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越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科技人员便越多地品尝到了###所结出来的苦果。这其中，除了科研试验规律­性­的失败之外，在研制、生产方面出现的只抓“革命”、不顾质量的问题，是造成导弹、卫星发­射­接二连三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液体洲际地地导弹早在1965年即着手研制了，但在“文革”###影响下，总体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970年时，才在技术上有了重大突破。由于洲际地地导弹­射­程的大大提高，在国内无法进行正常弹道的飞行试验，只好决定用一种特殊的低弹道飞行方式，在东风基地进行发­射­试验。

1972年12月26日，东风基地发­射­洲际导弹低弹道遥测弹，实施“点火”程序后，因导弹一级发动机点火线路故障，致使一、三分机未能点火，导弹自动紧急关机，发­射­部队随即采取安全措施，泄出推进剂，保证了导弹和发­射­场的安全。20多年后，西昌在为澳大利亚发­射­“澳赛特B1”通信卫星时发生的一场虚惊，几乎就是这次导弹发­射­紧急终止的重演。1973年4月8日，这枚洲际导弹遥测弹经过返厂检修，并采纳发­射­场­操­纵员胡世祥等人的建议，对点火线路进行了改进设计，再次组织发­射­。导弹点火起飞正常，但飞行到40多秒时，又因仪器舱结构失稳和控制系统断电而空中自毁，试验失败。

1973年夏天，由上海航天部门研制的“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和第一颗“长空一号”卫星运抵东风基地。这枚运载火箭被命名为“风暴一号”，令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发难于上海并波及全国的“一月风暴”。

8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专委会议，听取上海试验队和东风基地关于卫星发­射­准备情况的汇报。东风基地参加汇报的有李福泽、石荣屺、王恕、郝岩等人。

当汇报中提到在测试中连续发生两起­操­作事故时，周恩来严肃地批评道：“李福泽同志你是司令员，要好好整顿一下。你们那里是个很重要的基地，以前创造了许多好的传统，出了不少技术尖子，现在不能往后退。科学工作必须有一个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要好好研究如何培养人才，我们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火箭生产要抓质量，在发­射­场测试一定要正规­操­作，讲秩序。”

当时，坐在一旁的基地一部部长石荣屺听着周恩来的批评，不禁想到了去年“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在基地进行首次飞行试验时的情景。那枚火箭由于生产质量问题，部件故障多得出奇，不是这里有毛病，就是那里有问题，本来，按照最初的试验计划，进场后一个来月就应实施发­射­，结果却用了118天。在那次向周恩来汇报测试情况时，他是主要汇报人，同行的还有基地副司令员张志勇、副政委高震亚、作试处参谋杨国梁、一部参谋李元正、发­射­团副团长杨桓和参谋胡世祥等人，周恩来是边端着碗吃饭边听汇报的。……现在，他想到这枚运载火箭反反复复的测试情况，心里更加重了一丝担忧。

“希望你们这一次能搞成功。发­射­前要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多设想一些问题。”周恩来这时似乎也觉察到了大家在当前政治高压下的沉重心理，便放缓语气说，“真的发­射­起来要靠实践，失败也没有关系，要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要尽一切可能搞好，争取胜利。”

然而，质量问题如果没有正规严格的生产秩序作保证，仅靠一种良好愿望是无济于事的。

9月18日，这枚产于###年代的“风暴一号”运载火箭点火升空后，终因二级游动发动机燃气发生器出了故障，没有启动，致使运载火箭在飞行中失控自毁，连同卫星残骸坠落于甘肃省临洮县境内。

1974年7月，第二颗“长空一号”卫星和“风暴一号”运载火箭再次进行发­射­试验。这时，东风基地司令员李福泽已经锒铛入狱，东风场区一片乌烟瘴气，人们各怀心思，不知什么时候厄运临头，无法集中­精­力工作。7月12日，火箭点火起飞后，一级飞行段工作正常，但第二级火箭飞行到将近200秒时，主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致使卫星未能入轨，残骸散落于广西横县、博白一带。事后，基地派出搜索人员，发动当地20多万群众漫山遍野地进行查找和搜索，收集到火箭、卫星残骸共12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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