑容对我说:“好啦,我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你过节到哪儿去?”小青姐问我。

“我姨妈家。”

“你要没地方去,”小青姐说,“咱们一起去我朋友家吧。”

“不不,我到我姨妈家去。”我说。

除夕之夜,城里响起送旧迎新的鞭炮声。同宿舍的人都回家过年了,整层楼也没几个人。楼下的解放军正在会餐,闹哄哄地敬酒。我到电视房打开电视看了会儿元旦晚会的相声,笑了笑,回房睡觉。刚上床,楼里的电话就响了。我跑去接,是姨妈打来的,问我怎么没去她家。我说元旦团里还有活动,等放了假再去。同一座楼的解放军会完餐,又开晚会做游戏。咚咚敲着鼓“击鼓传花”,放开喉咙齐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姑娘。”“妈妈,妈妈,看看我吧,亲爱的妈妈。”我用棉花堵住耳朵,吃了两片安眠药,才勉强睡着。

元旦清晨,我乘头班车进城。街上行人寥寥,遍地昨夜遗留下地鞭炮纸屑清洁工戴着口罩在清扫。偶尔,新年寒冷的空气中还传来几声零落的鞭炮声。

我走进那幢熟悉的公寓大楼。电梯还没开,我顺着楼梯爬上去,喘吁吁地敲门。敲了好一会儿,里面才响起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门开了,我怔住了,是个陌生姑娘,睡眼惺忪。

“你找谁?”

我推开姑娘往里闯。姑娘拦我:“哎哎,你­干­吗呀?”

“我找石岜。”

“谁?”

“石岜!”

“你找错门了,我们家姓李。”

我停住脚,瞅着姑娘愣了。

“你找错门了。我们家不姓石,姓李。”

我退到门外,抬头看看门牌,又看看莫名其妙站在那儿有点生气的姑娘,完全不知所措了。

“你是不是找原来住这儿的那家人?”一个穿毛衣的小伙子出现在姑娘身后,“你进来吧。”他对姑娘说,“妹,你让她进来吧。”

我机械地走进公寓,环顾四周。室内的家具全换了,陈设也全然是另一种情调。

“妈,你知道原来住这儿的那家姓什么?”小伙子问一个从里面走出来的老太太,“是姓石吗?”

“好象是,是姓石。”老太太说。

“您知道他们搬哪儿去了?有人找。”

老太太看看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他家老头死了很多年,部里一直要收回这套房子,他家孩子就是不搬。后来不知怎么,大概那些孩子都不在北京了,这套房子就交了。”

“谢谢您了。”我低头转身走出去,“我走了。”

“你可以等节后上班到部里办公室打听一下。”那个小伙子好心地对我说,“也许给他们另调了房子,办公室的人知道。”

“谢谢。”

我根本就没听清小伙子跟我说了什么,下楼时,只觉得做了场可怕的噩梦。

灰□的天空纷纷扬扬飘起雪花,落到地上薄薄一层。无轨电车缓慢地行驶,车内结了白蒙蒙的水雾。沿街小饭馆热气腾腾的屋内,羊­肉­片在滚着开水的铜火锅里变­色­,围着桌子的人们吃得满头大汗。喝了白酒的男人脸红得象猪肝,醉醺醺地互相搀扶着从我身旁默默走过。

“我这份伤心的……”两个戴眼镜的姑娘从我身边走过。

“爸爸给你拿着糖葫芦,呆会儿再吃……”一个男人牵着个攥着满手吃食,穿得象头小熊的小男孩。

夜深了,我还在街上□□独行。铺满雪地街道树木在月光下凝成静止的银白­色­,商店楼房都紧闭门窗黑漆漆地一点声响全无,盘结交错的电车线挂满雪,僵直、网一样地罩在半空中,公园逶迤的墙下空荡荡的,我的影子在便道上托得很长。暗处灌木丛上的雪坍落,发出轻轻的扑扑声。

节后,我休探亲假回南了。

我在家里续了假,春节后,才回到北京。团里又开始演出。我每天上午排练,学些新舞,下午就在宿舍看看书,和小青姐他们聊聊天,晚上去剧场。

今年冬天,北京雪水勤,雪后初□,太阳出来,路边积雪融化,街道树木潮乎乎的。公园朱红宫墙的绿琉璃瓦檐上白雪点点,在阳光下晶莹闪烁地滴垂着长长的一排水珠。

春天来了,冰消雪解。草地绿了,树木葱茏了,河水流动也快了。斜斜春雨浸润了泥土,洗净了楼房花园的灰尘,使城市焕然一新。日照时间开始延长。黄昏,街上到处是一群群徘徊嬉笑的年轻人。他们重新坐满公园树荫下地绿­色­长椅,□□私语,倾听着草丛下小虫子的吟哦和栖息在树上的鸟类的呢喃,陶醉在扑鼻的花香和爽人的晚风中。

我新交了许多朋友,其中不乏有钱有趣的人。我和他们挺合得来,经常在一起吃饭、游乐。有人说要和我结婚,我一笑置之,也不往心里去,还照样来往,照常做朋友,彼此十分自然。不演出的时候,我也读读英语。我希望几年后我能考取艺术研究所的研究生,将来跳不动了,就坐下来研究研究舞蹈史,收集收集各省的民间舞蹈素材。

不久,一个西方国家的电影回顾展开始,我买了一套票,天天去看。一天,我到得早了,剧场里还没有几个人,我坐在池座后边吃蛋卷冰激淋,看今日的影片内容简介。偶一抬头,看到石岜从旁门进来,径直走到我前面几排坐下。他没东张西望,一坐下就和旁边的一个女孩说笑,从她手里拿影片简介看。电影开映了,剧场的灯灭了,座位坐满了人,他消逝在黑鸦鸦的人头中。那天放映的是两部伤感电影,我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我没去看电影。小青姐问我,我说电影演得令人心碎。

第三天,是两部喜剧片。我到得晚了,进剧场时眼前一片漆黑,不停地与人碰撞。周围的人纷纷抱怨我挡住了他们的视线。

“到这儿来。”一个人温和地说,牵住我的手,象领盲人一样将我引到一个空座位。

我的眼睛慢慢习惯了黑暗,石岜的面容轮廓一点点浮现出来,渐渐清晰——他在象我微笑。

“不在不在,就说我不在。”我怒冲冲地喊。

“你还是跟他说两句吧。”小青姐拿着话筒为难地说。

“喂,”我抄起话筒,“你要­干­什么?”

“你不要那么无礼嘛,还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就不接电话。”

“好吧,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中午到你那儿去,帮我打份饭。”

我还没来得及讲话,他就飞快地挂了电话。妈的!我啪地一摔电话。

“别摔电话呀,那时公共财产。”小青姐忍着笑说。

我横她一眼,又摔了下电话,闷闷不乐地回房。

“没给你打饭。”我对石岜说,“我自己也没吃。”

他环视我们宿舍。小青姐她们正在吃饭,自得其乐地小声说笑。他上次来这儿是去年秋天,那时我正热恋着他。那天从这儿出去后出的事,好象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们不是要搬家吗?”

“没搬,新房子分不下去就没搬。你坐吧。”

“你真的没给我打饭?”他似乎有点失望,“那有别的什么吃的没有?我饿得厉害。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忙得头昏脑涨,原以为到你这儿一定能吃上。”他看看我,“我记得你过去说过,不管将来什么时候,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都给。”

“你记错了,我是说我要饭要到你那儿……”我突然觉得无聊,说这种话,做这种姿态十分无聊,把放在一边的盖着碟的饭盒推过去,“你吃吧,给你打了,饭不太好。”

“挺好的。”他揭下碟看看菜,“你们食堂菜炒得不错。”

我把我的匙子擦­干­净送给他,他大口吃起来。看来这点他没骗我,他是饿了,狼吞虎咽地吃着。吃了一阵,歇下来看看我。

“你慢慢吃。”我站起来,“我给你倒点开水。”

我到小青姐那儿要了杯开水,小青姐问我他吃不吃榨菜。

“你吃吗?”我问他。

“不用了,这菜够了。”他嘴里噙着饭说。

“你是不是还有点生我的气?”

吃过饭,小青姐他们要午睡,我把他领到我们大练功房,坐在地毯上。

“是不是有点?”

“没有。”我玩着自己的手指,小声说,“我没生气,有什么可生的。”

我看着墙上镶的银晃晃的镜子里映现出的钢琴,席地而坐的我们两个,惆怅地发现,我们仍然那么年轻,那么般配,象电影里的美满情侣。一个我们舞对的女孩进来往练功杆上晾洗好的床单,冲我笑笑,低头抚平长长的床单。

“去年年底我给你打过电话,我搬家了。”

我告诉他去年年底我们去外地演出了。他问我去哪儿了,我掰着指头数了数,告诉他。我问他这段时间在­干­什么,他一笑伸了个懒腰,说什么也没­干­,还在混。

“混到今天?”

“混到今天。”

一瞬间,我对他那种似笑非笑、满不在乎、过去曾把我深深迷住的劲头十分反感,只是一瞬间。我没再说话,他也不再说话。

我们坐了很长时间,楼道理喧闹起来,午睡起来的同事们乒乒乓乓地开关门,人来人往地洗漱。黑人舞《莫若》的演员再排练老师的吼中,进练功房排成队形温习一个片段,很多人一边跳一边看我们。

我走进一家挂着“正宗川菜,五味俱全”字牌的餐厅。这是那种白天营业、晚上开舞场的餐厅。天花板上悬挂着颜­色­庸俗的彩带,镀铬桌椅靠墙排了一圈,柜台供应着甜酒和冷饮。有个五、六个人的小乐队在奏着乐,十来个人在黯淡的灯光下跳舞,还有一些人坐在一边喝着饮料看。

领我来的朋友说:“你先坐会儿,我去找经理。”

我找了张空位坐下,看那十来个人跳舞。有个背头管裤的男子在带其余的人跳,看不出跳的什么舞,一概扭ρi股。一个女服务员送来一高杯“菠萝宾治”,收我的入场券。

“没有。”我说,“我是请来的。”

女服务员正要说什么,朋友领着经理走过来,把她打发走,给我们介绍。

“这就是我说的那位舞蹈巨匠,生下来就跳舞。”

“欢迎欢迎。”经理热情地和我握手。一齐坐下,打着响指叫服务员又送来两杯果汁。

经理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我看他有点面熟,好象在哪儿见过,是谁的朋友,又想不起来。

“听说了你的情况。”经理说,“我们这儿很需要你这样的专家。”他指指正在领舞的男子说,“那位是我们现在用的舞蹈老师。”

“唬牌的。”朋友对我说。

“你看他跳得怎么样?”经理问我。

“我不知道他跳的什么。”

“我也不知道。”经理说。他转身问旁边座上一个观舞的女孩,回过头来困惑地说,“卢旺达的什么舞。”

“黑人舞的摇摆晃动一般来说比较接近原始人对身体的自然驱使。”我说,“他看上去上身过于挺拔。另外,运动中的侧身左右摆动是拉美舞蹈的典型特征。”

“我已经发觉这个大ρi股家伙是歌骗子了。”经理说,“不过我主要是照管白天餐厅的营业,舞场的事事我一个朋友经办的。我把他叫来。石岜。”他拍手向左近一堆正在喝酒谈笑的人中叫唤,“你来。”

石岜从人堆中站起来,神采奕奕地微笑着,一跛一跛走来。半路上,他看到我,笑容收敛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跳外国舞的专家。你叫什么名字?”

“她叫于晶。”朋友说。

“噢,于晶。人家才是真李逵,你把那个骗子赶走,请她。”

石岜冲经理点点头,又看看我,微笑起来。经理继续唠唠叨叨跟石岜说:

“你跟那个骗子说,以后他可以免费在这跳,不过不要猪鼻子Сhā葱——装象了。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也懂得一些。”

“不不。”我对经理说,“你还是让那个人教吧,我不能在你这儿做事。真的,我只是来看看。”

“这是什么意思?”经理看我的朋友。

“先头说好的呀。”我那个朋友说我,“你怎么变卦了?”

“我们不会亏待你的,”经理说,“这个你放心。”

“不,不是钱的事。”

我起身走了。经理在后面跟我的朋友发脾气:“我不喜欢别人这么要挟我,就是巨匠也不行。让她走!”

“我知道怎么回事。”石岜跟他说,“这事我来办。”

他追上我,不顾我的挣扎,拉我坐在另一处角落。问我:“是因为不喜欢我吗?”

“我没想到碰到你,没想到是这么个场所,人家只跟我说是个辅导班。”

“是个辅导班。边辅导边跳,别致一点。”

“你包办舞会一晚上能搞多少钱?”

“不多,你瞧,没多少人上当。”

“多少钱?”

“我没发财,离发财还远着呢。”

“你一直在­干­这个?”

“刚开始­干­。这不算骗人,是正当的,现在萝卜都什么价钱了?”

“那你的票价也太高了。”

“你有什么好路子吗?”

“没有。”

“那就帮帮忙。”

“不成。”

“不喜欢我?”

“不是。”

“喜欢我?”

“是的。”我哭了,“可不帮你的忙。”

我也觉得我太傻,太没骨气,也许会在挨次涮,可我没办法,我喜欢他。尽管我们在一起要不幸,分手会痛苦,我都不在乎。来吧,再来几遍都可以!

