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满脸流汗，连比划带写汉字，希望能让这个日本人明白即使他要看急诊也应该去外宾病房，而不是在我这里。但他的英语没有人听得懂，他也不见得听得懂我的英语。我写下的汉字他端详了半天，反而用更加恳切的语气对我说了一堆。挂号护士告诉我：“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也没辙。”我想法用英语让那个日本人明白他得稍微等一会儿，然后跑进茶水间掏出刚买的手机给泰雅打电话。电话铃响了4、5下，一个很甜腻的女声说：“你好，美丽人生。请讲。”“那个，季泰雅在吗？”“等一下。”随后话筒里听见那声音一点也没有甜味地在嘈杂的环境中叫道：“喂！你！电话！”然后是瓶子水壶之类碰撞的声音，突然我发现脑外科的医生蜷缩在箱子上睡觉，身上堆满了工作棉袄，棉袄上分别写着：“内科，外科，创伤”，就是没有“神外”。“见鬼！就知道自己舒服！”我心想。接着我终于听到泰雅温暖的声音：“喂？哪位？”“泰雅，帮个忙好吗？”我捂着嘴小声说。“谁？你是谁？”他的声音突然紧张起来。我没好气地说：“我呀！朱夜。”“哦，是你呀，什么事？”我把情况和他说了一遍，他让我等2分钟。

我在茶水间呆了3分钟，听见泰雅推开门帘进来和日本人说话的声音才出来。他穿着很单薄，只穿作为工作服的T恤和背带裤。他们说了一阵，然后泰雅对我说：“他知道外宾病房，他觉得还是普通医生水平高，宁可在这里看。”我为难地说：“我写不了日文病史，他就不能拿回保险公司报销。”泰雅和日本人又交谈了几句，然后我才知道这个日本人买了中国人寿的医疗保险，中文病史也就可以了。我不太情愿地问诊，检查，每一句都靠泰雅翻译。屋里没有暖气，他的嘴­唇­开始发紫，但日本人话特别多，说了一句又一句，我开始暗骂这家伙毫无人­性­。他抱怨自己有颈椎病，看东西头昏，脖子酸痛，但体格检查没有发现阳­性­体征。我怀疑也是个抑郁症，但还是开了MRI和肌电图检查给他，又开了几个止痛药。

终于把日本人打发走后我握住泰雅的冰凉的手放在嘴边呵气：“冻着了吧？不好意思。”

“象什么样。”他急忙抽回手，看看周围一间间鸽子笼一样的办公室，“你这样不怕给人看见？”

“没事，”我说，“我们上班没病人时只要不脱岗就行，不管做什么。”

“喝，还是你们好。”

“对了，你电话里什么意思？”

“什么‘什么意思’？”

“我叫你帮个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你以为我是谁？”

“哦，那个啊，我没听出你的声音，你打的是手机吗？新买的吧？给我看看？”

我知道他在逃避我的问题，但也不好意思深究，拿出西门子手机给他看。“不错啊，”他说，“这下你可方便了。”

“你也备个手机拷机什么的吧，”我说，“你家没有电话，找你真不方便。”

“再说吧，没人找我也好。哎，真冷啊，这么冷的地方你怎么呆得下去？”

“没办法，空调不足，开和不开一个样。医院抠嘛。快回去吧，小心着凉。”

他走后挂号台找护士进来问我：“那是谁呀？”“我认识的一个人。”我说。“好象是附近美容院的嘛。”她说，“能要到优惠券吗？”我急忙说：“那个地方剪头发不怎么样。”其实我怕她多问，我不想让人人都知道我和泰雅相识。我想为自己保留一个可以独自安静休憩的花园，不想有人打扰。

她一走，我连忙想打电话试一试到底声音传送好不好。虽然听到的声音挺好挺清楚，并不代表发送出去的声音也是这样。想了一会儿我打算打给科里，今天不知道谁值班。我拨通了电话，铃响了一下就听见丁非的声音：“喂？”

