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就要动手的方方。我知道方方是经常带刀的，这些大学生尽管人多，可能也打过群架，但他们决不是方方的对手。由于吴迪横在中间，他们也停了下来。

“我不是怕你们，”我说，“但我不想打架，有什么话好说。”

“少废话。”一个小伙子说，“人这么挤，碰了你一下，你小子就出口伤人。”“甭跟他们废话，”方方手Сhā着裤兜说，“打了再说，居然还有找茬跟咱们打架的，不知道我是谁。”他没看见韩劲。

“别打，方方。”我按住方方的手说，“这是打架的地方吗？打了咱们谁也跑不了。”我又走到韩劲面前说：“有什么话咱们改天再说，我随叫随到。这地方不合适，你们是学生，在公共场合闹事的影响也不好。”“学生怎么啦！”旁边有人说，“学生急了也不吝秧子。你得对人先道歉。”“可以，我刚才骂了谁啦？对不起呵。”韩劲­阴­郁地盯着我，我笑着对池说，“没事，我不在意，我理解你，我并非有意触犯你。我跟陈伟玲讲了，如果你乐意，我可以完壁归赵。”

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急转直下。韩劲本来没有参加同学们气不忿采取的突发行动，刚才斗殴将要酿成时，还是他拉住了为首分子（这是后来我听说的）。但在此刻，我道了歉，说了那些“入情入理”的话后，其他人冷静下来，他却忽然挥拳打了我。人群忽拉散开，一队警察包围了我们。

“我看到的，是这帮流氓无故打了人家。他们撞了人家，人家还跟他们道了歉。”“真不象话！一大帮人欺负一个人。”

围观人群中有正义感的人激动地向警官竞相述说。

“是这样吗？”我们全体被带到派出所，一个警官问我，“他们先挑衅打的你？”“不是，”我说，“我们刚才在球场里就吵了架。”

“为什么吵？”“因为我们说中国队被进的第二球是守门员犯了臭，不该跑出禁区。他们说是后卫笨蛋，没有及时回防。争着争着就吵起来了。”“那你挨打是活该。”警官说，“看球你进就好好看吧，瞎起什么哄？往台下扔瓶子了吗？”

“扔了一个。”我说。“你们扔了吗？”他问那些大学生。

“扔了一个。”“都扔了一个？好，罚款。一个瓶子十块钱。”

我们纷纷掏钱交罚款。这时，一个老警官从门外进来，看到我，象是想起什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张明。”我慢腾腾地说。

“家住哪？”“过去进来过没有？”“没有，我一向规矩。”

“规矩？”老警官哼了一声，背着手往门外走。走到门口，他一下停住了，看见了正嘟嘟囔囔交罚款的方方。他冷不丁转身又看了一遍我，眼睛亮了一下，旋即眯缝起，我知道他认出了我，他就是在“燕都”抓走亚红的那个警官。

六

第二大早晨，我们从派出所放出来。我做的姿态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吴迪当着她的同学们面，公然挽着我一起走了。那个警官的问话使我知道亚红没有暴露我们。由于我把真实地址告诉了他，为了在可能接踵而来的调查中不至引起怀疑，我回了家。吴迪对我很温存，做了点吃的，安排我睡下，用“麝香风湿油”为我涂抹身上的几处瘀肿。我对她也很好，一方面是感激她在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站在我一边，另一方面是受到粗暴对待后砺受到了屈辱而产生的悲天悯人以及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并短暂地愿以身作则。那些天，我们相处得很友爱，很和睦，很亲密。我认识到了我对韩劲那种殷勤的愚蠢，他对我失去冷静的一击，也使吴迪彻底和他离心离德。暑期考试临近了，吴迪天天带着功课到我这儿来温习，很多时候就住在我家。我也开始看“函大”寄来的法律教材，认真完成作业。从派出所回来的第二天，管片民警就由居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领着来了一趟我家。名义是办理居民身份证事宜，实际是来明察暗访，我心里明白，外表不动声­色­。我这套房子是父母去世后，父亲机关给调的一套较小的房子，虽然在公共住宅区，但属于机关宿舍。而且这一带是新建住宅小区，派出所和居委会不完善，加上居民年龄平均较轻，老人又多有工作，“小脚侦缉队员”数量不够，尽管也勤勤恳恳地工作、巡逻，终不及老城区街道严密、可怕。我又一贯小心谨慎，自然居委会的老太大们反映不出什么情况，派出所的那位年轻民警我更是连见也没见过。房间已由吴迪整理过了。方方那天也在，整套公寓俭朴、雅洁，摆了很多法律、文艺书籍。我和吴迪眉目清秀，良民打扮，彬彬有礼，这一切都无法不给民警以好印象。他和和气气同我们聊了会儿，喝了吴迪沏的绿茶，得知我是个身患疾病，仍不断进取的“有志青年”（我正在函授学习法律课程给了他尤其深刻的印象）。吴迪是我的女朋友，一个前途无量，忠于爱清的大学生。我们靠微薄的收入和父母的一点遗产生活、相亲相爱，默默无闻。民警很有些感动、钦佩了。这简直是新时代的一曲凯歌，够上小报的了。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当然他们还要去我的单位调查，去吧，我在那个单位就没上过几天班，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我。领导也只知道我有慢­性­肝炎。长期休养，再过一个月，就该吃劳保了。一切都无懈可击。只是他们临走时，居委会的老太突然问：“老停在街角的那小轿车是你的吗？”

“不……噢，是我的。”我很快镇静下来，否认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可以很快查到车牌照的主人。一辆汽车倒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小心翼翼地补充回答：“那是我前年从大红门旧车场买的。”“多少钱？”民警仅仅是对一辆私车卖多少钱感兴趣。

“四千。”“不贵呀。”“是啊，现在可没这么便宜了，大摩托都三千多，我捡了个便宜，但也把我爸爸留下的那点钱折腾得差不多了。”

民警笑笑，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我很热情地邀他“有空来玩。”“会出事吗？”管片民警走后，吴迪忧虑地问我。

“出什么事？没事。”我坐下来继续看法国人勒内、弗洛里奥著的《错案》。“别­干­了，好吗？”吴迪请求我。

“不­干­什么？”我抬头看着吴迪，装糊涂。

“我收拾房间，看见了那些军装、警服和证件。”

“打算告发我吗？”“不，只是希望你今后别­干­了。你要缺钱，我给你。”

“我不缺钱。”“那为什么？”吴迪嚷起来。

“逗逗闷子呗，要不­干­吗？”

“可这太危险了，早晚有一天了会被人抓住，犯法的人­干­到最后没有逃脱的。”“那是你的错觉。抓住了，大家都知道了，天网恢恢，恶有恶报。没抓住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干­过什么，以为他一辈子奉公守法。只要­干­得小心点，艺术点。”

“亚红不是已经被逮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霍然变­色­。

“你那些事，我没不知道的。”

我点起一支烟，没有说话。我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本来只想让她泛泛知道我坏，现在倒好，她连具体事情都握了。我最近怎么搞的？接二连三犯错误，过去我总是很有分寸的。看来，我们的关系不能这么暧昧地拖下去了。

“好呗，我听你的，往后不­干­了。”我先稳住她。

“真的？”吴迪笑逐颜开，搂着我脖子。

“真的。”我亲亲她。“就是，­干­吗要­干­违法的事，你什么事不能­干­？又不笨。”

“也不聪明。”我含笑说。

“我们唱歌好吗？”我们缠绵了一会儿，吴迪松开我，拿来自己的单放机，戴上耳机，笑嘻嘻地说：“我特爱戴着耳机跟着磁带里的歌这么唱，自我感觉特好。”

“不学习了？”“玩会儿再学。”“好吧，”我痛快地答应，“­干­脆我们俩录盘个人演唱会吧。刚有录音机我常录自己的歌，那会儿我以为自己也能当歌星，好久没这么玩了。”“找磁带找磁带。”吴迪听着耳机里的歌边哼边说，十分兴奋。我在磁带上找了找，没有空白带，就拿一盘已经不太听的音乐带放进桌上的大录音机里：“开录啦？”

“你坐好你坐好。”吴迪连笑带说，煞有介事，迫不及待。

方方进来时，我和吴迪笑得前仰后合。“什么事，笑成这样。”方方找了杯水喝。“我们录了盘个人演唱会，给你听听。”

“谁？你，你们俩？饶了我吧。”

“听听，挺地道。”吴迪把磁带倒回来，按下健子，磁带开始转动，我们笑着注视方方的反应。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我的声音：“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民爱戴，曾荣获海尔，塞拉西勋章……唱啊！”

“我……”吴迪的声音颤抖着出来，“我第一次遇见你，你放风筝在蓝天……”我的声音仍在里面混杂着：“吴小姐很激动，她第一次回到祖国，回来的蝙蝠。”“线儿依旧攥手里……”吴迪笑得唱不下去，“我不会唱这首歌，不会词儿……”“我唱，下面由青山他哥蓝天演唱：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块，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我们人民群众最热爱的。”

我的声音走调走得一塌糊涂，吴迪在录音机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长得跟人民币似的。”方方瞅我说。

“谢谢。”我模仿广东话的声音，“多谢各位。”吴迪笑声不停又咯咯笑起来。“真寒碜，”方方笑着说，“快把这附近的公猫全招来了。”

“他不懂艺术，别理他。”吴迪笑着跟我说，看方方。

录音机还在转，叮咣的爵士乐奏着。

“我找你是跟你说件事。”方方说：“我们那片的片警找我了。”我伸手啪地关了录音机：“你怎么应付的？”

“装傻呗。没事，那片警是我哥哥的同学，就跟我说了说，以后注意点，别惹事。”“我们这儿的片警也来过，我给他糊弄了。吴迪装蒜也够会装的，吴迪。”我笑着转脸找她，“你­干­嘛呐？”

“没事。”她把那盘磁带从录音机里取出来，冲我笑笑。

七

亚红回来了。我刚刚送走吴迪，她放暑假回南方探家。

“我不在，你好好的啊。”在嘈杂鼎沸的列车站台上，她叮嘱我。“嗯，好好的。”我笑着说。方方笑着退开几步，以示没听。“别去胡来，老老实实等着我，要不我就不嫁给你了。”

“——你别当着人这样，我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呀。”“那我不上车。”吴迪紧紧攥住我的手，越靠越近，踮脚仰脸。我满面通红后躲，左右张望：“别别，五讲四美。”

发车令响了，列车员摘下车箱号牌上车，吴迪悻悻地松开手、紧跑两步上车，旋即，站在列车员身后笑吟吟望着我。我退后几步，和方方并排站在一起。

车头给了信号，列车员砰地关上车门，吴迪的脸贴上玻璃。列车晃了一下，开动起来，我和方方冲吴迪挥手，她的小手也五指张开地举起来。列车象弹奏的手风琴一节节叠并在一起，又一一展开在远方。

“她对你可真是情意绵绵呀。”方方说。

“你说，我跟她结婚怎么样？”我将目光从远去的列车收回。“当外汇可以，她很不错，我们走吧。”

我们走下地下通道，边走边说。

“你当真想结婚了？”“说着玩呢，你见我什么时候认真过。”

“你不是挺喜欢她？”“这不假，我的确喜欢她。”

“亚红！”我们回到家拧开门，亚红笑着站起来。

“你出来啦！”我和方方又惊又喜，把刚才的一切全抛到九霄云外。

“老天，他们没拷打你吧？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坚贞不屈的，是不是象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那样？”

约莫一个月后，早晨，我正在睡觉，被一阵激烈的对话吵醒。朦胧中听到方方在劝阻什么人：

“他不在，我跟你说他昨晚出去了没回来。”

“那你叫我进去看看呀。”这是吴迪的声音，我一下全醒了。大概方方已经阻拦了她半天所以她的声音又尖又恼火：“我看看不行吗？他在不在你得让我看看。”

糟糕，我想昨天下午我接到了吴迪的电报，说今天早车回来，让我去车站接她。我因晚上去一家饭店“­干­活”，给忘了。“里边有别人。”“我不信！里边准是他，你放开我。”

吴迪的声音已高到足以引起邻居注意了。我在屋喊了声：“方方，让她进来。”门“哐”地推开了，吴迪闯进来，穿着短裤地方方无可奈何地站在门口。亚红也醒了，下意识地往身上拉拉毛巾被，懵懵迷糊地问：“怎么啦？”

我问吴迪：“有事吗？”

她直瞪瞪地呆视着亚红。

我赤膊下了床，点上一支烟走过去：“噢，我忘了去接你，对不起啊——咱们到那间屋子去吧。”

她猛地甩开我扶着她肩膀的手，嫌恶恐俱地后退两步。

“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嘛。”

方方忙Сhā进我们俩中间，对吴迪说：“算了算了，我不是告诉你别进去。你回去吧”他把我推进屋，关上门。

“你想和我睡觉吗？方方？走，我跟你睡去。”

我一下拉开门，吴迪抓住方方魁梧的身子，浑身哆嗦地往另一间屋里拖：“走，走呵。”

“你冷静点，冷静点。”方方说。

“你要想用这个报复我，只能毁了你自己，我根本不在乎。”“嗷——吴迪象母狼一样龇牙冲我狂啸一声。

“你他妈给我滚回去。”方方冲我怒吼，拼命抱住吴迪。

我回到屋里，门外传来一阵扭打声，玻璃器皿、瓷器唏哩叭啦纷纷摔在地上，吴迪歇斯底里地喊：“我宰了他，我宰了他这个狗娘养的，我非宰了他！”她被方方抱进另一间屋子，门砰地关上，喊叫声微弱了。

我转过身冲亚红笑笑，亚红满脸怒容，边穿衣服边说：“你他妈真不是东西！我早说过，别把我掺和进你那些臭事。好了，这下她要连心一起恨了。”

我把嘴上的烟吐到地上，一脚踢飞了地上的一只皮鞋。

“你少给我看脸­色­。”亚红扣好裙子，从皮包里摸出支口红往­唇­上抹了抹，抿匀，关上皮包往外走：“我可不尿你那一壶。”亚红走了，公寓里变得十分安静。过了很长时间，门推开了，方方进来，吴迪垂着头跟在后面。

“她想跟你谈谈。”方方说。

我点点头，站起来。吴迪走进屋坐在一张椅上，方方关上门出去。沉默了片刻，我开了瓶可乐，倒进杯里，放在她手旁，泡沫滋滋地进碎、化漾。她开始掉泪，一滴接一滴，又大又沉，我递她一条手帕，手帕很快湿透了。

“伤心了？”

她捂着眼睛点点头。“以后还跟我好吗？”她拼命摇头。“这么说，结束了？”她点着头，哭出了声。

“这样也好，我这个人本来不配你，不值得你这么哭。”

“你说，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是的，我一开始就是骗你，就是有八的地勾引你。”

“那么，你过去说过的爱我的话全是假的？”

“……”“你说，是不是全是假的？”

“是——是又怎么样？你难过了？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故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人，我告诉你，本来无一物。不要意气用事，你这样报复不了谁，只会毁了自己。”“我完了。”“别这么认真，想开点，现在刻骨铭心的惨痛，过个几十年回头看看，你就会觉得无足轻重。”我笑了，“你还年轻，依旧漂亮。”吴迪抓起杯子扔了过来，重平面砸在我脸上。

八

我自认是个超脱的人，在长期危险动荡的生活中，在与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人物交往中，养成了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沉着­性­格，因而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同期下水的朋友们已先后纷纷落网，我却始终逍遥法外，可这一次，我有点沉不住了，当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再次遇到吴迪，我终于失去了冷静。本来我觉得我已经基本忘掉了吴迪，并克服了由内疚带来的烦恼产生的想去找她的阵冲动。亚红和方方也不再对我脸上的青肿冷嘲热讽。那天晚上我和方方穿着警服闯进一家饭店十层的一个套间时，惊谔地发现，那一对如火如荼的男女中有一个竞是吴迪。她推开那个臃肿的商人，赤­祼­­祼­地坐起来，抱膝看着我。我不能说她那副表情有“洋洋得意”，但肯定毫不慌张或者“感到难堪”，准确地说，“挺友好”。我什么也没说。头脑昏了。那个肥胖的商人提抗议时，我殴打了他，无情地、置其于死地地殴打了他。接着一个人冲出了房间。我在“白茹”车里不开灯坐着，过了会儿，方方匆匆赶来，坐进车里，正要发动汽车开走，我用刀顶住了他。

“这事是你­干­的？”他的手扶着方向盘没动，轧过脸面无表情地说：“不是，我跟你一样，不喜欢刚才的场面。”

“那是谁？”我咆哮起来，“谁把她卷进这种肮脏的勾当？”

“不知道。”“去找亚红。”“据我所知，不是亚红­干­的。”

“那去找卫宁。”我咬牙切齿地说。

方方踩动油门，小汽车刮风般地驶向卫宁家。“谁呀？”卫宁在门里问。

“我。”卫宁打开门：“你们怎么来了？”他脸上带着笑容。

“你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进来说吧。”他发觉苗头不对，想往屋里退，我和方方两柄匕首夹住了他。

吴迪从屋里出来，见状护住卫宁。“­干­什么你们，有话跟我说。”“没你的事。”“你回去吧。”卫宁说，“没事，我跟他们说说。”

“告诉你，”卫宁推开她，跟我们下了楼。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卫宁说：“是她来找我的，她说缺钱，想挣点省事的钱。她说她跟你没有关系了，一点没有了，所以我才答应帮她牵线。要说出了什么误会，不能怪我，她是那么说的。”

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方方也收起了刀。

“怎么，你们还没断？”

“她­干­多久了？”“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晚上她让把她的房间号告诉你，说跟你开个玩笑。”“你也跟她睡了吧？”“睡过。”卫宁说，“她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这儿住。怎么啦？”

“没怎么，对不起，卫宁。别生气。”

“没事，上去一块儿坐坐吧。”

“不啦，我们走了。”“对不起，卫宁。”方方也和卫宁握握手。

“你要是不愿意让她­干­，以后不再安排她。”

“算了，她乐意­干­就让她­干­吧，别管她。”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口笑着对方方说：“我真成感情冲动的傻瓜了，真窝头翻个儿。”

方方看看我，没说话。

我吹口哨，吹得不成调。

“臭流氓，你怎么不出牌？这流氓，也不知又想什么呢，又在街上看见什么迷人的小姑娘了？”

吴迪披散着头发，描着蓝­色­的眼影，搽着厚厚的口红，叼着一支香烟，把骨牌出的啪啪响。她现在已公开和我们搞在一起，晚上去各大饭店拉客，白天和我们整日鬼混，谁想和她睡觉她都吟吟地躺到人家怀里，放荡、­淫­乱比亚红她们有过之无不及。对我却日趋刻薄，还不叫我的名字，一句一个“流氓”，“松货”。当着众人面对其他姑娘说：

“这松货没劲透了，我可知道，蔫的还不如七十岁的老头子，跟他睡觉简直活受罪。我怀疑他有病。”

“你甭理她。”方方私下劝我，“这姑娘已经完了，不要脸了你能怎么办。”“我没事。”我笑着对他说：“我才无所谓呢。”

我真是从不跟吴迪执气，她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踩乎我就踩乎我，我不吭气，或者跟着笑笑。只是晚上到大饭店“­干­活”时，我开始揍那些嫖客，有几次方方不得不拉住我，使我别把人打坏。我也抛弃了一贯小心谨慎的做法，经常喝得醉醺醺地穿着警服在饭店里瞎转，惹人注目地调戏女招待，言语冲撞饭店工作人员，甚至向外国游客挑衅。后来，吴迪更加放肆大胆，大白天也到饭店拉客，在餐厅和外国人一起吃饭喝酒打闹。一晚上和好几个客人同时睡，这房间出，那房间进。乘挂外交牌照的汽车兜风，在外交公寓一住就是几天。方方不得不严重敬告我，必须立即和吴迪脱钩，不许她再来我们这里，她已经在ρi股后面招来了几十个侦探。我于是也得停止活学，各大饭店的警卫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我对方方的警告置若罔闻。一天晚上，我没出去，方方和亚红不在，卫宁又把吴迪领来了，还带了两瓶外国酒。吴迪这段时间很少来，她显得既疲惫又憔悴，妆化得乱七八糟。我们把酒喝了，没说几句话，她就跟卫宁到另一间屋子睡觉去了。半夜，我突然被吓醒，一个人紧紧抱着我，低低地啜泣。是吴迪，她什么也没穿，大概是赤脚偷偷溜进来的。

“你怎么啦？”我板着她脸问。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把脸深深地埋下去，紧紧拥抱我，哀恸地抽泣。

“出了什么事？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她只是哭，伤心痛苦地哭，难以自抑地哭，哭了很长时间，泪水湿遍了我的胸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卫宁在另一间屋里叫：“吴迪，吴迪，过来。”

我搂住她，她推开找，下了床，拿枕巾擦­干­了脸上的泪，鼻子堵塞地说：“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她打亮台灯，俯脸凝视我。她用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仔细地把我看了又看，凄凄地笑，关灭台灯。屋里又陷入一片黑暗，她走了。那最后一闪而逝的是张什么脸哟！那样娇好、美丽，又充满深深地绝望和惨淡。那天晚上，我们都感到了巨大危险的迫近和前所未有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我和方方从“丽华”饭店的一个房间刚出来，看到服务台前站着几个警察和饭店保卫人员。跑是没处跑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迎着他们走过去。他们注视我们，我们注视他们。“等等。”我见过两次的那个警官从背后叫住我们。我慢慢轧过身去，方方悄悄按亮电梯呼唤板。一个年轻的警察飞快地向我们刚出来的那个房间跑去。警官走上前来：“你们先别走。”“有事吗？”“有事。”他冷冷地点点头，眼珠在我们脸上转来转去，“我们见过。”那个年轻警察跑回来向警官报告：“房客说，罚走五千元。”电梯降下来打开门，一群客人拥出。方方一拳打倒警官，转身跑进电梯，其他警察冲过来，按住电梯呼唤板，使电梯不能开走。用电警棍击倒方方，拷上他。我也被两个警察死死扭住胳膊戴拷，疼得脸都抽搐了。警官从地上爬起来，整整警帽，不动声­色­地说：“把他们带定。”饭店大门厅里的客人和工作人员纷纷站住看我们。四个魁梧的警察分别夹着我和方方。从嗡嗡议论的人群中穿过。警车灯在门外闪转着，街上也围得人山人海地看热闹。我被推上警车，车里的一个警察踢了我膝盖一脚，喝令我低头蹲着。方方跟着被搡进来，蹲在我身后。又过了会儿，亚红和别的姑娘也被塞进来、车门关上，警车拉着警笛开走。

当天夜里，卫宁也在“燕都”被捕。我们分别被关在市局看守所的房，根本见不着面，只是在预审时看到预审员出示他们的口供，提到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这次不是偶然的兜抄行动，而是作为重大案件立案后，周密侦查进行的有步骤的破获，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我对所犯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两个月后，我被正式逮捕，案件移交人民检察院。又过了一个月，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和方方作为犯罪集团主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数罪并罚，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卫宁和亚红作为犯罪集图从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分别处以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在预审始起乃至最后判决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听到吴迪的消息，似乎她不在我们一案中。我真有点纳闷，从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和同案人的口供（包括我自己）看，她决无脱逃可能，我不懂警察为什么有意疏忽这一重要线索。后来到了劳改农场，遇到卫宁，才知道。警察没有抓到吴迪，晚了一步。那天我们走后，她反锁在屋里，用刀片切开了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血流了一地，没有遗书。