我不让他来我们团,没事我就去那家叫“吉利”的川菜馆找他,不睬经理的白眼。一起喝喝酒,闲聊一会儿。我发觉他和我们一年前认识时一样,处境、情绪都没什么变化。除了每周办几次舞会,他还兼做那些乌七八糟的空头生意。只是录像机变成微电脑,“傻瓜”相机变成自动按摩靠垫。他还是那么固执地要发笔横财。他跟我说:

“我们种种不顺和苦恼归根结蒂一个穷字。为挖这个穷根,我什么都不吝,就是搭上一切也在所不惜。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自知不敌。”

来找石岜的朋友很多,在“吉利”进进出出终日不断人。虽然他们互相请客时出手大方,喝了酒也会亲热得推心置腹,眼泪汪汪。但一谈到生意钱财就会立刻变得冷若冰霜、锱珠必较,有时还会吵得面红耳赤、破口大骂。每当石岜被人家“瘸子”“拐子”骂了一通后,蹒跚地走到我桌旁坐下,一言不发时,我就为他深深地难过。

我们演出,我都给他送票,他几乎都去看,坐在第一排。我一出台就能看到他,目不转睛,正襟危坐。《布莱伏》我的位置在前台我几乎是近在咫尺地俯视他,在他面前扭来扭去,众目暌暌之下,无所顾忌地互相凝视。《贡卡》舞最后要请一些观众同舞,我就下去和他说两句话。

“你为什么总不笑?别人都笑。”他老这样说我。

“你也不笑。”我说。

下次,我一出台他就微笑,我也笑。可很快,我们又都不笑了,面孔呆板地互相凝视。

《贡卡》舞时我下台走到他面前,竟不知说什么好。

“演出完你回团吗?”他问。

“回。”

“我想在后台门口等你。”

“不,你别等。”我快步返回上台。后面的舞我只跳没看他。

散场后,我第一个洗完澡出来,在后台门口徘徊了很久,直到大家都出来上了车喊我,才上车回团。

第二天他没来。排练老师在条幕边骂我:“怎么啦?象袋土豆。”

“地板太滑。”我说,“站不稳。”

下台后,我到盥洗室拧开水龙头,把舞鞋浇湿。回到化妆室踩了踩松香,坐在镜前重新化妆。把眼圈旁洇了的油彩揩去,重搽。

“你为什么还不结婚?”我坐在“吉利”满屋酗酒喧嚣的青年男女中问他。

“我妈妈临死前嘱咐我,”他嘻嘻哈哈地说,“不到四十不许*涉。*

“你发烧了?满脸通红。”

“昨天夜里蹬了被子,有点着凉。”我想起来倚着。

“快躺下。”石岜按住我,“我坐会儿就走。我没事,就是来看看你——今天你没去找我。”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头晕就没打。”

“试表了吗?”

“早上试了。”

“药吃了吗?”

“嗯。”

“发烧就别去天津演出了,请个假。”

“没事,吃了药烧就会退的,这会儿已经好多了。”

“我能帮助你做点什么?”

我翻身向里,闭上眼睛。

“怎么了你,­干­吗哭?”

“你帮不上忙。”我一下哭出声,“想家了。”

“有句话想跟你说。”石岜在北京说。

“有什么话回去说不行吗?再过一个星期我就从天津回去了。”

“不行,就得现在说……”石岜的声音忽然微弱了,话筒里一片杂音。片刻,他的声音又清晰了,“去年秋天我做了一件蠢事,现在我非常非常后悔。我觉得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了……你说话呀!说话呀……”

嘈切的杂音淹没了他的喊叫。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衣服,蹑手蹑脚地开门去洗漱间。我梳洗了很长时间,一直到镜子里面的人变得十分漂亮。我小心翼翼地拧开楼门的锁,走进院子里,翻过铁栅栏大门,来到空荡荡的街上。晨曦已经出现再天际,路灯还未熄灭,偶尔,一辆早班车再着打瞌睡的售票员和乘客驶过。我在马路上匆匆走着,不时跑上两步。拐过一个街口,火车站庞大的身影矗立在眼前候车室灯光刺眼,一片寂静,成百上千的鲤鱼旅客无声无息、横七竖八地在地下椅上熟睡。我买了张站台票,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些或仰或侧、姿态不一、表情安祥的人们,急煎煎地冲进站台。一列北上的特别快车拉着笛正要起动。我跳上最近的一节车厢,列车员见我拿的室站台票,往下赶我。“我认罚。”我冲她喊,生气地甩开她的手,走进车厢。列车呼啸着,一路不停地驶向北京。

北京的天已经亮了,下着倾盆大雨。我跑进雨里,身上立刻湿透了,我披散着头发在雨中的街上飞跑,溅起一路水花。“过来避避雨,姑娘。”街旁屋檐下一个老太太冲我招手,我笑着摇着头跑远。看到“吉利”了,透过白茫茫的雨雾,我看到前面街旁刚开门的“吉利”餐厅,白底红字的招牌,店堂里飘出的蒸汽。跑进店里,我已经筋疲力尽,光喘气说不出话,滴嗒下来的水很快在脚下形成个小水洼。

“晶晶——你发什么疯!”

他诧异地瞪着眼,从桌旁站起向我走来。

“我想,想叫你,”我疲惫地靠着店门,大口喘着气笑着说,“惊喜一下——就跑来了。”

石岜叉着腰站在我面前看着我,一动不动接着泪水涌进他的眼眶,他笑了。

“把你衣服都弄湿了。”我有气无力地笑着说,骨节被他勒得咔咔响。

那些天哟,我们真快活,深深沉溺在幸福中。我演出,他就坐在台下一场接一场地看,往返于京津道上,只为看我一个人。我不演出,我们就整日在初夏阳光灿烂的海河边,长安街上溜达闲逛。我挽着他,他搂着我的肩膀,开心地放声大笑,招摇过市。我说过,我们市相当般配、引人注目的一对,象电影里的情侣。甚至他那条跛腿在我们并肩而行时也成了一种独特的风采。回到北京后,我们去街道办事处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我们都通过了婚前检查,没有遗传病、传染病和其它不能结婚的疾病。我们的后代将是聪明、强壮的。当婚姻登记处的女职员问我:“于晶,你是自愿和石岜结婚吗?”我毫不害臊地大声说:“是!”惹得一屋子都笑了。石岜也兴奋地红了脸。我却希望女职员再问问我,我会一迭声地回答:“是!是!是自愿的!”我们没买什么东西,因为是夏天,连新被褥也没做。我再团里散了点糖,和石岜的朋友们在“吉利”喝了个天昏地暗,欢闹了一通,然后,回到他现在住的小屋,整夜相亲相爱。我的婚假只有三天,不能回家。爸爸妈妈来了信。虽然他们对我的结婚感到突然,但也没说什么,只是祝我们“新婚快乐,白头偕老”。我给他们打了个很长的长途电话,石岜也跟他们说了话。妈妈在电话里哭了,我也哭了,答应她,有空就回去看她。我跟石岜说:“将来你要离婚也要等我爸爸妈妈死后。”他说:“离婚?你要再提离婚我就弄死你。”十分凶恶。

“你­干­吗不早点娶我呢?”晚上我总是说他,“耽误了多少好时光。”

“我总是这样,乱丢一气,然后,拼命往回找。”

“可是,有的东西找不回来。”

“什么?”

“水。”

有时半夜,他把我推醒,问我:“你做什么梦?这么拼命哭。”

“什么也没做。”我不想告诉他。

“还有什么不能跟我说吗?”

我说我总梦见被一个巨大的、不断膨胀的黑物吞噬。我紧紧搂住他:“我害怕。”

“怕我?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不。”我使劲摇头,“我满足。”

“我也满足。”他说。

“你骗人!我感觉得到,你就是躺在我身边,也象是一只饥饿*氖ㄗ樱目光*灼,低低咆哮。”

他打了我一耳光,我捂着脸一字一板地说:“你瞒不了我。”

“他妈的!”石岜把被子掀到地上,狂怒地喊,“怎么结了婚还这样!”

团里由几个著名歌星组成的小队向我们舞队要几个人给她们伴舞,名单里有我。老师找我谈话,问我想不想去。歌星队的演出收入十倍于我们歌舞大队,我无法抵御那种诱惑,尽管知道别的演员都说不去,我还是说去。老师当场就急了,说:

“你的事业都不要了?就为多挣几个钱!我没想到你这孩子是这样,大学毕业去给人家当伴舞。你这么年轻,搞了这么多年舞蹈,就为这个——钱?”

“是的。”我难过地说,“就为这个,我需要钱。”

“你真叫我们老师寒心。本来我们说你不错,以后考虑给你多安排些节目。而你,自甘堕落。我决不答应让你去当什么伴舞。”

我低着头,只是队好心的老师说:“对不起,对不起。”

一天,我们正在一个公园的音乐堂演出,我刚化好妆,有人找我。我以为是石岜,赶紧走出来,却见是小杨。

“你怎么来了?”我又惊又喜。舞蹈学院毕业后,小杨分回云南,我们有一年没见。

“我怎么不能来?”小杨笑着说。她黑了,瘦了,­精­神却很好,不象去年分回去前那么消沉。她说他们这次带了个舞剧来北京调演,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

“当然是你的主角了。”我羡慕地说。

“小地方的舞剧,粗糙得很。”

“我们留在北京的同学还没一个上舞剧的,还是分回省里强。”

“纳你们当时­干­吗不回去,象垛瘟疫似的躲省里来要人的老师。我不也是没躲过去才回去的。”小杨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挺好的?”

“挺好。”我忙说,“这团条件不错,新盖了房子,练功房和宿舍可漂亮了。还要盖大剧院大酒店,专门接待外宾。以后我们团就是北京一个名胜了,旅游手册都要写上的,和四季青人民公社,‘全聚德’烤鸭店齐名。”

“你和石岜怎么样了?上封信你说你们又和好了。”

“我们结婚了,没告诉你真抱歉。他对我特别好……我很满足。”

“他还在捣腾买卖?他那个人挺逗。”

“他不太­干­了。嗯,你知道他能写几笔的,正在写小说呢。”

“是吗?”

“噢,他一会儿就来。我每次演出他都来,他对我特别好。”

正说着,石岜吊儿郎当走进后台。看见小杨先愣了一下,接着便笑喊:“怎么,胡汉三又回来了。”

小杨笑着说:“又回来了。你还是老样子。”

他们俩握了握手,石岜往旁边一坐。我问他­干­吗去了,他说在广场上看了会儿人家放风筝。又看着小杨说:

“《咪依鲁》是不是?我全知道,晚报登了,彝族舞剧,领衔主跳。”

“你消息还怪灵通的。”

“那是,好容易报上看见一个认识的人,还不眼睛一亮。哪天首演?”

“过两天。到时候去看吧,别嫌丑。”

“哪能呢,没看我就知道不错,不看看谁的大粱,嘁!”

“你现在天天在家写小说?”

“没有。”

“候场啦,《满妃仪》演员候场了。”老师在后台叫人。

“我得上台了,你赔小杨坐会儿。”我跟石岜说。

“我能不能从后台下去看你们演出?”小杨问我。

“哟,这儿后台管得挺严,不好下。”

“有什么不好下的。”石岜Сhā话,“我回回从后台下去看,从没人管,别看瘸着一条腿。”

“谁能跟你比。”我瞪了石岜一眼,又对小杨说,“别看了,没什么好看的,还不是咿哩哇啦那一套。”

“看看你呀。”

“你根本找不着我。”

石岜看我,我白了他一眼。他一笑,对小杨说:“确实没什么好看的,你在台上也找不到她。她们那舞是熘­肉­片,大小薄厚都一模一样,脸上还勾了芡。不象你们《咪依鲁》,­干­烧鱼,你是那鱼,从头到尾都是菜,别人不过是胡萝卜丁、辣椒丝而已。”

“别拿我开心了。”小杨说,笑了。

我笑着起身对镜整整头饰,穿着高底鞋踩着碎步走了。石岜这大扯子跟小杨砍开来。

“咱那买卖怎么着了,不开了?”

“你还想呐?我早忘了。你说去云南你也没去呀。”

我《满妃仪》下来,看到石岜和小杨眉飞­色­舞谈的正热闹。便先去换了妆,笑微微地坐在一边。石岜转脸对我说:

“小杨正跟我说她在云南采风的事。一个女孩,走州穿县,跋山涉水,了不起是不是?事业家呀你——小杨。”

“我当然不能跟人家比了。我们,匠人,这辈子就这样了。”

“我怎么闻着醋味了,谁在后台吃饺子呢?”

“我也是逼到这份儿上。”小杨说,“我还想跟晶晶换个位。光看见我在北京出这么几天风头,没瞧见我在云南蹩得死人一样,这辈子能来几回北京。”

晚上回到家,石岜又不洗脚就上床睡觉。我揪他耳朵,“去,洗脚去。”

他假装睡着不理我。我给他打来水,很拉了一下他的耳朵,甩手走开。他疼得蹿起来,揉着耳朵说:“你这不是闹着玩,故意伤害。”

“对。”我回头说,又问他,“我晾的那杯水呢?”

“不知道。”他闭着眼睛把脚泡在水盆里说。

外屋找了一圈,找着了空杯子,忍着气问他:“是不是你喝了?”

他仍旧闭着眼边擦脚边笑着说:“不是。”

“就是你喝的。”我一下火冒三丈,把他拽下地,刚洗­干­净的脚又踩脏了,“你这人怎么这样,人家演出那么辛苦,好容易晾了杯水,你还给喝了,什么人呀。”

“你别冲我撒气。”他笑嘻嘻地说,“我又没招你。”

“谁冲你撒气了?你说你对不对,一点不会体贴人,就会气人。”

“我气你了?”

“你气了你气了,就是你气了。”

“拉不出屎赖茅房。”

我气哭了。

“好好,我不对我不对,”石岜忙哄我,“别生气,我给你晾水,晾一盆。”

那一夜,我没喝水也没理石岜,自个抱着被子哭着睡着的。我也知道,石岜有点冤枉。

小杨她们舞剧公演后,北京大报小报都登了文章,连英文的《中国日报》也发了消息和剧照。一些中央领导同志(主要是云南籍和少数民族出身的)以及各国驻华使馆人员都看了演出。我和石岜也看了演出。石岜还买了所有刊有­肉­麻吹捧文章的小报给我看,跟我说,

“什么狗屁文章,‘群舞整齐,表演认真……理解人物深刻,有激|情……’简直不知所云,马屁全拍到马腿上去了。”

“什么教拍马屁,”我呵斥他,“人家演的就是好。”

我跟他说我们结婚没请小杨,应该补请。让他和小杨联系,看哪天休息,到家里吃饭。

“在家里折腾什么,外面找家好一点的馆子不就行了。”石岜说。

“就在家吃。”我说,“我们是好朋友,她给我看了她的拿手戏,我也得给她看我的拿手戏。”

小杨演出休息那天,我请了假,在家准备了一上午。石岜去接小杨,半天没回来,我等得着急,不住出门张望。石岜和小杨到底回来了,一起还有一男一女。

“遇见两个朋友,好久没见,就一起来了。”石岜说,“这是刘华玲。”

我向那个雍容华贵的女人笑笑。

“你们不是见过一次吗。”石岜说。

“那次是她呀。”刘华玲说,“我都记不清了,还以为是另一个。”

“石岜,”同刘华玲一起来的那个男的说,“换得勤。”

石岜笑笑:“胡扯。”

那男的也笑着对我说:“不得罪吧?”

