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了飞机才发现北京早已是雪沃千野，四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天空一洗的灰，像张毫无表情的棺材脸，倒是那满眼的白­色­令人平添了许多生气。我穿着短袖T恤外面加了件脏兮兮的外套，下了飞机就直接往家里赶，结果还是冻得够呛，晚上发着高烧缩成了一团，直到天亮的时候我才朦朦胧胧的睡去。第二天下午刚准备去公司，老余打来电话告诉我，说我们这几个月在外出差超支两万多，有些还票不对款，老总大发雷霆，在全员大会上说我们是公司的蛀虫，要调查处罚我们，老余已经逃离公司，正在回东北的路上了，他劝我不要去公司了，要罚起来这一年都他妈白做了。我应了几声，接完电话后就关机了。这些钱有一半是我和老余分了，还有一半是嫖妓嫖完了，公司出去拍片子的人哪一个不是带着嫖资出去的，长期在外没有­性­生活，那岂不是没有人权？关键是弄到发票就可以了，大家都心知肚明。公司这样做俨然是杀­鸡­给猴看，长期不处在权力中心的漩涡中，不知道又被哪个王八蛋摆了一道。我愤愤的想了半天，只是可怜了我的年终奖。此时的我正穿得整整齐齐，站在家门口。我拿着电话一时不知道是该转身继续睡，还是挺着脖子继续外出。

我还是选择了出门，头晕沉沉的实在不想继续呆在暖烘烘的房间里，迎着雪一口气走了一两里路，一点都不觉得累，也不觉得冷，风雪扑面，反而格外清爽。我昂着头眯着眼，唱着崔健的迎着风向前，迎着风向前，越走越来劲，后来竟慢慢地跑了起来，我在大雪中逐渐加速，冲刺，最后倒在了一个缺胳膊少腿的雪人身上，喘气不止。

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跑累了以后，我居然第一次莫名其妙的坐了一辆公共汽车，漫无目的的游了一下午的北京城。车是从东城到西城，再返回东城的。回来的时候我望着窗外，看着西单、天安门、王府井——在漫天的雪花中隐退，天­色­慢慢的黑下来，我突然变得萎缩了起来，浑身软软的没劲。车经过国贸大厦的时候，满眼的灯火，佳子也许在里面的哪一间办公室忙忙碌碌呢，我心想着，又觉得自己没劲，硬生生的转过头去，没有再看。

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的感冒加重了，躺在床上给自己倒了杯热水，捂着被子。脑袋像针扎一样，有种说不清楚的疼。我关了所有的灯，缩在床上的一角，哈着气，手上调着频道，眼神呆滞无光。

电话响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那时候我已经进入梦乡了，电视还在开着，放的是赵本山演的《刘老根》，范伟演的“药匣子”正在破马张飞的犯贫。但除此之外，房间里似乎还弥漫着一股生人的气息，黑黑的仿佛漂浮着什么。自从我搬到这里来以后，我就常常会有某种灵异的恐惧，每到天气晦暗，风云大作的时候，我住的楼上就会有异样的响动，有时是孩子的哭声，有时是车轮碾过，更有甚时，愈夜动静愈大。你也许会认为这没有什么，房地产商偷工减料，楼上楼下隔音效果不好。可是如果我告诉你，我住的是顶楼你会作何感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曾经亲自上顶楼看过，那里除了空气和一些陈年的荒草垃圾之外，别无他物，你又会作何感想。这样的感觉给我的好像是还有一个人在与我同住，但我看不见他，起初我有些惊恐，但后来我也想通了，各自过各自的日子，他不下来吓我，我也不上去整他，大家相安无事。但今天晚上他似乎气息极强，好像有些要破茧而出的味道，莫非是我生病以后，阳气减弱了？此消彼长，他不遵守我们之间的君子协定了？莫非他今晚上下来想收了我？我摇摇脑袋，发现头重如斗，像块铁木一般。

电视机的声音被我调得很小，所以电话声格外刺耳。我是从来不留固定电话给公司的，所以我肯定这不是公司追款的电话，但我回来以后又没有和任何人联系，谁知道我回来了呢？我看看表，发现是晚上十二点多了，我犹豫着是否接电话，我不知道是谁，但确定是身边的几个熟人，只有他们知道我的固定电话，也只有他们知道我有晚睡的习惯。打电话的人好像特别有耐心，一连响了五六下还不肯罢休。我看了看房间，那股­阴­狞之气仍在，我冲着空气说：“你今晚如果想出来的话，门都没有，别以为老子病了你就可以胡搞瞎搞了，告诉你，老子是文曲星下凡，还怕镇你不住！我要是再叫个武曲星来，你就彻底死定了！”说完，我拿起了电话，原本以为是谢峰或者是邵刚他们，结果话筒那边传来的却是一个娘们的声音，再仔细一听，原来是欢欢。

《北京桂花陈》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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