下篇

一

我在劳改农场种了两年葡萄，成了劳动能手。第二年底得了重症肝炎。起初感到乏力、食欲不振，试表有点低热，没介意，以为是一般流感，抗抗就过去。可一天早晨起来，变成黄蜡样，接着出现谵妄、狂躁等神经失常症状。管教­干­部立即将我送往公安医院，路上我就昏迷了。医院的大夫给我静脉滴了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强的松，制止了病情恶化。但由于我过去长期生活不规律，酗酒，肝功能损害严重，在治疗时又并发了严重的胃肠炎，病程迁延，转变为慢­性­肝炎。

我在住了半年，除了个别单项指数居高不下，一切阳­性­体症都慢慢消逝。考虑到我愈后不良，监狱农场条件也不适在隔离休养，继续劳改有可能再复发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原审法院改判我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狱方为我联系附亲居住。我已无直系亲属、几门远亲确实勉强。狱方征求我个人意见，我黯然说不要麻烦了，自己回家去住。入狱后，我父原单位还算不错，没有收回那套小单元，属我父母生前购置，我在没收之列的一些家具什物还封存在内。我在农场存下了一小笔钱，另外银行中我母亲名下尚有一小笔刚解除冻结存款，这样，暂时我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我到家的头几天，心情还好，休息得也不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有点自由的感觉。屋里的奢侈品悉数人官了，桌椅床柜还齐全，只是屋于长期没人住，十分­阴­潮，好在天气也渐渐热了，每天可以开通气。我终日一个人在家，亲戚自然是没人了，朋友也别提了，唯一有时来看看我的，是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他倒是个好心眼的人，拿我也当半个朋友看，有时，我们还聊聊天，他要不怕传染，也抽两支我的烟。

“当年，我真叫你给蒙了。”他高兴了，也无话不谈，“你那孙子装得可够匀实。”“那会儿是装的，这会儿可是真闹个肝炎。”

“肝炎没事，好好养能好。你也是瞎他妈折腾，怎么搂不着钱，憋那份坏，媳­妇­也没了。你媳­妇­的事你知道了吧？”

“我媳­妇­？”“就是跟你合伙蒙我的那个女的。真媳­妇­假媳­妇­我也不知道，叫吴什么来着？”“……你当时在场？”“我领着市局的人来的。明听见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门锁着，叫不开，踹开锁进去，窗帘当时拉着，人就躺在这张床上，胳膊搭拉在床沿，手腕切的口子­肉­翻得象小孩嘴­唇­，脸扭向一边，似乎自己都不敢看。血已经流尽了，遍地殷红，走不进人，你想想，几千CC血喷出来是什么劲头。她是学生吧？”我点头。“可惜。市局人说，其实她不死没事。她是你们裹进去的，顶多劳教两年，辨好了，当庭释放也没准。想不开，害怕。岁数太小，挺好的小姐就这么完了。”

我没说话，递给片警一支烟。抽了会儿烟，我问：“你说当时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

“没人，她开着录音机，录音带上有人说话，这是障眼法，她考虑得还挺周全，看来是下了决心，这样的人救也救不活。”

“录音带，那录音带没收了吗？”

“好象没有，那是她的东西。本来她父亲来时，我叫他上这儿把闺女的东西认认，老头怕伤心，死活不来。也许还扔在这屋里哪旮旯，那种老式的TDK带子，红盒，上面有颗黑白相间的多棱宝石。你­干­嘛？”

“随便问问。”“你们俩是不是真好过那么一段？”片警问。“没有。”“噢，”他颌首吸烟：“算了，甭说这事了，过去就完了。”

我们又聊了会儿，天­色­已晚，片警起身告辞。我送他到门口，他突然停住脚对我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她死后脸上泪水还没­干­呢？“

门哐地关上了，我单独隔绝在这几间­阴­潮昏暗、悄无声息的屋子内。我走进卧室，看看那张凌乱、空荡荡的床。房间内灯泡被窗外的风吹得摇曳，人影黑黢黢地放在墙上，象是一个面目模糊，形体虚幻却紧紧相随的灵怪。我开始翻箱倒柜，直到不抱希望后，蓦地发现那盘印着颗宝石的录音带就在桌上一个显然的位置。我把录音带放进我的小收录机，按下去，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出现了对话：

“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爱戴……”

“我……我第一次见到你，你放风筝在蓝天。”

“吴小姐很激动……”

我蹲在楼角黑暗处，看到片警晃晃悠悠骑个车过。他看见黑乎乎的一团，片腿下车，犹疑地走过来，走到跟前，认清了我，大声说：“你在这儿­干­嘛？这么晚了想劫道呀？”

“你­干­嘛去？回所还是回家？”我问他。

所，今晚我值班。“

“到我那儿去呆会儿。”

“出了什么事了？”他看我脸­色­。

“没事，想找个人聊聊。”

“嘿，你倒瘾大。那就去呆会儿吧。”

我领着片警到了我家，般般勤勤地招待他。片警问我：“你怎么不睡那屋床上，倒睡这屋地上？”

“地上宽绰，在圈里睡惯了，再者说，日本人不也全睡地上。”片警被我逗乐了：“你那会儿睡地上跟日本人是一个意思吗？”我笑嘻嘻地跟他说：“我告诉你件事，吴迪自杀，不是怕折，为什么我知道。”“嘁，你又知道了。”“你们全弄拧了。”“我这人，宁吃白煮蛋，不听摆活蛋。”

“不是摆活。她呀，”我神秘地说，“是因为爱我无望。”

“嘿，瞧你那一脸光荣。”片警十分腻味地说：“合着你巴巴儿地把我请来，就为听些你这些缺德事？她怎么死的，与我无关，我得值我那班去，你呢，留神她的鬼魂吧。黑更半夜起什么腻呀。”片警拍ρi股要走，我忙拉住他：“等会儿，还没说完呢，我发现我有个特异功能。”

片警停住脚，疑惑地看着我。

“我一放这盘带，”我举着那盘印有宝石的录音带，“就能让时光倒流，打破三维空间，再现两年前的情景，不信你听。”我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按响，“你瞧，瞧这堵墙，看透那屋了吧？瞧瞧，吴迪又躺回那床上了吧？侧着脸，手腕上的口子翻得跟小孩嘴­唇­一样。瞧那一地血，粘稠的、般红的血，象龙头里汨汨流出来的水……”

片警没去看那堵墙，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打断我严厉地问：“你喝酒了？”我嘿嘿乐。他一把揪住我：“你怎么喝得烂醉，不要命了！”

“没事，就喝了一点。”我举起一只手指头。

“缸子呢？”片警松开我，转身找水缸子，去厨房接了一缸子水，含了一口。“你嘴鼓得跟猪尿泡似的。”

“噗”——片警把嘴里的水喷到我脸上。

“好点了吗？”他问。我点点头，自个儿趴在地铺上。

“你真胡闹，肝有病，还喝酒。怎么啦？”

“帮个忙行吗？”我脸­色­苍白地说：“让我回监狱。习惯了人挨人睡，一个人……睡不着。”

“这不可能。”他冷淡地说，关了灯走了。

我知道世界上没有鬼魂，但有噩梦。假若那些身临其境般又极为逼真的梦中场面日一日地再现、强化，便足以使人大白天也产生带有强烈真实感的幻觉，特别是梦中的环境和气氛与现实中的环境和气氛完全一摸一稚。譬如是一间­阴­暗、昼夜变化不明显的屋子，是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人和真实存在过的一些事。那么，久而久之，神经再健全的人也没法不渐渐混淆现在的真实和过去的真实。甚至被那种幻觉深深迷住，滋生出根深蒂固的信念，内心明白又无力摆脱。我正是受到了这种盅惑。几天后，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来到我家，一进门便大吃一惊，我形容枯槁得不象样子，­精­神也根为萎靡颓唐。“你怎么啦？”“没事。”我竭力克制自己才没说出蠢话，让他看躺在床上的吴迪和一地鲜血。在我看来，他踩了一脚血。

“我看你不能一个人这么呆下去了。”他关切地对我说，“也许，你该找个女朋友。如果你不惹乱子，我不会找你麻烦。”

“不，”我疲惫地摇摇头说，“我得这种病就象阉了一样，早绝那份念头。再说，唾液和Jing液也是传染途径，不能害人。”

“你一个人，”他迟疑地说，“能行吗？你需要个人照顾。”

“无所谓，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你可别骗我。”他说，“最近西瓜上市，事儿开始多了，我也不能老来看你。有什么事你可都跟我说，能帮的我就帮你。”“……”“没事我就走了。”“别走……”

“到底怎么啦？”他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你他妈便秘啦！”“我害怕。”我一下垮了，“我不能再住这儿了……”

二

南方城市夏天，黄昏仍然闷热，街上车接长龙，人如潮泪。我在一家蒸笼般的小吃店吃了两屉包子，出了一身大汗，走到街上，被风一吹倒挺凉快，便裹在便道上的人流中慢腾腾地走着，领略着摩肩接踵的逛街乐趣。

我到这个人口密集的南方大城市三天了。这之前，我住了一个月医院，出院后便离开了北京，换房、卖旧家具的事都托给那个好心肠的民警去办。我希望这一圈兜回来，一个没有任何旧痕迹，能让我安安静静生活的新环境在等着我。尽管我并非无辜，没什么要人同情的，可我也没有义务总受那种折磨。我喜欢这个庞大、拥挤的城市。那些高耸入云的老式的巨厦，繁多的放­射­状的商业街区，瘦小­精­­干­的男女市民，唧唧哝哝的方言都使我产生莫名的异域感。使我和我所熟悉的那个城市的生活即便不是一刀切断，也骤然拉长了距离。我成了一个游客，旁观者游离于千百万人的喜怒哀乐之外。我庆幸听不懂这儿人们的语言，免去交流之苦。别人笑骂奚落，冷言冷语，我一概充耳不闻，怡然自得。夜晚，在黑漆漆的地下室旅馆的一片鼾声中悄悄入睡。

我混迹失在人群中，走过一家家橱窗琳琅，光线柔和的商店，什么都浏览，什么都不买。一直走到汽笛声声、轮船如梭的江边码头，在沉沉中登上艘灯火通明的华丽客轮。这艘客轮夜里将开往的东海里一座“海天佛国”著称的小岛。

我执的是三等舱票，是间二人舱室。我放下手提袋，就到甲板凭栏吸烟时，天­色­已暗，岸上的高楼大厦或尖顶高耸或庞然矗立，在宝蓝­色­的天幕下形成凸凹厚垂的黑­色­剪影。楼厦下街巷莹白，人似蚊集，稠稠蠕动。板上热闹起来，舷旁挤满了客。客轮离了码头，在江心掉了头，在黑魃魃的江里缓缓行驶，两岸景致流动。大型龙门吊犹如一具具恐龙骨架蹲踞夜空；堆着整整齐齐集装箱的货船吃水线压得低低；一条接一条靠着码头卸装的散货轮：无声无息交错驶过的长串驳船；远处昏暗的楼群突兀明亮地拔出一幢高厦。客轮开进长江口，城市微缩一团闪烁的光斑。信号台；灯标。辽阔漆黑的江面上，海洋吹来的风阵阵掠过。最后一个码头是海军舰队驻泊地，一艘艘并排靠着的军舰，低低亮着一溜舷窗，舰面建筑呈金字塔形，再往前就没什么可看的了，滔滔江水，一变冷月我转身下了舱。客轮舱内十分宽敞明亮，豪华的餐厅内，很多旅客在吃着丰盛的晚饭。商品齐全的小卖部出售啤酒和白酒。透过宽大的玻璃门可以看到候机室一样舒适的五等舱里，人们坐在一圈圈软排椅上聊天，打扑克。客轮行驶得很平稳。我沿长廊走回舱室，两个女孩子在舱里等我。

“你住在这舱吗？”我点点头。“换一下好吗？我们俩想住在一起。”

我这才发现这样的双人舱室，陌生的青年男女住在一起实在不方便。“你的舱在哪儿？”我提起扔在床下的手提袋。

“旁边一间。谢谢你。”

我走进旁边一间舱室，一个女孩子在铺床。我退出来，挨闪舱室找有无一男一女的。很多一男一女住在一起，但他们都不肯跟我换，都是新婚夫­妇­。我只好走回那间舱室。那个女孩子正在水池旁对着镜子擦脸。我拉下墙壁上的弹折椅坐住，感到十分局促。那个女孩子擦完脸、手，又擦脚丫，最后，用水洗净手巾，方方正正晾上。找出盒护扶亮，挖在手心上，涂在脸和脖子上。她双手抚摩着光润的面颊，遇到我的视线，嫣然一笑，我咧咧嘴，低下头。

“你还没领卧具吧？”我抬头怔一下，“噢”了一声，跑出去。女孩子笑吟吟地望着我。我挨了久候的服务员一通训，抱着枕头、毛巾被回来。女孩子正在小­鸡­啄米似的吃瓜子，看双膝上摊开的一本书。见我进来，笑眯眯地问：“吃吗？”

我摇摇头，不由一笑。

“吃吧吃吧。”她抓起一把瓜子塞到我手里。

我不太会磕瓜子，磕得皮瓤唾液一塌糊涂。“瞧我。”女孩示范­性­地磕了一个瓜子，洁白的贝齿一闪，我下意识地闭紧自己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

“会了吗？”她睁圆眼睛问。

“没有，我还是抽烟吧。”

我点燃一支烟，站在舷窗旁吸，烟袅袅飘向舷窗口，一出去就立刻刮飞了。海在月­色­下，金灿灿的波涛起伏，客轮轻快地行驶。女孩把书翻得唰唰响，看得飞快。

“你看这么快？”“看不懂呗，就看得快。”

她一笑。我从未乘过海轮，这是第一次我也从末见过这个女孩，第一次，可我似乎在波涛上航行了一辈子的头有点疼了。那个女孩子合上书，那是本深奥的文艺理论著作。

“船开始晃了。”我说。

“我看看。女孩灵巧地从弹椅上跳起来，过来扒住舷窗往海面上看。大海横流，犹如一个巨大的、三面六十度转动的年历盘。墨蓝的天空上，暗象牙­色­的云追逐着月亮，奔涌着，堆积着，变幻莫测，千奇百怪，令人惊心动魄。

“那块云象马克思，那块象海盗，象吗？你说象吗？”

舱里的灯突然灭了，全船的灯都灭了。

“你是学文科的学生？”我问。

“你怎么知道？”黑暗中传来快活好奇的声音。

“很简单，丑姑娘才去学理工。”

“诬蔑！”一个女孩子的吃吃笑声：“我是学英语的。你也是学生？”灯亮了，全船又是一片通明，我面前站着个陌生女孩。

“你看我象学生吗，我是劳改释放犯人……”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呢，你是什么我都无所谓。”

尽管夜航有不准关灯的规定，我们为了睡得好一些，还是把灯关了。门上的方窗透进走廊的灯光，舱里什么物依稀可辨。躺在铺上能感觉到船下面浪的走向，但很轻微，不致引起晕眩。女孩子刚躺下还叽叽呱呱说话，得不到我的响应，也无声息了。夜里，我被冻醒，感到有点不对头，迷迷糊糊一睁眼，登时吓得魂飞魄散。床前背光站着个女人，长头发被舷窗灌进来的强烈海风吹得拂舞，扰乱了脸部的线条，一双近在咫尺的眼睛闪着晶体的莹光。她慢慢地，动作夸张地抬起手捏了捏我的鼻子。“醒了吗？”我醒了，也想起身在何时何地，就是一时还说不出话。

“醒了就起来，再晚看不见日出了。”

“你先去吧。”我的嘴­唇­动了动，大概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真懒，不管你了。”女孩说了一声，开门出去了，又伸头进来，找着电灯开关，“啪”地按亮，倾泄而下的灯光中一张娇好、美丽的脸庞一闪而逝。

我从上铺跳下，被海风吹了半夜的肢体都僵硬了，我拉开手提袋，找了件套头衫穿上。

我走出舱室，来到上甲板，脸上、身上立刻感受到了强劲的风，这是轮船疾驶带来的风。晦暗的海面上浪并不大，无数小浪头在跳跃着，弧长的天际线很清晰。我在伏满人的舷旁找到了同室那个女孩，在她旁边挤了个地方。天边的云已经红了很大很长一抹，海水天空的颜­色­都在晨曦中变比，海水变得葱绿，天空变得蛋青­色­，不知不觉，一切都亮了，可太阳仍未出来。又过了会儿，嫣红的云透明了，飞絮般一片片飘开，霞光送­射­出来，无数道又粗又大的七彩光柱通贯青天，幻现出一个硕大无朋、斑斓无比的扇形。这景象持续了很长时间，接着太阳出来了。海天之际乱云飞渡，太阳是从云间出来的，一出来便是耀眼的一轮，迅速上升。

“好看吗，你说？”屏息凝望半天的女孩惘然问。

“都说好看。”我懒懒地说，“我不知被人拖起看过多少次日出。”女孩看我：“你一点不激动。”

“激动。”“激动什么啦？你说，每天升起的都是同一个太阳吗？”

“这已经被科学证实了。”

“不对，有365个太阳，每天轮流值日。”

“胡扯。”我一笑。我们向后甲板走去，女孩轻盈地走在前面，喜洋洋，美滋滋的，摇晃着头发，流眸顾盼，使每个注意到她的人都不由­精­神一振。餐厅在后甲板摆了些桌椅，供旅客沐着晨风进早餐。女孩掏钱做奋勇状，我笑着拉住她，叫她去占位子，自己转身去餐厅柜台买早餐。餐厅只供应一种雪菜丝面，我端着两碗面条放到女孩面前时，觉得真委屈她。她却很高兴，马上用筷子卷着面条吃起来。甲板后面推进器犁开一条白浪翻卷的宽阔航迹，犹如绿­色­的海洋上一条连接大的白­色­大道。蓝白两­色­的海鸥排密集的翼形，紧紧跟随着破浪疾进的客轮。青天白日，海水明澈，一切都是那么洁静、纤尘不染。我们坐在这­干­­干­净净的画面里，同周围衣着鲜艳，容貌俊秀的青年男女一道谈笑风生，就象画中人。

轮船驶进群岛间的狭长海峡，两边出现连绵不断的海岸线，可以看到岛上黛­色­的山峰，缭绕山腰的白雾；影影绰绰的房屋；桅杆林立的渔港。这些岛都有雄壮的大陆感。再往前，就出现了翡翠般星罗棋布的小岛，浸浮在茫茫海洋中，在阳光下闪着玉的光泽。轮船鸣笛驶近一个郁郁葱葱中隐现着宝刹古寺、楼台亭阁的小岛。

回舱室收拾行李时，我捡起扔在床上的那本厚壳书，翻看扉页。女孩上来夺：“不看。”我闪开她，念了扉页上的字：“‘赠给胡亦’，胡亦？”

女孩笑着拿过书，塞进包里。

三

由于水浅码头小，客轮在港湾里下了锚，旅客分批乘汽艇登陆。码头上有石砾铺的停车场，几辆旅行车往各处风景点运客人。迎面一座不高的山，山上长满低矮的松林。山间一条石板路，一些游客在林间穿行。我看了看导游图，这条路通向岛上香火最盛的普渡寺。

“你怎么走？”胡亦喘吁地提着包赶上来，“你打算去哪儿住？”“我打算到镇里找家旅馆，那儿离海近，旅馆也多。”我指出导游图上小镇的位置给她看。

“那我跟你一起走。”胡亦歪头看了看我手里的导游图，说“我也到镇里去住。”我们挤上一辆旅行车，胡亦动作敏捷，帮我占了个位子。旅行车沿着环岛新铺的碎石公路飞驰，年代久远的问歪岩牌坊；­干­涸海塘内倾斜的渔船；绿油油的西瓜地相继进入视野。旅行车爬上一个山坡，我们俯到海边一湾湾金­色­的沙滩，蓝­色­海水卷起一道道长长的白浪，浓绿的海岬上朱顶飞檐的亭子和小巧的寺院。旅行车风驰电掣冲向海边，攸地一拐，驶进山麓下的小镇。我们在一个山门宏伟，殿堂无数的大寺院前下车，立即被眼前的“佛国”风光吸引。千年古樟覆荫了寺前空地，白石栏围护的大莲花池里荷花粉翠，一座­精­雕细凿的石拱桥越池街道。道旁横一赭黄|­色­影壁，上书“观自在菩萨”五个大字。古寺朱墙一端接小镇熙攘的旧街，另一端新型旅馆、商场、饭店栉比，游人如云，香客川流。树荫下小贩的瓜果桃李­色­艳芳香，荷池边摊上的念珠木鱼琳琅悦目。一些兜揽住宿生意的­妇­女围上来。胡亦和一个­妇­女交谈几句，兴高采烈地对我说：“住她家吧，她家便宜，两个人五元钱，一个人二块五。”

“一间屋？”“当然一间屋了。”那­妇­女说。“有没有两间屋？”“两间屋十块。”我对胡亦说：“她是包屋，五块钱一间。”

胡亦问那­妇­女：“包床行吗？”

那­妇­女摇手。“脑瓜真死，真不会做生意。”

“别跟她们扯了，我们找旅馆去住。”

我拉走胡亦去旁边一家寺庙改造的国营旅馆登了记。

这家旅馆条件不错，有化纤地毯、彩­色­电视机和卫生间，价钱比私人家庭旅馆贵一些，但比起内地同等水平的旅馆便宜得令人昨舌。胡亦住在我隔壁，都是双人房间，她的房间有个老太太，我房间就我一个。我放下手提袋，脱了鞋，光着脚在地毯上走，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给放暑假的孩子放动画片，我调了调天线，让电视开着去卫生间洗澡。打了香皂，喷头没了水，我一筹莫展地站着等水。胡亦进屋叫我的名字，我在卫生间瓮气地答应。她问我的龙头有没有水，我说没有，叫她去问问服务员。她跑出去，回来后站在屋里对我喊，服务员说每天早中晚供水半小时，下次来水要晚上。我用毛巾擦去脸上的香皂，穿上短裤走出来，十次分气忿。胡亦瞅着我的狼狈样笑。我见她头发脸颊湿漉漉的，问她怎么洗的，她说同房间的老太大接了一浴盆水，她都给用了。

我们下去问服务员海边有多远，服务员说不远，穿过小街就是。我和胡亦穿着拖鞋出了门，穿过寺前，丁字形旧街，上了个小山坡。坡上有一颓败的多宝塔，顺塔前小路下去，便到了两个海流的交汇处。

我们进了有防置网的收费浴场。时近中午，阳光炫目，沙滩反着红­色­的光晕，人不多。海潮退了很远，防鲨网距岸仅十数米，挥臂即到。我们先后游到网边，悠闲地贴着网绳横游。海水阳光披浴在皮肤上，晶莹滑润。远处慈悲岛横亘海面，犹如一侍仰面示的巨大观音，头身足栩栩如生。横穿海湾后蓦地发现防鲨网是卷在网绳上的，安全感顿失，游回岸边，心有余悸，问及当地人，方知夏季这一带海面没有鲨鱼。我们在沙滩上一个遮阳伞荫影中躺下。我有点疲倦，海水的涌动又是那么缓慢、有节奏，一会儿便睡着了。醒来伞荫旁挪，胡亦用湿热的砂子将我全身埋了，跪坐在旁边看着我咯咯笑，统计一拌拌往我身上推砂子。我微笑着任她摆布，只露一颗头在偌大空旷的沙滩，平视碧波万倾的海洋和湛蓝如洗的天穹，心平如镜。“好玩吗？”她笑着俯脸问我。

