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初，在检查组还未到东风基地之前，李福泽因患肝炎，正在基地513医院住院治疗，后来根据病情，经张志勇副司令员向国防科委请示，转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检查组到东风基地后，说李福泽不到北京治疗，却躲在西安，一定要让他到北京去治。李福泽无奈之下，只好再转往北京，但等他一到北京，就被关押在了通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年之久的牢狱生活。

5月11日，东风基地在东风大礼堂前面的广场上召开批斗李福泽的“黑­干­将”高震亚的大会。高震亚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十分沉着。他背了个军用水壶，坐在台阶上，不慌不忙地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渴了就拧开水壶喝上一口，“造反派”叫他站起来他就站一下，再慢慢吞吞地坐下来，若无其事地听着那些对他狂轰滥炸的攻击。

基地副政委田园这时也遭到了抄家和批判，说他是“黑秀才”。因为他以前曾在基地大礼堂宣讲过刘少奇的《修养》，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律师，他自己能在北京上中学和大学，肯定是地主家庭。

在此期间，张孝德被东风基地四部的“造反派”抄了家，并将他“扫地出门”，押到各处游斗。张超义因为说过“我就是对江青有意见，那么多的电影不让看，光让看几个样板戏”的话，也被作为李福泽的“帮凶”而遭到批判。杜郁的“罪行”尤其严重，理由是1972年他在东风基地常委扩大会议上，说“阶级斗争，斗来斗去，斗了党内老­干­部”，“毛主席说王洪文好，我在吉林省军区会议上听说他不怎么样”，“毛主席说不让再讲‘二月逆流’了，光不叫讲，到底有没有‘二月逆流’”，等等。为此将他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给他戴上手铐脚镣，五花大绑地押在会场上进行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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