“不得罪,我知道他。”我笑着让他们进屋,“坐吧你们,抽烟,我得去厨房炒菜了。”

石岜跟进厨房,看看我准备的菜。

“够么?”我问他。

“够了。”他数数酒瓶,“酒够就行。我是在路上遇见他们的,非要来看看,其实那男的我根本不认识。”

“别解释了。”我切着菜说,“来就来呗,人多还热闹。你去陪他们先喝着酒吧。”

石岜拎着几瓶酒出去后,小杨又进来,“要我帮忙吗?”

“不要。”我笑着说,“你就等着吃吧。”

小杨站在一旁看我熟练地忙活,笑着说:“没想到你还有这一手,在学校你可光会番茄拌面。”

“英雄无用武之地嘛。”我说,“我记得那会儿冬天什么吃的都没有,又嘴馋,练功回来就偷食堂的大白菜裹在衣服里拿回宿舍……”

“放在脸盆里用加热器煮,吃得可真香。”小杨笑着接着说,“那会儿可真是穷学生。”

“你看我胖了吗?”我问小杨。

“你还好。”小杨打量着我说。

“我要成大胖子了,从学校毕业我长了十斤­肉­。”

“你有福,我可是掉了十斤­肉­。”

我和小杨一齐笑起来,“哈哈哈”,外屋传来一阵更响亮的笑声。石岜和他的两个朋友边喝酒边说着笑话,开始,还挺规矩,后来就有点闹了。大概他们觉得有些冷清,就端着酒杯挤进厨房。

“你们­干­吗呐?还没炒完菜。”

“马上就好。”我加快了动作。

“我来给你们炒一个菜。”刘华玲喝了口酒,放下酒杯,夺过我的炒勺。

“你行吗?”石岜问。

“开玩笑,过去我家的菜都是我炒的。”

我们一起坐到餐桌前时,大家尝了尝刘华玲炒的菜,一致认为不错。

“好长时间没­干­了。”刘华玲一手执□一手端酒杯说,“我在外面那个家的厨房有二十平米,但我除了煎­鸡­蛋,什么菜也没炒过,一个人没兴趣。”

“你没结婚?”小杨好奇地问。

“结了,又离了。”刘华玲做了个潇洒的手势。

“感情破裂?”

“哪来得及什么感情。”刘华玲大笑,“就为了离婚才结的婚。”

小杨被她搞糊涂了,又不好再问。我听石岜讲过她的事,对小杨说:

“为了得笔赡养费。她嫁了个有钱的外国人。”

“为钱?”小杨小声说。

“对。”刘华玲听到了,笑着对小杨和我说,“为钱,挺卑鄙是吗?”

“有什么卑鄙的?”石岜Сhā嘴,“这太正常了,人之常情。”

“你不是第一个对我表示赞赏的,­干­杯!”刘华玲和石岜挺脆地碰了个杯,一饮而尽。

“我也不是第一个?”刘华玲带来的那个男的问。

“你也不是。”

他们又­干­了一杯,喝完一瓶红酒。石岜开了一瓶白酒:“喝这个,这个有劲。”他们三个又斟满杯,满饮。石岜说:

“钱,好东西。你是幸福的人。将来我有女儿,也让她嫁给老外。”

他们三歌带着醉意嘎嘎笑。小杨看我一眼,我一笑,慢条斯里地喝我的酒。

“有钱和没钱的确不一样,不承认不行。是不是华玲?”那个男的感慨万分,对石岜说,“华玲算咱们师姐了吧?道行高呀。”

“算师姐!”石岜一举杯,“为师姐­干­杯。”

“­干­,师姐,跟我们说说,有钱怎么个快活法?”

“尽可以醉。”刘华玲舌头打着结说,“一醉方休,无忧无虑。想什么时候喝就什么时候喝,不用忍着头疼上班去。敞开喝,喝最好的酒。”

“支援农业现代化?”

“还有,不用生儿子。”刘华玲说,“到哪儿都有一帮­干­儿子。”

“他们喝醉了吧?”小杨小声跟我说,“别让他们喝了。”

“让他们喝,我家地上能躺开。”我把录音机打开,用强烈的音乐盖住他们的喧嚣。

“她骂咱们呢,你没听出来?”石岜大声跟那个男的说。

“骂呗,谁让她有钱的,人穷志短。”那个男的跟石岜说,“我三十了,到现在家无隔夜粮,到处蹭饭吃,这他妈也叫为人一世。都是人,谁不比谁短多少,怎么香嘴巴都亲到她刘华玲的ρi股上了?气死活人呐!”

“你怎么不死去?”

“你怎么不死?”那个男的火了,“你不就比我多个好媳­妇­,可少那么一截腿,也强不到哪儿去。”

“你们吵什么!”刘华玲喝得满脸通红,不耐烦地喊,“你们也别死呀活呀的,以后有我的就有你们的。我喝啤酒不能让你们喝马尿,我吃片­肉­不能让你们吃狗屎。”

“我们怎么能花你的血汗钱。”石岜带着那种醉汉的和蔼和正义感嚷嚷,“夺不能夺要饭碗,坑不能坑表子钱。你留着养老吧。­干­儿子步可靠,买条好狗。”

“你当我打算活八十呢?”由于录音机的音乐轰鸣,每个人的说话已变成大叫大嚷,“一旦脸上的粉盖不住褶子,我就自杀。你猜我们打算怎么死?拣处悬崖跳下去,尝尝自由落体的滋味,默默地躺在深山,血沃中华。”

“遗臭万年?”

“一个意思。”

“呸!”

“钱呢?”那个男的定定神,问,“你的钱怎么办?”

“什么?”刘华玲没听清。

“钱!”那个男的贴着刘华玲的耳朵喊,“你的钱怎么办?”

“全他妈当大便纸擦了ρi股,给就给真不要脸的。”

刘华玲嚷完,一把搂住我,吓了我一跳,酒洒了她一身,她也不管不顾,喷着酒气对我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我喜欢你。你是个多好的女孩,当年我象你一样,比你还漂亮。你怎么爱上石岜呢?太不应该了。他是什么东西我知道,没出息,不伦不类的男人。你指望他发财吗?没戏,他没戏。发了也没劲,我发了,有的是钱,那又怎么样呢?跟你说句真心话吧。到了我这一步,晚上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的不是接过厚厚一叠钞票时刹那间的快感,不是欢耍游乐时的肆意放纵;而是你这个年龄时在路上遇到的一个微笑,早晨起来看到的一个正在升起的太阳。来世——如果有的话——我要当一朵花,在阳光中开放;我要当一只小鸟,飞在空中,只让孩子们着迷……”

刘华玲说不下去了,呜呜哭起来。

“她胡说八道什么呢?”她带来的那个男的问石岜,“是不是骂咱们呢?”

“跟你没关系,骂我呢!”石岜把唾沫星子全喷到那个男的脸上。

“骂你就是骂我,打丫的。”

那男的晃晃悠悠站起来。小杨吓得尖叫,刘华玲嘻嘻笑,我对那男的说:“你敢动她一下,我宰了你。”

“真的?”那男的大声诧异地问,走过来。石岜伸腿把他绊倒,他唏哩哗啦地摔在地上,哇哇吐起来,象个泡沫灭水机。石岜把他拖出门,扔在马路边。刘华玲也不行了,醉得又唱又笑,咕咚向后摔过去。我忙拉她,她在地上打挺,嘴里说,“我死了,牺牲了。”

石岜进来说:“扔出去喂狗。”

“不。”刘华玲恐怖地喊,“不喂不喂。”

我安慰她:“不喂。”

“把我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湖海。”

“好好,一定撒。”

我扶她到里屋躺下。

“不许她躺到我们床上。”石岜声嘶力竭地喊。

“你好啦。”我往回推石岜。他身子也已经软了,一推就倒了。

“拉我起来。”他冲我喊,“想起就自己爬起来,不想起就躺着。”

疯狂的音乐震天价吵,响彻房间每一处角落,钻进人的每个细胞,使人的血从四面八方奔涌入心脏。接着,□然而止,键子嗒地跳起,尤如毒药喷进了鼠窝,欢蹦乱跳的老鼠们一下全无声无息了。

我们三个重新在狼籍的桌前坐下。房间里静得人都感到耳鸣,说出话来也是翁声翁气的。

“该咱们喝了。”我对小杨说。“喝点吧。”

“不。”

“你不想喝?”

“想喝。可有演出,不敢喝。”

“那我喝了。”

我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和石岜对着­干­。很快,我醉了。原地不动也觉得象在溜冰,一圈圈旋转,屋里的景、物、人一一飘逝,又一一再现。我仍然喝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发现只剩我和石岜两个人了,只剩两张皮肤紫涨,眼睛血红的脸。这两张脸象镜子一样互相映照,忽而年轻,忽而苍老,忽喜忽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人呢?”我失去知觉前问。

“在岸上。”石岜说,“浮上去就看见了。”他在屋里做游泳状,踩着椅子上了桌子。

空中小姐

我认识王眉的时候,她十三岁,我二十岁。那时我正在海军服役,是一条扫雷舰上的三七炮手。她呢,是个来姥姥家度假的中学生。那年初夏,我们载着海军学校的学员沿漫长海岸线进行了一次远航。到达北方那个著名良港兼避暑胜地,在港外和一条从南方驶来满载度假者的白­色­客轮并行了一段时间。进港时我舰超越了客轮,很接近地擦舷而过。兴奋的旅游者们纷纷从客舱出来,挤满边舷,向我们挥手呼喊,我们也向他们挥手致意。我站在舵房外面用望远镜细看那些无忧无虑、神情愉快的男男女女。一个穿猩红­色­连衣裙的女孩出现在我的视野。她最热情洋溢,又笑又跳又招手,久久吸引住我的视线,直到客轮远远抛在后面。

这个女孩子给我留下的印象这样鲜明,以致第二天她寻寻觅觅出现在码头,我一眼便认出了她。我当时正背着手枪站武装更。她一边沿靠着一排排军舰的码头走来,一边驻足入迷的仰视在桅尖飞翔的海鸥。当她开始细细打量我们军舰,并由于看到白­色­的舷号而高兴地叫起来时——她看见了我。

“叔叔,昨天我看见了这条军舰。”女孩歪着头骄傲地说。

“我知道。”我向她微笑。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你了,在望远镜里。”

女孩兴奋得眼睛闪着异彩,满脸红晕。她向我透露了她的心头秘密:

她做梦都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

“为什么呢?”

“戴上红领章红帽徽多好看呀。”

女孩纯朴的理想深深感动了我。那年夏天真是美好的日子。女孩天天来码头上玩,船长破例批准她上舰。水兵都喜欢她,领她参观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军舰,我让她坐进我的三七炮位里,给她扣上我那沉重的钢盔,告诉她,炮管子虽然不粗,但连续发­射­起来,火力相当猛烈。我们海军几次著名的海战,都是以三七炮为主力­干­的,出过很多英雄炮手。

“那,叔叔,要是你碰上敌人,你也会成为战斗英雄啦?”

“那自然。”

女孩和我的逻辑是简单的,十分有理的。

一天傍晚,女孩在我们舰吃过饭,回家经过堤上公路。忽然海风大作,波涛汹涌,呼啸的海浪越过防波堤,漫上了公路,一时,沿堤公路数百米水流如注,泛着泡沫。这在海港是常见得,女孩却被凶暴的波浪吓坏了,不敢趟水而行。我们在船上远远看到她孤单单、战兢兢的身影,舰长对我说:“嗨,你去帮帮她。”我跑到堤上,一边冲入水里,一边大声喊:“紧跟我!”女孩笑逐颜开,摹仿着我无畏的姿势,勇敢的踩进水中。我们在水势汹涌的公路上迅跑着。当踏上­干­燥的路面时,女孩象对待神人般崇拜地看着我。我那时的确也有些气度不凡:蓝白­色­的披肩整个被风兜起,衬着堪称英武的脸,海鸥围着我上下飞旋。恐怕那形象真有点叫人终身难忘呢……

后来,暑假结束了,女孩哽咽着回了南方。不久寄来充满孩子式怀念的信。我给她回了信,鼓励她好好学习,做好准备,将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我们的通信曾经给了她很大的快乐。她告诉我说,因为有个水兵叔叔给她写信,她在班里还很受羡慕哩。

五年过去了,我们再没见面。我们没日没夜地在海洋中游弋、巡逻、护航。有一年,我们曾驶近她所住的那座城市,差一点见上面。风云突变,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我们奉命改变航向,加入一支在海上紧急编组的特混舰队,开往北部湾,以威遏越南的舰队。那也是我八年动荡的海上生活行将结束时闪耀的最后一道光辉。我本来期待建立功勋,可是我们没捞到仗打。回到基地,我们舰近了坞。不久,一批受过充分现代化训练的海校毕业生接替了那些从水兵爬上来的、年岁偏大的军官们的职务。我们这些老兵也被一批批更年轻、更有文化的新兵取代。我复员了。