我笑着点头。“埋埋我，你把我也埋起来。”她叫。

我坐起来，推掉身上的砂土。胡亦仰面躺下，双腿伸得笔直。我把她埋起来，只乘下一颗美丽的头颅。随着砂土的堆积，她脸上的顽皮的笑容消逝了，长长的睫毛盖住阖上的眼睛，脸­色­变得安详、平和、苍白、熟悉，象梦里时常浮现那张脸。那是个可怕的瞬间，就象童话里外婆幻变成狼一样。我抚了一下她的脸，想抚去幻形。她睁开眼，温柔地冲我一笑，缓缓倒流去的时空又倏地切回现实：这是东海中的一个岛，我和一个刚认识一天的女孩一坐一躺在蓝天白云下的沙滩上。“你怎么啦？”她坐起来，困惑地问我。

“没怎么。”我恢复了平静“我看你闭上眼，不知你在想什么。”“我觉得，”胡亦乐滋滋地又闭上眼，“象在这儿呆了几万年似的。”我没搭腔，却受到深深的触动。天空、云朵、海洋、礁石，触目皆是亿万年沧桑的见证。多少罪恶被冲刷了，大自然依旧纯净、透明、恒久、执勘地培植、唤起人们的美好情感。“你怎么那么优郁，心事重重。”胡亦望着我问，旋又笑，“我真的有点信你是个劳改犯了。”

“……”“我就是便衣警察，来侦察你的。”她接着笑说，“这儿到处是我们的人。”“你觉得很逗是吗？”“我……她不笑了，脸飞红了，低下头，”对不起，我跟你开玩笑呢。“我没掩饰被刺痛的神情，但也没再说什么。

黄昏，我们从海滨浴场出来，在小镇的丁宇街上吃晚饭。胡亦不大笑了，细声细气地说话，不时看我的脸­色­，我有点过意不去，就主动开几句玩笑，她也马上活跃了。小镇倚山造房，街是倾斜的，铺着青石板。两旁一间接一间木板盖的小吃店和餐馆，临街一面完全洞开，走在街上可以看到一格一格神态迥异的顾客围着桌子吃饭，店里的年轻女孩坐着板凳卖海鲜，螃蟹、虾、淡菜、鱼种类齐全。再就是卖观音像、香袋、瓷雕的小铺子，迷种小铺子又多兼卖速冻水和烟糖，也是年轻姑娘的招揽生意。卖果小贩的担筐集中在街口是牌楼下。穿僧鞋拿雨伞的小尼姑和健壮的赤膊渔民夹杂在衣着时髦的游客中穿街而过。游客多是清秀苗条的南方人，偶尔可见金发碧眼的高大欧洲人。整条街就象电影摄影棚中搭的布景。我们在一家私人餐馆坐下来吃饭。这家餐馆二楼放着香港武打录相片，五角钱一位，不时有年轻人跺着木制楼梯“咚咚”上去，剧情中的搏斗呐喊声亦不时传下来。我们一边吃着新鲜的鱼虾，一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天黑了，街上没路灯，但间间敞开的铺面里的灯光明晃晃的照亮了小街，人群鲜艳的服饰霓虹般地换、流行着。店内外的游客都好、无抱束地互相交谈、开玩笑。我们也和同桌的一群度假的青年人聊了半天。出来走在街上，一群和胡亦相仿的男女学生又和我们搭讪取笑。卖水果的小贩热情地叫住我们兜售，我们买了一个沙瓤大西瓜，几斤般紫的李子。回到住处，切了西瓜，边看电视边吃。房间后窗吹进不易察觉的轻风，热鸦鸦的山脉上，一轮明月悬空，回廊庭院中树影婆娑。我有点心神不宁，刚才碰到的所有人都说我们是一对新婚旅行的伴侣。

四

这儿的服务员不大讲究，一大早门也不敲就进来重手重脚地打扫房间。我被吵醒后便躺在蚊帐里看导游图。服务员走后我起来穿衣。卫生间还是没水，我把所有龙头拧开，出门去寺闲逛。旅行车又拉来一批新到的游客，寺前空地十分热闹。我在一家早早开门的旅游商场买了两盒香烟，又回到饭店。刚进房间便听到水龙头哗哗响，忙进卫生间关住溢出水来的浴盆龙头，刷了牙洗了脸，照镜子时我才发现，才游一次泳，就晒黑了。第二天胡亦穿着睡衣睡裤睡眼惺松地跟进来，爬上我的床四肢摊开躺下，控怨老太大打呼噜，早上外面又吵，没睡好。“还睡呀？”“嗯。”她睁眼冲我笑一下，哼一声，又闭上了眼睛。

我无所事事地坐在写字台前翻看今天的本地报纸，吸烟。过了会儿，听到身后床的弹簧响。回头看，她睁着眼看着我：“要喝水。”我倒了一茶杯水端过去。她在我手里呢嘟呢嘟喝了阵，惬意地叹口气，又倒下去抱着毛巾被闭上眼。

“你笑什么？”她问。“你睡觉跟小孩似的。”

“哼。”她用鼻子高了声，脸藏进毛巾被里。

我继续看了会儿报纸，她在床上开始翻来覆去地折腾，毛巾被都耷拉在地毯上。“睡不着就起来吧。”她生气地坐起来，赤脚下了地，也不梳头不洗脸，问我昨天买的李子呢，要吃。“

我告诉她在脸盆里。她去卫生间端出脸盆，蹲在地上挑挑拣拣地吃。“劳驾，把脸洗了去。”

她不理我，啃着李子，眼珠骨碌碌转着冲我翻白眼。我把脸盆踢进床底下：“不洗脸不让吃了。”她沉着脸瞪我，嘴里还在嚼着。我好言说：“怎么能不刷牙洗脸吃东西呢？这不卫生，又没人跟你抢，这些李子都是你的。”她转身往卫生间走，拉着长音不满地说：“那么多事，跟妈似的。妈！”她回头对我做了个怪脸，进了卫生间。

等我想起来，跑进卫生间，她已经刷得满嘴牙膏沫了。

“你怎么用我的牙刷。”

“用用怎么啦？”她含着牙刷说，“又用不坏。”

“我有肝炎。”“那怕什么。”她转脸继续对着镜子刷牙。“我不怕。”

“传染上可是你的事，我不负责。”

“没要你负责。”胡亦洗漱完，梳好头，新鲜­干­净地出来，忘了李子，跳上写字台坐着，手扶着桌沿，晃荡着长腿问我今天­干­什么。

“先去逛庙，下午再游泳。”

外面阳光强烈，我不怕晒，就光着头走。胡亦有个凉帽，忘了戴，不时把手捂在额头上。她额头很宽耸，据说这种人聪明。“怕晒黑了不漂亮？”我边走边问。

“才不是呢。”胡亦嗔我一眼，“晒得烫。”

她掀起短短的刘海让我摸，我一摸，乐了，果然烫手。

我们先在小街一个小姑娘的店里吃了­肉­汤饺子，（这岛上的饮食风味是南北大串法），然后沿着石板山路去一个最有名的尼姑庵。这庵原是东汉末年一个弃官修行的道士的炼丹洞。后来造了庵，以道士的名号做了庵名，还把这道士供在了观音旁边，这种兼容并蓄的大度­精­神还表现在庵里僧尼共存。当然，凡夫俗子尼姑是不理的。遇有轻浮男子试图搭讪，那些十八九岁的小尼姑便连忙摇手低放大，口中喃喃念动真经。庵中有大量年轻尼姑，个个相当虔诚，在香烟缭绕的圆通宝殿里，我们见到一个瘦嶙嶙的小尼姑在慈详的观者塑像前立起跪下，一丝不苟，连续几个小时地磕着头，青黄的脸上洋溢执迷的神态。令人眼前身后事如奔马激流尽涌上来，恍闻天外雷声隐隐传来。几个时髦青年趴在蒲团上扣头如捣蒜，诚惶诚恐。“你不磕吗？”我问胡亦。

“不。”她放肆地说，“磕它­干­嘛，迷信！”

“陪我磕磕。”“不”她一口拒绝。我转身出去买了把香，燃着在菩萨前拜了拜，青烟袅袅地Сhā在香炉上。胡亦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跪下去，深深地俯首。站起来对胡亦说：“走吧。”

“你信佛？”走出殿门，胡亦问我。

“不，我只是不想在神明前无礼。”

走出山门高高的门槛，我们又置身在幽幽曲曲的山路。一旁是石砌的护山墙，荫如伞盖的大树。一边是苍郁的松林，陡峭斜下去的山坡，林隙可见远处接青天的碧海。“你害过谁呀？”我蓦地停住脚，胡亦笑问，“这么小心翼翼。”“你就那么……问心无愧？”

“当然啦。”她一昂首，“我从未对不起过谁，都是人家对不起我。”“寡­妇­抱着夜壶哭——”我对警惕地望着我的胡亦说，“我不如你。”“这是个笑话吗？”她乜着眼犹疑地问。

“不是。”我对她说，“你没发现我从不开玩笑。”

“我早就发现你是个贬味的人了”她大声说，“我最讨厌乏味的人！中国人怎么都那么德行，假深沉，假博大，真他妈没劲！”“小姑娘说话别带脏字。”我提醒她。

“我她妈乐意带。”胡亦气急败坏地说，“你管得着吗！谁想管我，这不行那不行的，就跟谁能千年万世地活下去似的。”

“怎么谁都想管你了？”我笑着问。

“可不是吗。”她数着手指头告诉我，“爸爸妈妈哥哥，老师团­干­部里的积极分子，谁都管我。这些人有没有自己的事？怎么就象专为谁为别人活着似。我才不管那一套呢，不让我一人出来，偏一人出来！哼，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么随便？”她乐了，点点头，象一只神气活现的鸟。

山路尽头出现了光秃秃的顶峰。顶峰崖边突兀地屹立着一块巨石，摇摇欲坠，千年不坏，人站在下面势危如泰山压卵。这是岛上一个奇迹。在善男信女们眼里，这巨石是上苍神力使然。攀上巨石，风声呼啸，脚下山峰尽小，人如立于青天之下，万物之上。极目千里，海天浑然，云在静静疾走，浪在无声奔流，似能感到地球、天体的运动；似能跳到早已消逝在地平线外面的过去年代的人、物。绰绰约约，虚渺飘忽，历历在目。“你看到了吗？”我问站在旁边拼命用手护住头的胡亦。

“什么？”她不解地顺着我的手指方向看去，“你看到什么了？”“使劲看。”“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定睛再看，蔚蓝的天空上，白云象被孙大圣定住的飞驰仙女，一动不动。海则如冷却了的玻璃液。凝固成厚重的一块，渐次透明，反­射­出温莹的光泽。列岛、船只、错落有致，浑如一个个巨型盆景。

“没了。”我说。“什么没了？你看见什么了？”胡亦着急地抓住我的手，“海市蜃楼？”“说不清。”“你别故弄玄虚了。”她央求我，“告诉我看见什么了。”

“下去吧。”我说。“我不。”她说，“你不让我看到，我就不下去。”

“我什么也没看到，开个玩笑。你不是说我乏味吗。”

“可是一点也不幽默。”她象个哭了鼻子也没多吃成冰棍的孩子那样失望，满怀怨恨，“这不是开玩笑，这是骗人。”

下山的路上，她不理我了。就连我说出“你说得对，谁也不能千年万世活下去。”这样明显讨好的话，也没能使她瞧我一眼。中午我们回旅馆吃的午饭。饭后我们各自回屋休息。我睡了一觉醒来，庭院，各个房间静悄悄的。我早晨把药瓶的盖子拧得太紧，这时怎么也拧不开了，我垫上手帕拼命拧。忽听胡亦迭声喊我。她脸红扑扑地从外面跑进来，坐在我的沙发上喘气，还带紧张地往窗外望。

“怎么啦？”我问。“我刚才自己出去了，去海边。”

我把药片含在嘴里，往杯里倒水。

“碰到流氓了！”她大声说。

我看看她，伤紧闭着嘴，直到用水把药片送去，才张口说：“是吗？”“是吗！你怎么一点没有正义感。”她十分委屈，“就是不认识的人也不该这么无动于衷。”

我又喝了几口水，问她：“什么流氓？”

“小流氓，两个他们跟了我一路。”她大惊小怪地说，“吓坏我了。”“怎么你了吗？”“怎么也没怎么，说了很多难听话。”

“说的什么？”“说我嘴大。”她脸红了，“说我下雨不用打伞。”

我笑了。“你还笑。”她也难为情地笑了。“真差劲。”

“他们那么说也没什么恶意，大概是喜欢你。”“我知道！”“知道你还生气。”“我知道你把我当小孩！”

“没有。”“就有！你上午对我的态度就象对小孩，跟我打哈哈，一点不尊重我。”“没人不尊重你。”我安慰她，“你当然是大人。”

“那两个人就不尊重我。我嘴大额头大我自己知道，他们­干­么在大街上说我。你帮我打他们。”

“什么？”我说，“你叫我­干­这个。”

“嗯，考验你。”“好吧。”我想了想说，“去看看。”

胡亦高兴得一跃而起，我叫她等等，去卫生间换上游泳裤。她问我是不是在腰里掖了刀，我说是。

在小镇的街上，胡亦指给我看那两个正巧在买西瓜的“流氓”。是两个文绉绉的青年，有一个还戴着眼镜。他们看见我和胡亦过来，就冲这边笑。我也冲他们笑笑，往前走去。

“你怎么不打他们？”“我打不过。”我跟胡亦说，“我刚才是换游泳裤，不是掖什么刀。”她气坏了，转身要跑开。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子，对她说：“你以为用刀扎人象开玩笑那样随便吗？不能对别人也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她挣开我跑了。我独自走到海边，脱了衣服游进去。海水在我四周闪着焊花般的耀眼光芒，柔软的水波从我头上后背滚滚而下，我有力地划着水，向蓝得没有一点瑕疵的、绸缎的般的大海挺进。游了一阵，我四肢伸开躺在海面上眯眼享受着阳光的照耀，随波漂浮。一个小小的人头出现在岸方向的蓝­色­的波涛中，越来越近，我认出是胡亦。她游到我身边，鬓挂满亮闪闪的水珠，向我击出一掌飞溅的水花。我竖起来，踩着水，她也踩着水，腼腆地笑着说：“我又来了，你生我气了吗？”

“没有。你生气了？”“我也没有。”她大声说。

“往前游吧。”我对她说。她点点头，我们一起向大海纵深游去。“喂，我觉得你象算命先生。”

“什么？”我游慢了点，等她上来，“我不会算命，和尚会。”

“我说你象个算命先生，那么诡秘，话里乱藏玄机。”

“你象什么？”我不太喜欢她对我的这种看法，换成仰泳，瞧着她。“我象人呗。”一股小浪激到她脸上，她闭了下眼和嘴，又纷纷张开。“人什么样？”“瞬息万变，唯恐天下不乱。”

“譬如……”“譬如，”她笑嘻嘻地抢着话头说，“刚才我真恨你，转念一想。又不恨了。”我停下来，有点喘吁吁。她游上来靠住我，我托着她胳膊踩着水。她快活地喘息着扒住我的肩膀说：

“没准以后我还会喜欢你，你也会喜欢我，天知道。不象你算命先生，老那么沉着，有条不紊。”

我松了手，她沉下去，一会儿浮出来，咳嗽着抹去脸上的水：“你想害我呀。”“我们游得太远了。”我环顾四周海面，已经出了海湾，那尊仰躺的巨大观音脸上的白塔绿荫已十分清晰。

“没鲨鱼，渔民说了。”

“有暗流，去年已经淹死了一个人。”

我们涉水上岸，长的浪潮翻卷着，滚动着。水花犹如无数拥挤跳跃攒动的自鼠群，冲上来，化作一滩滩水沫，渗入砂下。沙滩变得湿润褐黄。

傍晚，我们正在街边挑选玩常一件两个接吻小孩的有趣瓷像。古寺晚祷的钟声响了，一下接一下，沉闷悠远，小镇上空梵音萦回飘荡。我们循着钟声一路走进寺院，已经昏暗了的大雄宝殿中，一个身披红黄两­色­袈裟的长老领着上百个黑衣和尚在佛像前做着诵经晚课。长老在一名小僧的搀扶下，连连拜倒。分立两旁的汗流浃背的和尚一手摇扇，一手掌拜，在领诵僧的带领下，整齐嘹亮地哼哦。佛脸在摇曳的烛火中闪耀着慈爱的光环，微阂的慧眼俯视着顶礼膜拜的人们，又似视而不见。大雄宝殿后面小殿里别是一番景象。五彩灯泡明灭着，三个峨冠博带、法衣斑斓的和尚坐在佛前壁台上，吹着电风扇，嗯啊吗吧地边唱边舞动法器。一班小和尚敲击着镲钹木鱼伴奏，声调仰扬顿挫，重复循回，就象唱着一首古老的叙事诗。

我和胡亦各求了一支竹，上面各是一句旧诗。我那上面写的是：“春雨断桥人不渡”。她那上面写的是：“无端隔水抛莲子。”

五

“喂，你看见我的袜子吗？”

我靠在床头，双手抱脑看闭路电视。胡亦手上沾着肥皂沫问我：“我的一只袜脱下来怎么不见了？”

“……”她东瞅瞅，西翻翻：“你没拿？”

我仍旧看电视。“问你呐。”她走到床边，用湿手捅我一下，也掉脸看了电视里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打，“你倒是说话呀，哑吧啦。”

我把目光收回，忍着气说：“我凭什么得知道你的袜子在哪放？”“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呗。我不过就是问你拿没拿，怎么啦？”“没拿，也不可能拿。”我忿忿地继续看电视。

“瞧你那副样子，谁欠你二百吊似的。”胡亦厉害地瞪我，转身出去，“这人怎么这样，没劲透了。”

剧里最潇洒的一条好汉被铁砂掌打吐了血，眼瞅着就要被凶神恶煞坏蛋结果了­性­命。一位漂亮的小姐自天而降，雄壮地怒吼着，指东打西，挽狂澜于既倒。

我听见胡亦在窗外和人嘁嘁喳喳说话，话里夹笑。从纱窗看出去，见她一边晾衣服一边和下午遇到的那两个“流氓”说笑。一会儿，胡亦跑进来，拉我去打扑克，说那两个人邀请我们去他们房间玩，他们也住在这家旅馆。

“带刀吗？”我问。胡亦笑着说：“人家不是流氓。”

“这会儿又不是了。”“走吧走吧。”她牵着我，走到隔壁那两个满面笑容的人的房间，对他们说：“这是我爱人。”我猝不及防，先热情地和那两个人一一握手，坐下来才瞪胡亦。她嘻嘻哈哈地和那两个人开着玩笑。

“你们是旅行结婚？”戴眼镜的那个问我。

我哼哼哈哈，不置可否。

“我爱人不太爱说话。”

“­性­格内向？”另一个小于笑着瞅我。

“比较深沉。”胡亦简直是乐不可支，“他是学考古的。”

“是吗！”那两个家伙一阵惊叹，“属于四化人材呀。”

“哥儿们，”我说，“咱们不是玩牌吗，怎么改了，拿我开起心。”“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戴眼镜的那个拿出扑克牌，洗了牌。我们四个开始摸牌，玩一种赌点小输赢的牌戏那两位都是都牌痞了，玩得很油，也很体贴我们，赢了几局后又送了我们几局。不就是玩么，我也没太认真，乱叫高分。玩来玩去，胡亦成了唯一赢家，赢了几块钱硬币，愈发兴致勃勃。我已经有点心不在焉了，一边出牌一边瞪眼看电视。

“你真是考古的？”年轻的那个牌友问我。“听她胡说，不是。”“那是­干­什么的？”“街道­干­部，你呢？”我问他。

“他们是作家。”胡亦Сhā话，俨然已相知颇深的样子。

“噢。”我想起旅馆某个房间门上似乎贴过一张某出版社笔会报到处的告示，原来他们就是那伙写东西的骗子。他们自报了家门，我听着耳生。胡亦又告诉我他们的作品是什么。我瞅着胡亦热心声张（真不知她怎么和这二位一下子这么熟）以及两个作家谦逊的样子十分可气，明明看过那些作品也装糊涂，“我很少看中国小说。”

他们又说了一大堆来参加这个笔会的如雷贯耳的名字。胡亦兴奋得满脸放光，又恭顺仰。

“我不知道你还是文学爱好者。”

“我当然是，”胡亦白我一眼，“我兴趣广着呢”。

这牌已经没法玩了，因为胡亦开始就文学提出一连串诚恳而愚蠢的问题，那两个家伙在煞有介事地热忱回答。一个热情的文学青年撞上一个或者两个热情的作家真是件令人恐怖的事。他们的话题渐渐大起来，已经侃出了国界。我明显感觉碍他们的事，又不便拍ρi股走，似乎不恭，只好假装被幼稚的武打片所吸引乃至全神贯注。正在我痛苦不堪的时候，电视救了我。本来打得激烈的场面突然变成了一个正在脱衣服的女人，也许放录相的人也没料到，楞了几秒钟，接着中断了，屏幕上一片雨点。各房间冲出很多兴奋的男人，往别的房闯，都以为自己房间的电视机坏了。我趁乱溜走。我的房间里有个陌生男人在搞我的电视机，我客客气气请他出去，关上门上了床。夜里，胡亦从作家们的房间出来，路过我的窗口看见我还没睡，就进来了。进来便问我：“看到了吗？”

“什么？看到什么？”我不解地问。

“­祼­体女人呀，你那么飞跑，看不上可太亏了。”

“是非常遗憾。”“真丢脸，我没想到你竟是这么个低级趣味的人，把我的脸丢尽了。还是在作家面前，人家会把你写进书里。”她很傲慢，到底是和作家消磨了一晚上。

“我不大懂，”我说，“以会连剧的脸也一埂丢了？”

“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爱人呀，他们都问我­干­吗找这么个又老又俗气的人。”“这是对我的侮辱。”“可你的确看上去又庸俗。”

“我说你侮辱了我。我怎么会成你爱人，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胡亦诧异地看着我，走过来：“你是谁？是毛主席丢的那个孩子？”“你别闹，别闹。”我求她。

她一把抱住我，咯咯笑着：“让我也一亲天颜。”噘着嘴­唇­作势欲吻。我开始还觉得可笑，扒她死扣着我脖子的双手，接着就象收蛰了一般了个哆晾，过去熟悉的感觉、冲动蓦地喷­射­到全身。我猛地推开了胡亦，她向后踉跄，一个ρi股蹲坐在地毯上。“别闹。”我无力地说，感到全身血液沸腾，“我经不起逗。”

“你把我弄疼了。”“我拉你起来。”我把她拉起来，喘着气说，“回去睡觉吧。”

“你怎么啦？”她纳闷地问我。

“你快走吧。”我厌恶地说。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咬着牙躺在床上忍受着勃发的情ｙu烈火般的煎熬。天亮后我去洗凉水澡，发觉眼睛都红了。

