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贵在地上磕了磕烟袋，又装了一袋烟，沉吟半晌后说：“那就先减一个人，你们几个拉着试试。说好了，他们换着站耙，你不换！”

为国“嗯哪”一声说：“再减一个也没事。”

“你没事，人家有事，哪个像你，一身的牛劲！”礼贵没好气地说。

然后礼贵就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这以后，就成了三个人拉木头耙，一个人站木耙。的确比以前费劲多了，那木耙就像钉在水田上似的，也像有一头牛在向后拉。我不免在心里抱怨为国，大许显然也不太高兴。礼贵不在，他就没有表现的必要了，甚至连号子也不喊了。大许不喊号子，其他人自然也不喊。倒是为国憋足了力气，弓身曲背，一往无前。后来我发现，即使自己不那么用力，那木耙也一样向前移动。并且为国说到做到，果然没有站木耙。我、大许、礼九轮流站上木耙，挺直身子，汗淋淋的经风一吹，真是说不出的快活惬意。

就这样，我们一共­干­了五天，剩下的水田基本上都耙平了。每天从田里上来，我的小腿肚子止不住地哆嗦，肩膀就像火烧一样的疼。幸亏有一副从南京带下来的帆布垫肩，围在脖子上，垫着钝刀一样的绳子，我才没有在水田里趴下。

一大早，天还没有亮，村子的西边就响起了礼贵的喊工声：“下田啦，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

大约喊了三遍后，我才很不情愿地爬了起来。肩膀就像有记忆一样，马上疼痛不已，脚一落地，小腿肚子就开始颤抖。匆匆套上衣裤，我走进堂屋里，大许和吴刚正摇摇晃晃地从西边的屋子里出来。大许边系裤子边说：“这是什么世道，天还黑着呢！”

吴刚说：“简直就是半夜­鸡­叫。”

嘟囔了一番后，吴刚走到灶后面，开始烧火做饭。大许则在灶台上忙活。我从门背后找出三把镰刀和半块砖头，开了堂屋的门，然后就蹲在门口磨镰刀。门外天地清净，鸦雀无声，只有磨刀的声音喀嚓喀嚓的传出去很远。屋内，拉风箱的声音空咚空咚。粮食下锅以后，大许走回自己的房间里，一阵翻箱倒柜。再出来的时候，他手上抓着一把什么东西，正往嘴巴里塞。大概是什么补品。大许一面­干­咽着一面踱了过来。“今天割麦？”他问。

我说：“割麦，你可要好好表现呵。”

“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

大许的怀疑并非没有道理。每天早上喊工，礼贵都是一样的喊法：“男子汉带扁担，­妇­道带镰刀……”无论是什么季节，­干­什么农活，他都这么喊，也不管是不是真的需要扁担或者镰刀。老庄子上的人一般都不会带错农具。如果谁带错了，礼贵免不了会一通训斥。但作为知青，我们对带什么农具上工一向没有把握。八成是这几天耙田耙狠了，我一心想着麦收。只有麦收开始才是我们的解放之日，再不用赤脚下水田拉木耙了。都说麦收是弯腰头点地，但动用的毕竟不是同一块肌­肉­呀，“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辛苦毕竟不在眼前。