回到北京家里,脱下紧身束腰的军装,换上松弛的老百姓的衣服,我几乎手足无措了。走到街上,看到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愈发熙攘的车辆人群,我感到一种生活正在向前冲去的头昏目眩。我去看了几个同学,他们有的正在念大学,有的已成为工作单位的骨­干­,曾经和我要过好的一个女同学已成了别人的妻子。换句话说,他们都有着自己正确的生活轨道,并都在努力地向前,坚定不移而且乐观。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二十五岁重又象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在部队学到的知识、技能,积蓄的经验,一时派不上用场。我到“安置办公室”看了看国家提供的工作:工厂熟练工人,商店营业员,公共汽车售票员。我们这些各兵种下来的水兵、炮兵、坦克兵、通信兵和步兵都在新职业面前感到无所适从。一些人实在难以适应自己突变的身分,便去招募武装警察的报名处领了登记表。我的几个战友也­干­了武警,他们劝我也去,我没答应。­干­不动了怎么办?难道再重新开始吗?我要选择好一个终身职业,不再更换。我这个人很难适应新的环境,一向很难。我过于倾注于第一个占据我心灵的事业,一旦失去,简直就如同一只折了翅膀的鸟儿,从高处、从自由自在的境地坠下来。

我很傍徨,很茫然,没人可以商量。父母很关心我,我却不能象小时候那样依偎着向他们倾诉,靠他们称腰。他们没变,是我不愿意。我虽然外貌没大变,可八年的风吹浪打,已经使我有了一副男子汉的硬心肠,得是个自己料理自己的男子汉。我实在受不了吃吃睡睡的闲居日子,就用复员时部队给的一笔钱去各地周游。我到处登山临水,不停地往南走。到了最南方的大都市,已是疲惫不堪,囊中羞涩,尝够了孤独的滋味。

王眉就在这个城市的锦云民用机场。她最后一封信告诉我,她高中毕业,当了空中小姐。

我没认出她,她一直走到我身边我也没认出来。

我在候机室往乘务队打电话,她的同事告诉我,她飞去北京,下午三点回来。并问我是她爸爸还是她姐夫,我说都不是。放下电话,我在二楼捡了个视界开阔的座位,一边吸烟,一边看楼下候机室形形­色­­色­的人群和玻璃墙外面停机坪上滑动、起降的飞机;看那些银光闪闪的飞机,象一柄柄有利的投枪,直刺蔚蓝­色­的、一碧如洗的天空。候机楼高大敞亮,窗外阳光灿烂。当一位体态轻盈的空中小姐穿过川流的人群,带着晴朗的高空气息向我走来时,尽管我定睛凝视,除了只看到道道阳光在她美丽的脸上流溢;看到她通体耀眼的天蓝­色­制服——我几乎什么也没看到。

“你不认识我了?”

“我真的不认识了,但我知道是你。”

“那我是变丑,还是变美了?”

“别逼着我夸你。”

她在我身旁坐下。我依然凝视着她,她也紧盯着我。

“我没能象你所希望的那样,当海军。”

“没什么。”我说,“你瞧,我自己也不是了。”

“真的,我远远一眼就认出你的脸,可我还是犹豫了一下。我怎么也想象不出你不穿水兵服是什么样?是个这个样!”

“我也想象不出,所以常照镜子。”

“走吧。”

“­干­吗?”

“我给你安顿个地方,然后……去找你。”

“好好聊聊?”

“嗯,这地方太吵,太显眼。”

“你是说找个没人的地方,安静的地方?”

“嗯。”

我们双双站起身,我仍不住地端详她。

“­干­吗老看我?”

“我在想,有没有搞错。”

真的,真叫人难以置信,她长大了,而我没长老。

王眉把我领到招待所,给我吃给我喝,还洗了个舒畅的热水澡。晚餐我吃掉一大盘子烧­肉­芥蓝菜,然后把香蕉直塞到嗓子眼那儿才罢手。我感到自己象个少爷。

“跟你说,我真想吃成个大胖子。”

饭后说是好好聊聊,实际上是名副其实的胡扯。王眉带了她的一个名叫张欣的女伴,光笑不说话,频频偷偷瞧我。她们俩勾肩搭背坐在我对面,不时会意相互一笑。我搞不清王眉什么动机,掩人耳目还是不忍抛下好朋友一个人在宿舍?或是……

她问起我们舰其他人的情况,真真扫了我的兴。我告诉她,都复员了。我不想谈过去,穷途末路的人才对过去恋恋不已。可不谈过去就没的说。她们告辞,美其名曰让我早点休息。我一怒之下决定,明天回家。不料王眉又一个人转回来,告诉我一句话,当着张欣的面没好意思说。

“我那年到你们舰上玩的时候,有个最大愿望你猜是什么?”

“变成男孩。”

“还当我的女孩,但和你长的一样大。”

“这办不到。”我笑着说,“你长我也长。”

“不对,你长不了个儿啦。”

我改主意了,住下去!

我始终捞不到机会和王眉个别谈一会儿。白天她飞往祖国各地,把那些大腹偏偏的外国佬和神态庄重的同胞们送来送去。晚上,她花Сhā地往这儿带人,有时一两个,有时三五个。我曾问过她,是不是这一路上治安欠佳,需要人作伴?她说不是。那我就不懂了。她说她的同事都是很可爱的女孩,我愿意认识她们,可是,难道她不知道我迫切希望的是和她个别谈谈吗?也可能是成心装糊涂。她看来是有点内疚,每次来都带很多各地时鲜的水果:海南的菠萝蜜,成都的桔子,新疆的哈蜜瓜,大连的苹果。吃归吃,我照旧心怀不满,难道事情颠倒了个儿,我成了小孩?我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象野地孤魂一样在这个急遽繁荣的城市乱遛。有一次乘车转了向,差点儿到了郊区的海军码头,我抹头就慌慌张张往回跑。我再不愿意看到那些漆着蓝颜­色­的军舰,我会像个二傻子,穿着老百姓的衣服瞪着眼睛瞧起来没完,让那些刚穿上军装的小年轻儿笑话。

台风出其不意地登了陆,拔树倒屋,机场禁航。王眉来了,我­精­神为之一振——她是一个人。穿着果绿­色­连衣裙,­干­净、凉爽。可她跟*宜档亩际鞘裁垂砘坝矗整整讲了一天英*故事。什么格林先生和格林太太不说话。格林先生用纸条告诉格林太太早晨六点叫他,而他醒来已是八点,格林太太把“嗨,起床”写在了纸上。罗伯特先生有一花园玫瑰。当一个小淘气要用一先令一大把卖给他玫瑰时,他不肯买,说他有的是。小淘气说:“不,你没有,你的玫瑰都在我手上。”……我抗议说我根本听不懂洋文,王眉说她用汉语复述,结果把这种费话的时间又延长了一倍。我只好反过来给她讲几个水兵中流传的粗俗故事,自己也觉着说得没­精­打采。

“你别生我的气。”王眉说,“我心里矛盾着呢。”

她告诉我,我才明白,原来她在“浏览”我。她不在乎家里有什么看法,就是怕朋友们有所非议,偏偏她的好朋友们意见又不一致,可以说壁垒分明哩。那天张欣走后和她有一段对话:

“我很满意。”

“你很满意?”王眉大吃一惊。

“我是说,我作为你的朋友很满意。”

而另一个和我聊得很热闹的刘为为却一口咬定:

“他将来会甩了你。”

我不知道她凭什么如此断言。好象也没对她流露什么,只是当我说起当武警容易些,她问我是否会武,我随口说了句会“六”。

王眉走后,我蓦地觉得自己不象话。我又不是怡红公子那号情种,连自己家的表妹都敢玩命地追,居然还演成佳话,简直是对我国婚姻法有关条款的嘲讽。从明天起,我还是恢复本来面目,做个受人尊重、稍带崇拜的大哥哥吧(叔叔是无论如何做不成喽)。

第二天,持续大雷雨。王眉又来了,又是一个人,鬓上沾着雨珠,笔直的小腿湿漉漉。我端着的那副正人君子样儿一下瓦解。时光不会倒流,我们的关系也不会倒退。而且,天哪!我应该看出来,什么也阻止不了它迅猛发展。

“我跟你说,你甭暗示意会。你要不明明白白说出来,白纸黑字写出来,我决不动心。”

后来,这事还成了悬案。我一提这事,阿眉便大度地说:“就算我追你还不成。”言下其实是我追她,还觉悟很低,楞不承认。我往往只好嘟哝着说:“反正我当时就是被糖弹打中的感觉。”总而言之,那一下子间的事情是说不清了,没什么道理可讲。

“你知道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什么?”

“临死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你。”

“小傻瓜,那时我早老了,老得不成样子。那时,也许你想看的是孩子。”

“不会的不会的。”

叫我深深感动的不是什么炽热呀、忠贞呀,救苦救难之类的品德和行为,而是她对我的那种深深的依恋,孩子式的既纯真又深厚的依恋。每次见面她都反来复去问我一句话:

“你理想中,想找的女孩是什么人?”

一开始,我跟她开玩笑:“至少结过一次婚。高大、坚毅,有济世之才,富甲一方。”

后来发现这个玩笑开不得,就说:“我理想中的人就是你这样的女孩,就是你。”

她还总要我说,第一眼我就看上了她。那可没有,我不能昧着良心,那时她还是个孩子,我成什么人啦。她坚持要我说,我只得说:

“我第一眼看上你了。你刚生下来,我不在场,在场也会一眼看上你的。”

每天晚上她回乘务队的时候,总是低着头,拉着我的手,不言不语地慢慢走,那副凄凉劲儿别提了。我真受不了,总对她说:“你别这样好不好,别这副生离死别的样子好不好,明天你不是还要来?”

明天来了,分手的时候又是那副神情。

我心里直打鼓,将来万一我不小心委屈了她,她还不得死给我看。我对自己说:­干­的好事,这就是和小朋友好的结果。

有一天晚上,她没来。我不停地往乘务队打电话,五分钟一个。最后,张欣和刘为为骑着单车来了,告诉我,飞机故障,阿眉今晚搁在桂林回不来了。

我很吃惊,我居然辗转反侧睡不着。不见她一面,我连觉也睡不成,她又不是镇静药,怎么会有这种效果?我对自己入迷的劲头很厌恶。我知道招待所有一架直拨长途电话,就去给北京我的一个战友关义打电话。他是个刑事警察。我把电话打到他局里。

“老关,我陷进去了。”

“天那,是什么犯罪组织?”

“换换脑子。是情网。”

“谁布的?”他顿时兴致高了起来。

“还记得那年到过咱们舰的那个女孩吗?就是她。她长大了,我和她搞上了。我是说谈上了。”

“你现在不在北京。”他刚明白过来。

“你知道我当年是一片正大,一片公心。”

“现在不好说喽。”

“你他妈的少费话。”我骂他。

“你是不是因为革命友谊蜕化成儿女私情,有点转不过弯来?”到底是老朋友,一箭中的,“告诉你,这是合理的结果,没人说你。你是老百姓,这是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正当的,无罪的。连我也在勾搭女同事呢。”

“得啦,你回去审你的犯人去吧。”

“喂喂,”他叫住我,“你妈妈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问你的下落。你总不能长在她身上。”

他说的对,我不能长在别人身上。正确的方式该回去工作、挣钱,*缓蟮劝⒚脊凰晔*过来。他说的对,我是老百姓,­干­吗不当个快快活活的老百姓呐?这才是我本来的面目。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也不是个光ρi股水兵。

还有一个问题,我放心不下。阿眉请我在该市那家有名的冰室吃冷食时,我问她:

“经常有乘客试图勾搭你们吗?”

“无故搭讪的,大有人在。”

“过于无理的怎么办?让打吗?”

“不让,回避。”

“渴着他臊着他也不行吗?”

“都不行,还要格外多送凉饮料。”

“小姐的身份,丫环的命。”

“就是。”

“还喜欢­干­这行吗?”

“喜欢。”停了一下,她说,“别担心我,我不会的。”

我充满信任地乘阿眉服务的航班回北京。我在广播上客之前进了客舱。阿眉给我看她们的橱房设备。我喜欢那些锃亮闪光的器皿,不喜欢阿眉对我说话的口气,她在重演当年我领她上舰的情景。

“别对我神气活现的。”我抱怨说。

“才没有呢。”阿眉有点委屈,“过会儿我还要亲手端茶给你。”

我笑了:“那好,现在领我去我的座位。”

“请坐,先生。提包我来帮您放上面。”

我坐下,感到很受用。阿眉又对我说:“你还没说那个字呢。”

“噢,谢谢。”

“不是这个。”

我糊涂了,猜不出。上客了,很多人走进客舱,阿眉只得走开去迎候他人。我突然想了起来,可那个字不能在客舱里喊呀。

飞机很陡地升空,升到万米,开始平稳飞行。窗下白云滚滚,似波涛起伏,阳光直­射­入机舱,光彩斑斓。

阿眉在前橱房忙碌着,把饮料倒进一只只杯子,我不时可以看到她蓝­色­的身影闪动。片刻她端着托盘出来,嫣然一笑,姿态优雅,使人人心情愉快。只有我明白,她那一笑是单给我的。

空中气象万千的景­色­把我吸引住了。有没有乘船的感觉呢?有点。不断运动、变化的云烟使人有飞机不动的感觉——同驶在海洋里的感觉一样。但海上没有这么单调、荒凉。翱翔的海鸟,跃起的鱼群,使你无时不刻不感到同生物界的联系。空中的寂寥、清静则使人实在有几分凄凉。我­干­吗总把什么都同海联系一在起呢,真是吃饱了撑的!我不是海军,­干­吗总夸耀自己爱海!又不是只我一个人见过海。

云层在有力、热烈地沸腾,仿佛是股被释放出的巨大的能量在奔驰,前挈后拥,排山倒海。我晕机了。

阿眉个头确实和我基本匹配,但心理远未成熟。若是不怕她不爱听,我可以说她的感情掺了其他成分,我是指她在“爱”中掺了许多的“崇拜”。五年前的感受、经验,仍过多地影响着我们的关系。她把我看成完人,这不免给我带来了许多不方便,因为我不是完人;她把我认作强者,这更糟糕,会苛求我。她能做的事,我不能做;她能说的话,我不能说;闹了别扭,责任统统规我。还有,不管她怎么惹我,我不能揍她。

我得承认,开头的那几个月我做得太好了,好的过了头。简直可以说惯坏了她。我天天泡在首都机场凡是她们局的飞机落地,我总是急熬熬地堵着就餐的服务员问:

“阿眉来了吗?”