胡亦还没起，我也不想见她，独自去海边沙滩散步。海风吹来，凉意浸人，­祼­露的肤肌的起了­鸡­皮疙瘩，我双手抱肘慢慢走着，鞋里灌满砂子。我在沙上坐下，张满一湾的潮水一批批退下去，留下波纹状的一道道水印。我坐了很久，心平气和地想着那个撩人的女孩于，直到阳光笼罩了我，才起身往回走。我在海边公路旁喝了小贩的速冻水，喝下去就后了悔，那香­精­和漂白粉味真叫人恶心，吐又吐不出来。尽管这样，我的心情仍然挺好。我走进旅馆时，胡亦正在院里和那两个作家说话，看到我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我进了房间，胡亦也神态诡秘地跟进来：“你去哪儿了？”“遛遛。”“怎么不叫上我。”“忘了。”“你看上去挺高兴，什么事这么乐？”

“没事便秘了好几天，刚通。”“我昨晚，”她在我旁边坐下说，惹你生气了吧？“

“还好。”“我真怕你嫌我轻浮。嗯，我有件事想问。”

“别兜圈子了。”我温情地瞅着这个忐忑的女孩，“你想问的那件事我知道了。”“我没说呢，你怎么会知道？”她脸红了。

“这种事不用说。”我微笑地说，“感觉就能感觉到。是的，我也喜欢你。”她抿嘴笑。“别笑，我觉得这件事我们双方还都要慎重。我有必要让你了解我是什么人，然后你再决定，即使你动摇了，我也不怨你。”她笑“你说吧。”“我是个劳改释放犯，谈不上释放，保外就医。”

“我不在乎。”她忍着笑说。

“我得的病还是传染病。”

“没关系。”“我在你前面和很多女人有过关系。如果你想听……”

“想听。”她笑嘻嘻地说，“洗耳恭听。”

“别笑了。”我说，“你怎么象是开玩笑。那年，我认识一个象你一样可爱的女孩，她非常非常爱我……”

胡亦大笑起来，笑得十分厉害，眼泪都出来了。我钳口呆住了，不知所措。“你笑什么？”“我发觉你这个平时不露，一露出来比谁都逗。我就不喜欢那种嬉皮笑脸穷贫的相声演员，好演员就得观众笑自己不笑。”“我不是跟你说相声！”

“你别逗我了，我肚子都要笑疼了。”她笑得弯下腰，欣赏地瞅着我，“你真油，一眼就看穿了我的花招。我的玩笑还没开起来，你就先接了过去，他们俩还说你会上钩呢。”

“谁们俩？”“那两个作家呀。我告诉他们咱们不是夫妻。他们非说偷偷爱我。我们说编小说，他们叫我试探你，问你，和你开个小玩笑，还跟我打了一个西瓜的赌。这下他们输了，你的幽默感比他们强。”我想我的脸­色­已经变了，忙点起一支烟遮掩。

“咱们去找他们吧。叫他们买瓜。”

“你去吧。叫他们买瓜。”

“你去吧。”我强笑，任凭胡亦怎么拉也不动地方。我知道见到那两个卑鄙的家伙，我肯定会控制不住自己的。

胡亦跑掉了，我见隔壁旋即响起的笑声，忙迅速离开旅馆。我沿着海边公路漫无目的地走。由于每年台风的劲吹，岛面对外海的这一面几乎没有高大树木，阳光直­射­在路面。我在灼人的阳光下行走，很快全身出了汗，感到愤怒在一点点增长。两辆满载客的旅行车从我身旁驰过，卷起灰尘，我变得肮脏、粗陋、怒不可遏。岛的地貌在顶端起了变化，佛陀山支脉绵延人海，公路劈山崖而过，连续出现峥嵘的山口。长着低矮乔木和草丛的陡峭山壁上刻满佛像和谈语以及毛主席诗词。在一个凹我看见一个楼阁。楼阁凌空建造在峡谷间，海水在下面的礁石上激流飞溅、涛声如雷。楼阁后面悬崖还有一条大裂缝，狭长多裙，晦暗神秘，潮水涌进涌出，据说这是观者现身处。阁内立一十八手观音，金碧辉煌，垂目凝神。我怎么才能象你那样雷打不动？我问。

回来的路上，我走进芦苇荡中的小径，高大茁壮芦苇密密麻麻，一望无际，犹如森林。海风惊过，苇浪翻滚，簌簌作响。走出芦苇荡，天已经黑了，黝黑的山林中寺院和人家的灯火点点。拧檬­色­的月亮低低悬在海面，波平浪缓的海面泛着一层银辉，在夜­色­中遥远、幽静、漫无边际，象是一片结了冰的湖水。我神情黯然地伴着月亮走，饥寒交迫，感到非常悲凉。小镇的街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各个餐馆里笑语瞳瞳、杯觥交错，我在一个餐馆坐下来要饭菜吃。旁边一群作家在喝酒，今年这岛上的作家比和尚都多，场上疯狂扭迪斯科的，夜间里昏天黑地搓麻将的都是作家。我问一个也住在我们旅馆里我原来以为是商人的作家，他那两个年轻伙伴怎么不见了。那人喝得醉熏熏，半天才闹清我说的是谁，说他压根不认识那两个“瘪三”。“他们要是作家，我就是罐装青岛啤酒。”

六

我希望胡亦能注意到我的异样，希望她象平时那样，脚跟脚进来询问我，毕竟我一天没见影了。可她已经丢了对我的好奇和兴趣，看到我从窗前经过也不招呼。继续和那两个骗子谈笑。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传来的尖声尖气的笑声，尽管决不愿承认，也明白自己是吃醋了，嫉妒了。也就是说，我认真了。他们说话声意突然大了，胡亦站在打开的门口说：“等会儿我，我马上就来。”接着飞跑道我的窗前。我来不及多考虑，一跃而起，喊她的名字。“什么事？”她闻声走回来，推开我的门。

“进来。”我说，“跟你说件事。”

“急吗？不急明天说吧，我还有事。”

“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

“嗯，他们那两个作家约我去夜泳，月光浴。你去不去？”“她毫无热情地邀请我，”要去一起去。“

“我不去。”我说，“你也别去了。”

“为什么？”“我觉得这么晚了不安全。”

“我有伴儿。我不是告诉你了，那两个作家陪我一起去。”

“什么作家，哪有作家？”

胡亦不耐烦的脸上又添了一丝不满：“别装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指那两个和我们打扑克小伙子。”我微笑地说，“他们可能是有学问的人，也许是宇航员，但你别把作家跟他们拉在一起，他们连作家的儿子都不是。”

我本来以为胡亦会吃惊，会惶惑，会刨根问底，然而都没有。她只是看了我一会儿，问：“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他们是骗子！”

“那又怎么样？既然谁都可以冒充思想家，冒充一下作家有什么不可以？”“你不在乎？”“不。”她笑，“我觉得这个玩笑挺有意思。你不是也一直说你是劳改犯，不过你这种冒充可太俗了。”

“胡亦。”那两个年轻人在外面叫，“在哪儿呢？走不走啊。”

“来了。”胡办闻声往外走，“来了来了。”

“等等。”我粗暴地抓住她胳膊。

那两个年轻人推开我的房门，出现在门口。我松开胡亦，象马一样毫无表情地说：“二位作家等会儿行吗？先到院里等会儿去。”

“怎么啦？”其中一个问胡亦。

胡亦脸­色­苍白，勉强笑笑说：“没事，你们出去等会儿吧。”

两个人退出去，在院里哼哼呢呢说话，胡亦瞟我一眼：“还有什么，快说吧。”“没啦。”我沮丧地说，“就是希望慎重点。”

“怎么没啦？应该还有呀。”她尖刻地说，“­干­吗不把你这么醋劲大发的原因讲出来，酝酿了一天的勇气又烟消云散了？”“对。”我说，“是那么回事，我喜欢上你了。噢，不用羞羞答答了，爱上你了，不是相声。”

“我信了，还不成？！”胡亦鄙夷地瞧着我，“爱上我了，哼，我也必须爱你吗？”“当然不。”“好，那我告诉你，你多情了。我不爱你，压根也没想过要爱你。”“……”“要是我过去不检点，哪句话哪件事让你误会了，算我不好，向你道歉。这几天你照顾我。我谢谢你，以后咱们各玩各的吧。”她转身要走，我挡住了她，低三下四地说：“你别生气。”

“我没生气。”她厌烦地吁了口气，“你还要我怎样？你帮了我忙，我谢了你，还不够？我还要和那两个——你说的——

骗子游泳去呢。瞧，就是我真乐意和你结婚，你也受不了呀。“

“不，我不是道学先生。可以做得比两个小子都豁达。要是你仅仅因为这一点。”“你都听什么了！”胡亦恼羞成怒，“我不会跟你结婚。我不是不跟你结婚，我跟谁都不结婚，我根本还没考虑过结婚。”

“……”“其实，你也是鬼迷心窍，你跟我结婚有什么好。”她口气和缓些，“要说结婚，你还是找个象过去那个‘非常非常’爱你的姑娘，一定会对你好一辈子的。我可就说不准了，即便现在喜欢你……我跟你说这个­干­什么！躲开，我出去。”她气了，象呵斥一条狗。“你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说。血涌上脸，青筋毕露，太阳|­茓­一跳一跳的。“我怎么对待你了？”她也气愤地尖叫，“你这人怎么这样无礼。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一块玩了几天，我又没花过你一分钱，从始至终就是旅伴关系。别说没有什么，就是真有过什么，我想走你也管不着！难道你碰到对你热情一点的女孩子，就都以为她们一门心思要嫁你！”

胡亦推开我走了，我屈辱地低下头。那天晚上，他们一夜没回来。电视播音员预告，今年第五号台风今天夜里到达这一带海面。第二天早晨，天气­阴­晦，斜风阵阵，海水变得黑黄混浊。浪潮一道跟着一道，紧紧衔接，刚掀起锋面，就在顶尖翻花卷浪，咆哮着滚滚而来，迅猛有力地冲刷上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重重叠叠，白浪滔天，形成宽阔、蔚为壮观的浪阵。岸边的游泳者，下海游出几米，即被连续跃起的海浪灭顶，无影无踪，接着，随着冲上来的厚厚潮水的退回，狼狈地出现在沙滩上。纵观全海滩密密麻麻的游泳者，竟无一人能冲过浪阵。我走下沙滩，水刚齐腰，即受到浪头猛烈撞击，水浪把我打得颓然倾倒。我匍伏在水中，见一个浪头刚刚掀起便一头钻了进去，水流呼呼从我身体两侧泻过，我顶住了强大的冲力，在浪头背后露出。长长拱起的波浪向岸上飞快扫去，留下一条狭窄深凹的浪谷。我刚游出谷底，第二线浪峰推了过来，我竭力往上起，末至涌尖已陷人沸腾、爆碎的白浪中。接着，象是有人猛推我胸部一下，我仰面朝天倒栽在水中，水流从我胸腹部沉重地驰过，裹着不断翻着跟头的我飞跑，水退滑下去，我躺在泛着水沫的沙滩上，七窍进水。我再次冲进海里，再次被无情的海浪掷回岸上。第三次我学聪明了点，斜刺顺着涌势游，不等浪头掀花破裂，刚呈形便越过峰顶，连闯几道浪涛，进入浪阵中心。这时我可以看到海面上远远涌来的一道道波浪，如何愈滚愈大，象一个慢慢爬起身的巨人，忽然站起来，顶天立地遮云蔽日。缓缓弯下腰，伸出无数只手爪攫住我，不顾我的挣扎，将我按住水里揉成一团，象子弹似地装进枪膛，向岸上­射­去。我陀螺般急剧旋转着，风驰电掣地飞行着，耳内只闻水吟龙啸，良久，几乎窒息了，一头扎在沙滩上。我­精­废力竭地爬起来，周身象被人揍过一样疼痛，张望着扬威肆虐的海，望着站在残水里嬉笑，浪一来便往回跑，享受着随波逐流乐趣的男男女女。

乌云在海平线堆积、飘移、蔓延过来，苍白的天空象是涸了墨水的纸，迅速变暗、变黑，沙滩上象黄昏一样。一滴沉重的雨点打在我肩上，我仰脸起，又有数滴雨点先后落下。游泳的人们开始散开，奔跑。雨点连成线，密集地下成白茫茫一片，海滩很快空旷了。我抱起湿淋琳的衣服，走了两步，看到了胡亦。她独自坐在沙滩上，头发、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脸上雨水在流淌，我不知道她是否在哭。

“他们把你怎么啦？”“……”“你说话呀，他们把你怎么啦？”

“昨天我对你真不应该，你别生我的气。我这人就是这点不好，对人刻薄，说翻脸就翻脸，非得叫人也这么来一下，才知道不好。”“他们把你怎么啦？”“别问了。”呜咽地说，“我不会告诉你的。”

风大了，雨幕抖动着，愈来愈密，愈来愈有力，已成倾盆大雨。我被雨浇得张不开口，睁不开眼。海潮一波波涌近，涛声雷鸣交响。

七

暴雨下了一天，晚上也没停，水龙头流出的水含了大量泥砂，岛上还断断续续停电。我没出屋，看着忽灭忽亮的电视。据新闻报道，台风已在与岛遥对的大陆沿海登陆，强劲地横扫了十几个县，造成了严重破坏。

我没看见胡亦，不知她在不在自已房间。那两个男人领着两个姑娘进了他们房间，开始还能听见隔壁哪叽叽哝哝的说话声和哧哧笑声，后来就没动静了。窗外的雨一会儿急一会儿慢，无声的闪电不时照亮夜空、庭院。

夜里，我忽然惊醒，隔房间有人在激烈地争吵，接着，争吵声夏然而止。须臾，我的房间灯一下亮了，胡亦满脸狂怒地闯进来。“喂，你想要我吗？”“­干­吗？”我从床上跳下来。

“别问，想要就给你！”

她走上来要搂我，我一把将她拨拉开。“喝，还有点不好意思。”她嘴里喷出强烈的酒气，“你真是个清白的好人儿，一个痴情单恋的小男孩，命运总是对你这种好人不公正。该得到的得不到，不该得到的全揽。今天，我他妈就要铲除这人间不平。”她大喊。

我走开把门、窗关严，使她的声音传不出去，然后两臂架在胸前看着她。她头晕站不住，倒在了床上，安静了一会儿，睁开眼，见我还站在一旁，便骂开了：

“你他妈怎么不动呀，吃货，还得我喂你？不是嫌我对你不好吗，这回我对你好了，怎么又怵了？噢，不会­干­，真是白活了。不复杂，这就象吃饭一样，不用学。”

我点起一支烟。仰头吐烟圈，心象一把被戴着铜指套的手揉拨的琵琶，弹着一支老歌。

“你难过了。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故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人，你象中学生一样浪漫，我告诉你。本来无一物。”“不要意气用事，你这样报复不了谁，只会毁了自己……”眼泪从我­干­涸多年的眼眶沉重地流下来，象一个终于破了头的疖肿，流出来的是浓血。我只希望流得彻底、­干­净，只希望粉生生的­肉­芽赶快长满填平这个使我痛苦、不能正常生活的凹洞。重新恢复健康肌肤所具有的一切光泽、触感；重新恢复整个肌体的卫生；不受妨碍的功能。我声­色­俱厉地说：

“不要再提我的情感，不要妄加揣度，不要亵它，否则我不客气。”“你别对我厉害，别对我这么厉害。”胡亦叫着，也哭起来。接着打起逆嗝，跑进卫生间，开始呕吐，吐一阵哭一阵。我给她捶背，倒水漱口，擦脸。她闭着眼睛嘤嘤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完了。”她说。“想开点，现在刻骨铭心的惨痛，过个几十年再回头看看，你就会觉得无足轻重。”“你说得倒轻巧。”“那怎么办呢？”我问她，“哭死？灌硫酸浇一壶？”

她停止了啜泣，垂着头，愧悔难当。

“不用我再讲大道理了吧？”

她摇摇头。“那就这样吧，别悲天悯人，自叹命薄了。你还年轻，依旧漂亮。”“真的吗？”她抬头看我。

我点点头，对她笑笑：“你照照镜子。”

她掉脸看壁上的大穿衣镜，立刻恢复理智，本能地擦去脸上的泪艰，把凌乱的鬓发捋平。

“明天就走。”我也出现在镜里，“我去给你买票，怎么来的怎么回去。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你跟我一起走吗？”“不，我还要住两天。”

“我想给你留个地址。”她犹豫地问，“你要吗？”

“好。”我找支笔，让她写在纸条上。

“我……”她写好条子，表情复杂地看着我，欲言又止。

“好啦，”我说，“别说内疚的话了，也别假装爱我。回去睡觉吧。”

我送她出了门，她情不自禁地瞟了眼隔壁那扇紧闭的门，眼睛登时又黯淡了。我推她转过身：

“不许再想这件事，高兴点。”

“高兴不起来。”“想想别的事，过去的那些高兴事，没有一件吗？”

“有的。”她勉强笑了一下，进了她的房间。

我看她关好门，走回房间，点起了支烟，把她留的那张纸条烧了。第二天，我到码头买船票。由于台风延误了几班船期，码头上人山人海。票房挂出了牌子，这两天的船票已全部售光。我耐心地在人群外等候，没多一会儿，那两个人果然满头大汗地挤出了人群，手里拿着两张船票。我迎上去，脸上露出笑容。“噢，哥儿们，买着票了。”

两个人抬头见是我，脸上立刻流露出戒意，佯笑着说：“你也来买票？”“没买到。我看你们哪班船。”

他们犹豫着不愿把票给我看。我伸手拿了过来，翻来覆去看了看，还给他们。“我们也坐这班船走，咱们一路。”

“你不是没买着票吗？”戴眼镜的问，把票装进衣兜。

“上船补呗。我刚在码头和警察套了个瓷，船上见啊。”我转身要走。“哎，”年轻的那个叫住了我，“你们急着赶回去有要紧事吗？”“我倒不急，胡亦特急。本来说再住两天，她突然变非要回去，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昨夜大哭了一场。你们知道她出了什么事？这两天你们常在一起。”

“不知道。”他们连忙说，“昨天还好好的呢。”

“我也纳闷，赶紧回去完了，可又搞不着票。瞧她那样，真怕她在这儿闹出点事来。”

“这样吧。”年轻的和戴眼镜的交换了一下眼­色­，说，“你们要急，我们的票让给你们。”

“那不好，一起走不就齐了，我们肯定能上船。”

“没关系，我们不急，晚几天走没事。你们上船补票只能补散座，还不够受罪的呢。”

“那太谢谢了。”我接过他们的票，付了钱笑着说，“谢谢，太谢谢了。”下午，我送胡亦上船，一路都没说话。到了码头，只匆匆地握了握手，她就拎起手提箱走进去，头也没回。满载着乘客的摆渡船驶向湾里泊着的客轮。客轮各层甲板上站满了花绿绿的人群，乱纷纷地向码头招手。胡亦穿的素­色­衣服，我早已找不着她了。我也知道，她的心神已经随着回程的开始，全部回到了旧有的、熟悉的另一个世界。这次旅行中遇到的人和事已尽量都留在这个岛上，包括我。客轮在港湾停留了很长时间，直到夕阳西沉，全部乘客登了船，才在满湾金波中启锚驶走。浩瀚的海洋在我们之间展开了，轮船愈来愈小，消逝在暮­色­苍茫的海平线。

我沿着幽暗潮湿的山荫道往回走，在一个衰老的老太婆的摊上买了把骨柄短刀，坐在一株古老的银杏树下的青石上分开了刃。

这天晚上是观者菩萨的出家日，也称之为生日，就是说不知何年何月的今天晚上一个凡夫俗子­肉­身坏了，一个菩萨诞生了。各寺庙都通宵达旦地做着隆重的法事祭奠。海外各国的善男信女随缘乐助出成千上万的钱财。大雄宝殿内无数支红烛照的佛像生辉，铜铸的香鼎内Сhā满了香束。燃得大殿烟雾腾腾，一批批信徒在林立两旁的僧众的唱经声中拜倒佛前。钟鼓回响在夜空，颂声萦绕于梁上。我回到旅馆安然入睡，梦里犹闻清音隐隐。早晨，我起床后感到神情气爽，­精­力饱满。美美地吃了顿早饭，走到海边码头。台风已远远带走了雷雨，海面风平浪息，红日遥遥浮出。乘早班客轮离岛的游客开始在码头聚集。终于，我看见了那两个躲躲闪闪提着行李的朋友。

“你们好。”我愉快地大声向他们问候。

他们脸­色­则瞬时变了。

“多巧呵，又碰上了。你们怎么走呵，多住几天嘛，撇下我一个人怪孤单的。”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放下行李，眼露凶光，手Сhā进裤兜。可扫了下周围密集的人群，又慢慢露出笑容：

“你怎么没走呢？”“舍不得你们呀，想跟你们做伴。再住几天吧，这岛上的风光多么好。”“我们不住了，你要舍不得走，就和你那个新婚妻子多住几天，和她做伴吧，她就缺伴。”

“她走了。”“那你再勾搭一个，岛上有的是姑娘。”“姑娘倒是不少，可没什么叫人刮目相看的。”

“你还挺难弄。得嘞，哥儿们，别这儿打岔了。让让，我们得上船了。”“打你妈×岔。”两个人脸上的笑容顿时僵滞了，直瞪瞪瞅着我：“你厉害，你厉害还不成。”

“厉你妈×害。”你别没完，我们这是让你，再来劲打出你屎来信不信？

“你要打出我屎来。”我说，“也是你费事，还得一口口吃喽。”这两个人是老手，出拳又快又狠，打得我不善。我躲闪着，用短剑在他们二人腿上浅浅地刺了几道口子。警察一到，就把剑一扔，举手投降时那两个家伙想跑，实在没处跑，被人群箍桶似地围着。我们三个人被带到了派出所，一人一个墙角蹲着。一个警察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们三个都是打圈里逃出来的，半道上闹翻了脸打起来。那两个小子一听我这么说，急得话都说不利索了。连连说根本不认识我，他们是上船的旅客，老实巴交的大学生，我这个流氓向他们无理寻衅。

“我信你们谁的？”警察问。

“谁的也甭信。”我说，“是公是母掰开瞧瞧。”

“说的也是。”警察踢我一脚，“我看你们都不象好人。”

警察去查了各地发出的通缉令，拿了一张回来，打量着通缉令上的照片和那两个聋拉了头的家伙，问他们：

“是你们俩没错吧？诈骗、轮­奸­，事不少啊。”

我直起腰冲那两个上了铐，恨恨地望着我的家伙笑呵呵地说：“咱这嗅觉可以吧，你们一张嘴，我就闻出了还新鲜着的窝头味。”后来，警察对我进行了单独询问。不管他们怎么问，我都说我只是瞧出这两个小子不地道，报案又没证据，所以弄了个公共场所斗殴，以期引起警方注意。警察提到胡亦，说是那两个人交代了，让我提供受害人胡亦的情况。我说我不知道，没有地址也不了解详情。警察做了许多工作，我坚持我的说法。他们只得让我走了。

我一路乘船、火车回家。穿过了广袤的国土。看到了稻田、鱼塘、水渠、绿树掩映下粉墙绰约村镇组成的田园风光；看到了一个接一个嘈杂拥挤、浓烟滚滚的工业城市；看到了连绵起伏的著名山脉，婉蜒数千公里的壮丽大川；看们了成千上万、随处可遇的开朗的女孩子。

