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星期后，外语系教师和学生­干­部举行送别许莹的茶话会。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一大群同学到许莹家，把大小行李搬上一辆大卡车。

“雨山也想来，”许莹坐进驾驶室，我紧握她的手，悄声说，“担心太惹眼。他要我对你说，一辈子都会记着你。”

许莹吸了几下鼻子，眼眶里亮晶晶的，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卡车开动了，她的头伸到车窗外，招动右手，挂下两行泪水，哽咽地喊：“同学们，谢谢你们……”

我不知道，那苍白的闪着两条泪光的脸蛋，那载满行李蹒跚摇晃的卡车是怎样从我泪水模糊的视野里消失的。

后来的事实，一次又一次证实许莹的两句话对我和雨山是多么有用。红专大辩论，批判白专道路，向党交心，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环环紧扣，密不透风，全然没有喘息的时间。每一场运动对雨山来说，都是新的难堪、新的折磨。然而，我们已经不再天真，也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

原以为反右整风结束了，就会有时间和雨山在一起，事实却恰恰相反。难得有个星期天了，我们尽可能去同学们很少去的偏僻风景区，不是为了谈情说爱—— 一点谈情说爱的情绪都没有——只商量如何在运动中安然无恙。

走路的时候，他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前方，只是听我说话。忽然，他刹车似的站住了，仿佛脚下出现一个深坑，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的地面；两三秒钟之后，仿佛终于看清了，向前跨了一大步，追上我。这样的情形接连发生了好几次。

“你怎么啦？”有一次，我迷惑不解地瞅着他，脱口而出。

他咧嘴一笑，笑得那么空洞、茫然。

哦，持续不断的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把他的­精­神逼到崩溃的边缘了。只要走错一步路，说错一句话，一辈子就完了。生活太可怕了。奇怪的动作出现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渐渐成为他的习惯，他自己却全无觉察。我既然无法使政治运动停下来，也就无法使他的神经松弛下来，我就只能用满心、满身的温柔去抚慰他受伤的心。

然而，温柔已经成了必须向党交代的过错了。向党交心运动的Ｇao潮中，全校师生在大礼堂听取交心运动典型发言。一位中文系的副教授——解放前文学院著名的才女和校花，现在依然风姿绰约的中年­妇­女——向党交代了和丈夫在床席间说的悄悄话，一时轰动了全校。温柔成为一种见不得人的罪孽，成为令人提心吊胆的耻辱。

好在我们记着许莹的警告：不要天真。我们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我们的温柔。温柔只是我们的秘密，我们避免了耻辱。然而，为了守护温柔，我们没有心思温柔了。

向党交心直交到开始放暑假的七月上旬。

一天晚上，校党委突然宣布明天全校师生下乡“双抢”。

第二天，全校师生就像一窝蜂似的捅出了校门。

半个月后，个个脱了几层皮，像一群溃散的败兵七歪八倒回到学校里。

寝室门口站着个黑人，看见我，乌黑的脸上白得发蓝的眼珠一闪，现出了笑意。

“哎哟，雨山，是你呀！怎么晒成这样？”我心疼地喊。

“还是这样痛快！”他咧着嘴，满不在乎地笑着，“真担心你给累垮了。听说你们也回来了，连忙过来看看。好像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