知道我们关系的刘为为、张欣等十分感动。不知底细的人回去就要问:

“阿眉,你欠了北京那个人多少钱?”

如果运气好,碰上了阿眉,我们就跑到三楼冷饮处,坐着聊个够。阿眉心甘情愿放弃她的空勤伙食,和我一起吃七角钱的份饭。她还说这种­肉­丸子浇着蕃茄的份饭,是她吃过的最香的饭。

这期间,有个和我同在海军­干­过的家伙,找我和他一起去外轮­干­活。他说远洋货轮公司很需要我们这样的老水手。我真动心了,可我还是对他说:

“我年龄大了,让那些单身小伙子去吧。”

“你靠上个什么样的软码头了?”他蔑视地乜着眼问我。

我说:“反正比那些海鲜要有味得多。我现在十分惜命。”

“你再小心,就是一天一盒‘龟龄集’,也是个死在老婆怀里的没出息的家伙。”

“滚你妈的,你这个早晚喂王八的小子。”我脸红脖子粗地回骂。

现在,对我来讲,最幸福莫过于飞机出故障,不是在天上,而是落到北京以后停飞。而且机组里还得有个叫王眉的姑娘。每逢此种喜事临门,我便挎个筐去古城的自选食品商场买一大堆东西,肩挑手提,领着阿眉回家大吃一顿。我做菜很有一套,即:一概油炸,­肉­、鱼、土豆、白薯、馒头,统统炸成金黄,然后浇汁蘸糖,决不难吃。就是土坷垃油炸一下,我想也会变得松脆可口。阿眉也深信这一点。有一次,关义来我家,看到我从橱房出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戴顶小白帽,穿件去掉披肩和肩章的水兵服、系着花围裙,才好看呐。

“别象个傻子似地看我。”我拍他肩膀乐呵呵地说,“呆会儿尝尝咱的手艺。”

我爸爸妈妈对阿眉不反感。现在老人要求不高,带一个姑娘就可以,总比一个没有或是带一大串回家要强。

我和阿眉是分开睡的。

阿眉喜欢逛商店,喜欢穿花衣裳,喜欢看电影。我只喜欢看电影——我们就常去看电影。一般情况,她到北京时间都很晚,我们不能进城去电影院看,便在我们大院的­操­场上看露天电影。那个星期六刚好有班调机北京。因我已不那么神经病似地天天跑首都机场,所以飞机降落后,她一人坐车到的我家。正巧我扛着椅子要去看电影。问她,她自然也要去。往­操­场走的路上,她说,她在往北京飞来的一路上想:要是我在机场里等她就好了。可一下飞机,我不在。

“那是自然的。”我说,“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哪知道你今天会飞来。”

她不吭声,噘着嘴,说北京冷。

电影开映后,她又说冷。我把外套脱给她,她还说冷。我说:“再脱我可就光膀子啦。”

电影放完后,她不理我了。我哄了哄,哄不过来,在梦里还一直纳闷。

早晨,她到我屋里来问我:“我的香水你放哪儿啦?”(她在我家放了一套化妆品。)

“喝了。”

她笑了,瞟我一眼。我把香水找出来,一边往她头发上喷了几滴,一边问她。

“昨晚生我气了?”

“嗯。”

“为什么?”

“你不理我。”

“还怎么理你?你说冷,我不是连衣服都给了你?”

“我也没叫你非把衣服给我。我说冷,只是想听你几句暖话。”

我觉得自己很笨,这么简单的名堂都没闹清。我第一次羡慕起那些方面的大师们。

后来,我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她告诉我,实际上,她这些天都很不开心。上次来北京过夜回去,飞机带了几家报纸的纸型和一些文件。可她和那个男朋友也在北京的乘务员光顾高兴了,飞机落广州时,两个神魂颠倒的姑娘忘了卸纸型,又给拉到香港兜了一圈。耽误了南方几家报的出版不说,因为有文件,还造成一次不大不小的“失密”。那个姑娘是乘务长,受了个处分。阿眉也被批了一顿,还查出一些不去餐厅吃饭,客人没下完,自己先跑掉等违反制度的事情。“过去我还从没有,嗯,很少挨这么历害的批评呢。”

“那么说,这笔帐应该算到我头上。”

“我没说。不过……”她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以后要少进城,少来你家。”

“可以呀。”我沉着地说。

我能说什么,她是有道理的。我应该早就明白,她可以要求我做的事,我却不能要求她做。因为这里面有个差别,有个大不同的地方:她是有重要工作的。这工作重要到这种程度:只能它影响我,我却不能影响它。

还有一个萦绕她心头的­阴­影她没说,那就是对同伴受处分的内疚。象阿眉这样的女孩很容易把自己应负的责任夸大。正是这种内疚心情,使她觉得有必要牺牲一些个人的欢愉来偿付。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还是新兵的时候,水土不服,浑身起荨麻疹。有人说吃饺子可以治,我们一帮北方佬就天天吵着吃猪­肉­大葱饺子。因为训练忙,没人帮橱,炊事班长就借驱逐舰上的和面机用。用不惯,把一条胳膊绞了进去。那些天,我象罪犯似地抬不起头,以为全是我的错。在我们码头,常有一些赶海的女孩找当兵的说笑。那些天,我连这些女孩的笑声都十分厌恶。天哪!她会不会也有点厌恶我呢?

“我只是想不通。”她在几千里以外对我说。

“我来帮你分析分析。”我象个半瓶子醋政委热心地对着话筒说,“什么问题搞不通?”

“你。”

“我?”

“为什么我觉得你好象是另一个人呢?”

这真叫人恶心!

“这么说,还有一个长得和我很相象的人喽。”

“别开玩笑,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跟过去大不一样。”

“过去我什么样?”我茫然地问,“三只眼?”

“过去你彪悍潇洒。歪戴着帽子,背着手枪,站在军舰的甲板上,我第一眼就爱上了你。那时我总想,你心里一定充满着什么我不知道的、遥远的、美好的东西。而现在,我一眼就看穿你心里有什么。”

“我心理只有你。”

“你还成了个胖子。”她嘟哝着。

“你嫌我胖不体面是不是?”

多么典型的“迷惘的一代”。我气红了耳朵,又叫又吼:

“我教你个重温旧梦的法儿,随便拣个海军码头遛遛,你会碰见成千上万歪戴帽子、晒得黢黑的小伙子,可心挑吧。”

她在电话里哭了。

我说过,崇拜­性­的爱情不纯洁、不可靠。

她们机场连出了两次事故。一个水箱没扣上,起飞时,一箱开水都浇到坐在下面的乘务员头上。一驾飞机着陆时起火,烧死一些人,乘务员从紧急出口跌出来,摔断了腰椎。阿眉的情绪受了一些影响。这段时间,她的信是忧郁的,总告诉我一些不吉利的事,什么飞“伊尔—14”门总在空中自行开启:“三叉戟”落在桂林总是冲出跑道。我们言归于好。你想,她随时处在危险中,我怎么好意思和她堵气。我又重新以一个强人的形象出现,写信安慰她,告诉她一些我经历的危险。我曾经划着舢板在风暴来临的海上迷向;有一次在海滩上投手榴弹,一枚弹片打进我ρi股。阿眉喜欢我的这些信。因为我们很久未见面,这些信在她的想象中修补和恢复了我的形象,我也不想找麻烦,就随他“高大”去。阿眉开始问我:

“摔死了不说,要是我摔伤了,你还要我吗?”

“当然。”前海军英雄怎么能当陈世美,“我会养你一辈子。”我信誓旦旦。

“你拿什么养,用嘴?”

我发觉落入了她的圈套。我都忘了,我还没有工作呢。在她眼里,我一定象个全靠祖上萌庇的员外。

关义来看我,也大惊小怪地问:“你还象蟹似地寄居在别人的壳里?”

怎么,我爹妈还没烦,你们倒都来抱不平。

他很担心我。他最近审的几个案子,碰上过去的几个战友,这叫他很尴尬,觉得脸上无光,令人痛心。他认为很多人都是闲坏的。

我由“安办”分配去了个工厂,试用期未满,就被炒了鱿鱼。我抱着档案回到“安办”,那个经办我的女同志苦恼地问我:

“你说个工作类型,我给你想办法。”

“少­干­活,多拿钱;不­干­活,也拿钱。”

我被赶回了家。我悻悻地给阿眉写信:“不用等你摔死,我恨不得先跳海。”

我没冷清多久,父亲回家和我就伴。他老得不中用,人家叫他离休了。我和他开玩笑:

“您也当‘作(坐)家’了?”

“我功德圆满。您呢?”他倒毫不含糊地把我划了出去。

过去我在家里还是有些地位的,如今日趋下降。我老兄的地位直线上升。他比我早一年从海军退役,在一家建设银行工作,属于“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受到领导信任,单独掌管一个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大发电厂的拨款计划。他经手上亿元人民币,象淌海水似地花银子(当然是花在建设项目中)。本人也象亿万富翁般神气活现,东奔西跑,指手划脚,在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问心无愧的日子,还时不时忍不住冲我们这些赋闲的主儿哨一炮。我真看不惯。

阿眉给我回信,没发怒。看来她对我那些鬼话,也学会了左耳进,右耳出。用她的话讲:

“我才不生气呢,我要生气,早气死了。”

她给我写了七八篇洋洋洒洒的大道理。什么“青年人应该向上,应该生活在奋斗的旋涡里。”“不要暮气沉沉,更不能陷入……庸俗(看来这个词她是煞费了苦心)”因为我从中学就听熟了这本经,所以还能平心静气看下去。看到后来,我简直气昏了。她提到我们的将来,提到困扰着她的现实的忧虑:飞行队要保障每个空勤人员生活安定,照我目前的情况,即便到了婚龄也不能批准我们结婚,除非她停飞。可是,她说她热爱飞行。飞行除了有优厚的报酬外,还使她有一种自豪感;使她觉得对人人有用;使她觉得自己是国家在­精­神面貌和风范方面的一个代表。她不能舍此全部仅仅换取我一个人的感情,我又是那么一个人(什么人她没说,意思很明白,一个没用的人,一个废物)。再后面是一大串喃喃的、甜甜蜜蜜的表白,算是打了一巴掌后的几揉,要我相信她纯粹是出于好意,或曰:出于爱我。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震惊,接着脑子迷糊了,最后是拍案而起,冷对镜子,让我再来看看我是个什么人吧!镜子里,是个胖子,又白又暄的那种胖子,爱吃油炸东西,爱洗澡,爱睡觉,不爱动。那么,这个胖子是否打算死皮赖脸纠缠别人呢?这个胖子不打算。胖子给空中小姐回了信,表示松手、请便。胖子还语无伦次地说:“难酬蹈海亦英雄。”说到空中小姐的“光辉事业”时,挖苦味就出来了。胖子最后说,他对目前自己的生活状况很满意。

我说的都是气话,其实,我心里很难受。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变得这么令人讨厌。阿眉,你了解我的过去,不该触我现在的痛处。

夜里,我又回到波涛汹涌的海上。

晚上,我和爸爸相依为命地坐着看电视。中央一台是一群拘谨的孩子在比赛看谁能把地理课本倒背如流。中央二台是一个钻在纯属子虚乌有的科研项目中、不知北在哪边的所谓科学家和一个举止颇为轻浮的美人的风流故事。北京台则是个胖老头在教观众如何用西瓜皮做菜。

阿眉来了,她现在是稀客。我仍旧坐着看电视,听她和我哥哥在隔壁房间对着吹,一个吹电厂,一个吹飞机,吹得都够“段位”。我又看了会儿电视,才走过隔壁房间。阿眉一个人在看我扣在桌上的书。我关上门,她仍低头看书,我走进才发现,她在啜泣。

“我是好意,难道你不知道?”她说。

“知道。”

“难道我不该开诚布公地和你谈吗?难道我们之间还用忌讳什么吗?”

“确实什么也不用。”

“那你­干­吗这样对待我。”

我哑了。

“你还说‘不再连累我’。你这样做就高尚了,就是为我好了?你这样做让我更伤心。”

“我以为……”

“什么你以为。”阿眉蛮厉害地打断我,“我什么时候说过嫌你,不要你了?我连想都没想过。我就是觉得我有责任‘提醒’你。我有没有这个责任,这个权利,你说你说!”

我被逼无奈,只得说“有。”

“有你­干­吗不接受?还反过来骂我。”

“小点声,别让我家人听见。”

“你还要面子呀,我还以为你早浑得什么都不在乎了。”

“你别打人呀。”

“打你白打,我恨死你了。”

尽管我又挨了小嘴巴,局面是缓和了下来。

“别照了,没打出印儿。”阿眉这话已是带笑说了。

“下不为例啊。”我正­色­对她说。

“我收到你的信,哭了好几天呢。”

提起旧话,阿眉仍是泪眼汪汪,委屈万分。

“我不该写那个信。”我认错,“收到你的信,我也挺气……”

“你气什么?”阿眉怨恨地说,“给谁看,谁都会说我是好心好意。”

“你不该给我讲大道理。”我说,“大道理我懂得还少吗?参加革命第一天起……”

“那我什么都不说就叫好呀。”

“你不用说,我心里都知道。你希望我成什么人我还不知道?你不说我认为你是体贴我、了解我。你别以为我舒舒服服,无牵无挂,我受的压力够大,别人都觉得我没用……”

说到这儿我也委屈了,说不下去。阿眉的心思都被我开头几句话牵去:

“我不说,你也知道我心里想什么吗?”

“还不是想我出人头地,封妻荫子。”

“错了,这是你自己的想法。不过能这么想我也很高兴。”她反问我,“你想我什么呢?”

“我想你做个温柔、可爱、听话的好姑娘,不多嘴多舌。”

“好,我做。”

第二天在机场,刚开始广播上客,我绷不住了,原形毕露。我想我对阿眉说话时眼圈一定红了:

“什么时候还来?”