浮出海面

上篇

经过一个星期艰苦的谈判和讨价还价，北河乡仍将工人的年薪卡在一千三，不肯降下来。这样，我只好放弃承包那个社对办的濒于倒闭的服装厂。一个朋友告诉我，一家位置很好的餐厅正在清理帐目，问我有无兴趣去当经理。我常去惠顾那家餐厅，知道其背景复杂，那伙人哪一个都是开罪不起的，便谢绝了。

天­色­已晚，临街的高楼大厦间间灯火通明，雪亮的外国汽车川流不息，大街犹如一条快速流动的明晃晃的河。我随着密集的人群急急走着。商业区林立的霓虹灯使鲜丽的广告牌，琳琅的商品，花团锦簇的少男少女笼罩在红红绿绿，忽明忽暗的氛围中。一串豪华的大旅行车鱼贯停在一座金壁辉煌的大饭店门口，涌下成百挂着相机，满面笑容的外国游客，衣冠楚楚的侍者毕恭毕敬为他们示路。一个交通警察呵斥一个乱闯乱瞧的中国小伙子，小伙子满不在乎地说：

“厉害什么，厉害什么，不就是一帮香港人吗！”

“香港人？人家是日本人。”

我笑了，很多行人也边走边笑了。

我在一间香港人开的快餐店站着吃了个汉堡包，又要了瓶可口可乐慢慢吮，看着灯光广告牌上的漂亮菜肴出神。自从我父母相继谢世后，我就常在这样的快餐店胡乱吃一顿。店里放着这个月流行的爱国歌曲。一个我认识的服装小贩凑过来，说他刚从珠海进了批衣服，今晚在西单夜市卖，叫我去挑几件。我说我还有事，改天在说。

我到柜台上换了零钱，走到外面一个投币式自动电话亭打电话，拨了两次没拨通，没了耐心，看到外面一个姑娘很焦急，便让给她打，自己走出来。一辆无轨电车驶来，我跑两步挤上去。车到站我又突然觉得什么人都不想见了，继续往前乘，一直到总站才下来，溜溜达达瞎逛。这条街有很浓密的洋槐，乘凉的人很多。男人们在路灯下打扑克，小孩子坐在马路沿上吃西瓜，老太太们则搬着小板凳扎成堆，东家长，西家短地聊闲篇。没人注意我，也没理由注意我，我很黑，又穿着黑衫。

我想找个演外国旧片的影院，走了两家都满座。走到一家剧场，有人迎上来问我要不要退票。我只肯出一张电影票的价，那人踌躇一下，索­性­把票子白送给我，我进剧场时不禁有些怀疑。

剧场里只有稀稀拉拉几个观众，台上一个古装少女在跳着徐缓但十分舒展的中国古典舞。水袖在淡蓝的光中拖来迤去，腰肢婀娜地扭动，筝和琵琶流水般地倾泻，天幕一片辽远清丽的冷调子。曲终舞罢，灯光暗下来。尽管我很入迷，也没鼓掌。

舞台再次亮起来时，这个姑娘穿得很少地跳出来。跳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她跳的是一个神话中的女英雄。在共工那个倒霉蛋头触不周山、造成天塌地陷的严重后果后，这个女人象瓦匠一样把天重新砌好，使我们人类得以继续繁衍。据说，也是这个女人，同她的同胞交尾产卵，提供了第一批人种。值得欣慰的是编导没让这个女孩子裹上一层蛇皮，否则，她就不能向我们展现她那极富表现力、生气勃勃的腿。最后，我还是觉得扫兴。我以为不该让一个女孩子向成年人表现雄壮、慈悲，即便她是好心眼。

我对这个女孩子印象深刻，因为她表现功成名就后接踵而来的死亡很传神，简直可以说死得洋洋得意。

散场时我买了份节目单，跳舞的女孩叫于晶。

我在楼梯上就听到我家里一片喧闹声夹杂着隐隐的舞曲声，也不知哪伙朋友在这儿聚会。父母欣逢盛世，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又象播种机一样把七个兄姐撒到祖国各地，生根发芽。虽然我外出旅行方便了许多，但父母过世后的那些日子，我十分寂寞，就招朋友们来玩。后来，我也闹不清究竟谁那儿有我家的钥匙。反正我每次回家，公寓里总是一大堆不认识的人又玩又闹，有几次我都不得不睡在地板上。我怀疑有些钥匙是他们自己配的。管片民警训诫了我好几回，我表示拉不下脸，只好随他们去抄，果然抓走一些嫌疑犯。法院还差点以窝藏罪对我起诉，幸亏一个律师朋友从中斡旋，让我具结悔过，才不予追究。清静了几天，这些日子，国内歌舞升平，我家又日趋繁荣。我倒也不在乎了，因为民警也有我家钥匙，有情况随时来好了。

我进了门，径直到自己房间关门睡觉。快睡着时，有人咚咚敲门。

“石岜，电话！”

我十分不高兴，爬起来到客厅接电话。客厅里一帮人在装模作样地跳集体舞，我觉得很好笑。电话是一个怒气冲天的女朋友打来的，说我害她在景山等了两小时。我想起答应过她吃广东菜，只得撒了个谎，说我病了。她马上要来看我，我说明天，明天我在家等她。我放下电话问那些人，­干­吗跳这种不三不四的舞。一个人说，这是他们厂团委领的任务，限期学会，所以在这儿加班。我想问他是谁，又觉得不太礼貌，起身离去。

回到房内，我睡不着了。戴上立体声耳机听了会儿科德尔曼的钢琴曲，想起过去这套房子内欢欢乐乐一大家子的情形，无声地哭了会子。去厨房冰箱里找酒，发觉空空如也。跑到客厅里一看，那帮人正一人端着一杯我的啤酒。我勃然大怒，把他们全轰了出去。

我乘电梯下楼。附近街角有一家营业到深夜的私人酒店，我和那儿的人很熟，老板娘总是给我留几升冰镇啤酒。我一边喝，一边看店里电视播放的晚间国际新闻。美国佬又被亡命的阿拉伯人开着一卡车炸药炸得血­肉­横飞，而他们那个又老又帅的总统正在仪态万方的夫人陪同下神采奕奕地发表演说。一个吃饱了撑的洋瘪三又创了一项无聊的世界纪录，钻进木桶里从大瀑布冲下来。这时，一个穿红托鞋的姑娘娉娉婷婷走进来，坐在我旁边。老板娘跟她打了个招呼，随手斟来一杯白酒。电视里的国际新闻播完了，播音员预告明天的天气情况。我转眼瞅了眼旁边有滋有味喝着白酒的姑娘。她穿了件无领碎花睡衫，一条红百褶裙，棕­色­的脸庞上一双水汪汪的圆眼睛，嘴­唇­鲜红，脖颈笔直。

我觉得她挺面熟。

今年春天，我在南京送一对新婚夫­妇­乘火车去上海度蜜月。由于过分热心，到点了忘了下车，被一起拉到上海。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北京籍的海军军官老纪，一见如故。我们俩的短篇小说曾凑巧登在一本刊物的同一期上。

他们一帮大兵，一休假回北京，就成群结队地挨家吃馆子，找女孩子鬼混。

我在外面躲了我那个女朋友一上午，中午回到家，正碰上老纪他们带来几个舞蹈学院的女孩坐在客厅里山呼海啸地神吹：如何追得违法捕鱼的南朝鲜渔船发疯地跑；如何在公海硬着头皮和苏联巡洋舰对峙。我坐在一旁笑眯眯地听，伸手拿茶几上的烟盒，发现里面空了。一个南方口音很重的女孩递给我一盒烟。我抽出一支，和她对了个火，认出了她。

“你也常到这家来玩？”她问我。

我点点头。

“见过这家主人吗？”

“…………”

“我来这儿好几次了，从没见过这家主人，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

“说不上来。”

“你呢，你是搞什么的？”她友好地问。

电话铃响了，把我救了。我去接电话，是那个女朋友打来的。她开口就骂我，我忍了会儿，她仍然骂不绝口，把我骂急了，和她对骂起来，最后情断义绝地挂了电话。

那个女孩笑着对我说：“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了。”

我等着她说。

“流氓。”她开了一个过火的玩笑。

老纪连忙领头大笑起来，笑声强盛不衰，我也只好跟着笑笑：

“不，和流氓不搭界，他们说我是‘青年改革家’。”

晚上，我们在陶然亭西餐厅来了通水兵式的豪饮，昏头胀脑，吵吵嚷嚷去舞蹈学院喝自来水。老纪总是细心观察每个人的情绪，生怕谁不能尽兴，他让那几个女孩领我去她们练功房开开眼。我理解他的好意，又很烦这种体贴，不愿去。

“不就是一个大屋子吗，几片镜子。我懂。”

“去看看，去看看。”老纪推我，“再让她们给你跳几段。”

老纪说，这几个女孩都是各省歌舞团的主要演员、尖子，有的还是边疆传奇­色­彩很浓的少数民族。

“那有什么，那有什么！”我不服，“我也是少数民族，满族！和你们汉族有亡国灭种之恨。”

她们笑我喝醉了，我不理她们，缠住一个姓杨的白族女孩问：

“你在家，平时吃什么？”

“炒月亮。”

“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是哪个族的，师傅？那么善饮。”我问于晶。

“鄂伦春。”于师傅一本正经地说。

其它人乱笑。

“鄂伦春？你们不是会打猎吗？没听说你们会跳舞。”

“你没听说的事多呐。”

来到空旷的练功房，我凑到镜子前搔首弄姿。后来，蜷缩在墙脚的垫子上打起盹。醒来一睁眼，发现人都走光了，只剩下于晶一个人坐在钢琴前低头随便弹着小曲。我又照了会儿镜子，对镜子里的家伙很不满意。

“你们的镜子不平。”

她看看我没说话，继续自我陶醉地摇头晃脑弹琴。

“这个身材也就穿西装合适。”我在自己身上比划着，找自己优点。

“你的肚子和外国肚子有个区别。”她在后面边弹琴边瞧着镜子里的我说。

“更尊严？”

“人家是下腹沉甸甸，您老先生是胃囊鼓出来。”

我和她对视一会儿，承认：“那倒也是。炎黄子孙嘛。”

她低头继续弹琴。我把腿笨重地搭在练功杆上窝窝囊囊堆在那儿。

她抬头看我笑了：“一摊泥。”

“你给咱们，”我把腿取下来，“来个矫健的。”

她离开琴凳，走到练功房中央站住，亭亭玉立，“你想看什么？”

“女娲补天，不不，女娲女娲。”我及时发现自己的错误，脸还是不由得红了。我不愿让她看出我其实很喜欢她的舞蹈，掩饰道：“是你跳的吗？”

“瞎跳，你觉得怎么样？”

“挺好，挺不错的。”

“这个舞，”她说，“在全国比赛拿过奖。”

我想恭维她一下，脱口一句把她冒犯了：

“搞舞蹈是不错，不费什么脑子就能拿奖。”

她白了我一眼，走回钢琴，掀开盖丁丁当当砸起来。

“怎么不跳了？”我问。

“没音乐怎么跳？你会弹琴吗？会弹来弹。”

“不会，音乐里我也就用心学过口琴。”

“吹得好吗？”

“不好，吹了两个月，吹出个口腔溃疡……我其实不会吹，从来不吹。”

她脸冲墙笑起来，我也笑了。

“给我留个电话行吗？”她说，“闲得没事，好给你打电话聊聊天。”

我从身上摸出一张破纸，趴在钢琴台上给她写号码。她歪头瞧瞧，纳闷地说：

“怎么好几个人给我留的都是这个号码——那到底是什么地方？”

“公共厕所——我家。”

第二天，我打电话给老纪，问是不是禁锢在学院围墙内地这些女孩子都挺寂寞。我确实看到那些年龄很小的男孩子和女孩子，穿着有无数拉链的运动衫，仨一群俩一伙地坐在院子里发呆，见个人过来就拉住胡扯几句。老纪劝我不要感觉太好，围着她们转的人其实很多。譬如于晶，据老纪所知就有一群博学的研究生、飞黄腾达的第三梯队成员以及各种崭露头角的艺坛新秀在角逐。有钱的出钱，有才的献才，场面相当壮观。我自叹狗屁不是，对电话铃仍旧无动于衷。

气温急剧上升了，街上热得象澡堂子。国家机关都实行了六小时工作制。洛杉矶正举行我国第一次参加的夏季奥运会，人们下了班都呆在家里看比赛的实况转播。街上人很少，只有那些兴冲冲到北京旅游的外埠人不断在大街小巷公园中暑。一个乡下老太太在公共汽车上吐了我一身后昏在我脚下，我把她人中掐出了血她才醒过来。回到家里，想起所有的衣服都穿脏了没洗，只得取消约会，半­祼­地坐在电扇前吹风，看单正平写的《怎样打官司》。中午吃了袋方便面，两粒维生素E丸。一个电影导演打来电话，说对我新发的一个中篇小说很感兴趣。我告诉他，电视台已拿去拍电视剧了。他问我能不能撤下来。我说不好意思。他表示遗憾。我向他推荐我另一篇小说。他说谢谢。

“那只好下次再合作啦。”

我放下电话，继续看书。电话铃再响，我拿起来。

“石岜吗，你这个经理怎么总不露面？我到处找你。你马上来，公司这儿一摊事等着你。”

来电话的是四川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她聘我当北京经理部经理。我接了聘书不去­干­活，她十分光火。我也有道理，她不给我发工资。

“我去不了。”我委婉地告诉她，“我没然裳穿。”

刚放下电话，铃又响了。一个想办文艺茶座的出版社抱怨我给他们联系的那个街道办事处给找的房子太偏僻，沿线只有一路高峰车，难以招徕一般的附庸风雅者。

有人敲门，我不理。敲了会儿走了。我打完电话，又听到有人用钥匙捅门，而且已经进到走廊。我大吼一声：“等会儿！”手忙脚乱地找了条相对­干­净的网球裤穿上，“进来吧。”朋友们陆续来我家“上班”了。谈恋爱的进了小房间，谈生意的鏖集大客厅。我一边翻着当天的《市场》报，一边随口和他们应酬着。一个广东口音的家伙特别惹我心烦，一会儿问我要不要电饭煲，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傻瓜”相机，口气之大似乎他家卸了满满一船日本货。我突然看到《市场》报上登报的一则慷慨出租繁华大街商业用房的广告，抓起电话给那家出版社打电话，通知他们。

客厅里十分嘈杂。电话铃再响时，我拿起来几乎听不清里边在说什么。

“你们小声点。喂，找谁？”

“找你。”一个女孩子的声音。

“你是谁？”

“你猜。”

“没工夫猜，快说，别搞错了。”

女孩子声音有些嗫嚅：“你猜不出来？”

我心一烦，把电话挂了，对着一支烟刚抽了两口，突然反应过来是谁来的电话。连忙跑回卧室，不顾一对情侣的狼狈，东翻西找电话号码，舞蹈学院那台电话总占线，我锲而不舍拨着，终于拨通。传达室的老头说于晶不在。那天下午，电话铃一响我就蹦起来去接，但电话铃响了无数遍，都不是找我的。

皓月当空，夜­色­醇厚，幽暗的云缓缓飘移，市声遥远微渺。我在阳台上鸟瞰北京。漫无边际的熠熠灯火；跑道般纵横明亮的马路街巷；远处市中心几座高大建筑物挂了灯，轮廓清晰地浮在夜空（不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

我回房看书，书里有人说：“我这辈子可能不会爱一个人，被一个人爱就过去了。”

我又看了一遍这句话，怦然心动。

她坐在午后的金­色­斜阳里看书，衣衫红得耀眼，我穿过昏暗、肮脏的长长楼道，走到后门口，站住看着她一动不动的背影。良久，她感觉到什么，回头看到了我。认出我后，淡淡一笑：“你来了。”

我走下台阶，坐在她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看什么书？”

她合上书，给我看封皮：“­干­吗来了？”

“没事，瞎转游——你会游泳吗？”我决定不兜圈子。

她抬起金­色­、光滑的脸颊，注视了我一会儿，点点头。

“我知道西郊有个湖，又大又荒凉，晚上租船到很晚。我常一个人夜里划船到湖心，然后通宵畅游。”

她沉默着，不置可否。我有点茫然。

白族小姑娘小杨来喊我们去吃晚饭。她说学院食堂饭不好吃，端个盆去外面小铺买了些羊­肉­馅饼。我吃了两口，羊­肉­不新鲜，就吃了几个西红柿了事。屋里的几个女孩子说着她们将要演出的舞剧《屈原》。演婵娟的女孩抱怨屈原老头太正经，查遍野史，也没找出和婵娟丁点儿暧昧关系，使她的双人舞十分尴尬。我问于晶跳什么角。

“灾难舞中的民女。”她说，“在众多秦兵手里挣扎一番，然后自刎。”

她们开始议论班里男生谁政治思想好，但动作别扭，没“胞”（“胞”大概是指艺术细胞）；哪个名女演员又老又霸道；我在旁边听着一句也Сhā不上，只知道没什么人她们瞧得起。于晶见我没趣，找话问我：

“你看过哪个舞剧？”

我想了想，实在想不出，抱歉地说：“马戏偶尔看，舞剧……”

她白了我一眼。

“哎，”小杨也掉头问我，“我听说你是无业游民是吗？”

“不是无业游民，是社会贤达——我把铁饭碗扔了。”

“为什么，为什么呀？”其它女孩纷纷感兴趣地问。

“国家有困难，僧多粥少，为国分忧嘛。”

女孩们都撇嘴，于晶嗤笑地站起来，从别人手里抓了把瓜子，坐到一边低头嗑起来。

“那么你算个体户了？”一个女孩说，“一定很有钱了。”

“是不是该请我们穷学生吃几顿。”于晶故意打趣地说。

“你们别以为是个体户就趁钱。”我说，“我是个贫寒的个体户，我们那个野公司吃饭都得抓阄。”

“胡说！”女孩子们笑。

“那你以后怎么办呀？”小杨倒认真关心地问，“当一辈子个体户？”

“不会的。以后国家好起来，经济发展了，就业机会自然也就多了。”

“他倒对‘四化’前途充满信心。”

我和女孩们不着边际地胡扯，有时看一眼于晶。她漫不经心地嗑着瓜子，独自出神。一个男人进来，女孩们和他打招呼。我见过他，一个无名的伤感诗人，他写的那些吟风弄月、怜香惜玉的小诗很能赚女学生的泪。于晶活跃起来，和他对坐长吁短叹，感慨人生，俨然双双进入超凡脱尘的至高境界，使别人俗口难开。我起身告辞。

“不送了。”她连身子都不抬一下。

小杨过意不去地送我出来，叫我常来玩。

我走到紫竹院，脱衣下水，沿永定河引水渠一直游到玉渊潭，接着顺水飘到木墟地大桥爬上岸，坐车回紫竹院拿衣服，巡夜的联防队员把我截住盘问，我和他们大吵大嚷。他们把我带到派出所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我到紫竹院找衣服时，已不知被哪个小人抱走了。我骂骂咧咧地在街上横行着回了家，觉得不能这么罢休。

她们正在练功房跳一个既兴的幽默舞蹈。大意是三中全会后，政策放宽，农民养了很多猪，猪吃得很肥，心情也很舒畅，屠宰时，争先恐后：“先杀我！”“先杀我！”表情兴奋，至死不渝。跳的和看的都笑得滚了一地。

我把穿着黑练功服笑得直不起腰的于晶揪到一旁。

“­干­什么？”

“下了练功课，我在陶然亭水榭等你。”

她笑着挣开我，我转身走开。

我在公园等了一个小时后，心情慢慢沮丧了。湖水稠绿，平滑似绸，不时有鱼呼啦跃出水面，涟漪一圈圈散开。天空­阴­沉，纹丝风没有，雷声隆隆传来。我忽然想起拱桥那边还有个水榭，忙跑到桥上。两个飞檐红柱的水榭间曲桥上，一个红裙子少女双手握在前面，东张西望，怅怅地走着。我拼命冲她挥手，她愣神遥望，然后，连跳带蹦地沿绿茵茵的湖岸跑来。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我是来告你一声，我有事，要去东四取做好的旗袍。”

天开始掉稀稀拉拉的雨点。我们躲进一株老树浓密的伞盖下。

“别去了，旗袍晚一天取有什么关系。”

“明天我们连排，一天都没空。”

“那就后天取。要不就别要了，我赔你一块料子。”

“真好笑，我要你赔我料子­干­吗？”她瞪圆眼睛，瞪了我片刻，把后面的话咽下去，“我要去，再见！”扭身走到草坪上，跳过矮杆，站在甬路上回头看了我一眼，“你要没事，可以赔我去。”

“我有事。”我挥挥手，让她快走。

滚滚乌云带着雷阵雨压过来了。

中午，我在陶然亭西餐厅碰到一个要办服装表演队的朋友请舞蹈学院的几个人吃饭，小杨在里面。我也不客气，坐上桌就吃。吃完饭出来，小杨挂在手上转着玩的钥匙串搞丢了，我赔她回去找。找到钥匙后，我们就坐在雨后潮润的草坡聊天。园子里静悄悄，鸟语呢喃，小杨有点想家。她这样纯朴的少数民族女孩到北京这么复杂的环境，面对各种笑嘻嘻的汉人面孔，吃不准。我胡说了一顿为人处事之道，发觉自己什么都懂，可事到临头，也缺乏超脱、弹­性­。我也想起了小时候，爸爸妈妈抚养我时，在秋日和煦的阳光下，在拂拂扬扬柳树林下，无忧无虑奔跑打闹，玩得满头大汗。

“想什么呐？”

“噢，”我收回纷飞的思绪，抬头笑笑说，“没想什么，哎，”我问小杨，“你们屋那个姓于的挺讨厌我是吗？”

“没有呀，”小杨眉毛一挑，说，“没有，她对你挺感兴趣。”

“是吗？没看出来。她说我什么了吗？”我心怀鬼胎地问，“跟你说过我什么？”

“也没说什么。”小杨说，“就是那天晚上你走后，她说，‘这是个真人。’”

“太乙真人，散仙，是这意思吗？”

小杨笑着说：“大概是。你比我们活得自在呀。”

“真的？”我谦逊地说，“我能跟你们比吗？”

我们出公园时已是满街夕照，下班的人、车潮水般地一波波涌过，交通堵塞，人声鼎沸。

于晶横穿马路向公园走来。

小杨叫于晶，她看见我们，不自然地笑笑。

“­干­吗去？”

“没事，到公园里转转。”

“衣服取回来了吗？”小杨问她。

“没有，袖口样式做错了，让她们重改呢。”

“我走了。”我跟小杨说。

“吃完饭再走嘛，省得回去还得抓阄。”

她笑起来，于晶也看着我笑，我们仨人一起往学院走。小杨步子快，走在前面。我和于晶并排，我看看她，她正好也看我。

“晚上还去取什么？”

“什么也不取了。嗯，”她问我，“去游泳？”

我忍不住一笑，默契地点点头，赶上小杨，“真的不吃了，我晚上还有事，走了。”

“你去哪儿？”小杨问于晶。

“我姨妈家，嗯，她叫我今晚去一趟。”