“喂喂，听得出我是谁吗？”

“听不出，朱夜！”

我心里骂了一句，嘴里说：“你认真点好不好？”

“你自己认真点好不好？”

“什么话？”

“什么话？中国话！哎，你­干­什么坏事啦？”

“什么意思？我怎么会­干­坏事？”

“你好好想想看！”

“你绕什么弯子？有话快说！”

“那你听好了啊，千万别从凳子上软下去啊。快下班的时候院行政总值班带了2个便衣警察来找师傅，呆在师傅办公室一直到现在还没走。他们好象马上要来找你。”

“什么！警察！”我脑子里“嗡”地一声，转念一想丁非这小子常拿我“开涮”，不能这样相信他，“你怎么知道？”

“师傅当中出来过一次，问我你这个月在哪里，我说急诊。就刚才他还打了个电话到急诊服务台问你今天什么班。”

我无语。脑子里快速扫描记忆库，寻找可能对我的服务不满意的人，应该没有。即使那个车祸死掉的人的家属吵了一阵子，也是和司机吵，和我没关系。怎么办？会是什么事？

“喂喂！你在­干­什么？”

“我……”我也不知道现在算是在­干­什么，“我在试手机。”

“哇！真有钱！快！他们出来了！小心点吧。”

“知道了，再见。”

“白白喽。”

我挂了电话，感觉手心上全是冷汗。实在没有什么事能把我和警察扯在一起，难道是为了上次无意中借的黄|­色­盗版VCD？不会，不会是这么小的事。如果是这个，应该找店老板才对。难道是和泰雅打闹的事？不是解决了吗？见鬼！到底是什么事？也许师傅只是突然想起我？见鬼，凡事和丁非沾边就没好结果。

不！绝不是！隔着玻璃我看到行政总值班、师傅和2个身材粗壮的便装男人走进急诊。其中一个拿出一张什么东西给挂号护士看，护士点头表示确认，还说了几句什么。接着师傅打电话，不久外科总值班赶到。院总值班和外科总值班商量了一阵，然后外科总值班掀开门帘走进来：“朱夜，你跟院总值班到院办去一次，这里我顶着。”

我慢吞吞地走出来，院总值班走在最前面带路，警察们居中，我跟在后面，师傅一声不吭地走在我旁边，表情非常严肃。所有人都一言不发，我一点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事，有种上刑场却不知道犯了什么罪的感觉。

院办我很久没来过了，上次来还是作为新工作人员来报到的时候。师傅和院总值班呆在外间，把我和警察们独自留在里间的会议室里。我们隔着桌子坐了足足1分钟，他们什么话也没有讲，只是盯着我。我心里象古战场一样金鼓齐鸣，刀光剑影，但是我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者会被问起什么，所以也没吭声。希望他们不要在这里就对我拳打脚踢。应该不会的，师傅就在外面，至少有师傅在。

“你，有什么要说明的？”终于，一个较年轻的警察开腔了。

“我…说明什么？”

“你认为我们在说什么？”

汗水湿透了我的脊背，顺着额头往下流。该死！我看上去准是象个心怀鬼胎的流窜犯。

“我……我……我也不知道。”

年长的警察用比较温和的口气说：“这只是一般询问，你可以不要紧张嘛，慢慢说。”

年轻的警察接着说：“公民有依法作证的义务。知道吗？”

“什么？作什么证？”这回我更吃惊了。

“**月**日上午8：50你在哪里？”

“我在哪里？”我傻傻地重复了一遍这个陌生的问题，突然想起来那就是和泰雅打闹的时候。真丢脸，我都25岁了，让我怎么好意思告诉别人我在和人打打闹闹以至于惊动了警察？我害羞地说：“在一个认识的人家里。”

“那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关系有哪些？”

“季泰雅，男­性­，大概30岁。”

“为什么说‘大概’？”

“我没有看到过他的证件，只好说大概。他自己说自己3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