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农庄”其实是西郊镇的一家农户，以环境幽静、酒菜实惠而著称。按王苟的说法，选择这家酒店的理由是，“离看守所近，可以赊账。”

王苟点了一条鲶鱼和几个小菜，那条鲶鱼大到一种程度，盘子碟子都太小了，只有茶盘才得以容得下它硕大的身躯。梅健民“哦”了一声，禁不住地惊奇。

帮主一口气开了三瓶“石门湖”，解释说：“连城出的新酒，才36度，先一人一瓶，各扫门前雪。”

“不行不行，”梅健民企图藏起酒杯，“我几岁？你们几岁？喝酒喝什么，喝的就是年龄，喝的就是体格。”

王苟夺过梅健民绕到身后的酒杯，斟满一杯说：“要量化管理。”

帮主说：“对呀，免得你吹牛皮说多喝了，好像我们以少欺老似的。”

梅健民与王苟推杯换盏，与此同时，闵所长在另一家酒店跟同学们觥筹交错。同学嫁女儿，同窗好友凑成一桌难免要感慨欷歔，岁月不饶人、人到中年万事休，每一句话都要用酒来概括。闵所长不觉得自己喝醉，因为他真的喝醉了。酒逢知己千杯少，少就少在还清醒的时候都说自己醉了醉了不能再喝；一旦喝醉了，反而梗起脖子声明，“我没醉。”

“我没醉。”闵所长甩开试图携扶他的手，卷起舌头又强调一遍，“我没醉。”

闵所长踉踉跄跄地启动摩托车，停在酒店门口扬言要送这个、要送那个。谁也不敢坐闵所长的车，除非自己也喝醉了。主人担心夜长梦多，费了好一番口舌才打发闵所长走人。

不幸的是，闵所长并没有回到看守所宿舍，他的生命在路上就结束了。

检察院传唤的一个挪用公款嫌疑人原先在宾馆“双规”，检察院的人也是人，过年了他们也想放假，经济检察科­干­脆向批捕科弄了一张逮捕证，将他送进看守所。

看守所设在城市西郊的屏风山，那是个偏僻冷清的地方，集中了海源市所有让人望而生畏的单位：看守所、拘留所、­精­神病院、殡仪馆。一到天黑，就没人愿意从屏风山经过了，甚至大白天从屏风山出来，也要被路人用异样的眼光看得你心里发毛。看守所建在一座孤零零的山头，通往它的大门却要先下冗长的斜坡，这样，319国道与看守所之间的公路就呈现出明显的U形。这条U形水泥路修得笔直，路两边的塔松像仪仗队那样挺拔，乍一看还以为是外国人修的。

检察院的警车冲到U形谷底时，路上侧躺的一个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几个立功心切的年轻检察官跳下车，不满地踢踢这个不识趣的家伙。躺倒的人没动，其中一个检察官不耐烦了，用脚使劲一拨，侧躺的人于是成了仰面朝天。检察官们像中了炸弹那样蹦离现场，嗡的一声全躲回到车里，因为那人根本谈不上仰“面”，他连脑袋都不见了。

司机打开远灯探照尸体，检察官们就在车里用手机报了案。

刑侦队赶到现场，立即实行了封锁。重案组投入了有条不紊的搜查：摄影员负责固定现场，他用车灯照明，从不同角度进行拍照；痕迹员和两个负责物证鉴定的工程师戴上|­乳­胶手套，拧亮头盔上的电瓶灯，肩并肩地开展“指尖搜寻”工作。痕迹员用镊子采集每一件现场的物品，并把它们一一装入塑料盒内。很快，痕迹员就在路边的草丛中找到了尸体的头颅，这回轮到他们蹦离现场了，因为这是他们老同行闵所长的头。

重案组的童组长也戴上|­乳­胶手套，他将闵所长的后脑勺托在手上说：“这人头本来是最尊贵的，一离开身体就成为最可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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