“有机会就来。”

“常来,别又让我老长时间见不着你。”

“你想我想得厉害?”阿眉挺得意。

我吞吞吐吐,终于说:“厉害极了。”

当她的飞机升上蓝天,向南一路飞去,我茕独地穿过光可见人的大厅走向外面空旷的停车场时,我们的关系发生了巨大的、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她对我的个人崇拜结束了。虽然她在工作中仍不免有小差错,飞海口忘带供应品,渴了众乘客一路;早上起晚了,慌慌张张出差没施妆,被总局检查组扣了几分;但她终归还是个有缺点的好乘务员。而我虽然呆在家里除了摔破个把碗再没犯过别的错误,也还是个没人要的胖子。那么,我身上的光晕消逝后,爱情是不是更朴实、更清澈了?没有,她又倾注进了大量别的感情成分。

她怜惜我,对我百依百顺,还在物质享受上反过来惯惯我。

“瞧我抽的免税美国烟,瞧我喝的日本免税酒。”

我四处跟人吹她。

每到发薪的日子,我和我的老战友们仍按部队的传统,找家馆子大开一顿,吃吐了血算。他们找了各式各样的老婆,唯独没有空中小姐。

“有一次飞机起飞,一箱开水折在她脑袋上(我把别人的事安在她头上)。瞧这照片看得出烫过吗?”

“好象更新了。”旁人捧场。

“有一次李谷一坐飞机,她们故意放朱逢博的歌。”

“朱坐飞机呢?”

“就放李的歌。”

“你怎么配有这种福气?”旁人听着太玄,不禁怀疑。

我想了想,也没什么过硬理由,只得说:“前世修的呗。”

十一

这星期,阿眉几乎天天飞北京,因为这星期排班的分队长是她­干­姐姐。

除了照例很多吃的外,她又给我带了几本书。小心看着我的脸­色­说:

“我也不知道你看过这几本书没有,我觉得挺好看的。”

我翻了翻,说:“这几本书我都背得出来了。”

她叹口气,怪没劲地把书装回自己包里。

我不忍看她失望。第二天在公共汽车上,我骗她:

“我打算写书啦。”

她眼里立时放出光来(多么势力)。

“我考虑来考虑去,走这条道比较便宜。描写水兵生活的嘛,基本还是空白。”

她的眼睛几乎是充满柔情了。

“现在关键是缺一个把整个故事串起来的线索。嗯,很伤脑筋。”

我好象一个真正作家那样装出副呆呆痴想的傻相。可是,老天,她温柔的不正常啊。

“姑娘,您抓的是我的手。”

站在我身旁的一个老头一边从扶手上抽回自己枯瘦的手,一边歉意地对阿眉说。

阿眉羞红了脸。

她­干­吗那么当真呀!

十二

“你太累了,别这么拼命地飞,要注意身体。”我心疼地对阿眉说。

“我负担重呀,要多挣点小时费。”她玩皮地冲我一笑。

她确实飞得太猛了,简直是马不停蹄地在空中飞来飞去。有时在北京过站,匆匆跑下来看我一眼,又匆匆跑回去飞走。吃饭也经常不能正点正餐,吃几块点心就得上客­干­活。春季广交会期间飞机加班很多,她常常搞到夜里十二点才回宿舍,第二天一大早又要进场准备。她瘦了,脸上出现疲劳的神­色­。尤其叫我过意不去的是,她几次突然进城,都碰上我早早睡了,没有一点写书的样儿。

“我评上‘优秀乘务员’了”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

“真不容易。”我替她松了口气,“我瞅着你都累坏了。”

她刚从广州来,又要去沈阳,然后折回去。

“你该不是又想当‘三八红旗手’?”

“想当呀,还想入党,还想办飞国外的护照呢。”

啊!我真是爱她。

我跟阿眉讲:“过去,我才叫在英雄沿儿上呢。大炮一开,就是功臣,可惜!现在这太平年月不出英雄。”

“你怎么知道不出?”她不忿地问。

“我没见过,也没瞅见谁象。”

阿眉叫我不要太担心她身体。她下个月就要去杭州疗养,所以近期排的班多一些,飞的多一些,一抗就过去了。

“我懂,这就象小毛驴拉磨,卸套前,赶着它多跑几圈。”

十三

民航疗养院坐落在风景区九溪口,依屏风山,临钱塘江,清晨凭窗便可见悠悠江水东去。沿九溪路向山里逶迤行去,溪水潺缓,竹林修茂,山坡俱是郁郁葱葱的茶园。据当地人讲,这一带的茶园便是闻名遐迩的龙井上品“狮峰龙井”。外行人看那暗绿­色­的茶叶子是看不出名堂的,不过前面数里之遥却是正宗的“龙井村”。村里盖了许多俗气摆阔的新楼房,显然这二年村里很出些富裕户。阿眉说她还是喜欢那些粉墙乌瓦、古朴的老房子,我也有同感。

阿眉到杭州不久,我也欢天喜地自北京南下。不消说,春日杭州甚是宜人。柳绿桃红,伉俪游湖。品茶、吃鱼(阿眉象只猫似地爱吃鱼),惬意得很呐。杭州旅游办得不错,我们时常乘旅行社的车出游,对浙南一望无尽的金黄油菜花和绍兴头戴毡帽、手扶舵脚摇橹的农民,以及莫­干­山浓雾缭绕、湿漉漉的毛竹林,都有深刻印象。

阿眉胖了。是在她同餐桌一个老飞行员的督促下胖的。那老头总说:“我吃什么,你就吃什么,错不了,都是富于营养的。女孩胖一点好看。”老头是个食­肉­兽。

阿眉现在对我不太尊重,总是动手动脚,我是说,总是揍我。每次分手时,非占点小便宜,扇我个耳光再走。有次把我打火了,追上去在她背上打了几拳,把她打哭了。两天没出疗养院。我在杭州城里也玩厌了,就在九溪附近找了个地方住下。

我去疗养院找她。在九溪镇上碰见个卖冰糕的,买了一大把,进她的房间时腮帮子都冻木了。她一见我,笑了(我就知道她不记仇)。

“给我找点热水喝。”我把剩下的两只冰糕递给她。

阿眉舔着正在融化的冰糕,拿起一只暖瓶摇了摇:“没水了,我给你打去。”

她一阵风似地跑出去。

这时,她同房间的空中小姐进来,学究气地拿着本书。我没见过这个人,猜是她的“瓷器姐姐”薛苹,是个分队长之类的小头目。我哈了哈腰,以示尊敬,她却拿挺大的眼睛瞪我:

“你就是阿眉的男朋友?”

“你好。”

“我不好。”她蛮横地说,“我早就想跟你谈谈啦——你怪了不起的呀!”

“没有呀。”我挺窘,又一时搞不清她火从何来。

“你害得阿眉老偷偷哭,我看为你不值。”

阿眉拎着满满的暖瓶跑回来。那位小姐没再说下去,气哼哼地走了。我估计她不爱看阿眉对我的“巴结”相。

“王眉”我也气哼哼地说,“你在你们乘务队都给我造成什么坏影响?”

“没有啊。”

“你瞧你们屋这主儿,对我多凶,好象我怎么虐待过你似的。”

“没有没有。我在她们面前一直都说你好。”她笑着对我说。

我接过她递给我的杯子,一边喝水一边往窗下面看,看到那姑娘和一个身材魁梧的飞行员从庭院走过。

“那是她男朋友吗?”

阿眉挨着我,伸长脖子往下看了一眼:“嗯,长得怎么样?”她扭头问我。

“不同凡夫。”

“她对薛苹可好啦。”

“我对你不好吗?”

我瞪起眼睛问阿眉,她噘起嘴:

“你老欺负我,还打我。”

“你还打我呢。”

“我使你那么大劲了吗?你打得我后背现在还疼呢。”

我笑了,离开窗子,又吃了几块她喂的糖,想起什么,问阿眉:

“你老偷偷哭哇?”

阿眉脸有点红,没说话。

“为什么?”

“还不是为你。”她冷不丁又说,“昨天,我们疗养院的人给我算了一挂,说我不宜找五十里以外的人。”

“胡说八道。你信吗?”

“有点信。”她把头扭向一边。看我很久没话,问:“你想什么呢?”

“想孔老二的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十四

苗头不对呀,阿眉开始和我叫上劲了。我说什么,她总是和我戗着。同样,她说什么,我也跟她戗着。舌枪­唇­剑,明哂暗讽,旁人听着,如同冤家。我觉得薛苹对我不利的话影响了她。不知什么原因,薛苹竟独出心裁地认为我是个“拆白党”。当然她不知道我过去也还“十分了得”,那你说我是饭桶也罢了,何苦把这么个屎盆子往我头上扣。她对阿眉讲:“要是你这些优越条件都没了,他还会跟你好吗?”言下我是去分享阿眉的空勤待遇。这颇伤了我的自尊心。我想,也许善良的张欣不会如此诋毁我。有一天,我趁阿眉不在房间,偷看了张欣给她的信,谁知信中也对我颇多微词。而令我不快几至冷齿的竟是从信上看去,阿眉本人也十分动摇。张欣信中有一句话破坏­性­极大:“你什么样人找不到?”这句话­精­确地击中了要害。阿眉的确不必吊死在我这棵树上。我知道,有形形­色­­色­的人在追她,其中一部分高档货­色­,我绝对难以匹敌。我只是侥幸得了风气之先。实际上,倘我不是我,我也要劝王眉把胖子蹬了,另觅佳婿。

王眉坐在镜前施妆,细细地、无微不至地象做功课,这倒也确是她们的功课。

“得了,薄点行了。别把脸弄得象外国人的胳肢窝。”

她立时跟我翻了脸,把粉扑子一摔:

“你就一点好听的都没有,嘴跟粪缸似的。真不愿理你了,告诉你。”

“随便说一句你也急。”

“你以为你说的是什么好听话是不是?我就因为受你影响,有时和别人说话也带个脏字出来。人家都说我,原来你不这样说话呀,怎么变成这样?我说,总有人教,能不变吗?”

“对,你跟我净学坏了,一点好也没学。”我退后几步坐在床上。

“你别坐人家床上。薛苹不喜欢别人坐她床。”她冲我尖叫。

我站起来抽烟,把烟向窗外连连喷去。抽第三支时,一直用眼睛看着我的阿眉,温和地开口说:“你会得肺癌的。”

“我就是准备得肺癌。”

我噎她一句。可能是窗外江水来处夕阳西下的情景触动了我,我忽然有几分心酸。王眉也默默地不说话。我回身看她一眼,心里十分有气:

“喂,我死你高兴吗?”

“你说我高兴吗?”

“我不知道。”

“不高兴。”

“能再嫁人还不高兴?”

“我现在也没嫁给你呀。”

她象一只碰见狗的猫,露出自卫的神气。

“你甭跟我瞪眼睛。”我指着她脸说。

“瞪你怎么着。”

“掐死你。”我把烟扔掉,走进威胁她。

“你敢——”

她不服地挺直上身,但气焰还是略低了低。我走到窗前往下看了看,还好,楼下庭院没人。

“我不怕你。”她堵气洗着一副扑克牌(象是算挂那副)嘴里还嘟嘟哝哝,“你还别跟我耍二百五。”

“我也不怕你。”我对她说,“你脾气大,我比你脾气还大。”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她冲我喊,“什么没给你?你还想要什么?还想要什么?”

我恨的就是这句话。

“不许喊。”

“就喊,啊——”我冲过去,扬手要打。门一响,一个要找王眉的女孩呆呆站在门口,接着转身跑了。我退回窗户。

阿眉大失面子,含着泪发狠地洗牌,说:

“你还要打我,我妈妈都没打过我,你倒打我打上了瘾。你再动我一下试试,非跟你拼了。”

“你别没完啊。”

“没完怎么着。”她居然攥起小拳头,“不爱呆你滚。”

“这可是你说的。”

我摔门而去。她在后面哭出了声。

十五

梅雨季节到了,春水泛滥,道路、小桥都被涨满的溪水淹没。屏风山终日锁在烟雨朦胧之中。织锦般的油菜花也大片漫在碧汪汪的水中。笔直、美丽的水杉林,绿荫初张的梧桐树都是翠生生、湿淋淋的。即使空气中有云无雨,林中树下也无时不飘萦着细密的水丝,氤氲的雾气。

我打着伞,一个人在江边看滔滔混浊的江水,冒雨静静行驶的驳船。有人来到我身后,我回头看,是阿眉。她穿着红­色­的雨靴,打着把红­色­尼龙伞,鬓上挂着晶亮的水珠。我想起了我们刚好的时候,她天天冒雨到招待所找我。

天空放晴的一天,张欣飞来杭州,给阿眉带来很多东西,里面不少还是阿眉给我买的烟和饮料。为了做给别人看,我们又暂时和好了。我们一起去笕桥机场。当着张欣和同机来的刘为为,我们说笑正常,在一刹那,我们忘了曾经发生的不愉快。

从机场出来,我们还在武林门赁了辆三轮车,冒雨在西湖玩了一圈。在天香楼吃饭时,我跟王眉说,我要生炒甲鱼。我猜她是开玩笑,没有恶意,但还是撕裂了伤口。她说:

“你配点菜吗?我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吧。”

我霍然变­色­。

阿眉窘了,慌了,脸儿涨得粉红。虽然她连忙跟我解释,她不要甲鱼是因为炒得太生,还是带骨的,很腥,怕我这个北方人吃不惯,而且她也要了甲鱼。气氛还是破坏了。

后来,我也做了试图恢复快活气氛的努力,说她吃鱼是“暴殄天物”。可她没笑。

我们终于明白,那种心无芥蒂、无拘无束的融洽感,已经一去不复返。

九溪路上,人迹罕见。山林风鸣雨吟,泉水瀑布似地倾泄谷底,汇流而出。清澈的溪流在道旁奔腾,溪底茂密的水草被冲得直刷刷伏倒。山荫道十分幽远。

“昨晚,薛苹给我讲了件事。她家那儿有个女孩,自己做了杆火药枪,把她男朋友打了个满脸花。她躲在墙角,那男的走过来,她面对面举起枪,‘啪’地打了过去。”

“他不理她了。”阿眉拖着长声说,瞟我一眼,“将来我也做支枪……”

“咱们别开这玩笑好不好?”我连忙打断她。

“你是不是也不想要我了?”