那天后来的事我记得不太连贯。只记得我换好游泳裤赤脚跑到柳岸下，看到满湖金水中有一条船静静泊在浅滩，一个穿天蓝游泳衣的姑娘垂头坐在夺目的光晕中。我把衣服掷上船，趟水过去，猛地一推了一下船。然后劈泼斩浪追逐那条流矢般飞快滑行的船。我们象两只鸭子，一前一后伸着颈在温暖的水里快活地游着，柔软的水草抚摸着我们的腿。船载着我们的衣服越飘越远，横在荒草萋萋的野堤旁，两桨搭没在水中。我们坐在船头一只接一只吃着冻得硬梆梆、带着冰渣的果料酸­奶­，凉得牙齿得得抖。后来，我们好象还坐上最后一圈观览车，缓缓地被举上夜空，默默好奇地看着月光下粼粼的湖泊、黑黝黝的郁郁葱葱林带；星海似的市区一点点呈露、聚缩、袒现出完整的全景。后来，我们站在地铁旁，兴致勃勃地海聊，谁也不往那个明亮的通往地下的玻璃门里走。昏黄的路灯下，赤膊的人们围着西瓜小贩的平板车吃西瓜，遍地瓜皮。等我们跑下地铁时，末班车已隆隆驶过。我们轻松地笑个不停，满不在乎地沿着夜阑人静、灯火辉煌的大街中心线往城里走。一个晚宴归来的外宾车队从我们身边风驰电掣驶去，在大街进头久久留下一串红­色­的尾灯，洒水车丁丁当当开过，马路变得湿淋淋、黑油油的。

我们好象互相说了很多热情幼稚的话，记不清了。

电话铃把我吵醒，我仍沉溺在梦中纷乱的情节中。电话铃不厌其烦地响着，我埋在枕头里，直到电话铃不响了，才起床下地。拉开窗帘，玻璃窗刺目地透明了。窗外，浅­色­的楼群矗立在耀眼的阳光中，桔红­色­的公共汽车在白­色­的水泥马路上蜿蜒爬行，道旁绿地散落着蚁状奔跑的儿童。

我到图书馆去翻旧报刊，找到于晶当年获奖时几份报纸的报道文章。上面讲了一些她的情况。她小学毕业即进入外省一所艺术学校学习舞蹈，经过几年艰苦甚至残酷的练功，在当地有了些小名气。十几岁便连连获奖，名噪一时。人们对她寄予极大希望——从报上的奉承恭维中可以看出。报纸的报道是大量、广泛的，在一份销路很广的刊物封面上我还看到于晶的整幅剧照，以致我很有些惊奇，怎么我从没注意到。我动手撕那幅剧照，有昨日明星之感。

我把图书管理员叫过来，对她说：“这个杂志的封面不知叫谁撕了。”

“我小时候，腰腿长得别提多科学，人都说我是舞蹈苗子。”我手揣着裤兜和于晶在大街上边走边笑着说，“经常手举着树枝跳到半空中，象洪常青在娘子军女战士面前舞大刀一样。”

“后来呢？”

“后来，功废了，只剩下个嘴。”

我引她走进一家有抽象派壁画、银闪闪餐具的法式餐厅，打着黑领结的侍者迎上来，安排我们就座，递上­精­美的大菜单。我随便浏览一遍，点了两份特菜和两瓶啤酒，继续跟于晶说：

“我很遗憾，要不我们没准认识得早些，双人舞。”

“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于晶看着侍者把酒分别倒进我们的杯子。等侍者走开，端起酒杯说：“你要学了舞蹈会更遗憾。”

“为什么？”

“跳给谁看？连那种风流自赏的人都只看马戏，不看舞蹈。”

“我空肚喝酒，一喝脸就红，得垫巴垫巴。”我跟于晶说，一边把纸餐巾扔到一边，抓起桌上的烤面包往嘴里塞。

“我不是指你。”于晶笑着说。

“没关系。”我说，“尽管说，我不在乎。我是爱看马戏，还是鼓掌喝彩最起劲的一个。”

侍者送上冷盆，我挥舞刀叉，大吃大喝，风卷残云，又端起酒杯咕嘟咕嘟喝得喘不上气。

“你吃东西真香。”

我停下来，乜着眼看她，她笑眯眯的，手把着酒杯玩。

“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低级趣味？我们老动人民，，不能比你们搞艺术的。”

“要说劳动人民，”于晶说，“我才是劳动人民，光会跳舞，没什么文化。”

“怎么着，大相国寺的水浇了菜园子，贵贱一码平了？”

侍者送上煎好的牛排，我吩咐过他，煎得老点，切开时，里面还是红红的有血丝。于晶尝了一口，便放下刀叉，我吃了一块，也很不对口，只是这块牛排太昂贵，不吃掉实在叫人心疼，我抱怨着，还是都填下肚。

付了账出来走在大街上，我对于晶说：“不行，我得去喝点冰水，有点恶心。”

我们站在一个冰柜前喝冻柠檬水，于晶又要了块紫雪糕。前面十字路口刚出了一起交通事故，围起一堆看热闹的闲人，警车、救护车呼啸而至。我和于晶也跑过去看，只看到撞瘪的汽车轮胎和一摊血迹，又走回来喝冷饮。

“上个月撞死三十七个人。”我看着路口竖立的交通事故公告牌说。

“跟我说说你好吗？我还几乎一点不了解你呢。”我扭头看于晶，她的眼睛在桔红的路灯下又黑又亮，露出那么饶有兴味的神气。

“你想听什么？”

“你为什么退职？我们都猜你是被开除的。”

“这可是凭空诬人清白，我，”我说实话，说实话就有些艰难。我咽口唾沫：“想发财——”

于晶笑，看来她又以为我在信口开河。

“真的，”我诚恳地说，“怎么说我也和你不一样，浑浑噩噩小三十年，身无一技之长再没钱，将来谁待见？我过去那个单位，终日无所事事，薪水菲薄，饿不死也吃不饱，难受坏了，毁我青春。”

“那你退职后，比过去好点了？”

“常饿肚子，真惭愧。可我不怨别人，机会有，全看自己。另外，”我笑着说，“也不是没有挥霍的时候。我不共人家的产，也不喜欢别人和我共产。”

“你真反动。”

“我寻思着，官不是人人都能做的，学问也不是拨拉个脑袋就能­干­的，唯独这钱，对人人平等，慈航普渡。”

“你退职时，你爸爸妈妈还活着吗？”

“妈妈还在。”

“她没说什么？”

忽然，我一阵心酸。很多人都说我妈妈是我气死的，我从不愿提这事。可不知为什么，今天，我想说说这事，特想推心置腹和人谈谈。我看着眨着眼睛站在我面前的于晶，想描述一下，又觉得难以讲清晰，辞不达意。

“我妈妈是那样一种人，怎么说呢，是个地道的有中国特­色­的妈妈。总希望我和大家一模一样地生活，总觉得她有义务指导我象她那样过‘有意义的’生活。大家参军时，也要我去参军。大家上大学时，也要我去上大学。希望我入党，再娶个女党员。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就是不问我想­干­什么。”

“她是为你好，”于晶温和地说，“关心你。”

“都这么说，搞得我都气愤了，难道还有谁比我更关心自己？狗看星星一片明！我不自私，我尽义务，服兵役、献血、纳税、植树、买国库券。我只是不喜欢别人多管我的事，不危害公共秩序的私事。”

“什么事能跟公众一点关系没有呢？”

我想了想：“譬如，我晚间上床前洗不洗脚，我吃不吃羊­肉­。再重大一点，我和我爱她她也爱我的女孩子婚前有没有­性­关系……”

“我有点累了，”于晶说，“想走了。”

“再聊会儿。”

“太晚了，改日吧。”

“要我送你吗？”

“你要懒得送就算了，再见。”

“再见。”我兴犹未尽，拍拍于晶肩膀，“咱俩还挺投机。”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区别的。”于晶正颜说，“我虽有时也冥想，可从没有过什么肆意妄想。”

她转身走了。我在原地呆了半晌，走开：“妈的，现在人人都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那些天，我正好有钱，带着于晶走街串巷吃雨后春笋般在北京开张的各帮菜馆。遇到我那些神头鬼脸的朋友就呼啸成群，做成一处，吃个痛快淋漓，有几次我还喝得哇哇大吐。使我纳闷的是颇能喝几杯的于晶滴酒不沾，只是拼命抽烟。我问她有什么不开心，她说没有。我越逼问她，她越坚持说没有，反而常常酸了脸。

“我不喜欢女孩子总那么心事重重的怪样。”

“我才没心事重重，”她平静地说，“相反，我现在都快成饭桶了。”

“你这是影­射­我吗？”

于晶扭过头去。我掏出五角钱，摔了个玻璃酒杯。她起身就走，我追了出去。外面阳光明媚，我们再街头绿地的石凳坐下，四周都是光着小膀子，扑着痱子粉，­嫩­声­嫩­气叫笑着的孩子。幼儿园的阿姨坐在树荫下聊天。一个眼睛又黑又圆的小姑娘伸手摘花坛里鲜艳的花，我喝住她，小姑娘踉跄退了几步，站住看我们，恍恍惚惚，若有所思，我们笑了。于晶说这女孩很象她小时候的样儿。我指远处一个正欺负人、头又扁又圆的男孩说，我小时候很象他。

“我说，”她说，“你那些朋友都跟你一样，也是‘改革家’？”

“差不多，”我说，“印象如何？”

“你们钱从哪来的？整天胡吃海塞，也没见你们费劲­干­什么。”

“叫你看见还成。”我说，“你以为我们该是什么样？挽着袖子站在车床旁？在农田里挥汗如雨？”

“可你们玩的也忒邪乎了。我跟你一起这么多天，没见你有一点正经事。”

“老天，你把我想成什么雄赳赳的样儿了？跟你在一起，我已经正经多了。”

“已经正经多了！”于晶眼睛差点儿瞪出来。

“是，快活多了，吃的睡的都香多了。”

于晶瞅着我愣了半天：“这么回事。”

“哪么回事？”我有点糊涂。

两个我认识的姑娘从远处走过，我跟她们挥了挥手。于晶用下颌点着那两个远去的姑娘问：

“过去你也常常带姑娘和你那帮哥儿们玩？”

“常带。”

“你们互相交换吗？”

“不，怎么这么说。”

“你们，你和那些女孩子睡过觉吗？”

“没有，你想到哪里去了！我们只是一起坐坐。”

“你说过你不在乎。”

“我是打比方。我没和女孩子睡觉不是道德上有什么禁忌，而是我还没有爱上谁。重申一遍，我不是流氓。一个人，就算他挺无聊，也不见得就非是个流氓。一个锅盖不能扣到所有锅上。”

“不知怎么搞的，石岜。”于晶说，“和你那些朋友在一起，总觉得我们象一对野鸳鸯。别人，那些行人、服务员看我的眼光也使我觉得自己不正派。”

“我还以为你喜欢在街上逛来逛去呢。这样吧，以后到我家去。”

“你那个家和街上有什么区别，更臭。”

第二天，我打电话约于晶出来时，她不肯了。

“我不想出去了。我们快毕业演出了，排练很累，天又那么热。”

“我去你那儿。”

“不不，你别来。你这段时间不要来了，我没事会给你打电话。”

“你烦我了是吗？”沉默了会儿，我说，“腻了？”

“是的。”她低声说。

我给车站问讯处打了个电话，问清去青岛的车次，然后把盥洗用具和换洗衣服塞进手提袋，出了门。

在街上商店里我买了架减光镜，一顶遮阳帽，想到脚上的鞋涉水不方便，又进鞋店买了双高跟鞋穿上，拎着旧鞋出来扔进垃圾桶。

到了火车站，车票已售光。我买了张站台票，一个在车站值勤的警察朋友把我送上车。车厢里人很多，我补完票站到天津才找到座。一坐下，我趴在小桌上就睡着了。列车运行了一夜，停了很多站，很多人上来，我醒了又睡，睡了又醒，不时有人捅我问旁边有没有人，我迷迷糊糊一概说有。

早晨，车厢里已充满腥潮的气息，海开始在远方闪烁。很快，海水布满视野，舰船点点。平房、楼厦渐次密集，列车驶进市区。

我去旅店介绍处去看了一下，到处客满，只能住浴池，便去大姐家里。姐姐姐夫都去上班。她的儿子放暑假在家，引一帮小朋友在家折腾，看我来了便冲我翻白眼。他去年到北京玩我对他很凶，他记了仇。我也不理他，放下东西就出来。这座殖民时代建造起来的城市，街道两旁都是陈旧的异国情调的洋房别墅，寂寥静谧的花园草坪。迎面走来的年轻人都很时髦，穿着各式便宜漂亮的舶来品。我走到海边马路，视界顿开，五颜六­色­的帆舨在蓝­色­的海面下轻快地滑行。海滨浴场沙滩上趴满来自各地的旅游者和疗养者。那些童话般的彩­色­小木屋已拆除，代之而起的是比肩紧簇的尖椎、帆、蘑菇型钢筋水泥更衣室。在夏日强烈阳光下，那些粉红、果绿、|­乳­白、米黄的屋顶衬着蓝天白云、清澈的大海分外醒目。沿海边开张的豪华餐厅、咖啡厅比比皆是。整条街自由市场里水果、海货、瓷器和草编织品堆积如山。晒得黝黑、健康快乐的外地人吵吵嚷嚷地大把钞票抢购。我拐进浓荫蔽日的浴场路，穿着泳装的少女仨仨俩两吮着冰糕来回溜达，挎着救生圈的孩子成群结对光着脚丫打闹跑过。我在路边小摊上喝了两碗冰冷可口的当地特产啤酒，租了条裤叉穿上，踏上滚烫松软的沙滩，一路走向大海。

高大有力的波浪一道道涌上沙滩，戏水的孩子们被抬起，放至更高处。海水晶萤耀眼，鼓噪抖动，我急急扑向它，一道长长的浪涌来，我全身浸浮在泛着沫的凉沁海水中。我挥臂向海里游去，随着一波波涌至浪尖，又随着后泻的涌势，滑向另一道浪尖。很快我游离了喧嚣的浅海，弋在潜不见底的深海。岸上隐隐传来警告涨潮，要游泳者返回的广播声，我丝毫不予理会。其实，逆潮行进，人借涌势，最轻快不过的。我迅速地游动，四周已不见人头，只有此起彼伏的蓝­色­波涛，一望无垠的汹涌海面。我越过防鲨网的白­色­浮标，继续游向外海。海面愈开阔，海水愈明净，流霞漾彩，光华炫耀。游到一处海岬，我看到另一个海湾里舰船林立的桅杆；热闹拥挤的海水浴场；市区鳞次栉比的红楼绿树。温暖的海面下有寒冷彻骨的暗流出现。我掉头往回游，才发现自己游得太远了。我缓缓地往回游着，感到身体一点点沉重起来，从昨天下午在北京上车我就没吃什么，又喝过酒。外海无穷无尽涌来的波涛追逐着我，把一个个冰冷的浪头砸在我头上，一次又一次将我覆没灭顶。我仓惶地边回头边拼命游，惊恐地感到腿肚子硬结了，就是说，要抽筋。我不得不放频率，又游了很长时间后，我绝望地­精­疲力尽了。沙滩仍是那么遥远，穿着点点彩­色­泳装的­肉­­色­人群无声无息地活动，象是另一个快了尘世的人们，蓝汪汪的海水无情地隔开了我，万籁俱寂，我沉了下去。我觉得自己变成一条鱼，在蓝蒙蒙的水里斯肆意潜游。“嘟嘟嘟”，一条漆着救生字样的海军汽艇翻着浪花驶来。甲板上的水兵用半导体喇叭冲我喊：

“你他妈找死啊，怎么游到防鲨网外面来了？”

我的欣慰立刻化为愤怒，踩水昂头冲他们喊：“你他妈管着吗，老子愿意。”

“喂，”水兵又喊，“你要是不行，就上来。”

“走你的吧，你们那破艇的推进器搅的老子直呛水。”

“真他妈不识好歹。”

水兵们骂骂咧咧地把汽艇开走。

骂了一通，我觉得来了劲头，重新自如地游起来。游过防鲨网，我已再次信心十足了。身旁左右开始陆续出现忽隐忽现的人头，嘈杂的人声近了，沙滩上或躺或坐的男女清晰了。当我踉踉呛水走上岸时，心里充满欢了。我吃了一通冰激淋，躺下晒太阳，晒得灼热了，再次下海。这样，我晒一个小时，下海游一个来回；游一个来回，晒一个小时太阳；当然，我没再次越过防鲨网。

黄昏，我换好衣服走在退潮后镜子般光亮结实的沙滩上。夕阳停在市区上空，将血红的投影掠过层层叠叠的楼房，纵贯海面，­射­在我脚下。一家电视台的人扛着摄像机在拍海滩夕照，喝令我走开，我理也不理他们。一个人跑上来好言相劝，我才让开。

回到家里，姐姐姐夫已做好饭在等我。我也确实饿了，把饭菜吃得一­干­二净，又吃了半斤凉饺子。饭桌上，姐姐就开始唠叨，说我这么大岁数还在晃荡鬼混，一点不考虑自己的前途；晒得象个煮熟的螃蟹；饺子不热热就吃，也不怕生病，现在夏天食物容易变质。我给姐夫烟，她也不高兴，说我抽烟她都不赞成，现在世界上肺癌发病率如何高。我说少费话，我又不是你儿子。

那些天，我整日泡在浴场游玩。在风景如画的疗养区从黄昏淌徉到半夜，临海揽胜，望着璀璨灿烂的星空想入非非。海边那些咖啡厅入夜都举办喧闹的舞会。山上的露天剧场、体育场也夜夜有“消夏音乐会”，音乐声、歌声飘荡在粼粼海面。隔海可以看到商业区明如白昼的夜市里熙攘晃动的人影。有时我也去一间格式象客船舱的咖啡厅舞场坐坐，我和那些水手装束的女招待混熟了，她们知道我不会跳舞，只是进去坐坐，便不收我的费。小城市有些地方比京城要自由些，没那么森严的等级。这个舞场是给中国人开的，附近宾馆里闲得无聊的外国人也常来光顾，很随便地和中国人结对跳舞，喝酒聊天，使我觉得有趣的是，多数外国人的舞（包括迪斯科）跳的并不如我们同胞潇洒和花样翻新，我很为我们的姑娘自豪。好象谁说过，她们到欧洲访问，在迪斯科舞场扭秧歌，走花鼓灯，甚至拉上大圈跑旱船，使在场的外国青年大为倾倒，竞相模仿——于晶说的，我脑子里闪了一下，接着，完全被回忆充满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若不是大使馆及时制止，那儿的共青团差点把她们拉到自然岛的­祼­体浴场；在另一个国家，每天日程结束，总安排两个很亲切很有经验的男人和她们一一吻别。我微笑地幸福地回忆。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我很忧郁。

“你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吗？”姐姐问我。

“没有。”

“我们医院有一个女孩子很好，就是上次我托她给你带东西的那个，也是北京的。”

“服了。我可不想要你们医院那些嫁不出去的女党员。”

“谁嫁不出去，抢还抢不着呢。”姐姐愤愤然，因为她也是党员，“你还挺狂，人家还不一定看上你呢。”

“你管他呢，”姐夫说姐姐，“他还能找不着女朋友，现在个体户很吃香。”

“鱼找鱼，虾找虾，他能找着什么好人？怎么样？”姐姐又问。

“别烦了。”我说。

“好吧，我看着你。”姐姐说，“看你打一辈子光棍儿。”姐姐看我沉着的样子可疑，不禁问：“你是不是已经有了，瞒着不告诉我？”

“没有没有。”我笑。

“有他能一个人跑出来玩吗？”姐夫看着我说。

“是不是有了？”姐姐不信，打量着我一再问。

“有了。”为了­干­脆点，我信口说。

“­干­什么的？长得好吗？怎么认识的？”我失了策，招来姐姐的排子枪。

“跳舞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说，连我自己也觉得煞有介事，“就那么认识的。”

“­干­吗找个跳舞的，”姐姐挺不以为然，“找个搞文艺的。”

“怎么啦，你瞧不起？”

“那倒不是，就是将来你们节假日休息不到一起。”

我笑了：“我不在乎。”

“其实我倒觉得你原来那个女朋友挺好，你­干­吗和人家吹呀。真的，你­干­吗找个搞文艺的？”

“你怎么断定搞文艺的就有问题？”姐夫说。

“我不喜欢。”

“那是你的事。”

“我不也是搞文艺的。”我说。

“你？”姐姐轻蔑地瞧我一眼，“你是耍把杈的。”

姐姐姐夫又问了些于晶的情况。我告诉他们，于晶是我们国家*ü牡仆纷又*，第一届舞蹈大学生，她的几个保留节目常去给首长外宾跳堂会。末了，我补充说，她和我吹了。姐夫很开心，姐姐则气得再也不理我了。

由于连日的暴晒，我得了浅度灼伤，回北京后，一层层褪皮，模样没法让人看。生意也很不顺手。委托我的一家公司开空头支票，银行顶了票，卖方交了货收不上款，直要跟我玩命。我带上他们一起去那家公司玩命，后来虽然凑足了货款，可关系搞僵了，非但没拿到佣金，先前垫的交际费也报不了销。我不在北京期间，还有几批到货，不知哪个混蛋在我家接的电话，提走倒给别人，让我那几个买主白等了一场。少赚几个钱倒无所谓，可我的信誉完了。这几件事传出去后，没人再敢跟我做生意，我的饭碗等于让人给端了。

我把闲人统统轰出去，门上换了锁，蹲在房里写小说。写了几万字，自己看都得捏鼻子，只得又撕了。我耐心是有的，可钱包告罄。又过了几天，方便面也只能一天吃一顿。我想起有部电视剧还欠我点稿费，就跑去要。制片主任说我不能再预支了，剧组出外景拉了个大口子，所有单项预算都要减，最后没准还要我吐出点预支的稿费。我跟他讲了我的情况，他说要不他私人借我点钱，我只得转身走了。

满街都是吃过晚饭，穿着裤衩背心为中国女排击败大老美兴高采烈的人群。大小饭庄子在马路边支起一溜油锅，烤羊­肉­串、爆肚、卤煮火烧的香味在爽人的晚风中茂密弥漫，诱得过往行人垂涎三尺，驻脚在已经鼓鼓的肚子里又塞点玩艺进去。连要饭的都吃得满嘴油亮，心满意足地跟在警察后面去收容所。我兜里还有几毛钱，凉面什么的还吃得起，可我一点也不想吃。我走进一个暮­色­朦胧的公园，想在湖边的椅子上找个位置，处处都坐满一对对情人，旁若无人地接吻。我在一对情人面前站下，严肃地看着他们，他们接着吻反感地瞪我；我继续一动不动地凝视他们，这对可怜的情人实在无法保持冷静，松开嘴，忿忿地起身走了。我走过去占据了他们的位置。

月亮升起来，树木花草石桥甬路都洒上银­色­的光霜，黑〖浚将三点水换成黑字旁〗的船影轻轻地从恬静光洁的湖面一只只滑过，响起轻微的溅泻声……

清晨，我被一只手推醒，发现湖上游弥着如烟如纱的雾，岸边的草、木椅、我的身上都湿漉漉的，于晶穿着运动衣，气喘吁吁站在我面前。

“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她一点也没掩饰她的吃惊。

我一时没醒过梦，没回答。

“出了什么事？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又黑又瘦。”

