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下放农村，其目的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接受再教育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并没有人告诉我们。但下放后不久，我们都明白了，就是为了回城，也就是回到南京。我们下放是为了上调，离开是为了回去。听上去有点儿荒唐，但事实就是如此，所有的知青都是这样理解和努力的。问题仅仅在于，如何才能回去？

按大许的说法，就是看谁能熬，憋得住，下乡锻炼炼（练）的就是这个。但仅仅能熬、能憋显然是不够的，那不过是防止在回城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某些差错，比如和当地人结婚，生了孩子，就只有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就算你熬得住，也憋得住，也不一定就能回去呵，还得积极表现。只有通过积极表现赢得贫下中农的信任，招工、上大学或者当兵才可能有被推荐的机会。

就说老庄子上的四名知青吧，除吴刚以外都在积极表现。吴刚是因为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根红苗正，无须表现。他只要能熬能憋就功德圆满了。其他的人就不行了，除了在生产队的大田里摽着­干­活，还得各显其能，另辟蹊径。

比如我要求喂养闺女，就明显有讨好贫下中农的意思。那闺女是队上唯一的耕牛，虽然年老体衰，村上的人还是把它当成了宝贝，成天咱闺女长闺女短的。如果队上还有其它的牛，也不至于如此，闺女甚至连名字都不会有。就像村子上的那些狗，就没有名字。老庄子上的人叫它们狗，最多根据毛­色­的不同，称之为黑狗、白狗、黄狗或者花狗。

邵娜积极表现的方式就是给村上的人看病。她自制了一个小药箱，背着挨家挨户地串门，甚至下地劳动的时候也背着。治病用的药品是家里从南京寄来的，无非是红汞、消炎粉、土霉素、去痛片这样一些常见药。因为村上的人平时不吃药，因此一吃就管用。邵娜药到病除，竟然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在此成绩的鼓舞下，她戒骄戒躁，开始学习针灸和肌­肉­注­射­，也就是扎针和打针。扎针她在自己身上练习，打针就只能在我身上练了。往往是，邵娜的胳膊和手上扎满了针，而那只扎着的手正按着我ρi股上的药棉，的确是够吓人的。邵娜练习扎针是为了治疗贫下中农的疑难杂症，而练习打针却是为了治疗贫下中农的猪。也就是说，我成了给猪治病的实验对象。

打针主要是打青霉素。老庄子上的猪和人一样，不免药到病除。后来，邵娜作为兽医的名声就远远地超过了她作为人医的名声，这自然与当地人的见识有关。他们认为，猪比人更重要。人生病了可以熬，猪生病了就不长膘。再说了，青霉素不仅价钱很贵，而且稀罕，轻易搞不到手。事情总该有个轻重缓急吧？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我作为给猪治病的实验对象就不应该感到委屈了。邵娜以兽医而闻名，也是在抬举她。这些道理我是逐渐才体会到的，从医人到医猪的道路邵娜也是在实践中慢慢摸索出来的。

再说大许。

他出身于一个典型的剥削阶级家庭，解放前家里是开工厂的。我父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始后就被打翻在地，后来去了五七­干­校。邵娜的父母则是知识分子，属于臭老九。邵娜的父亲头上还顶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尽管如此，我们的父母都没有历史问题。因此大许每次喝多了，不仅哭他没有女人，还哭他没有一个好爸爸。我安慰他说：“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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