我没直接回答,只是说:“那也别动兵器,可以给我吃药。”

“你乖乖吃吗?”

“当然不。”

我笑了,忽然感到一阵不舒服,真是无聊。昨天,我收到北京的一*庑拧N业暮门笥压*义受到流氓的报复,被打伤住院了。信里没详说他的伤有多重,但我明白,歹徒们对一个落到他们手里的民警是不会留情的。我很难过,我和关义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又一同参加了海军。在新兵连他当过我的班长,在舰上,我当过他的班长。在那些岁月中,我们曾共同面对种种危险。为了我,他不惜一切。那次,我在海上迷了向,就是他驾着摩托艇及时找到了我。为了他,我也毫不犹豫地付出生命。那枚要命的手榴弹就是他掷失了手的,我冲过去摔倒他,自己ρi股上吃了一下。复员后,我们可以说分道扬镳了。他迅速转到另一条战线。而我,我也不知道这一年多究竟­干­了什么。

两个笑声清脆的女孩踩着溪中的石头在戏水。我们走过时,她们和阿眉打招呼。她们也是来疗养的乘务员。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裤腿绾得高高的女孩眉眼肖似阿眉。

“我想过了。”遥遥望见“溪中溪”庭阁的飞檐时,阿眉怯生生地望着我说,“你就这么呆着吧。你觉得怎么好就怎么过吧。我养着你。”

“你养我?”企不是颠倒鸳鸯!

“我不怕别人说。过去我也想要你非同凡响一些,和别人比的时候能超过他们。现在我不想了,没这些也可以。多数人的生活也不是碌碌无为的吗?”

“我不要你养我。”

“我愿意养你。我们现在伙食费发给个人,这样我每个月就能拿二百多块钱,够我们俩花了。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你不是希望我做个贤妻良母吗?”

你错了,阿眉!你完完全全搞错了。我现在希望听到的,可不是这些话。

轮到我对你失望了。

我们在“溪中溪”的敞厅上喝了半天茶。最后我终于对她启齿说道:

“我看,我们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我和她好象是同­性­——”

“什么意思?”

薛苹柳眉倒竖。我没想到她会这么快打上门来。我和阿眉吹了,不是正和她心思吗?­干­吗还象一只哺|­乳­期的母狼那样恶狠狠地看着我。我正在收拾东西,不想和她费话。

“相斥呗。就是说总搞不到一起去,象裤兜子里放屁——两岔的。”

“少跟我来你们水兵那套粗话。”

“直说了吧,我回去要­干­掏粪工啦。我可不想连带她也臭烘烘的,国家还要靠你们点缀门面呐。”

我忽然对阿眉涌起一阵轻蔑感,她并没惹我。薛苹语气有些变化,意外地缓和下来:

“你跟阿眉说过吗?”

“我没告你吗?我跟她是——两岔的。况且她根本做不了自己的主。”

薛苹仍然和气、甚至带有几分惋惜地说:“你以后可能再也找不着比阿眉更好的姑娘了。再考虑考虑。”

“我想通了,谁娶都是娶。”

“你他妈的真是个畜生。”

薛苹破口大骂。她是义务兵出身,骂起粗话来不亚于任何人。

十六

回到家里,我有一种痛苦的解脱感。我只好用“痛苦”这个词。我从杭州走的那天,在九溪镇等公共汽车时,碰见了清晨出来跑步的王眉。她和几个女孩沿江走过来,看到我就站住了。当时,太阳正在冉冉升起,霞光万道,我看不清她的眼睛,但我有一种预感,她有话要对我说。她仿佛立刻要走过来,对我说一句很重要的话。后来,车来了,我上了车。在车上我回头看她,视线相遇时,她身子一抽搐(的的确确是抽搐)。我觉得我就要听到她喊了,而且我下意识地感到,倘她喊出来,我会立刻下车,那就是另一种变化了。可她没喊,车开走了。一路上我都在想,她要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父母是很久后才觉察到我生活中的变化。妈妈装作漫不经心地问我(爸爸埋头报纸,耳朵却支楞着):

“王眉怎么很久不来我们家?”

我简短说了一句:“我把她休了。”

我用同样的口吻跟躺在卧床的关义讲时,他叹了口气,也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来,他对我这种骄傲的“自我表现”很不以为然。他想什么,我全知道;可阿眉想什么我不知道。她究竟要对我说什么呢?那最后的一句话。

后来,我把她忘了,或者说好象忘了。我没有勇气那么当真地去­干­掏粪工,而是在一家药品公司当上了农村推销员。经常下乡奔波,条件很艰苦。住大车店里,要随身带根绳子把衣服晾上,光ρi股钻被窝,早上起来把虱子扑落­干­净,再穿上衣服出门,有的地区还要自己背着炉子和挂面,否则,吃了不法小贩的不洁食品,拉稀会一直拉得你脱­肛­脱水。我的一个很强壮的同事就是那么拉死的。

两年过去,我已经到了只得胡乱娶一个媳­妇­的年龄。我没再见过王眉,也没得到过她的音讯。有一年,我在北京火车站看见一个女孩背影很象她,我没追上去看,因为她决不可能出现在北京站。即使是休假、公出,民航也给她们飞机乘的。还有一次,我做缓缓出站的火车和一列天津方向开来的火车相错而过时,有个从车窗往外看的女孩和我对视了半天,直到递次而过的车窗远去。我真的以为那是王眉了,但由于如上的原因,我最终认定是自己看错人了。

关义象对他的民警工作一样起劲地给我介绍女朋友。他认识一些漂亮姑娘,都是“失足女青年”,改正了的。他认为使她们从良,最终过上正常生活才是一劳永逸的治本之道。他的爱人就是这样一位姑娘。他很尊重她,待她非常好。说实话,有时在他家感受到的真正动人的夫妻感情竟会使我热泪盈眶。我这个人轻易不说人好,往往大家说好我还偏要挑挑骨头。可是关义,我的老朋友,我要说他身上始终保持着我们第一次驾船出海时所共有的那种最强烈、最纯洁的献身­精­神。

他也给我介绍了这样一位姑娘。我努力了,但终于忍受不了她习惯­性­流露的轻佻口吻以及那总是罩在我心头的淡淡迷惘,象走进一幢布局复杂的房子,本来想进这间屋子,却走进了另一间屋子。吹掉了。不管怎么说,在我身上我们原先那种­精­神,是大大减弱了的。

有时我倒想起薛苹的话:“你以后可能载也找不着更好的姑娘了。”

可我的嘴仍是茅厕的石头。

“其实王眉并没有多好。”我对关义说。那天,我刚在几个山区县卖掉十万片四环素,风尘仆仆回到北京。由于超额完成了计划。领导加了我这个月的奖金。我很高兴,晚上去关义家吃饭,同时看看他可爱的妻子为他生下的大胖小子。

“这是你积了德的结果。”那孩子确实让父母自豪,我快要嫉妒死了。“我本应该走在你前面,老关。王眉叫我的希望落了空。”

“你­干­吗和她吹?因为她太单纯?”关义那位因单纯遇祸,又因单纯得福的妻子问我。

“因为她太小。太小就有这么个现象:天生的缺点样样不少,该养成的优点没有及时养成。懂吗?总是一副没头没脑的样子……”

“你不要侮辱别人。”关义粗暴地打断我的话。他边吃饭还在边看一份报纸,上面有一些密密麻麻的名字,可能是某个委员会或主席团的名单。这周,好象有几个民主党派在开全国代表大会。

“我没见过她,不过我想是你对她太苛刻。”关义的妻子看了眼熟睡的婴儿,因委婉地批评了我而歉意地微笑,“我坐过一次飞机,空中小姐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飞机上我得了晕动病,吐个没完,她们给我盖上毛毯,清理秽物,始终那么殷勤,都使我不好意思起来。”

“她们就是­干­这个的。”

“所以我觉得不简单嘛。我想她们一定经过最严格的挑选。我坐一回飞机都有点提心吊胆,生怕那家伙摔下来。她们却要长年累月在上面­干­活,肯定得是最有勇气、最有胆量的女孩才能胜任。象过去口号里总说的那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脏;四不怕累。得有点……­精­神。”

她羞怯怯着重说了最后一句,看了眼她的爱人。那话好象是引用关义的话。他们两口子没事议论这个­干­吗?我哈哈笑起来:

“你把她们神秘化了。实际上,她们是最普通最普通不过的人,象你我一样。说到一不怕苦,她们可不能算苦,待遇是拔尖的第一流的。说到二不怕死,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她们才不上天呐,她们并不比顾客多一份危险。她们那种舒适的工作环境培养不出超人的气质。只有艰苦的、真正充满生死考验的生活才能造就具有英雄气概的人物。比方说边防军人、外勤警察——你丈夫那样的人……”

“我不爱听你这些讨人嫌的话。”关义再次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她们是有勇气的。比起你我来,她们有超出我们不知多少倍的可能遇上劫机、机毁人亡等意外事故,也就是你说的‘生死考验’——你看看这份报纸吧。”

“出了什么事?”我接过报纸,展开。心里涌起不祥的预感。

“你这些天没看报,也没看电视?”

“没有,我刚从人迹罕至的地方回来。”

“民航摔了一架飞机,撞在山上,机组和乘客全部罹难。”关义说,“机组名单上有你过去的女朋友。”

王眉!我看到密密人名中这两个字,清晰、无误。

阿眉殉职了!泪水涌出我的眼睛。旧日的情景如歌,重新响起……

我回到家里,不慎打破一个瓷罐,里面的东西滚了一地。都是些放在抽屉里疚会丢掉的小玩意儿:民航航徽,不锈钢小飞机饰物。都是阿眉遗留下的。我以为我这儿已没她的一点痕迹,那些甜蜜的信我都烧掉了,可我烧不掉记忆……我仍然爱她。我怎么能再回避这个事实!那天晚上,电视新闻里关于空难事故的最后报道是载运死难者遗骸的飞机抵达锦云机场。电视屏幕上出现飞机在夜­色­中降落;悲痛欲绝的乘客亲属和带着黑纱的民航地勤人员围着抬下担架哭泣的镜头。我感到那冲镜头滑来的飞机的数十只轮子如同从我心上轧轧驶过。我看到人群中薛苹、张欣、刘为为等熟面孔,她们哭成了泪人儿。我的心碎了。

夜里,不论我醒着孩是入梦,阿眉无时不在和我相亲相近,和我悄嗔谑笑,和我呢喃蜜语。鲜艳俏丽,宛如生时。有一刻,我仿佛真地触到了她娇­嫩­的脸颊,手里软和和的,暖融融的。后来,她哭了,说起她那被伤害的感情,说那原是一片痴情。她又要说什么,张张口又咽了回去。我蓦地全身痉挛了。我又身处在九溪镇那行将起动的公共汽车上,她有一句重要的话没对我说就要走。我伸手抓她,抓了个空,我醒了。

我擦去横溢入耳的泪水,紧张地思索起来。如果说过去我是凭直觉感到她有重要的话要对我说。那么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是的的*啡酚谢耙对我讲,还是句对我生死攸关*话。是什么话呢?我想来想去想不出头绪,看来只有她本人才能清楚。我又睡着了。早晨醒来,第一抹阳光照­射­到我的床头时,我如梦方醒——我已经永远不可能再见到阿眉。

我给单位打了电话,告诉他们,我这周补休了,就动身去首都机场。

十七

我在二楼国内航班安全检查口外面的沙发圈里坐下。所有国内航班过站和到站客机的机组人员,都要走这个口出来去三楼餐厅吃饭。中午前后,是锦云机场北飞客机落北京最集中的时候。

大厅里不停广播着各地到站飞机的航班号和飞机号,透过大玻璃窗可以看到那些飞机在停机坪上滑行。机械臂似的客桥自动与客仓门吻合,潮水般的旅客通过自动走道,从一楼的出口出去。一些飞行员和乘务员从二楼检查口出来。我走过去问两个从广州飞来的航班下来的乘务员,是那个乘务队的?她们说是北京乘务队的。我走回沙发圈。又过了一会儿,在一架刚刚飞走的波音飞机的空档上,一架“三叉戟”滑了过来,接上客桥。我留心听了航班号,确认这架飞机的机组是锦云乘务队的无疑。客人下光后,先出来了几个飞行员,闷声不响地走过。接着,几个面带忧伤的空中小姐也出来了。我看见薛苹。

我迎着她走过去。她略一怔,便扭过脸和别人说话,从我身边绕过去。我叫她,她只好站住,十分不快地望着我。

“算了,你先吃饭去吧。”我灰心地对她说,“吃完我再找你说句话。”

我蹒跚地走回沙发圈坐下。她呆了呆,也垂着头走了。我想,不到再次上客。她不会出现了。十分钟后,她回来了,手里拿个花卷儿,在我面前停下。

“你有什么话要说?”