“什么事也没出。”我清醒过来，信口说，“我想早晨出来呼吸新鲜空气，走到这儿又困了。”

于晶瞪着黑黑的眼睛瞅我，皱起眉头。我站起来，蜷缩太久，腿都麻了，停了片刻，血液才开始循环流通。我往前走，于晶不吭声地跟在后面。过去我也挨过饿，从没象这次饿得这么狠，象个真正旧社会的穷人，晃晃悠悠，脑子都有些不清醒了。嫣红的太阳柔和地停在乌蒙蒙的半空，一点点亮起来，放­射­出刺眼炫目的光芒。

“你没吃早饭吧？”

我差点克制不住自己，我受不了她说话的口气，就好象我们昨天还见过面似的。我哑着嗓子说：“我一般不吃早饭。”

“怎么能不吃早饭，胃要坏的。那边有卖油饼的，我去买。”

“不要！”已经跑开两步的于晶站住，慢慢地回过头，“不要，”我尽量和气地说：“你要吃你买，我不要。”我笑笑。

于晶始终跟着我走，那忧虑、担心的神态，似乎一不留神，我就要去跳湖。我停住对她说：“你别跟着我了，该­干­吗­干­吗去。”她仍一步不拉地跟着我。

走到儿童乐园，我坐在一个秋千蹬上不走了，问站在一边的于晶：“你有事吗？”

“没事。”她把脸扭向一边。

“我有事，我在等人。”

于晶异样地看我两眼，走了，跑着走了。

我两手抓住吊索，往旁边看了一眼，一个来回荡着秋千的小姑娘在看我。她把秋千荡得很高，从空中瞅我，也不回避我的目光。我冲她笑笑，站到踏板上悠起来，可是不行，悠不高，我记得我小时候会悠的，那韵律我都忘了。

“得蹲下去。”小姑娘慢下来她的秋千，抱着吊索对我说。

我试了两下，笑着说：“不行，我不行。”

“我教你。”小姑娘跳下秋千跑过来，我让她上了我的秋千，“这样，这样不就悠起来了。喂，你瞧我呀。”

小姑娘下来，又让我上去悠。悠起来一点，还是不高，我有点心慌。

“真笨。”小姑娘数落成我，“要不，你坐着，我摇你。”

“那怎么行。”我连忙从秋千上下来。

“怎么不行，让我摇你嘛。”

“不行不行，我这么大，哪能让你小孩摇。都是大人摇小孩。”

“没关系，我愿意摇你，让我摇嘛。”

我不顾小姑娘的恳求，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

回家的路上，我觉得自己既不幸又坚强，甚至很有点被自己感动。可很快，又嘲笑起自己的不屈。到了家，我已经很后悔没吃于晶的油饼了。尽可以吃得很自然嘛。我打开冰箱，只有半罐冷果酱，我拿出来吃了，停了冰箱，又喝了几杯热茶，觉得­精­神好了点。有人敲门，是收水电费和房租的，几个月累计，我已经拖欠了上百元。我说没钱，收钱的人不走，说找我一趟不容易，要跟我好好谈谈。我诅咒发誓说我下星期一定交上，才把他们打发走。邮局夹在当天报纸里又送来催交下季度报刊费的通知。书店也来了信函，说我订的《中国人名大字典》已经交货，让我马上交钱提书。还有牛­奶­站的那个热心肠的姑娘来敲了我八遍门，问我下月还订不订牛­奶­，我说不订了。找出几十斤面票，到街上和农民换了若­干­个­鸡­蛋，煮了吃了。睡了一觉。晚上，找了块破浴巾披在肩上，去丰台火车站货场扛大个。

我连­干­三个晚上，卸了两车皮红桔，一车皮煤。一车皮给我二百块钱，交工头二十，三车皮我挣了五百来块。

我到街上澡堂洗了个澡，搓了搓泥。搓澡的师傅要我交双份钱，我跟他解释说我刚从西藏回来。洗完澡，我买了一些“天福号”的酱猪肘，孩子似的无忧无虑地回家。

我坐在桌前一手啃肘子，一手算帐，觉得自己蛮可以象女人一样把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终日温饱略有节余。可一算帐，我才想起，我还有两千块钱的旧帐，那是上次潦倒时借的，因为是朋友的，我都给忘了，有钱时也没还，现在­干­瞪眼。反正也是不够的，只好继续对不起朋友了。我把房租水电报刊书费交了，躺在床上想是不是再去扛大个，又觉得不行，再扛非把命搭进去。过了会儿，打起嗝，满嘴猪味。我点了根香，找出瓶不知谁丢这儿的香水漱漱口，剩下的都倒在床上，拉上窗帘，香喷喷地睡觉了。

我从下午一直睡到夜里，做了一连串的梦，前几个还不错，净是捡钢蹦之类的。一地亮闪闪的硬币，我兴致勃勃地捡，一分二分都不嫌，捡了这半天，又热又累，想歇歇又怕别人发现也来捡。后来发现一个诺大的白晃晃的钢蹦，伸手去拾，竟是一口痰，好不扫兴恶心，张着肮脏的手找水。接着我梦见自己在海里潜泳，水里既清澈又乌蒙，身体既轻巧又沉重。我在水里惬意地躺着，任其下沉又时时感到沙发床般的浮力在托着我，那感觉实在奇妙。后来沉沦得久了，想呼吸口空气，却游不出去了。四周净是蓝蒙蒙、毛玻璃般的物象，你进它退，你退它进，挥驱不散，愈挣愈紧密。我窒息了，心知是梦，却醒不过来。在梦中一次次掀被而起，一次次复归原状。我的意念升起焦急地俯视着自己的­肉­体，那皮囊竟如无知无觉得木头一般。

“啊——”我终于在无声的悸叫下醒来，拉亮灯，坐起来呆了半天，外面已经黑了。我走到盥洗间用嘴兜着水管子喝了通自来水，镇静下来，想了想梦中的情形，既沮丧又庆幸，不敢再睡，怕再被魇住。搬出这些天的报纸信件在灯下看。

从海滨回来，我就没怎么看报，也不知世界和平怎么样了。看完报放了心，除了契尔年科总书记身体不太好，两伊继续互相恫吓，黎巴­嫩­和安哥拉都很平静，连我最担心的印度锡克族暴乱也在渐渐平息。《晚报》上的一条国内消息让我看了很久。舞蹈学院应届毕业生编排的民族舞剧《屈原》已经公演了，似乎还得到好评。我推开报纸，拆信看，都是陌生读者来的信。我前些时候发了一个小说，使一些年轻人挺激动。纷纷来信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谁？有个人已经来过三封信了，要我帮他出主意应付生活中的几个难题。我回信叫他看着办。我可不想当教唆犯，自己还一塌糊涂呢。他回信骂我不如人家玲玲姐。有封信写得温柔凄婉，象个过来人，还是女的写的（看名字看不出­性­别），招的我回忆起一些往事，很难受。她劝我应该珍惜一些东西。我的一个文学老师，一个老编辑的来信则使我又羞又愧。他温和地责备我这段时间不去他那儿，叫我和他保持联系，他想知道我在­干­什么。并告诫我，有些事情作为了解，站在边上看看可以，千万别掉进去。唉，每回我去他那儿都说得很热闹，似乎活得津津有味。其实呢，和这些安贫乐道、诲人不倦的老师比起来，我活得象个没孵出来的鹌鹑。我不愿这么头脸不整地去见他们。其实，即便是一个男人，背人哭一哭也没什么，可我还是忍住了。

电话铃响了，响了又响。我不知道谁这么晚还会来电话，擤了擤鼻涕，走过去拿起话筒：“谁呀？”

“我。”

我听出来是谁，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问那句话：“有事吗？”

“没事，想跟你说说话。”

“……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刚演出回来，洗完澡，睡不着。”

“睡去吧，明天还要工作。”

“好吧……”

“没事，来我家玩吧。”

“好。”

“我天天在家。”

“好。”

我已经流了会儿泪，使劲把它们擦去：“喂，你还在吗？”

“嗯。”

“……咱们见面再说吧。”

“好，那再见。”

“再见。”

我拉开门，于晶冲我笑笑，我也笑笑，让她进来，我觉得似乎应该说点什么，又不知说什么好，也就没说什么。她拎了一网兜­肉­菜食品，把我的冰箱装得满满的。然后到厨房洗菜切­肉­做饭。我默默地看着她忙，突然想起该帮点忙，找出件旧围裙给她系在腰上。她一边费力切着冻得很硬的­肉­，一边说：

“你忙你的去，我自己行。”

看我不走，又对我说：“要不你去买点油和作料。你这儿瓶子挺多，都是空的。”

“酱油要不要？醋要不要？”我往篮子里装瓶子，一件件挨个问。

“都要，厨房里该有的都要。”于晶认真说。

我索­性­带上购货本，把粉丝芝麻酱碱面都买下来。我连跑带颠地跑回家，于晶正在煎鱼，油烟弥漫，我把我的一顶旧国绿帽子给她戴上，使她象个硝烟中的女八路。

“嗯，”于晶问，“呆会儿你有朋友要来吗？”

“没，你没瞧我连锁都换了。”

于晶不再说话，埋头做菜。她活虽然慢，却很细致，很有条理，很周到，每道菜总要先尝尝再起锅。忙里余暇，见我还站在那儿，就用肘推我：

“你别赔我在这儿熏烟，看书去吧。”

为了证明我呆在厨房有理由，我拿起刀剁她放在案板上没来及切的一根葱。我不大会­干­这种事，又左顾右盼，故做潇洒，切了自己的手指。

“你要真想帮忙，就出去吧。”

我捏着指头垂头丧气地从厨房出来。一会儿，于晶端菜出来问我：“要紧吗？”

“不要紧。”

“你可真笨。”

“是啊，我原以为我样样都行，看来不是这么回事。”

菜都炒好了，摆了一桌子。这些年，我也吃过很象样的饭，可是……于晶炒的菜属淮扬菜系，又甜又酸，山楂糕味，不过那种久违的味是足了，就是自己锅里透出的家常的亲切味。吃着吃着我产生了恍恍的先视感，好象从前有过这么一天，也是这样坐在桌前，安祥地吃饭，没有外人。吃完饭，我在水池洗碗，水滴嗒滴嗒流，于晶在外面轻手轻脚擦桌子，餐凳发出轻微的挪动声。

“我在炉上烧了壶水，你想着点。”

“嗯。”

我低头答应着。简直无法从那种感觉中自拔，深深地沉溺了。

晚上，我去看《屈原》。晶晶在化妆，我拿她的香皂在后台洗了个澡，通体舒坦地溜达。大排练厅里，穿着古代衣饰的演员在聊天、活动身体。一个村姑打扮的女孩走过来和我说话，我瞪着眼睛瞧半天，才认出是小杨。

“这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

“看见晶晶了吗？她在化妆，我给你叫去。”

“不用，我见到她了。”

“这段时间没见到你，到哪儿跑买卖去了？”

“哪儿也没去，在家忍着呢。你也不来看我。”

“呦，说得多可怜。”

我问小杨是不是该毕业分配了，她说演完《屈原》就分。我问她能不能留北京，她说够呛，文化部有个文件，凡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分配时优先考虑地方要求。她那个团又抓住她不放，怎么说都不成。

“搞艺术，还是北京好，机会多。”

“当然了，还用你说。”

“晶晶能留北京吗？”我缓缓问。

“她嘛，差不多。”小杨看了我一眼，说有家声望很高的歌舞团提出要她。

“其实分哪儿都一样。”我喜笑颜开，不腰疼地说，“北京人才济济，地方一枝独秀，也是各有短长。”

小杨不爱听，我们换了话题。她说她家在下关有几间铺面房，我说可以开个卖服装的杂货店。从广州购进，铁路到昆明，然后用军车运到下关，只是不知道销路如何。小杨说销路没问题，边境地区从来都是很时髦的，穿着牛仔裤刀耕火种。

“我可没说着玩，要­干­咱们就真­干­。”

“我也没说着玩，­干­就­干­。”小杨说，“我这舞跳得也够灰心的，­干­脆双管齐下，回去要没劲就当老板娘去。”

“这年头，”我笑着说，“都是曲线救国的路子。国军皇协军不分。”

这时，要开演了，演员们涌出来，小杨也跑走了。

我下到剧场里，已黑了灯。幕拉开后，我看到前排还有一些空座位，就和其它观众忽拉拉往前涌，找了个座位坐下。我使劲在台上的演员中找晶晶，那些脸搽得粉粉的女孩子看起来都一样。直到后来一个女子挺剑自刎，我才想起这人就是晶晶，可她已经死了，被人拖下去。

“你觉得《屈原》怎么样？”

晶晶问我。她嘴里含着饭，犹豫着不知夹哪个菜。今天菜是我做的。西法红烩牛­肉­有点狐臭味。

“吃吃，别客气。”我自己喝了口汤，“还不错，我说《屈原》。那些小桔子跳得挺喜欢人，身段袅娜，我爱看人数众多的群舞，变队型就漂亮。灾难舞不如上海的《木兰飘香》，没什么气氛。当然除了你……不能吃就别吃了。”

我看晶晶嚼着臭烘烘的难受样儿，笑了。晶晶也笑了，把牛­肉­吐出来：

“炒得什么玩艺呀，真难吃。”

“主要是牛不好，老死后还停了两天尸。本来这菜我挺拿手。”

“就会吹牛。”晶晶把碗里的牛­肉­全扒拉到桌上。

“你还是给人印象比较深的，我就是不认识你也会注意到，死得很突出。”

“还会拍马屁。”

我涨红脸大声继续说：“男演员实在让人没法恭维，包括屈夫子，就会剑指问天，什么呀，《蝶恋花》。”

“你还这个瞧不起那个瞧不起的，你去跳跳试试。”

“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是什么专家？”

“我很为我们的民族舞剧担忧，这样下去，会连我们这种相当宽容的观众也失去的。如此矫饰、机械，毫无意趣和演技。女演员抢尽风头，把男演员仅有的那点可怜的光彩也剥夺了。使男演员成了难以想象的奇形怪状和不体面的某种东西，只能象搬运夫那样显露肌­肉­，卖卖力气。”

“你还行嘛。”晶晶瞧着我，“挺有见地的，可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耳熟。”

“耳熟？”我装糊涂，“别人也说过这话？看来，群众的眼睛是贼亮的。”

吃过饭，我看到晶晶在我房内翻书，忙冲过去夺，她灵巧地闪开，笑着对我晃着书说：“你看东西真是过目不忘啊，现炒现卖。”

我笑着说：“我也没想在你跟前卖弄，原意是想跟不懂的人吹吹，可也挺贴切是不是？我确实为如此糟蹋男演员忿怒。”

刚才我对男演员的议论，几乎原封不动引自美国人理查德·克劳斯所著《芭蕾简史》里戈蒂埃对一八四○年法国芭蕾舞台上男演员的批评。

我戴上耳机听歌，晶晶低头削京白梨，我们都爱吃这种汁多绵软的水果。晶晶递给我一个，又给自己削了一个。吃了两口，张嘴无声地说了句什么。我忙挪开一只耳机：

“你说什么？”

“你是要去云南开店吗？”她的声音大了。

“小杨告诉你的？有这么回事。”

“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

“这可不是心血来潮我一直梦想有一间自己的店铺，好当家作主，从领导、父母给我气受那天起。”

“你不是被哪儿驱逐回国的吧？”

“不，不是，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生在这间屋子，长在这间屋子，就象俗话说的：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

“一点看不出来。”

“我可认为自食其力没什么不光彩。我们从小到大已经让公家­操­碎了心，就业、结婚都得公家一手­操­持。就象一个已成年的孩子总住在父母家，公家慈祥，不说什么，咱自己也不好意思。而且，明摆着，公家也顶不住了。”

“噢，这么说，你也算开拓型­干­部了。”晶晶欣赏地看着我。

“不敢当，小的溜的吧。”

“你比我好呀。”她叹了口气。

“怎么？”

“就是好嘛。我们，舞蹈演员，小儿麻痹，长不大，三十就成了豆腐渣。不象你蒸蒸日上。”

“不是也有很多老同志还活跃在舞台上，风韵犹存。”

“我可成不了那号­精­。说真的，”晶晶说，“将来你要真成了个肥胖的百万富翁，我要饭要到你门口，你可不能装作不认识。”

“你还不知道我，象百万富翁吗？人家都说我是当代‘愚公’，用嘴砍大山，每天不止。”

我们都笑了。笑了一阵，晶晶看看表：

“呦，净胡扯了，我该去剧场了。”

“来得及，”我也看看表，“我还有个建议没跟你说呢。”

“什么建议？”晶晶站起身拎上化妆箱。

“先问你，有男朋友吗？”

“你指哪种？我有一簸箕。”

“我指可以结婚的男朋友。就是说不一定非结，但结也无妨的那种。”

“没有，目前没有。”

“想有吗？我有个合适的人选向你推荐，你可以试一下。”

“你不是想推销你自己吧。”晶晶笑起来，怪有趣地看着我。

“是我自己又怎么样？关键是货好。你没发觉咱俩挺合适？你不漂亮，我也不漂亮；你日暮穷途，我孤苦伶仃。”

“你这些废话呆会儿再说吧。我二幕三幕没戏，你到后台来找我。”

“你不吃点东西再走？”我洋洋得意地送她。

“我包里有巧克力。”

“别吃那玩艺，又该上火起疙瘩了。”

“我说，”晶晶又羞又气，“你要老纠缠细节，我就给别人当女朋友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

在剧场里，我遇到一个朋友，他正为一个人看舞剧要打瞌睡而忧心忡忡，见到我大喜，和我旁边的人换了票，坐在我一旁嘴巴不停地说起话。他怀疑他们单位领导是隐藏很深的“三种人”，准备向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检举。我问他怎么知道的，“文革”时他才上小学。他说那个领导长得象。他愤愤地抱怨领导诬陷他是经济犯罪分子。这我倒挺同情他，我知道他不是，虽然偶尔当当掮客，除了蹭过几顿便饭没拿过一分钱。

接着他又问我国家­干­吗请三千日本人来玩，他们­干­吗不请咱们？挝说这事没人跟我商量过，我也不清楚。

“你在谈恋爱是不是？”他借着幽暗的光线审视我，“一副魂不附体的样子。”

“没有啊，”我把目光从台上舞姿婆娑的晶晶身上收回，“没有没有，你看我象谈恋爱的人吗？”

“千万别结婚，石岜，听哥哥的没错。你本来可能还有点出息，一结婚全毁了。婚前跟蜜糖似的，婚后，女的瞧男的不殷勤了，男的瞧女的不新鲜了。我就不打算再结婚。”

“我不结，答应你。”

我一边和那个朋友前言不搭后语地胡扯，一边继续看台上跳来跳去的晶晶。她跳完编织舞，退到一旁席地而坐当观舞的民众，她们在台上也聊天。过了会儿，我见晶晶往台下观众席上看，断定她看到我后，便做了个“八”的手势，她轻轻点点头。

“你给谁打手势，你给谁打手手势？”我那个朋友好奇地都快疯了，拼命伸着脖子往台上找。

“好哇，和舞蹈演员勾搭上了，走向深渊。”

“我得去帮农民兄弟点忙。你别跟着我，”我厌恶地说，“我拉屎可臭。”

“我也没把你当麝香牛。”

我在厕所里呆了半天，才出来，那个朋友也走进休息厅，东张西望地找我。我刚想藏，已被他发现，飞跑过来：

“你千万听我一句……”

“去你妈的吧，”我挣开她，冲他脸大喝，“我他妈愿意毁了自己。”

我逃出剧场，那个朋友摇头叹气踱回观众席。满台都是腾挪跳跃的王侯将相、妃嫔宫娥以及渔人樵夫、甲士村姑。

第一幕结束，演员们涌进后台，边走边拔头钗摘耳环，一溜小跑冲进各化妆室换妆。八点多一点儿，晶晶换完妆出来，薄薄的舞衣袖袂飘飘，远远看见我就笑嘻嘻的，越走越近，越发笑成一朵花。我看着她，觉得她真是很好看。

“你笑什么？”

“瞧见你我就想笑。”

“笑我什么？”我拉晶晶坐在后台门口石阶上。

“你瞧你吧，穷得叮了咣响，还挺沾沾自喜，四处跟人说要发财，简直象个骗子。”

“我哪四处跟人说了，不就跟你说过，也是说着玩。哎，我那个倡议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你还真要这样呀，我还以为你是说着玩呢。”

“试试吧，怎么样？不行就拉倒，什么也不影响。我问你，你讨厌我吗？”

晶晶摇摇头。

“那就这么定下了。”

晶晶光笑不说话。

“别光笑。”我说。

“试试就试试。”晶晶说，“以后你对我好吗？”

“当然要比现在好。”

我们相视而笑，晶晶用水袖掩住嘴。我们侧耳听前台的音乐，屈原已经被黜，痛不欲生。

“你该进去了。”

“再呆会儿。”

“进去吧，”我推她，“散场我在大门口等你。”

晶晶依依不舍，一步三回头地进去。

那些天，我是《屈原》最忠实的观众。还掏钱买票，请朋友们的客，拉大批闲人来捧场。晶晶跟我说过，一个再谦逊的演员也是很在乎观众掌声的。她很伤感地告诉我，她第一次登台跳什么“大寨，亚克西”时，下台听到一片掌声热泪盈眶，别人无情地告诉她，那不是掌声，是拉幕的隆隆声。现在她如愿以偿了。每当她宛转痛苦死去时，总能听到雷鸣般的掌声，虽然这掌声显得那么没心没肺。

散场后，我就在后台门口等她。她梳着头发跑出来，我们沿着幽暗寂静的街道走回家。北京的夏末，街上摆满鲜花，夜晚清凉的空气中浮动着浓郁袭人的花香。我把家里的窗户终日敞开，这样，晚上回到家就能嗅到满室芬芳。晶晶演出完总要喊饿，我们就搞点简单的夜宵，咖啡和馒头夹­奶­粉。我有一罐咖啡豆和一罐速溶咖啡，我常搞错，使咖啡味道一塌糊涂。

“为什么不喝茶呢？”晶晶问我。

我先说喝茶有点老气横秋，又说咖啡显得绅士，最后承认茶水使我走肾，夜里睡不踏实。我说过，我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很使晶晶紧张了一段。后来她了解我后才安下心，我是典型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你没觉得我其实很腼腆吗？”

“不，没觉得。”

“我从小就很害羞，很胆怯，为了掩饰这个缺点，我才学吹牛说大话，故意胡闹。可直到今天，我仍象一个经常手Yin的中学生那样怯懦自卑。”

“你是说其实象天使一样纯洁？”

“那倒不是，”我不好意思了，“没那么白。”

我告诉晶晶，我过去的确谈过几次恋爱，在我这个年龄也是正常的。但我人基本上是正派的，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

有时，我们喝完咖啡很兴奋，坐在灯下彻夜长谈。我也问晶晶：

“我什么地方，嗯，吸引了你，让你这么喜欢？”

“我说过我喜欢你吗？”

“你说过不讨厌。”

“我也说不上来，”晶晶想了半天仍这样说，“我也说不上来，就是喜欢呗。你很爱钱？”

“是啊，”我说，“这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我也爱钱，所以喜欢你。”

“别这么赤­祼­­祼­，晶晶。”我求她，“这太打击人情绪了。起码心里这么想，嘴别说出来。”

晶晶和我大笑，笑得喘不上气。

“好吧好吧，”晶晶说，“那我说我喜欢你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以不谈人生大道理，我感到轻松。”

“还能再热情一点吗？”

“我可以为你死，你能吗？”

“不能！”我吓了一跳。

“真是的。”她似乎挺失望。

“你能为我死？”

“是的。”

我把窗户大开：“你从这儿跳下去。”

我们又笑起来，笑得很厉害，我把窗户关好。

“你说，陷进你死我活的感情中市是不是特傻？”

“是你叫我热情点的。”晶晶点起一支烟，懒懒地说。

“我不想陷进去，我不想丧失也不想看别人丧失独立的人格。”

“怎么，你害怕了？”晶晶看着我大惊小怪地喊，“吓成这样，简直面无人­色­了嘛。”

“没有，我根本就不是怕，我是在坚持我的原则——我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放心，”晶晶打了个哈欠，“用不着害怕，要是将来你对我说‘拜拜’，我就对你说OK.”

