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人的法律严格，警察也热衷于小题大作。所以同样是盎格鲁—萨克逊的后裔，美国人入狱的比例是英国人的五倍，而英国人已经是欧洲刑法最严厉的国家了。曲哲觉得在美国，违法就像吃饭睡觉那样容易。

那次在坐地铁的时候，曲哲将车厢内的广告指给杭湛看，告诉她自己的发现。那条广告是一个反种族歧视的，一侧是黑人、白人和拉美人好几个种族人的照片，看上去很和睦。另一侧是一段文字，上面写着：

“受过种族歧视吗？给我们打电话。”

旁边是一串电话号码。曲哲低头说：

“美国种族歧视很严重，要不然怎么广告都贴到地铁车厢里了。”

杭湛点头称是，因为在法国生活那么多年，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去过，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广告。

隔了几天，他们在地铁车厢里看到了另一则广告，还是曲哲发现的。因为曲哲平时都戴眼镜，而杭湛只是在学习时带眼镜，平时看东西都模糊。在大部分情况下，新鲜事都是曲哲发现的再转告她。那天，在曲哲的指点下，杭湛戴上眼镜看到地铁的广告是那样写的：

“遭受过家庭暴力吗？给我们打电话。”

曲哲侧过身来在她耳边说：

“美国的家庭暴力也很多，要不然怎么广告都贴到地铁车厢里来了。”

停了一下，曲哲又想起了什么，补充道：

“文革时中国人也这样，让大家睁大眼睛发现反动标语，马上向领导汇报。当时全国都是一个告密系统，人们把揭发别人的行为当做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不过那时揭发和告密都得自己写信，要不就得亲自去说。美国人倒方便，打个电话就行了。”

杭湛把眼镜拿下来，放回盒里，若有所思。

10

那一次，曲哲回来晚了，将近夜里12点才到家。回家后就遭到杭湛严厉的盘问，杭湛知道曲哲是和一位女士吃饭。那么晚回家又没打回电话，她一开始就显得怒气冲冲，责问道：

“说说吧，去哪里了？”

曲哲觉得有点委屈，回家受盘问的例子其实不多。杭湛大部分时间是不过问的，因为她知道越问曲哲越不说，结局都是吵一大架，什么结果都没有。

这次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来例假之前头痛，情绪容易激动，曲哲更不明就里。觉得自己无辜，就故意不理她。但是杭湛那天不依不饶：

“你的日记本我都看了，不就是个女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