“我迫切希望知道两年前我从杭州走后阿眉的情况。”

“你凭什么,有什么权利要知道?阿眉早就跟你没了关系。在我眼里,你是个陌生人。”

重新提起了阿眉,我们都有些歇斯底里。

“我有理由。我要知道一句话。那年,在最后的时候她要对我说却没说。”

“我知道那句话,她对我说了。”

“你知道?”我激动极了,“告诉我。”

“她说,她错了,她后悔了,不该总是让着你,反倒让你这个没有人味的东西,蹬着鼻子上脸把她甩了。”

我犹如兜头浇了一桶冰水,心都凉透了。沉默了一会儿,我坚决地说:

“不是这句话。她要跟我说的不是这话。”

“确实不是这句话。”薛苹淡淡地说,“这句话是我说的。”

“我恳求你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薛苹说了。“从杭州回来,阿眉几乎变了一个人,不笑不闹,沉默寡言,只是要飞行。不管队里哪个人提出什么站不住脚的理由不飞,她都主动替飞。哪怕对方是和她吵过嘴、谁也不理谁的,也不例外。甚至‘安—24’飞‘三亚’这样又长又辛苦的航线,平时避之唯恐不及,现在也抢着飞。她历来,从来乘务队的第一天起就晕‘安—24’的,这样大小时量的不要命地飞,吐得真是骇人。人明显憔悴了。

“队领导一开始看她刚疗养回来,就放心排她飞。后来发现不对头,她身体消耗太厉害,也有点看出阿眉情绪上的变化。找她谈,她什么也不说。问我,我也不便妄自汇报,毕竟这是私人的事,而且她也跟我说过别把这事捅出去,她的自尊心受不了。这期间,我们机场有个很不错的小伙子追她。给她写来长长的、热情的信,约她出去,她却象木头人一样无动于衷。我曾私下问她,是不是还忘不掉你这个混蛋?她说不是,说早就把你忘了,只是情绪还有点转不过来。有时候,梦里醒来,还觉得心寒。她说——这确实是她说的,我没有添枝加叶——她因为太想和你好了,结果反而好不成。

“我想她的意思是指她对你的无原则迁就。我全知道你们之间闹的那些破事,最细微的情节都知道。你表现的象个无赖,而阿眉呢,也做得不好,象个资产阶级小姐。我对她讲,应该去见见那个小伙子,总要再嫁个什么人,况且这个小伙子比前面那位强上百倍。阿眉只是说不想见。她对你还抱有幻想,真是傻得不能再傻了,你把话说的那么绝。她当然是无法再给你写信。而你,你也真的一封哪怕露出一点试图挽回意思的信,一封信都没有。

“立冬后到春节前,有个短暂的萧条,去一些风景城市的机票打了折扣仍不满客。阿眉的身体越来越糟,再这么搞下去,非停飞不可。队领导便研究决定利用这个不太忙的空隙安排她探次家。那天是队长跟她谈的。在飞成都的航班上。我也在场。因为我忙着给客人开饭,没注意他们还谈了什么。好象队长跟她说这样下去不行。国家培养一个空勤人员要花一大笔钱,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毁了。大概批评的很厉害,我开完饭回来看见阿眉哭了,哭得很伤心。从杭州回来,阿眉一次也没哭过,虽然她是很娇气的姑娘。那次是第一回哭,也是唯一的一回,后来没再哭过。就是那次哭,也不是为你哭。是为了别的,比你更重要的东西,怕失去那些更重要的东西,想起爸爸妈妈禁不住哭的。她妈妈对她非常疼爱,阿眉是她最小的女儿,本来是掌上明珠。那时,恐怕也只有她妈妈能抚愈她的伤口……你算是把她伤透了。

“她在家里呆了一个多月,假期满后又续了几天。在家里大概是把疙瘩都谈开了。阿眉回来时,象阳春三月的晴天那样开朗明媚。我真为她高兴,尤其是她告诉我她又有了个男朋友,我更高兴!这说明她完全从你粗暴地加在她身上的打击中恢复了过来。这对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又可以开始新的、更美好的生活。我还要特别着重地谈谈她那新的男朋友。他叫沈同平,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一个优秀的海军飞行员。对阿眉情真意切,一点没有社会上某些青年矫饰做作、妄自尊大的恶习。人长的也是身材高大,仪表堂堂,比你强多了。我们乘务队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认为他和阿眉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极为般配。

“他给阿眉带来了欢笑,带来了对生活的信心,对工作的热情。阿眉考上了天津民航学院的英语进修班,在天津学习了一年。对,她经常周末坐火车来北京玩,寒暑两个假期也是在北京度过的。你不要瞪大眼睛,她告诉过我,她在火车站碰见过你。她说这话时很平静,一点不冲动。她象一颗进入轨道的星,始终在自己的位置上稳稳的运行,不再受任何引力的­干­扰,放着自己晶亮的光芒,同其它无数星一起织成夜空璀璨的星幕,直到陨落下来……”

仿佛突然袭来一道强光,薛苹用手蒙住了眼睛。片刻,她镇定下来,接着说:

“她入了党,追认的。出事的头天晚上,她跟我说,后天小沈从北京回来,她要跟我换飞北京,去接他。我答应了她。那天,我跟她一起坐车进停机坪。我去上海,她去桂林。她要我给她买上海的­奶­油瓜子和酱油瓜子回来嗑着吃。我要她买桂林的板栗回来煮着吃。我从上海买回了她要的瓜子,她却一去没回头。晚上,他们机组没回来,飞机也没回来,传言却起来了。我们飞行队的人都慌了,不知出了什么事,问调度值班室,他们也不说。我一夜没合眼。第二天,头班飞桂林回来的机组带回了昨天一架飞机撞山的最初消息,说桂林已动员了军队和民兵进山搜索。接着,民航领导飞来了,报纸、电台都证实了飞机失事的消息。

“可能你们听到哪里摔了一架飞机,上百人丧生,只是嗟叹一阵,或者骂两句民航人员太差劲,草菅人命,也就罢了。可我们就不同了,别说我们自己的飞机摔了,死者里面有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不相­干­的外国摔了一架飞机,我们也要难受好久。夜里在被窝里哭完,白天还要上飞机哟。还是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地飞下去。

“遗体运回机场那天你看电视了吗?成百上千的人都哭了。哭的人各有各的原因,我是为阿眉哭的。她太年轻了,不该死呀!她活着还会对我们国家有很多用,她还没有尝尽人生的欢乐。还没有孩子。为什么不让一个废物去替她死?有很多混吃等死的废物在愉快地活着,白白消耗着社会的财富,譬如你。”

“我不是废物,你不能随便侮辱我。”

“可能你现在不是了,可过去有段时间你确实是。”

“那么说,阿眉到最后也没再提起我什么。”

“没有。你在她生活中不再占任何位置了,她忘掉了你。她跟我说的最后的话是想念小沈,是要一包瓜子。对了,她还说过要我做她的入党介绍人。那是出事的前几天,她们共青团员旁听我们的党课时,她悄悄跟我说的。”

“可她确实是有话对我说呀。”我绝望地大叫。

“如果你坚持认为她最后有话对你说,那我想,也无非是要说你是个废人。”

“可能这是你对我抱的至死不变的看法,但阿眉不会。她比你了解我,所以我们过去才相爱。”

“粉碎她对你的好看法的,正是你自己。不仅如此,你还重重打击了她的生活信念。”

我不想再和薛苹吵了,旁边很多人看我们。便问她:

“最后那几天,除了你,还有谁常和阿眉在一起。”

气咻咻的薛苹一边往安全检查口走去,一边说:“张欣,她和阿眉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十八

第三天,我看到张欣从安全检查口出来。她和阿眉同龄,都比薛苹小几岁,因而也更脆弱一些,更不容易从打击中恢复过来。她简直还带着满脸哭痕,眼睛红肿,盈盈欲滴,低着头看脚尖走路。这次,我决定等她吃完饭回来再找她谈,免得象上次薛苹那样激动得饭都没吃好。张欣很快又一个人回到大厅。看来没我刺激,她也吃不下多少饭。她蔫蔫地在商店区转了转,我注意到她并没有认真去看琳琅的商品。离上客时间还早,她在我邻厢的沙发圈里坐。我走过去,看到她闭着眼睛仰在沙发背上。我叫她,她睁眼认出我后,红了眼圈。

看来她并不象薛苹那样对我怀有恶感,也许我可以从这点上获得一些希望。如果说薛苹是阿眉思想上、生活上的志同道合者和保护人,张欣则是她的一个不分你我、情同骨­肉­的密友。她更容易接触到阿眉某些不欲见人的心底秘密。

“你说你觉得阿眉最后有话要对你说。那我先问你,你现在对阿眉究竟是,是什么态度呢?”

“我——”我不是羞于启齿,而是不知道我现在还有没有这个权利,还配不配说这个话。我还是对张欣说了:“我爱她。”

“好,我告诉你,她也一直爱着你。”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从和薛苹谈过话后,我已对此无望。张欣再三说:“她是一直爱着你的。”

“等一下。”我哽咽一声,撇下张欣,赶忙跑进最近的一间男盥洗室。我几乎都不能再次走出来,可是我还有话要问。我把自己泪水纵横的脸搞­干­净,走回沙发。

“把情况告诉我,把阿眉说的每一句话告诉我。”

“在人前阿眉从不哭的,可是背地里她常暗暗饮泣,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甚至是在梦里。我和她一个宿舍,有时一觉醒来,发觉她在小声哭,过去看她,她是在做梦,我就把她摇醒。她从家里回来,表面上没事了,正常了,实际上她的­性­格有了变化。过去她是嬉笑无心的,现在敏感得不行,戒备得不行。和我还算好,可也不象过去那样无所不谈、无话不讲。有次她在前面走,我和几个人在后面说话,说的完全是跟她不相­干­的人和事,说到好笑处我们都笑了。等我追上她时,她的脸­色­已经变了,问我刚才笑谁呢?我说了我们在笑谁,她却说我们在笑她。我说没有笑你,我还说了句气话:‘我们笑你­干­吗?’她生气走了,以后见着就不理我了。我找她问为什么不理我?我发誓说那天我们没有说她,我还哭了。她才跟我说,是她的不对。她总怕再受人家骗,和她假好,所以谁都不敢相信了。

“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既然你说你还爱她,那我就要问你当时­干­吗那么­干­?你多伤人。阿眉跟我说,你不要她,可能是因为嫌她幼稚,在有些方面,你感到困难的时候不能象个有经验的女人那样帮助你。说实话,这你太不公平,阿眉至少也为你做了一些牺牲,有些牺牲连我都未必做得到。你又不是没有缺点的人。阿眉和我谈到你的缺点时,一直都是体谅你,并不计较的。可能她有时爱咬个尖儿、撒个娇,惹你心烦了,这不是因为她信任你、和你好吗?你对她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一点不珍惜。现在再说爱、再难过又有什么用?

“可能你也听说了,她后来又找了个朋友,小沈,她家给她介绍的。但她不是心里一点波澜不起就顺顺当当地接受下来、适应过来的。一开始她都不让我们见那个人。小沈一来,她就领着他躲得远远地说话。其实小沈经常来来往往坐我们飞机,我们很多人都见过他。大概是小沈太好了——那个人真是特别好。阿眉又总觉得对人家不起。她也想对小沈好些,偏偏你又象个­阴­影似地老影响着她,阿眉是很纯情的。我跟她讲,这样吊着不好,要不,就跟小沈谈清。她不肯去。有次小沈来了,我去跟他谈的。我告诉他,阿眉过去有个朋友,本来感情很好,可后来那个男的没理由地把她甩了。阿眉伤了心,有些不敢轻易再相信别人。小沈的回答让人十分感动。他要我告诉阿眉,天下的好人是多数。不要因为一个人的缘故,对所有同志、朋友都疏远了,不信任了。如果说那个人——指你——用事实证明了有些人是不堪信任的,不值得去爱的;那么,他也要用事实证明还有一些人是值得信任的,是懂得珍重感情的。他又亲自找阿眉摆开了谈了谈。那以后,阿眉和她好了起来,真心实意地好了起来。

“小沈是个相当坦荡、胸怀开阔又能细致入微地体贴他人的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他和阿眉之间真正做到了赤诚以待,肝胆相照。阿眉碰到的任何为难和偶尔涌起的茫然心情,在他那里都会得到合情合理的忠告和意志坚定的感染。同时,小沈又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有幽默感,有孩童心。不怕你不舒服,阿眉和你关系好的时候,有时回来,也要生生闷气。可和小沈好起来以后,是她笑得最多的日子。她就象净水洗过的玻璃器皿,重又晶莹透明了。

“阿眉出事后,小沈刚好第二天要从北京回来。本来是薛苹的班,她怕由她把阿眉的死讯告诉小沈,不飞了,是我飞的那班。飞机在北京上客后,我看见高高兴兴的小沈,他还什么都不知道呢。他给阿眉带了一纸箱鸭梨,让我给放到行李舱,还笑着让我随便吃。那天还有一些死者家属乘那班飞机南去,在飞机上哭哭啼啼,我的心情乱极了。我把他安排在前舱,悄悄问他:‘你还不知到吗?’‘出了什么事?’他反问我,我说不出话,他看我的脸­色­才感到不对头。他很聪明,也知道我们摔了一架飞机,就是不愿正视事实。还笑着对我说:‘不会是阿眉在那架飞机上吧?我昨天还收到她的一封信,要我回去在机场住两天,和我商量结婚的事。她有点等不及了。’我可受不了他的玩笑话,硬着心肠对他说:‘阿眉在那架飞机上。’‘这不可能。’他在飞机里大喊大叫,我把他死死地按在座椅里,他还掏出那封信和我吵着说:‘你看看信,看看信你就知道不可能了。她不会从­阴­间给我写信。’我提醒他注意信封邮戳上的日期,并对他说:‘你怎么想象得出我会拿这样的事和你开玩笑,我和你说的是真的。’他这才象一个终于被药物控制住了的­精­神病人,疲倦地安静下来。在后来的航行过程中,他没再说一句话,一直紧闭着双眼,脸白得象张纸。

“飞机落地后,他恍恍惚惚地抓住我的手腕,要我领他去宾馆找阿眉的父母,他的手劲那么大,攥得我手腕都疼木了。他是借助手劲的*阈估纯酥菩睦锏耐纯嗪脱劾锏睦崴N姨*醒他不要在已经哭得很衰弱的老人面前再勾起他们的悲伤,可泪水怎么能控制得住呢?那一路上,他看到飞机流泪,看到乘务队宿舍楼也流泪,用手乱抹,手湿得象水洗。到了阿眉父母住的房间,他进去就跪倒了……我没敢进去,从楼里逃命似地跑了出来,一直跑到阳光灿烂的草坪上,跑到听不见那骤然暴发出哭声的地方。那是什么样的哭声哟!没有深深的爱,没有刺骨的痛,是哭不出来的。”

张欣又哭了,用手捂住脸。

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么多小沈的事呢?因为我要告诉你,阿眉曾失去的东西,又重新得到了,而且更多,更真挚。我认为她应该含笑瞑目。如果临死前,还来得及,还允许她说什么话,她也会说,她爱小沈。“

“那你为什么要说,她是一直爱我的?”我这时早无“争宠”之念,只希望阿眉的感情更纯洁些,更能和沈同平的感情辉映起来。我仰着头,竭力盛住泪水。

“这不是我说的,是小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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