晶晶早晨起床，一般都很早，不管晚上睡得多晚。她象一匹­精­力充沛的小马，不停地在屋里跳跳蹦蹦，搞一些空中劈叉击打之类的名堂。如果我还在睡懒觉，她就拼命砸门，大声放收音机，把我闹起来。然后拉我出去跑步，说我的身段实在不象话，再下去就甭想冒充演员往剧场里混。

我们俩沿着阳光初洒的大街跑步，呼吸新鲜空气。跑完步气喘吁吁站在路边吃焦脆的炸油饼和松软的烤白薯。晶晶爱吃烤白薯焦黄的皮，我就把皮都剥给她。晶晶过马路不管什么交通规则不规则的，任意乱走。我批评她，她也不听，警察吼她，她才往人行横道上跑。警察叫她过去，她冲人家笑笑仍走自己的路，多数警察也就一笑随她去了。我过马路规规矩矩，可有时爱随地吐痰，卫生警察抓住就毫不客气地在众目睽睽下罚款，根本不听我有鼻炎的申辩。搞得我一见大壳帽就神经紧张。现在街上大壳帽又多，连邮递员也神气得象将军，一惊一咋的，我是不爱上街了。常常是我受了一肚子气，执意回家，撇下晶晶单独去自由市场买菜。南方女孩子从小就拎着篮子上街买菜，都有一手讨价还价看秤的绝活，北方再­精­明的农民也坑不了她们。我很放心晶晶，每次她都能买回又便宜又好的蔬菜。就是她也有一般南方女孩的毛病，逛市场一上瘾就刹不住车，转遍全城也要买回那几跟最佳黄瓜。

她兴冲冲回来时，我已经急得胡思乱想了，对她发脾气：“道哪儿去了？一上午。”

“买菜去了，你瞧着几根黄瓜多­嫩­，顶着花呢。”

“犯得上么，不吃行不行？”

“我怎么啦？”晶晶委屈地说。

“知道吗，”我口气和缓下来，“晶晶，有时我老觉得我们好得不真实，象场美梦，特别是你一不在，我就恍惚受了什么幻相的蛊惑。”

《屈原》演完后，舞蹈学院开始毕业分配，晶晶如愿分到一个在观众中颇有人缘的歌舞团。

“我到团里后就不来你家了。”临报到那天晚上，晶晶嗑着瓜子对我说。

“那你去谁家？”我在看博伊尔的《背叛之风》，没抬头。

“我天天来影响你不能­干­正事，我自己也好长时间没学习。我妈妈都来信说我，不能光谈恋爱——虫！虫！”

晶晶忽然指着墙上说。

我抬头一看，有只蟑螂爬在墙上。我用书将它打落，铲起举到晶晶跟前。

“别闹，你别闹。”她把我手推开。

“你刚才说说什么，以后不来了？”我把蟑螂尸体开窗扔下去，坐回桌旁问。

“少来。我到团里就不整天泡这儿了，我要学习了。”

我嘻嘻笑起来。

“怎么，看不起人。”

“哪里哪里。”

“反正我以后，一星期来一次。”

“随便，”我说，“你要想我，我可管不着。”

晶晶去团里报到后，真的很少来了。倒也不是“学习了”。团里国庆要推出一台新歌舞，排练很紧张。

我去团里看了她一次，她跟我小小地诉了一下苦。对住在兵营里，楼上六六楼下都是军人很不习惯（那个团很可怜，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借部队的房子住）。对被团里取消了探亲假也一肚子牢­骚­。她很想家，她父母也真疼她，不停地给她写信邮包裹。我对她说：

“别老让你父母给你寄东西，就象我对你关心不够似的。”

“是很不够，你怎么比得上我爸爸妈妈，他们对我才是真好。”

“你老说这种话，”我伤心地说，“使我痛苦。”

“嗬嗬，”晶晶笑起来，“别假招子了，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

“我是真的。”我执著地说。

“好好，”晶晶安抚我，“你是真的。我爸爸妈妈对我好，你也对我好。”

第一场秋雨下过，我飞往南方。

一个很有知名度的舞蹈家，因为岁数大了，准备告别舞台，但又不想就此赋闲。她家乡是南方一个近几年开始繁荣的边境城市，土地税金都很低廉，政策也宽，便打算在那儿成立一个私人舞蹈团，再附个舞蹈学校，把她的武艺一­棒­一­棒­传下去。

那个城市本是个边境小镇发达起来的，虽说写字楼、酒店、工厂一夜之间林立了，文化方面仍是乡村的、外来的。全市只有一家电影院，电视一开，又总是境外那个殖民地制作粗劣、处处“穿帮”的武打长片。党的宣传部门也很挠头，一听这个舞蹈家的打算便欣然允诺，大开绿灯，市府给划了地投了资。一些一直为本乡出了个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自豪的华裔阔佬也慷慨解囊。但那毕竟是高度商业化的地方，又无实力雄厚的基金会支持，孩子生下来养活他便是件难事。指望民族舞赚钱是做梦，一台普普通通、并不华丽的舞剧，服装道具就十几万元。票价又不能超过一斤猪­肉­钱。演员也不能象国家剧院的演员，一晚上几毛钱就打发了。商业演出是无利可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兴办一些经济实体，酒吧、舞厅等等，以副养农。这个舞蹈家是艺术圈里出来的清白人，跳舞是没的说，知道好歹，赚钱可就两眼一摸黑，蒙了灯。于是，不少有名无实的公司提出和她合作，帮她管理买卖，共同壮大。我的一个朋友开的野公司也加入了浩荡的竞争行列，并为此派了个能说会道的家伙驻在当地游说。可那家伙突然失踪了，我的朋友急得十年没犯的癫痫病都犯了。他不知听谁说，我认识那个舞蹈家一个深受信任的助手，便立刻委我个经理（据我所知，他那个公司的人都是经理），支了一笔钱，让我接手这事。我不忍看他为这事把命送了，便慨然去了。

仍是盛夏，挥汗如雨，我在省里办了边境通行证，乘民航的直升飞机抵达那个边境城市。这里说是个城市，不如说是个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到处是吊车、预制件、未竣工的摩天楼和道路，­操­着南腔北调的建筑工人们在烈日下卖力地­干­活。已建成的商业区倒是繁华热闹、买卖兴隆，等待出境的侨胞熙攘满街。入夜，那些收外汇的餐厅酒吧灯红酒绿，香港和内地的三流歌星荟萃，通宵唱着流行歌曲。喝得醉醺醺的外国技术人员、黑市商人和举止可疑的浓妆少女聚在一起寻欢作乐。

我在这儿遇到一些老朋友。有的是取得学历后被招聘来的；有的我原以为作了牢；有的老老实实拿着几百元人民币谨慎度日；有的趁机猛赚钱已成了小富翁。他们给了我各种互相矛盾的劝告。

我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当天便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说我找的人关押在他们看守所里。我以领导身分去了趟公安局，了解到这小子原来没给公司办事，炒卖外币发了笔小财，买了张假护照跑到东南亚逛窑子，花光了钱才回来，还染了身脏病。目前狱医正给他注­射­大剂量青霉素，不日将解回内地劳动教养。我十分懊丧。又从朋友处听说那个舞蹈家已找到合作者。我认识的那个助手也不在此地，不是在上海家里休假就是在福州帮人家排舞剧。我给北京打了长途，总经理让我等几天，务必见到那个助手，把情况搞清楚再说。

我在一家餐厅吃饭时，碰到一个中学女同学刘华玲。我简直不敢认她了。过去她是个胆怯、漂亮的女孩子，很多男孩子追她，我也给她写过纸条，冬天放学后，我们在昏暗的街道拐角偷偷接过吻。后来她和一些年龄大的男孩子混在一起，我见过那些戴羊剪绒皮帽、穿黄呢大氅，每天晚上用冰叨互相往脸上跺的野小子轮番拉着她在什刹海冰场滑冰。一个下雪的晚上，我还遇见她被家里敢出来，一个人在铺满白雪的街道上边抽泣边茫然地走。后来我去当兵，不知她­干­了些什么。一晃快十年了，没想到在这儿见到她，珠光宝气，端庄丰腴，一副有钱单身女人的豪奢派头。

饭后她请我去酒吧听歌。聊起来才知道，她八○年和一个叫戴维的外国人结婚出了国，取得外国籍后，便和那个洋鬼子离了婚，靠一大笔赡养费悠闲度日。

“这么说，您现在是外宾了。”

她矜持地笑了，说她还是爱中国甚过爱她前夫的那个国家。她现在新加坡定居。“那也算个华人国家，没有肤­色­问题。”

“你现在算­干­什么，回国观光？”

“对。”

她说实际上她每年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国内，这儿毕竟是故国，气候、民俗、语言都熟谙：“告诉你，我还从没有过是外国人的感觉。倒是在戴维那个国家，处处觉得象个外国人。”

“那你何必非要那个外国籍？”

“不不，你不懂，这不一样。”

“我懂，我怎么不懂。”

侍者不停地上­色­彩缤纷的­鸡­尾酒，我喝的有点多了。穿戴象马戏演员的男歌手在瞬忽万变的灯光下做着各种亮相，声嘶力竭地唱。顾客都在乱哄哄地说话、鼓掌、高喊着点歌。我瞧着那个满脸堆笑，一个劲鞠躬致谢的歌手，觉得他挺可怜。

“那么，”我扭头问刘华玲，“你爸爸对你的态度是不是好了？我记得他过去曾经把你赶出来。”

“他现在仍然不让我进门，把我送的电视从窗户扔出去。他认为我嫁给外国人是他的奇耻大辱。”

“有趣的老顽固。”

“我并不认为他这样做就是立场坚定。”

“是啊，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和亲和伤了心，总认为这么做是国力疲弱的屈辱表现。其实，外国人爱上我们的女孩子，是因为她们美丽，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只要那些外国人不是洋瘪三就行。”

“我不觉得你是在恭维。”

“那就换个说法，我们不是也娶过外国女人嘛，还把她们选进各个委员会。国际交流总是互通有无的。”

“你还是那么爱胡说八道，政府没再逮捕你？”

我笑了，她指的是七六年我卷入“天安门事件”被关了三个月那件事。我们愉快地回忆起那个混乱、灾难深重的凶年。她还记得我站在批斗台上的那副凄惶相，那时晶晶才上小学。

“我没能挺住，一进去没打就全招了，也就没当成‘四五’英雄。我现在还存着平反时送回来的那些声泪俱下的交代书，看一回笑一回。”

“现在不当政治活动积极分子了？”

“不当了，退下来了。现在的领导人很成熟，国家料理得有条不紊，我也放心。”

我告诉我那个入了外国籍的女同学，从部队复员后的有段时间，我倒真信过一阵基督教。那年我在泰山顶上看了一本斯特拉娜写的悲怆的书，引起宗教情绪，下山时我偷了岱庙里善男信女贴在铜锣上的香火钱，泰山神未能降祸于我，使我对中国神大为失望。考虑到凡心未泯，既不愿剃秃子也不愿吃素，又把佛门摒除。最后觉得基督教挺文明，没什么义务也没什么苦行，全凭自觉，便欣然信了。那年圣诞节，唱诗班唱的多声部《弥赛亚》神曲，曾使我深受感动，差点受了洗。只因那天的值日牧师不许我领圣餐，使我觉得他很可恶。我一向厌恶豪奴，神仆我更不能宽恕，我抛弃了主。主一定在天上哭得很伤心，末日审判那天他不能给我走后门了。我妈妈倒是破涕为笑，但最后她还是给我气死了。

“我是在极端苦闷中退的职。当时，我并不知道将来要­干­什么。现在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但我始终觉得该­干­点什么。我要探索生活的意义，我很难受……”

我有点语无伦次了。

“你知道我小时侯也想当过刘胡兰，被人塑成雕像。”她也喝多了，结结巴巴地说：“小时候我多为我们的革命的成就自豪，为自己是中国人不是其他什么杂种骄傲。那时我真的相信世界要靠我们去解放，妈的人家根本不需要我们多管闲事，我倒成了资产阶级。”

“你不必过意不去。”

第二天酒醒后，我头疼欲裂，想起昨晚有点后悔，觉得说多了，为向一个女人倾诉苦衷羞惭。中午我们一起吃饭时，她也有点局促。难为情地跟我说：

“我现在不能喝酒，一喝就醉，就胡说八道。”

“我也是。”我说，“我都忘了昨晚说了些什么，喝多了酒是让人显得幼稚可笑，其实我现在过的还不错，我在谈恋爱。”

“是吗，那一定是个好姑娘，太让人羡慕了。我一向羡慕在谈恋爱的人，我没谈过，噢，那些都不算。”

“别说这些没劲的事了。”

“好，不说。”她笑，“其实一个女人也用不着要求太多生活舒适就行，女人生下来就是为了享福的。”

饭后我们驱车去游乐场，在阳光灿烂的草地上兴致勃勃地骑马跑了几圈，又到­射­击场比枪法。为了有趣些，我们还打了赌，一顿晚饭。她打得很认真，成绩也不错。我打得更好，在部队我就是神枪手，而且这种轻便的小口径步枪比我们那种跳动得很厉害的军用步枪更易于­操­纵。打完靶，我们都得了奖品。

在水上餐厅吃茶时，我碰到刚从上海休假回来的舞蹈家的助手，她证实了我听到的消息，大局已定，我也不想勉为其难，这种事也是“自由恋爱”。谈毕公事，她问我，是不是晶晶到那个团后不太顺心？我说没有呀，她挺乐。她说她听回云南绕道上海玩的小杨说，晶晶给她打过一个电话，电话里都快哭了，说她一个人在团里很孤单，叫小杨去看看她。小杨临走事情多也没去成。舞蹈家助手走后，我屈指一算，晶晶给小杨打电话正是我走那天。

下午没事，我回饭店要了个北京长途到晶晶团里。晶晶午睡刚起床，还没去上排练课，可线路不好，听不到她的声音，由北京的话务员传话。我问她有什么事没有，要不要买什么东西。话务员告诉我，没事，什么东西也不要。我想说我很想她，忽然又觉得很烦恼，那边晶晶的声音一点听不到，就象对着空房间自言自语。我没了兴致，挂了电话。

晚饭时，刘华玲见我闷闷不乐，问我怎么啦。我说给女朋友打电话没打通，我补了句：“我很爱她。”

她笑，我告诉她：“我不是开玩笑。”

她沉默了，不再笑。晚饭吃到一半，气氛实在沉闷，我们都很别扭，又都快喝醉了，她终于忍不住，求我讲讲我的女朋友，我自己也很想讲，便把我和晶晶的关系始末细细讲了一遍。讲完后，她眼泪掉得抬不起头，我知道我勾起她的伤心事。

“我也曾追求过真情，可总是和­肉­体相遇。”她说，“我很灰心。”

我告诉她我打算明天返京，她说她跟我一起走，一定要见见我那个可爱的小朋友。

第二天到了火车站，她又改了主意，说不想去了。她拿出两只玉­色­手镯表，要我送给晶晶。

“不要介意，这东西很便宜，并不贵重，是一点心意。”

我说知道，那些飞国际航班的空中小姐很爱戴这玩艺。我说谢谢，晶晶一定喜欢。

“回北京，见到熟人说起我，你不会对我现在的生活有什么看法吧？”

“不会。”

真的，我从没鄙视过她，甚至认为她敢于支配自己命运是一种有勇气的表现。当然，我不是说所有和外国人的婚姻都没有感情Se彩，但她，确实没有，用不着自欺欺人。

我在楼道穿行，认出一个正在象模象样炒菜的蓬头小伙子是位很受青年人欢迎的歌星。练功房内传出清脆的钢琴声和嘭嘭的手鼓声。正在打电话的那个男人肯定是男低音，巨大的共鸣音震得楼道嗡嗡作响。一个穿着运动衣的俊秀小伙子拦住我，打量着我问：

“你找谁？”

我告诉他我找谁。

“她住那个房间。”她有礼貌地让开，“她可能不在，洗澡去了。”

“已经回来了。”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演员从旁边匆匆走过，边走边说。

我敲敲那扇紧闭的门。

“进来。”

瘦得飞起的晶晶站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梳着头发，看到我进来，两手拢着头发怔住了。她刚洗过头，脸庞头发湿润润地闪着光泽，散发着发|­乳­香脂的馥郁气味。我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看着她，她仍在发愣，接着，象片羽毛轻轻飘过来。

“怎么啦怎么啦？还哭鼻子呐。”

在街上走时，我们互相争着说话，晶晶为压住我拼命大声嚷嚷，说她的新朋友，她的新节目，在马路上肆无忌惮地走。当时正是下班高锋，一辆辆汽车开得象老鹰一样又猛又快，好几次我不得不拉住她，才没被疾驶的车辆撞上。后来我也不看车了，光顾和她说话，就出了事。

出事时我最后和她说的话似乎是：“那么，你的英语怎么样了，一定学到第二册了。”

她好象那么说的：“我不学了，我正挨章学《家庭主­妇­日用大全》。”

接着我见她的脸（马聚）变得恐怖，短促地叫了一声，我就飞到了半空中。在空中我想：坏了！“一位擦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位擦地，一二三四……一位蹲……”

我们手扶把杆站成一排，在钢琴单调、永远不变的那支曲子伴奏下，做着枯燥乏味、十数年如一日的基本训练，象一群虔诚的僧众，晨昏三叩首，早晚一柱香，痴心修行。

“腰配合……控制组合……”

这些动作我是那么烂熟，完全可以条件反­射­地随着节拍准确、有条不紊地做下去，脑子同时开着小差，胡思乱想，甚至万念俱寂，视一切于无睹。

“大踢腿……大跳组合。”

我轻飘飘地连续大跳，不为人察觉地偷着懒，再剧烈的活动我也不会出汗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练功对我就象一个官僚对待他的文件，无动于衷，转圜自如，失去了最初的激|情和目的。

练完功，休息一会儿，准备上排练课。我懒懒地坐在地板上，尽管没卖力气也觉得疲乏无力。我这个团的舞蹈多是异邦的民间舞，跟中国古典舞两个“法”。不管你过去在省里如何受宠，在学院拿了多少个五分，在这儿都得老老实实地跑龙套。老演员对我说：

“你这拨来的可以了，一来就上了节目。我们当年，换灯片，跟幕都是三组。”

领导说：“你们年轻轻的，先不要谈恋爱。”

我们私下说，不谈恋爱­干­什么？每天呆在宿舍里光吃，吃肥了再吃“果导”泻下去？谈恋爱还能劳劳神，燃烧燃烧脂肪。就说我的那个家伙，虽然被撞了，还是那么带劲——

“想什么呐？”

“我在想，要是我处于蛮荒时期，当人不如不当人。”

“你想当什么？”

“一只大猛犸或者披毛犀什么的。”

“那无所谓。”

医院大楼一层，窗户对着花木扶疏的庭园地一间病房里，我坐在车祸受伤的石岜身旁。护士刚为他接过小便，他由于不得不当众小便而感到体面扫地，一脸懊丧。

“腿怎么样了？我看看。”

“别看。”他按住被角，“我不喜欢把有瑕疵的东西给人看。”

“看看。”

“如果你想了解长势如何，我可以告诉你，一点不喜人。医生说，残废势不可避免的。”

“那好哇。”我说，“你对社会的危害可以少点了。”

“是值得庆幸。其实，”他恶毒地说，“那条腿已经不在这儿，切下去了。”

我顿时失­色­，伸手隔着被子一摸，恼怒地板起脸：

“你太不地道了。我知道你转的什么坏心眼，你­干­吗总那么坏呢？”

“他们说，痛苦让别人分担一点，能轻些。”

我缄默了，抓起一把松子，用牙咬开坚壳，嗑出一捧果仁，递给石岜。瞅瞅他，伏在他枕边问：

“你是真痛苦了吗？”

“真的。”他在枕上偏过头来看着我，“我不想连累你，我想高尚一点，我现在是个又穷又瘸的人。”

“别说蠢话了。”我说，“你就是真锯了那条腿，我也不在乎。”

“你要是沦落成我这样，我就在乎。”

“那可能，因为你总要情不自禁地表现一下卑劣。”

“不是，”他睥了我一眼，“我不屑隐瞒我的观点，就是落倒这步田地也不屑隐瞒，我不喜欢别人占我便宜，也决不占别人的便宜。”

“你认为金钱和外貌就那么重要？”

“是的，如果你破了相，一文不名，我就毫不犹豫地抛弃你，不管有多少道德先生站出来谴责。”

“我从来也没觉得你多漂亮多有钱，我见过比你­棒­的、比拟趁的人多了。要是为了找个鼓钱包找条粗腿，我早去找别人了。”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喝酒了？”

“嗯，团里招待一个非洲舞团，让我们作客。”我在他床边坐下，拿出个纸包，“我给你买了些无锡酱大排，人家说吃排骨有利于长骨头。”

“我也听说过吃什么长什么。”

“现在吃吗？”我把玫瑰­色­的排骨从纸包里拆出，问。

“要吃。”

石岜坐起来，接过排骨吧唧吧唧吃起来，咂着嘴，很香的样子。他跟我说医院虐待他，营养灶的厨子过去是养­鸡­场的饲养员。我给同病房的病人送去一些排骨，然后坐在他旁边看着他吃，听他抱怨。

吃够后，他张着两只油腻的手叫我把脸盆里的毛巾拿来。他走到脸盆前一看，哪里是什么毛巾，简直就是一块抹布。我拎到盥洗室洗­干­净，象对孩子似地使劲给他擦手擦嘴巴。

“我自己来。”

“你别动。”我把他脸上的­肉­渣一一擦去，“怎么吃了一脸。”

“哎晶晶。”我正在擦自己的手，他对我说，“你不用一天到晚在这儿陪绑。”

“……”

“老呆在病房会传染上病人的有害情绪。你瞧你的脸，都快跟泌尿科护士一样——铁青。”

“我以为你愿意我来。”

“我是愿意你来，一天来看我一眼，尽尽朋友义务就行了。多找那些健康的朋友玩玩。”

“和你交朋友后，我就没别的朋友了。”我说。

“这可不好，我可没叫你不理人家。恰恰相反，”他喋喋不休地说，“如果你有几个正派、有学问的男朋友，我还很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